公安三袁

明代有文学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并称公安(湖北)“三袁”，以宏道成就较大，成为“公安派”文学的创始人。袁宏道，则是"公安"诗体的创始者，王张为诗应注重妙悟与清新轻俊，把我国原已灿烂挥煌的诗学，又带上了另一个崇高至美的境界。据史载，袁宏道之兄宗道及弟中道，都十分有才气，被时人誉为"三袁"。

  公安派：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袁宏道（1568—1610），初字孺修，改字中郎，号石公、六休，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时期生活富裕，在万莹、王辂等名师的教育下，善于诗文。十六岁为诸生，即在城南结文社，自为社长，除攻读八股制义外，倾心诗歌古文，“有声里中”，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尊袁宏道为师，“奉其约束，不敢犯”。二十一岁时中举人，但赴京会试却名落孙山。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二十三年选为吴县令，三十七年，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事毕请假归里，定居沙市。
   袁宏道在明代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与兄宗道、弟中道时号三袁，宏道实为公安派领袖。他的一套系统理论，成为公安派文学纲领。他反对盲目拟古，主张文随时变，其目标是去伪存真，抒写性灵。他认为，性灵能导致文章的趣和韵，而它们是由“无心”或“童子之心”得来的。他推崇民间的通俗文学是“无闻无识”的“真声”。袁宏道的散文极富特色，清新明畅，卓然成家。今存其尺牍280余封 ，各类随笔200余篇。作品真切感人，语言浅显，无斧凿之迹  。作有各体诗歌1700余首，成就不如散文。著有《敝箧集》、《锦帆集》、《解脱集》、《广陵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破砚斋集》、《华嵩游草》等。今人钱伯城整理有《袁宏道集笺校》。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号石浦，生于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1560年3月13日）。为袁宏道之兄。他聪颖早慧，十岁就会写诗，二十岁成秀才。袁宗道为诗最初学李攀龙、王世贞，不仅熟读，而且认真摹仿。但是他逐渐觉得李、王之诗过于刻板，便怀疑“诗文之道不尽于是”，乃试图另辟蹊径，以摆脱拘束。二十多岁时，他与乡中文友结社论文，并且沉溺其中，夜以继日，还编刻自己的诗集付梓。后来他得病几死，因而暂时放弃文事，终日静坐修身，或栽花薙草，不问世事。在父亲的数度催逼下，二十七岁时考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三年后，授翰林院编修。曾向焦□及李贽弟子僧深有问学。万历十七年(1589)归里，钻研学术,以禅宗思想研究儒学,著《海蠡篇》（今佚）。九年后复入京，官右庶子，任东宫讲席。袁宗道钦慕白居易、苏轼，书斋取名为“白苏斋”。明万历年间，王世贞、李攀龙为代表的拟古文风仍有较大影响，袁宗道极力反对，与其弟宏道、中道志同道合，人称公安派。他认为文章要旨在于辞达。古文遗达，学古应学其达，“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而文章欲辞达，须先有“理”（思想学问），“从学生理，从理生文”,如先秦及汉唐宋诸名家,“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其次要有真情实感,“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以上均见《论文》)。从这种观点出发,他的诗文创作不事模拟，率真自然。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答友人》等，都情运笔端，真切感人。论说文如《读大学》、《读论语》中某些章节，浅显通达，警辟有味。但他的多数散文以士大夫的闲情逸兴、说理谈禅为主要内容,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又逊于散文,少有佳作。
　　著有《白苏斋类集》22卷。另著有杂剧 2种及词若干，已佚。
袁中道（1570—1624），字小修。也是早慧的才子，十岁便作《黄山赋》、《雪赋》，洋洋五千余言。他爱读佛、道之书，自作注解，飘然有出尘之想。尤其是二十岁左右，曾随兄赴麻城访问李贽，更受佛教出世思想影响，无意科举。他倜傥任侠，“视妻子如鹿豕之相聚，视乡里小人如小人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却泛舟江湖，浪迹南北，寄兴于山水诗文。

    袁中道（1575～1630），中国明代文学家。字小修，一作少修。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授徽州府教授，止于吏部郎中。与其兄宗道、宏道并称“三袁”，为公安派中坚。其成就次于宏道。其文学主张与宏道基本相同，强调性灵。他较两兄晚殁，目睹模仿公安派的文人的流弊，晚年又形成以性灵为中心兼重格调的思想。他的作品以散文为优。游记文能直抒胸臆，文笔明畅；日记多有精粹文笔，对后世日记体散文有一定影响。著有《珂雪斋集》20卷、《袁小修日记》2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