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半鲁人”袁成隆同志

第二故乡的一位赤子 (原国防工办副主任袁成隆同志)    ——访“半鲁人”袁成隆同志 1937年底，热血青年袁成隆，迎着冉冉升起的红日，豪情满怀地站在一艘从天津驶往烟台的轮船甲板上。为了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他毅然决然地放弃待遇优厚的海关工作，决心奔向延安，奔向共产党。这一天成为袁成隆人生的转折点，从此在党的怀抱里逐渐成长为党和国家的优秀高级领导干部，为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建设做出了闪光的业绩。  袁成隆同志1912年出生在北京通县复兴庄。当时家有房产3间，葡萄园2亩。母亲依靠教会曾在北平贝满女中读过书，后在村女校小学教书。父亲在北平西堂子胡同给洋人当厨师，很少回家。袁成隆他的小学是在本村读的。放学后或举杆粘知了，或撒网捉鸟，或在杂草丛中捉蝈蝈，他还喜欢到河里游泳。他每天吃的是玉米面饼子，绝少吃到肉，更无糖果可言。  不幸的是，袁成隆8岁那年，父亲突然因病早逝，家里简直像天塌下来一样，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之中。万般无奈，母亲带着9岁的他，7岁的弟弟和5岁的妹妹来到北平谋生。那时凄风苦雨，日月难熬。袁成隆历尽艰难，勉强在北平半工半读念完了高中。当时毕业就是失业，他也毫不例外地赋闲在家自学。1935年春，他在海关任职的舅父的督促下，考取了上海康脑脱路税务专科学校。学期原为两年，但因海关急等用人，只学了一年多就结业工作了。他先在上海江海关实习半年，后被分配到天津塘沽海关。当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司长是英国人，海关大权掌握在英国人和日本人手中。身为中国海关官员，虽然月拿薪高，还能分到一定的缉私奖赏，在当时也算得上是白领阶层，但是却毫无政治地位可言。使他深深地感到，在海关工作的两年半是屈辱的两年半，心灰意冷无可奈何的两年半。   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平津战起。不久在日本扶持下的冀东伪政权成立。突然有一天，海关的旗子换上了伪旗，袁成隆眼看亡国在即，心急如焚，痛下决心：不当亡国奴，决不给敌人干活。他决定去敌后方，原打算乘船从青岛经陇海路去西安。但船在烟台靠岸时，得知青岛有战事，不得个改道南行厦门，再绕道香港，经广州去武汉。在武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经叶剑英亲自口试，被批准去延安。1937年底抵达延安。刚到延安，他见什么都新奇，遇到什么人都那么亲切，心情感到格外舒畅。在延安，他进入陕北公学17队当学员兼第三分队队长。1938年2月正式开学。学习方式主要是听报告，如听艾思奇讲大众哲学，吴亮平讲国际形势，李维汉讲统一战线等。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学员们讲《论持久占》。他穿着一件带补丁的旧军装，一线小桌子，周围老百姓的鸡走来走去找食吃。毛主席烟不离口，一根接一根地抽，讲道理深入浅出，语言幽默动人。袁成隆此间进步很快，同年5月便 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在该校结业，被分配到陕北枸邑县的陕公分校任35队队长。12月，党中央发出到敌人后方去的号召，陕公分校被改编为抗大一分校，开赴晋东南。在抗大一分校，先任一支队宣传股股长，后任文艺工作团主任，活跃在太行山、长治等地农村和城镇宣传抗日活动。
  难忘的抗大文工团和红火的土改斗争  194O年底抗大一分校奉命东迁山东。当时从河北涉县直下太行山，穿越平汉路封锁线，后经水泊梁山、鲁西北，安抵沂蒙山区，全程千多公里，等于一个东进小长征。山东虽然战略位置重要，但当时根据地的地盘却不大，也不够巩固，中央把115师主力和抗大一分校调到山东，主要是便于培养干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悲愤情绪笼罩沂蒙大地。地遇难烈士的追悼会上，抗大文工团演出了话剧《是谁之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的罪行；在纪念共产党成立20击年大会时，抗大文工团歌曲《你是灯塔》，唱遍了山东和全国解放区；在打击反动会道门黄沙会后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歌曲《沂蒙山小调》，成为沂蒙山区的代表作1941年冬经历了日寇对沂蒙山区5万人的拉网清剿大扫荡，抗大文工团跟山东军民一起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1941年3月，刘少奇同志自华中到山东检查工作，指出山东发动群众不够，根据地不巩固，要求开展群众性的减息运动。当时山东分局书记是朱瑞。这时候抗大文工团奉命脱离抗大建制，下放地方归山东分局领导。1942年春，抗大文工团被派到由山东分局领导的“两个放手发动群众”试点县之一——临沭县。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文工团的这批从大城市来的青年学生是第一次深入农村，接触农民群众，开展与封建角势力面对面的斗争，不喻，困难是很大的。朱瑞要求大家首先要和农民打成一片，否则农民不会接近他们。文工团立即决定，男的都剃掉“洋头”，穿上当地的长袍，都梳小髻，绑上裤腿，分散到贫雇农家中，各自去认干娘和干爹，并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一来，他们与农民的距离拉近了，为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每个人的世界观的改造上了生动的一课。1941年5月1日，山东战工委欢迎国际友人罗森特来山东工作，特把袁成隆这位懂英语的干部临时充当了翻译，地点就在现在沂南县的青龙寺村。后因工作需要，他被调到省文联任组织部长，还没到任又被调到山东分局中心县，滨海区的莒南县任县委委员、群委书记、各救会长。  莒县历史悠久，是春秋战国时代古国。莒南县大店镇是该县和鲁南一带的头号封建堡垒，明朝时就有翰林、举人、进士等一批高官。大店庄地主共有72堂号，占地半个县。他们除出租土地外，还开银号、放高利贷，几十个佃户村，有“出门拉屎不出大训地”的说法。  为攻破大店这个封建堡垒，在山东分局和渤海区党委的领导支持下，配合县委和大店区委，他从调查研究入手，抓住关键问题，深入发动群众，很快推倒了压在当地贫雇农身上的封建主义大山。当时有这样一件事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佃户村小王庄有个魏大娘。有一天，大店地主的一只鹰飞到大娘土院内抓鸡，不小心被正在院内晒粪的魏大爷举锨打死。谁知这下可惹了大祸。魏大爷被抓进大店庄阎王所设公堂吊打半死。魏大娘四下托人说情，情愿赔偿。但地主哪肯善罢甘休，提出十分苛刻的条件：除抽地摆席，请酒谢罪外，还要给鹰出殡，要魏老汉披麻戴孝，口叫“鹰爹”陪罪，并在魏家院内置坟，否则不予放人。魏家及众乡亲们气得咬牙切齿，但却无可奈何，只好全部答应。出殡那天，吹鼓手吹得人心欲碎，魏老汉披麻戴孝，鹰坟修好，烧上香才了事。可怜的魏老汉饱受折磨，没过几天便含冤死去。家破人亡的魏大娘被迫带着孩子住进了破庙，每天拄着木棍讨饭吃。1943年麦黄季节，袁成隆在大店召开了60多个村的3000多群众代表参加的批斗地主大会。当魏大娘控诉到被迫给鹰出殡时，当场乡亲们悲愤难平泣不成声。群众愤怒之极，当场把愤恨的庄八爷的眼镜砸碎和庄七爷的文明棍折断，并群起把鹰坟平掉。群众高呼“睛天了，睛天了”！自此，动起来了，“双威”斗争开展得红红火火。关于大店双威斗争情况，他后来写了一个书面总结报告，由县委转报山东分局，由山东分局宣传部印成小册子，发各地参阅。
  第二故乡的三任地委书记  袁成隆自1939年到1952年，共在山东工作了13年，与山东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生死与共，同甘共苦。他永远不会忘记沂蒙山区父老的哺育爱护，并肩战斗的艰辛与欢快，以及那又香又脆吃了拉不出屡的糁子煎饼。他把山东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自称“半鲁人”。  1947年，袁成隆随华东局农村工作部部长张晔去平山参加全国土改工作会议。会后即调到渤海任地委副书记，书记兼分区政委。这里离天津较近，辖盐山、乐陵、宁津、庆云等11个县，盛产棉花、麦黍等。由于耕地严重碱化，所以在他任职期间主要力量用在党的建设、发展生产，修治马颊河，疏通水路，同时利用淡水冲压，变碱地为良田，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949年初，袁成隆调到清河地委，接替王效雨任地委书记。地委当时设在桓台县索镇的一个被没收的地主大院内。1950年初，渤海一、二地委合并，成立德州地委，袁成隆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地委机关设在一个天主教堂的旧址，全部是小平房和一个破旧的二层小楼。市内仅有一个小电影院，用时权作礼堂。那时地委很穷，出差下县主要靠骑马。有一次山东分局书记向明到德州检查工作，没有汽车接送，袁成隆只好自己陪同步行。地委没有招待所，向明只好住在正好外出的副书记付爱农的床上过夜。向明书记也吃大锅饭，能吃上德州烧鸡就算是美味佳肴了。这里盛产棉花，最初多为小棉花，亩产籽棉百十斤，合皮棉30斤，后在他的组织推动下，逐步改种大棉花，棵大桃多，皮棉产量高达1OO多斤，品种改良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在德州时，有一件事是使袁老回忆起来仍深受感动。那时正值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党要抢夺胜利果实，我军急调东北。德州地委一边把区中队和县大队改编调走外，还紧急开展参军活动。袁成隆日夜手持电话了解情况，指导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而艰苦工作，终于完成上级所给的征集7000新兵的任务。他认为当时的农民觉悟是很高的，对共产党是很信任的。  回忆起在德州的工作，他说：“我在德州工作期间，正赶上 1952年的‘三反五反’‘打老虎’运动。 上边有数字要求，我自己也头脑发热，认为搞财经的人大部分会有问题，是打虎的对象。记得有一个冬天，天下着大雪，地委机关召开打虎大会，错打了几个财贸工作的负责问志，每忆起此事他总是感到十分不安。当他离开德州后，每次见到原德州地区的同志，他都请求我们转达对被打错的同志的歉意。虽然早都平反了，但他认为教训是深刻的，要实事求是，不能跟风。他感到在渤海地区三任地委书记，独当一面，负有重任，有成绩，无大过，但还可以干得更好些，主要是缺乏经验。他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对农村怀有深厚的感情。农村工作，环境艰苦，工作也很累，但大伙干劲十足，心情舒畅。他非常留恋那个时代的好作风。”
  责任在肩 业绩辉煌  1952年，袁成隆同志离开德州地委调上海华东局任办公厅主任，后又兼管华东局农村部工作。1954年初华东局撤消，他随谭震林等同志调北京中共中央书记处二处任组长，负责中央和华东、西南两个大区在农村等方向的联系和调研工作。他所写的农村互助合作化报告，均获得过毛主席批示。1956年10月二机部（核工业部）成立，他又调到该部任副部长，主管生产和政治思想工作。他是一个善于搞开拓性工作的领导于部，更像是一粒火种，播到那儿都会发光。在核工部工作的近8年中他历经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撤退专家和设备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他在中央和部党组织领导下，下厂调查研究并团结广大职工和技术人员，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制生产等任务，1964年在试验基地爆炸成功，蘑菇云升天，震惊世界。作为参与我国原子弹事业的第一代人，跟全国人民一样，使他感到无比振奋而骄傲。1964年10月他又调任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国防工业党委常委。正当他积极投入工作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自此他遭受了十年厄运，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  1978年三中全会召开，乾坤重定。1979年袁成隆转业到地方，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农业机械部工作，任副部长。1982年农机部撤消，与机械电子工业部合并，他主动申请离休，时年70岁。
  发挥余热 愿“千里共婵娟”  1983年离休后，袁老受组织委派又担任了几项二线工作，其中有到部属最大的进出口公司——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任咨询组组长；受命中央组织部率工作组到安徽省帮助省委配备司局级、地市级领导班子；后又任机电工业部深圳经济特区工作组组长；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第一任会长等。在上述地级工作中，他仍然一如既往兢兢业业，敢创新路，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为党和国家做出了新贡献。  在这个世纪末，2000年9月，党中央组织部书面批示并通知袁老，即日起享受正部级医疗和住房待遇。党的关怀使袁老这个参加党，参加革命60多个春秋的老同志又一次感到党的翔和认可，感到党的温暖和亲切。  如今袁老的生活很充实。他的着眼是：一、健康长寿；二、从事自己最有兴趣的活动；三是抓紧时间学和办那些过去没有时间学和办的事；四、尽量发挥余热，至少是“人言也善”，愿“千里共婵娟”，欢呼新潮，保持晚节。  袁老对党和国家大事的关心热情仍然未减。他每日坚持阅读报刊十余种，参议国家大事思想比较活路。他相信“生命在于运动”，坚持打网球，并组织了“八十不老网球队”，自任队长，针对老年人的特点，他提出“健康长寿、安全第一，团结和睦，友谊至长，胜负无关，一笑两欢”。袁老还喜欢下围棋，打太极拳、读写旧体诗，至今已有200多篇“打油诗”作品。诗言志，寄情祖国山水美景、历史古迹、风土人情、民间传说，自赏自娱。  袁老家生活幸福，家风比较好，六个子女虽无一人为官或下海，但均兢兢业业地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老伴邱健是位高级记者，离休十年仍笔耕不辍，至今已出版三本专著。两人都已年届高龄，相濡以沫。2001年蛇年袁老已届89风，仍奕奕，怀有平常心，知足常乐，不时放声高歌一曲，绕梁歌声听来不仅悦耳，而且底气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