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老河口袁氏四姐妹

湖北老河口袁氏四姐妹

    “天下十八口，数了汉口数河口。”鄂北重镇老河口，旧称“小汉口”，四省通衢，人杰地灵，著名的巾帼英雄——袁溥之、袁震之、袁熙之、袁暄之四姐妹就出生在这里。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上周，记者通过老河口市委党史办联系到了四位女前辈的侄子袁泽沛教授。袁教授的父亲袁昭是袁暄之的胞弟，少年时代曾得到4 位姐姐的悉心照顾，老人家去世前是湖北大学地理系教授。袁泽沛教授退休前曾任武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他幼年多次见到亲姑母袁暄之，自1976年起，又多次拜会袁溥之、袁熙之两位堂姑母（袁震之系吴晗夫人，“文革”中去世），了解这个不平凡家族的不平凡历史。
   
    祖父父亲姑母文化启蒙接力
   
    袁氏家族，在上世纪初叶的老河口袁冲村系名门望族。袁氏姐妹的祖父系前清秀才，父辈兄弟3人，老大理堂，老二书堂，老三碧堂。溥之、震之系理堂之女，熙之系书堂之女，暄之系碧堂之女。
    老祖父心怀坦荡，不慕名利，常言“不愿子孙为大官，但愿子孙成知书明理的君子”，并用颜回的“安贫乐道”、子路的“刚正不阿、不耻恶衣恶食”来教育后人。
    溥之、震之的父亲袁理堂，是当地人称赞的少年才子。辛亥革命之后，他到襄阳担任简易师范学校的校长。后来又回到老河口当教育局长。五四运动时，他被推选为光化县“国货维护会”会长。
    四姐妹的大姑母袁友松28岁夫死“大归”。她在娘家刻苦自修十来年，被聘为老河口女子小学校长。
    四姐妹后来能走出老河口，祖父、父亲和姑母的文化启蒙功不可没。
   
    叔父引领溥之震之参加革命
   
    溥之、震之姐妹是家里的领头雁，而对姐妹俩的命运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祖父、父亲或姑母，而是叔父袁书堂。
    袁书堂早年熟读四书五经，但“康梁变法”废了科举，他不得不到武昌考进了湖北警察学堂。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经常把一些宣传民主革命，反对缠足、抽大烟的报刊寄回家中。那个时候，袁氏姐妹就知道了“工农政权”，“要和平、要面包”等新鲜事。家里祖父戒烟，女孩子不缠足，这在当时算是很大的“革命”。
    袁书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他被派到蒲圻县任县长。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调任黄陂县县长。宁汉合流之后，他携带一笔巨款秘密到达汉口，悉数交给中共湖北省委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后经湖北省委指派，到鄂北特委组织暴动。1930年5月4日晚，中共鄂北特委在袁家里开会，由于走漏了风声，他在会场上被反革命分子开枪打死，为革命牺牲。
   
    溥之震之参与领导女师学潮
   
    1920年，湖北女师的招生广告寄到老河口女子小学。溥之很希望到武昌求学，但父亲要负责全家生活用费，交不起学费。母亲很开明，她常说：女孩何必躲在家里挑花绣朵？要读书识字，有了学问，像你们的姑姑一样当教员，买来穿戴。
    母亲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让溥之和表姐宋伯筠一起到武昌考试。结果，宋伯筠名列第一，溥之名列第五。
    受她们俩的鼓舞，第二年，溥之的妹妹震之、堂妹熙之、暄之、表妹宋炜、远亲杜林、刘超、李佩兰等都考进了湖北女师。这一大群孩子星期天和寒暑假都住在袁书堂家里。大家都受到他潜移默化的影响。
    1922年初，《武汉星期评论》编发了湖北女师教师刘子通的文章《改良湖北教育意见书》。校方以“宣传赤化、贻害学生”为名解聘了刘子通。学生们在徐全直、夏之栩、杨子烈、庄有义、陈媲兰、袁溥之、袁震之等带领下，到校长室质问为何要解聘刘老师……女师学潮就此爆发（本报2010年9月27日《女师涌学潮，名校出英杰》曾报道）。
    1922年暑假，女师校方给7名学潮领袖的家长写信，让他们的孩子转学。这实质就是将她们开除了。溥之、震之姐妹不得不转往安庆女子中学读书，同时兼做团的工作。
   
    溥之退掉与留日才俊的婚约
   
    溥之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后经袁书堂介绍到武汉大学附属小学当教员。武大附小，实际上是党的地下机关。溥之1926年任中共湖北省妇委书记，1927年10月受党组织指示，带领50多名学员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政治系学习经济地理，1928年毕业回国。
    袁溥之早年受父母包办，在老河口订过一门亲事。男方曾留学日本，才俊双全。但袁溥之反对封建包办婚约，坚决退掉男方金银、绸缎等聘礼。1940年，她到达延安后，主动要求在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干部子弟学校承担教育工作。在工作中，她遇上了工人出身的陈郁，结为终身伴侣。陈郁解放后曾任广东省省长，溥之则先后出任过煤炭部副司长、广东省高教局副局长。
   
    震之独到的见解令吴晗倾倒
   
    震之192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武大中文系，因交不起学费，不得不到女子师范当职员。1930年，她又考入清华大学。
    她一入清华，便发表了《武则天》、《中国地名考》等文章，让吴晗这个关在书斋的学者耳目一新，十分倾倒。虽然此时震之在肺病之外，又患上了骨结核病，被一副石膏壳固定在病床上，饮食起居都不能自理，但吴晗依然不顾母亲反对，与她结为夫妻。
    震之由于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加上她博闻强记，思路开阔，在吴晗专攻的历史学领域，往往能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一切使吴晗非常佩服。多年以后，吴晗对妻姐溥之说：震之对我倾向党、倾向革命、皈依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
   
    熙之照顾震之时结识容肇祖
   
    袁熙之是袁书堂的女儿。受父亲影响，她也积极参加了女师学潮。1926年参加共青团，1927年参加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与党失去联系。
    1934年，熙之北上北平，照顾患病的二姐震之。经姐夫吴晗的朋友介绍，到北平交通大学当图书管理员，保证了震之的医药费和生活费。抗战爆发后熙之随吴晗、震之夫妇到了西南联大，在联大当速记员。1940年初与西南联大教授容肇祖结婚。
    抗战胜利后，容肇祖任北大教授。熙之在1949年恢复了党籍，参加北京市妇联工作。
   
    暄之参与筹备湖北女权同盟
   
    袁氏四姐妹中，暄之年龄最小。但她1922年即参与筹备成立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并起草《宣言》，是湖北女权运动的先驱。1926年，她参加湖北省党部办的党务干部学校（学校负责人为董必武）学习和工作，任学生区队长。1927年加入共青团。“四一二”后转入地下搞宣传工作。1927年在武昌第一纱厂进行革命宣传时被捕，后被组织营救出狱。
    暄之1932年在汉口任教。1938年后在陕西省城固、甘肃省兰州大学附小任教。丈夫段子美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代理过兰州大学校长，并当选为甘肃数学学会理事长和中国数学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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