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关于袁范宇先生的资料

我是袁范宇后人，父亲袁立中，伯父袁立邦，姑母袁晞。我想知道我们老家在黄陂哪里，求好心朋友帮忙。

袁范宇
范宇先生之父青年时到日本横浜市谋生，与当地女子结婚。
中文名：袁范宇
别    名：福本一善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
出生地：日本横滨
出生日期：1893
逝世日期：1965
职    业：早期同盟会会员

个人介绍
    范宇先生生于日本横浜，日本名为福本一善。早年就读于燕村私塾、横浜华侨小学、横浜大同高小、东京正则中学、东京模范英语夜校、东京商科大学。1912年加入同盟会东京支部。1914年从东京商科大学毕业，获得商学士位。1915年回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在汉口与董必武、蔡济民等人组织打倒军阀王占元的运动。失败后潜伏在日本商行，继续进行地下革命工作，掩护同志在日租界开展活动，并用其日本名，帮助传递信件。北伐军到武汉后，任湖北公矿局．营业课长，并继续在日本洋行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同志遇害，因其在日本洋行工作而幸免于难。在范宇先生的保护下，董必武同志安全离开汉口，经上海到日本，住在其弟家中。"七·七"事变后，到湖北省建设厅工作。武汉沦陷后，复回日本商行。

个人履历
    2010年3月24日，网易新闻刊登《侵华日军大佐有位“黄陂人”》，通过一位黄陂籍台湾老者的回忆，讲述了一位出生于日本、祖籍黄陂的“日军大佐”善待乡民的故事及其身世之谜。根据老人的回忆，这位日本名叫“福本一善”、中文名叫袁范宇的传奇人物，其父是黄陂人氏，母亲为日本横滨女子。
    昨日，年逾八旬的“老武汉”万澄中以他的亲身经历，向记者报料：袁范宇并非在日本出生，其亲生父母均为中国人。之所以被传闻成“中日混血儿”，个中有缘由。
    据万澄中回忆，1941年初秋，作为“武昌高师”的首届毕业学员，他在武昌和汉口各教了一学期的书后，因年轻对教师这个“行业”不甚感兴趣，恰逢老家黄陂来了一位叫万耀臣的堂叔，建议他找一位叫“兰英”的堂姑母，到银行谋一份差事。
“堂叔说了以上的这番话后，就领我从汉口上海路的家中，走到兰陵路兰陵村二号兰英姑妈的家中见到了她。堂叔告诉我，兰姑母的丈夫叫袁范宇，也是黄陂人，是袁的父亲的原配夫人所生，小时候，他随父亲去了日本，他父亲在日本开了一家美发院，续娶了一位日本夫人，也生有一子，后成为日本军政界的一位很有权势的人。袁范宇因此也有一个日本名字叫做‘福本一善’。袁当时在汉口的职务是汉口中江实业银行的总务处长，下设有庶务、文书等科。”
    袁范宇和兰姑母生有二子一女，长子袁立道为抗战前汉口著名的“跑马师”，次子袁立邦曾和他同为汉口高级职业学校校友，他们还有一位女儿叫袁晞，长得非常漂亮，留学日本。
    过了几天以后，万澄中就接到了中江银行的一个通知，叫他去到银行谈话。“我按时去到银行，哪里是什么谈话，银行三楼的宴会大厅已摆好了70张桌子，上面放的是记账席，算盘、钢笔和墨水，叫我们70个人，各坐各的桌子，做一套账，利用算盘来加算长到过亿、短到几角几分的数目的数字，以此考核我们的算盘水平。”
    过了几天，万澄中就接到了银行叫他去上班的通知。“不久，银行的大权均由汉奸、特务、流氓一身兼的朱振钧和陈介禄、吴荐秋等所夺取，袁范宇是一个老实人，什么权都没有，我则被排挤而要调到河南信阳，因而就辞职不干了。”
    万老回忆说，抗战胜利后，袁范宇的经济情况不佳，但仍居兰陵村，靠教授日、英语维持生活。解放后，袁范宇曾在人民银行汉口民族路办事处搞装订收支凭证等工作
    1951年，经董必武等革命前辈介绍，到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工作。1958年，调到对外贸易局工作。1962年5月，被聘任为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袁范宇救助董必武脱险又缘何成为日军大佐？
     一位来自台湾的老者叫张柏如，又名张诚学，现为台北市黄陂同乡会总干事。《无陂不成镇》的编著者为作家裴高才先生，供职于武汉市黄陂区台办。两年前，两岸各界发起纪念“武汉会战七十周年”活动，并分别在武汉、台北两地举办了研讨、纪念活动。两位先生由此联系更加密切。

    84岁的张柏如出生于黄陂，父亲经营航运业，祖父为当地颇有名望的乡绅。抗战期间，年少的张柏如分别生活在武昌、汉口和黄陂，亲眼目睹了日军对武汉城乡狂轰滥炸的惨状，同时也聆听祖父讲述了一位祖籍黄陂的日本大佐善待县民的故事。裴高才将老先生口述的这段往事，整理成回忆文字收录在新著《无陂不成镇》中。

    日军大佐宴请乡绅自称父亲是黄陂人

    根据张柏如的讲述，1938年10月24日，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日军第六师团分别占领黄陂县城及附近诸多交通据点。

    “在日军占领黄陂前，我县百姓已风闻日军在中国战场无恶不作，因此人们大多已逃避北乡山区，俗称‘跑反’。我家因上有老、下有小，行动不便，才留居县郊，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不知何故，日军占领黄陂初期，竟无恶劣行为发生。

    在日军到达黄陂县城的第四天，其先头部队的县队长福本一善大佐，即命翻译官出面邀请地方士绅吃饭。当地士绅，有的已逃往深山老林，有的怕是鸿门宴，不敢前往。张柏如先生的祖父还真想看看日军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于是赴约。

    席间，大佐很恭敬地向在座士绅一一鞠躬，接着透过翻译介绍说:“本人的父亲就是黄陂人，清朝时在一艘日本军舰上做理发师，后来在日本成家立业。我的外婆家是在东京经营一家豆腐店，家道小康。今天特邀请各位乡贤来，就是希望转告乡民不要惊慌，回归正常，安居乐业。我的部队不会扰民，务请安心!”

    张柏如的祖父赴宴回来后，连忙将此事告诉了家人:“奇事，奇事!日军大佐竟是位黄陂人!”此时，人们才弄明白:日军占领黄陂后，其恶行之所以有所收敛，想必是这位日军大佐对部队进行了约束或告诫。

    祖父讲述的这段往事给张柏如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探寻这位“黄陂大佐”的真实身份，张先生和斐先生分别在台北和武汉两地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和资料，终于弄清了其身世之谜。

    原来那位大佐中文名字叫袁范宇，其父是黄陂人氏，青年时到日本横滨市谋生，与当地女子结婚。小范宇于1893年生于日本横滨，日本名为福本一善。1912年加入同盟会东京支部。1914年从东京商科大学毕业，获得商学学士位。1915年回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并在汉口与董必武、蔡济民等人组织打倒军阀王占元的运动。失败后潜伏在日本商行，继续进行地下革命工作，掩护同志在日租界开展活动，并用其日本名“福本一善”帮助传递信件。

    “日行买办”救助董必武脱险

    1927年，北伐军到达武汉后，袁范宇曾任湖北公矿局营业课长。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同志遇害，袁范宇因在日本日信洋行工作而幸免于难。

    袁范宇在东京时与留日中国同学何羽道结为挚友，两人常在一起切磋汉学。何羽道回国后，经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共。袁也由此结识董必武，成为好朋友，并常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保护他们。

    张柏如在回忆文章中，还讲述了这位“日行买办”义救董老的故事:1927年12月，蒋介石密令反动军阀胡宗铎等在汉捉拿董必武、何羽道。袁范宇冒风险安排他们用化名住在自己日租界家中。此时，敌人已探知董必武、李汉俊等共产党人匿身日租界。17号下午，胡宗铎派兵包围了日租界42号李汉俊家，李汉俊、詹大悲等4人同时被捕。情况万分危急，袁范宇当机立断，将董老秘密安排在堂弟所在江申线江轮上离汉。行前，董必武要何羽道和自己一起走，何坚决不同意:“如同行目标太大，不利于董安全脱险”。

    “袁范宇送董必武上船后，就直接到洋行上班去了，没有回家。岂料，胡宗铎的鹰犬在叛徒带领下冲进了袁宅。他们原以为定可抓住董必武，结果扑了空。就把尚未转移的何羽道逮捕了。何被捕后视死如归，英勇就义。后来，袁一直对何羽道在自己家中惨遭毒手耿耿于怀。”

   与中共如此密切，缘何成为日军大佐

    与中共如此密切的袁范宇又是如何成为日军大佐的呢?

    张柏如先生揭开谜团:全面抗战爆发后，袁曾到湖北省建设厅工作。武汉沦陷后，他又复回日本商行作掩护。日军占领之初，人才短缺，为了笼络人心，就在汉口日本洋行征调日本人前往各地“安抚”或特务部工作。袁范宇所在日信洋行就有三人被征调，袁就是这样被派遣到黄陂代理大佐，但薪金仍由洋行支付。

    在黄陂代理大佐没多久，袁就被调至汉口日军特务部工作，在该部第一课任翻译。1940年调伪“中江实业银行”任总务处长，并开始改用中文名字袁范宇。解放后，经董必武等介绍，他被分配至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工作。1958年，调到对外贸易局工作。1962年被聘任为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20世纪60年代，袁范宇经常去看望何羽道的孙子何秉冲。1965年，袁曾蒙发了要教授秉冲日语的想法。只可惜，天不假年，不久袁便逝世了。”张柏如在回忆中感慨:“回忆之余，我想，袁君当年身为日军指挥官，竟能大义凛然而不忘荆树根，他的义行值得我们身在异乡的华人同胞省思和尊敬!”

    袁范宇调离黄陂后，黄陂各地遭到日军的血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