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的核心是文化传承

        在沉寂了近半个世纪后，重修家谱成为热门话题。从偏僻乡村到城市，从古老的印刷作坊到现代化的互联网站，都有不同姓氏、不同时代的家谱被分类整理。在成都，出现了专门修订家谱的公司，记者在衣冠庙附近一家谱公司了解到，其生意相当火爆，一年可修订数百家家谱。
　　形形色色的家谱网也应运而生。只需通过注册、填写简单资料，即可在网上建一个“家族树”。“俗话说，盛世修志，只有安居乐业，家谱才有可能得以续修。”对悄然兴起的家谱热现象，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彦如是表示。如今，很多人有了经济实力，具备了修家谱的条件。而随着生活的富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我是谁？我从哪儿来？”这些问题，希望找到自己的根脉。
　　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家谱与方志、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学的三大支柱。张彦介绍说，中国家谱源远流长，追其端绪，较方志、正史更为久远。在中国的历史上，家谱是家族最主要的文献。过去，每一个家族都有家谱，人们有很强的寻根意识，都很在意老祖宗是什么人，怎么传下来的。家谱看似一个家族的历史，实际涉及历史、人口、经济、人类、遗传等多学科，它是人们的情感精神寄托，更是历史研究尤其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之一。家谱里一些人物事迹方面的记述，常常可以补充正史的不足。
　　当前家谱文化的复兴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不仅有利于个人找到归属感，同时还有利于增强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张彦认为，家谱的核心是文化传承，在它的背后，人文教化等诸多价值正日益显现。“家谱能起到帮助一个家族慎终追远而又不偏离主线的作用。家谱中的家训、家规，家族中优秀人才的辈出，都能起到强大的感召、教化后代的功能。”
　　不过，张彦也提醒，要站在现代的高度去看这件事，不能把封建的那一套又搬出来了，必须注意家谱热中的一些不良势头，如个别地方片面强调亲族关系，以亲族联络为名拉帮结派，强争地产、物产，借修谱收费等，都需要纠正制止。
　　此外，在修订家谱的过程中，也存在杜撰现象，家谱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张彦建议，各地文化部门应给予相应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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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简论

王志邦

       “谱之为言，普也。前有千古，惟谱录之；后有万年，惟谱启之。”(1)家谱乃是以记载家族世系之蕃衍为核心的一家之史。随着各地修志工作的开展，家谱这份文献遗产的价值愈益为人们所注目。本文拟就家谱的兴起和发展试作探讨。
　　人类从原始群到父系氏族公社，家庭经历了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等四个承前启后的阶段，亲属制度也随之萌芽、滋长。而它们的形成和发展，表明赖以区分族内和族外及辈份大小的“世系”这一概念，已在氏族成员的头脑中产生并日益清晰。诚如恩格斯所说：“氏族有一定的名字或一系列的名字，在全部落内只有该氏族本身才能使用这些名字。因此，氏族个别成员的名字就表明他属于哪一个氏族”。(2)这样，“传祖宗之世系”的启蒙谱学也就应运而生。
　　启蒙谱学，实际上也就是启蒙史学。最早的谱学家也就是最早的史学家。他们就是由酋长变成政教合一的领袖的巫师。巫师咒语的内容大都是关于本族的起源、世系、祖先的事迹、传统等。如《国语·楚语》：“家有巫史”。
　　自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后，正式的家谱也就产生了。家谱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官府掌握，谱牒、史书混合的阶段(先秦)；(二)、官谱、私谱并行，官府控制私谱的阶段(魏晋南北朝)；(三)、朝廷垄断谱牒，并向私家家谱转折的阶段(唐代)；(四)、私家家谱盛行的阶段(宋—建国前)。
　　

一

　　原始社会后期的家长制演变成宗法制度。当时的奴隶主贵族就利用这种宗族的形式组织其政权—“家天下”。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3)就是一个形式。商代已有嫡庶之分和嫡长子继承制。到周代实行分封制，以宗子为中心(分大宗、小宗，按血统关系的远近来区别亲疏贵贱的宗法制使我国奴隶社会的宗法制达到了顶峰。“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4)于是，“定系世，辨昭穆”的家谱适时发展起来。当时文字和历法的产生又为家谱的正式形成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这一时期，“族权”和“政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氏，以谥为族。”(5)“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6)各级统治者各自控制着祖庙，如天子七庙，诸侯王庙，大夫三庙，士一庙，(7)以作为其隶属关系的象征。各以大宗宗子的身份实行“敬宗”、“合族”。所以这时的家谱为官府所垄断，谱与史书混流。“周家小史定系世，辨昭穆，则亦史之职也。”(8)
　　春秋末年到西汉年间，社会经受了巨大的动荡，西周以来的分封制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奴隶制崩溃了，新的封建制度建立起来了。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朝廷任命官吏已不再完全用同姓本族的了。小家庭日渐遍布全国。“秦用商鞅之法，富民有子则分居，贫民有子则出赘，由是其流及上，虽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寝淫后世，习以风俗，而时君所以统驭之者，特服纪之律而已。”(9)家族制度的控制作用相对松驰了，抛弃了公侯子孙的贵族世统本系。故《隋书经籍志》叹曰：“秦兼并天下利除旧迹，公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兴，高祖在用人方面更是“命官以贤，诏爵以功”，“有才则用，不才弃之”。于是，贵贱无常规，“传祖宗之世系”的谱牒的发展受到了第一次波折。但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的诞生，则为家谱体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东汉王朝是依靠豪强地主支持建立起来的，从而朝廷对他们的利益也倍加保护。在政治上，通过“征辟”、“察举”的选官制度，垄断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在经济上，大土地所有制得到发展。他们往往聚族而居，数代不分居。“世代为官”的豪门阀阅，“儒学世家”开始形成。与此相适应，联系宗族血族关系的家谱再度开始受到社会的重视，发展起来。它与春秋以前的谱牒所不同的是：以前系官府所控制，而此时，随着“征辟”、“察举”选官制度的施行，民间“月旦评”的产生，兴起了私人修谱之风。私人修谱现象的出现，是我国家谱向横的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对后世私家之谱的影响很大。(10)如《邓氏官谱》，大名鼎鼎的月旦评应劭的《氏族篇》，颖州太守聊氏的《万姓谱》、王符《潜夫论》中的“姓氏”等，家谱逐渐成为豪强地主光宗耀祖，维持门第，控制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的工具；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制度，谱学的发展开了先河。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土族地主垄断政权的专政时期。自“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人物，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己。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是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11)政治上的这种士族地主垄断政权的选官制度，促使家谱的迅速发展，而家谱则成为选官制度的根据。“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制度，必然造成避讳之风的盛行，和士庶间的不同席而坐，不通婚姻。因此，社交活动和婚姻的“门当户对”也赖家谱稽查。
　　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是封建庄园经济。士族地主拥有大量的部曲、佃客。宗法制度迅速得到发展，出现了以宗族为核心的“壁主”、“宗部”、和“宗主”等族权的组织形式。“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12)“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13)士族地主为了加强对劳动力的控制，利用宗族血缘关系和家族思想，迷惑宗员间的阶级差别。这种反映血缘关系的家谱正适应了这一需要。
　　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修纂家谱的风气盛及一时，形成了我国谱学发展的第一个洪峰。其与前后各个时期相比，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其一，官谱、私谱并行。官府控制私谱，即私谱处于门阀政治的绝对控制之下。“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举迭，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所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灭者也。”(14)如东晋政府支持谱学家贾弼广搜当时各世家大族的家谱，编辑为《姓氏簿状》，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朽士庶无所遗。”(15)政府将抄本藏于府邸，设专人掌管。其后南朝各代帝王都视若珍宝，当作选拔官吏的根据。梁元帝见宋齐两代屡改谱牒，令王僧孺订《百家谱》，又撰《百家谱集钞》、《东南谱钞》。由于私谱为官府控制，成为送官的根据，故谱中对先考一些重大的“不道”行为也不能避而不录。这和赵宋以后私家之谱的“扬善隐恶”的准绳是完全不同的，留下了官府控制私谱的印记。
　　其二，谱学从史学中游离出来，在社会上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一方面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谱牒和谱学家。自晋挚虞以后，东晋、南朝逐渐形成了“贾氏之学”和“王氏之学”。而《百家谱》的出现就是谱学成熟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谱例日趋成熟。对于这点，人们长期认为家谱只是以表的形式表示家族世系之蕃衍；是一种世系表。其实不然，《史记》之表取周谱之法，而此时家谱则仿效《史记》、《汉书》之体例。谱牒的内容一般应包括“序”、“表”、和“别传”。(或称“传”)
　　其三，家谱的兴盛，推进了方志的编纂。“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16)为了抬高、炫耀自己的郡望，促进了地方志书的发展。士庶间的天渊之别，又导致了方志将记人事和述地理两者分开，独立成书。如《会稽土地记》、《会稽先贤传》、《会稽先贤象赞》。同时，家谱对正史的修纂之影响也不轻。萧梁时的沈约据家谱撰《宋书》之“传”。魏收纂《魏书》，后世讥他“代人作家谱。”(17)此时并出现了以家谱注史书的现象。裴松之注《三国志》引家谱近二十种，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谱牒达四十种之多，为后世幸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大为后人所赞赏。
　　其四，这一时期家谱的一个引人注意的重大特征之一，就是载妻女之名，并出现了专载本族出嫁女子之名，乘龙快婿的谱牒。《谢女谱》就是一例。这显然是为了适应当时士庶之间不得同坐一席，更不得互通婚姻的社会风气的。这同赵宋以后，私家之谱是有所不同的。
　　最后，窜改、冒籍的现象在家谱中严重存在。而私家之谱的兴起和发展又加深了这一现象。一些庶族地主为了上升族位，更是不惜弄虚作假，从而影响朝廷的选官、士族的利益。朝廷对窜改、冒籍者采取严加处治的措施。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之际，谱学是随着门阀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它是世族地主把持朝政的工具。如果说士族地主的最大的作用在于：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奴隶数量很多的情况下，把奴隶编成部曲、佃客是当时唯一走通的道路。部曲、佃客制的稳定性，对奴隶制起了排挤作用，使封建社会初期上升为成熟阶段，对南方文化的传播、对江南经济的开发起了一定的作用。那么，家谱的兴盛，客观上，对当时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在劳动力的组织上更是如此。
　　

三

　　唐代谱学是魏晋南北朝谱学的继续和发展。它既是朝廷垄断谱牒的顶点，又是我国谱牒由朝廷控制向私家修谱过渡的转折点。
　　从南朝侯景之乱后，门阀制度开始走向衰落。隋代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新的选官制度——科举制，选官无需稽考“家谱”了，日渐打破了门第的禁严。隋末农民起义，更是沉重打击了士族地主。门阀制度的丧钟敲响了。与其相适应的官府控制家谱修纂的局面也必然走向末日。但为什么又说唐代是朝廷垄断谱牒的顶点呢？
　　由于门阀制度的开始衰落，并不意味着它已退出历史舞台。门阀观念在唐初社会上还存在着极大的影响。上起开国君主李渊，下至达官显贵，无不以出身右姓为自豪。(18)唐王朝是靠关陇士族，山东士族，江南士族和一部分庶族地主的支持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如何打击象山东士族崔、卢、李、郑这样一些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士族势力，以达到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主要是士庶间的矛盾)，巩固新王朝的政权，是当时统治者非常关注的问题。独具慧眼的唐太宗，看到了修纂谱牒正是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的一个手段。于是，唐太宗在贞观五年(631年)诏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19)其编纂原则：“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20)通过《氏族志》，提高了皇权，打击了士族，混士庶于一谱。到高宗时，由于科举制的发展，不少庶族地主通过仕途登上显位，《氏族志》所规定的门第等级已不适应新的形势。尤其武则天当政以后，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打击关陇贵族，提拔更多的庶族地主作为自己的支持者，便在许敬宗、李义府的倡议下，开始第二次大规模地修纂谱牒，并规定“以仕唐官至五品者皆升士流。”把《氏族志》改编为《姓氏录》。《姓氏录》的修订，使大批庶族地主涌入士流，打破了传统的士族界限，促进了士庶的进一步合流。到七○五年，鉴于《氏族志》兴修“至是向百年，而诸姓至有兴替”的情况，(21)在柳冲等人主持下进行了第三次大规模的官修谱牒，宗旨是：“叙唐朝之宗，修氏族之谱，”(22)修纂成《姓族系录》，于七一四年奏上。自此以后，官修谱牒走向衰落。
　　《氏族志》、《姓氏录》、《姓族系录》等三部大型官修谱牒是中国谱学发展史上的奇观，造就了大批闻名四海的谱学家。《新唐书·柳冲传》云：“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也明姓氏，时谓之‘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颍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由朝廷直接组织修纂，其规模之大确实是空前的。难怪乎郑樵说：“姓氏之学最盛于唐。”(23)使得朝廷垄断谱牒达到了顶峰。它们修纂的成功，反映了士庶间复杂的斗争和士庶间日趋合流的状况；是庶族地主的一个胜利，打击了士族地主，保证了唐王朝的巩固和发展，逐步改进了魏晋以来的社会风气。这是唐代谱学的最大特点，也是它与前一阶段最大的不同之处。
　　随着士庶界限的日益消除，在谱牒的编排上也有了新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谱牒主在论“地望”。而此时，“其书虽多，大概有三种：一种论地望；一种论声；一种论字。论字者，则以偏旁为主；论声者，则以四声为主；论地望者，则以贵贱为主。”(24)韵谱的出现显然与唐代音韵学的盛况相适应。据郑樵《通志·谱系》记载来看，韵谱大多在唐玄宗以后，如柳璨的《姓氏韵略》、张九龄的《姓源韵谱》、林宝的《元和姓纂》等。
　　在官修谱牒的同时，私家家谱也一直不断地修纂着，并且是官修谱牒得以修成的一个重要前提。私家家谱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魏晋门阀观念还严重地影响着唐代地主阶级中的许多人。“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户相高”，(25)“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26)婚姻问题，仍坚持较严的门户界限。因此，许多人热衷于谱学。但是，这一时期私家家谱和官修谱牒一样，只是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的形式，而改变了内容。它已逐渐失主了作为士宦依据的那种位尊至极的形象。自五代以后，家谱的发展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

　　两宋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一直十分尖锐复杂。农民群众已喊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在农民反抗，生产发展的冲击下，地主阶级的统治及其家庭地位呈现不稳的现象日益显著。在这种情况下，以封建的“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理学应运产生；并成为两宋乃至元明清的统治思想。私家家谱也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恢复和发展起来，形成了“近代谱牒”。
　　理学家们面对现实，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常把保家和保国连在一起。张载主张：“立宗子法”，“以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27)程颐进而指出：“若宗子法立，则人和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则朝廷之势自尊。”(28)集理学大成者朱熹继而设计了一个宗子法方案，每一个家族须建立一个祭高、曾、祖、弥四祖的祠堂四龛。初立祠堂时，计现田每龛取二十分之一为祭田，亲尽则为墓田。由宗子主之，以给祭用。(29)由是筑祠堂，立祭田、义田的现象自宋代开始广为流行。要“立宗子法”，必先“定亲疏，序昭穆”。所以，私家家谱相应恢复和兴盛起来。
　　这一时期的谱牒无论从形式到内容，还是从修纂的宗旨到作用都赋予了一个时代的特色。在形式和内容上，它扩展了。除世系表，传赞外，增添了凡例、排行字母和取名字母，祠堂图并志，山场、祭田、义田、坟场(图)、碑刻(墓志铭)、文录、像赞等。原来独自分开的家规(家训)也增加进去。比起魏晋“惟以附会阀阅夸耀乡邦，稍寒微者则置而勿序”的谱牒来(30)，赵宋以后的私家家谱在内容上的伸缩已不再象原先那样刻板，而根据各自家族在社会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地位，而显得灵活了；即所谓“族谱之作非止列名氏，记年代而已；必有劝戒之意存焉”。(31)使私家家谱走向成熟。
　　在宋代的家谱中，欧阳修、苏洵两家的谱式最负盛名，为后世奉为法式，所谓“后之言谱者，莫不以二家为法焉。”(32)欧苏谱式的出现，最后扭转了魏晋隋唐的修谱之风，把我国谱牒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是我国谱牒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所谓欧苏谱式，大体是：“(世系表)以王世为一图，取王世亲尽之义，又王世而提九世，又再提十三世，以至提之无穷，皆王服之义也。直为经，父子相承；横为纬，兄弟并列。名位则注云某公之子，长房系清，则叙二房，条分缕析，按图而稽，了若指掌。世行传，年月日时，以大小编之法，若书讳，书名，书字，书配，书子女，书卒，考妣同穴则书合葬。至于品业学问科甲仕宦并皆注明，以志实迹。”(33)这是后世所云的欧苏谱式。一般“推迁之始祖”为第一世。但欧苏谱式，后世并非无所改进。如“取名字母”、“排行字母”，不仅魏晋隋唐无规定，《苏氏族谱》也没有。这显然是欧苏之后，人们为了便利本族取名避讳需要而改进的。今所见家谱中的“世系表”，原是苏氏小宗谱式，欧氏谱式；“行第传”原是苏氏的大宗谱式。(34)故实斋先生曰：“谱学久亡。今谱法，与古人所求，大同之中当有小异。古人之谱不传，学者不知源委而盛称苏欧，乃震于其名也。不知欧苏文人而未通史学，今存欧苏之谱，弊病甚多，而世竟称之，不免于耳食矣。”(35)由于家谱纯属民间私自修纂，故各自差异也甚大。尽管如此，从现存的苏洵《嘉祐集》所载《谱例》、《苏氏族谱》、《苏谱后录》、《大宗谱法》、《苏氏谱亭记》来看，实为私家家谱的体例奠定了基础。
　　而就家谱修纂的宗旨和作用而言，与魏晋隋唐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之处。首先，它体现的已不是昔日那种门第森严，强有力的族权组织形式，而是以“温情脉脉”的亲属关系的面目出现的族权。而在整个家谱中也充塞着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这在家谱中的“家训”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其次，这个时期的家谱，不是供朝廷选官作依据，而是为了“续间断”、“清源委”，(36)“俾百世之下，昭穆有序，伦理常明”。(37)尊宗睦族。
　　其三，本族成员不论贫富贵贱皆入谱籍。所谓“富贵贫贱，贤愚不肖，杂然不齐，而皆合之于潜。是故其富可歆，其贫也可怜也；其贵可尊，其贱也可怜也；其贤可称，其不肖也可证也。且使族中，富者振其贫者，贵者励其贱者，贤者化其不肖者，不也善乎？”(38)
　　其四，载先考之事迹，以“扬善隐恶”为准绳。家谱不得“私鬻于人，违者重罚”。(39)
　　显而易见，私家家谱的核心是模糊阶级差别，用三纲五常来束缚族员，使人们安分守己的；这对封建王朝的巩固也就起了积极作用。故“朝廷不复过而问焉，”听任自然。(40)于是私家家谱遂遍布诸村诸姓，登峰造极。
　　自宋以来，私谱盛行的另一个因索，即印刷术的进步和方志学的成熟，发达促进了它的发展。到宋代，方志由原先记人事，述地理的分开而趋于合并，形成了“近代方志体例。”有的方志中有《氏族》一门，或有《氏族表》、《族望表》。在名称上，有的家谱也和方志一样称作“图”或“志”。如《宗族齿序图》、《本朝仙源积庆图》、《范阳家志》等。(41)家谱遂成为修纂方志的依据之一。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方志与家谱的兴盛是相辅相成的。
　　家谱的作用，这一阶段不少学者已正式从它的文献价值的角度提了出来；这是前所未有的。方志学家章实斋先生和史学大师邵晋涵先生都把方志、家谱、国史看作是同等重要的文献。实斋曰：“夫家有谱，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家谱有证，则县志取焉”。(42)“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国，比国斯有天下，家牒不修，则国之掌故何以资而为之证信耶？”(43)晋涵也曰：“郑夹漈之为《通志》也，首叙氏族，又釆诸家谱乘见著录，则家之有谱，固与国有史，州有志并重也。”(44)难怪乎郑樵疾乎：“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45)
　　由于篇幅所限，上述只是对我国家谱的兴起和发展刻划了一个粗糙的轮廓而已。长期以来，家谱被视作“维护封建族权的罪恶手段”，而对家谱全盘否定。其实，这是不公正的。家谱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产物，只要辨证地，唯物地洞察一下它兴起、发展、衰落的整个历史过程，就不难看出它对社会发展也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深入进行家谱学的探讨；扬弃其中封建的落后的旧观念，批判地继承其中积极的有用的部分，对于正确认识这份文献遗产在修纂新方志中的作用是有所裨益的。
　　注释：(1)《嘉庆，紫草王氏增修宗谱序》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3)《左传》桓公二年
　　(4)《礼记·大同篇》
　　(5)《左传》隐公八年。此转引自《新唐书·柳冲传》
　　(6)(11)(15)(16)(29)(33)《新唐书·柳冲传》
　　(7)《礼记》卷四“王制第五”
　　(8)《隋书·经籍志》
　　(14)(23)(24)《通志·氏族略》
　　(9)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分居条”
　　(10)西汉末年就已出现私人家谱的名称，如《扬雄家牒》。见《太平御览》卷558、《艺文类聚》卷40
　　(12)《晋书·食货志》
　　(13)《通典》卷3“乡党条”引宋孝卫《关东风俗传》
　　(17)赵翼《廿二史扎记》卷10
　　(18)(22)《唐会要》卷36《氏族》
　　(19)(20)《旧唐书·高士廉传》
　　(21)《旧唐书·柳冲传》
　　(25)《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序》
　　(26)《新唐书·杜廉传》
　　(27)《张子全书》卷四《宗法条》
　　(28)明邱浚《朱子家礼》卷一《通礼杂录·祠堂》
　　(29)明邱浚《朱子家礼》卷一《通礼条注》
　　(30)《(明嘉靖)松阳周氏宗谱·重修宗谱序》
　　(31)(38)《(嘉庆)松阳周氏宗谱·序》
　　(32)《(顺治)松阳周氏宗谱·序》
　　(33)《张文山张氏宗谱·凡例》
　　(34)苏洵《嘉祐集》卷13
　　(35)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吴胥石简》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版
　　(36)《张文山王氏宗谱·凡例》
　　(37)《(乾隆)赤圩章氏宗谱·序》
　　(39)《锦溪李氏宗谱·藏谱》
　　(40)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2“郡望”
　　(41)《通志》卷66“谱录”
　　(42)《文史通义·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
　　(43)章学诚《和川志·表第三》
　　(44)邵晋涵《南江文钞》卷6《余姚史氏宗谱序》
　　(45)《通志·图谱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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