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二十一条”说袁世凯卖国没有根据
民初最大的一件历史事件就是二十一条。日本借着欧战之机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日本驻华大使日置益禀承日本政府的训令，进见袁世凯，提交了这个二十一条的条文。好多史书，小说家也说，日在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文本的时候说，请大总统再高升一步，意思是说你接受二十一条，我日本支持你称帝，咱们达成这个政治交易，这说是袁世凯拱手卖国的最重要的根据。
其实早在30年代初，王芸生在撰辑《60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时候，就指出这个说法没有根据，不合事理，不可采信。袁世凯指挥了整个二十一条的谈判过程，现在我们能见到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原本，二十一条的修正本，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的文本，这三本原本的东西，袁世凯在上边用红笔，就用朱笔，用墨笔做了批文，在许多地方做了重点的圈点，除了这些圈点之外，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条文的批示有70多处，长短的批文。指出牵涉到国家领土主权的绝对不谈，日本在中国扩大权益，把势力发展到长江腹地，发展到东南沿海的第五号内容，这大家都知道的，第五号内容绝对不谈。这一条不仅不能承认，根本不能谈，坚持住这一条不能谈。他指示外交部，要认清当时强弱的悬殊，耐心谈判，能够谈到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同时说希望拖，把给日本的谈判尽量地把时间拖长，因为日本提出是秘密交涉，他想用拖的过程当中，希望引起欧美列强的注意，进行国际的干涉。这样一直拖了几个月，拖到5月，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的时候，欧美国家没有一个出来来支持的，甚至于像俄国还打算趁火打劫。袁世凯也征询了袁政府文武们的意见，诸位说，咱们是接受，是给日本打一场，文武官员们一致认为，只有接受，打不得。
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整个过程当中，国人仇日的情绪跟恐日的情绪，这两者是同时存在的，仇恨，那么仇恨日本人趁火打劫，提出这样的苛刻的条件来灭亡中国，这种仇恨之气确实是一股民气，但是这个民气没有实力做后盾，这个民气只能是一股窝囊气。恐日的这个情绪，恐日的这个病确确实实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回过头来看，从1895到现在的1916，20年，在这20年当中，1895年一次甲午战争，中国打败，大清王朝败了，1905年，日俄战争，沙俄帝国被日本打败了，日本趁打败大清王朝、打败俄国的那种余威睥睨世界，连欧美都看不在眼里，你中国算什么。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他才敢那样肆无忌惮的来欺负。
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唯一能做的，那就是用艰苦的谈判，用艰苦的够挣扎一点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在这样一个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换换别的势力，换换别的人当政，当时也只能这样了。所以最后二十一条被迫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了。五.九，国家定为国耻纪念日，说是奇耻大辱，这确实是。在五九签字之前，五.八，五月初八那一天，袁世凯就向全国通报，不得已，只有签订了，这实际上是奇耻大辱，在国人说这是奇耻大辱之前，他都承认这也是奇耻大辱。当是这种谈判，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没办法。当时在国外，中国的留学海外的精英胡适，已经很成名的胡适就说，这个谈判应该说在之前中国的历史当中，是没有过的，该柔的时候柔，该刚的时候刚，争取了对自己最大的退让了。王芸生在30年代初编辑《60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时候也说，在回顾整个谈判，袁世凯的指挥和领导，应该说是没大错的，当年的一些历史学家，比如说陈恭禄的《近代史》啊，像这个蒋廷黻的《近代史》啊，也都肯定了，这时候二十一条的交涉。应该说这种结论，是中肯的。说他拱手卖国，起码是没有历史依据的。但是后来接着二十一条订立之后，他就马上就称帝了，而且这个政治交易啊，谁也很难保证他们没什么幕后的政治的交换。政敌们拿着作为攻击他的靶子，这是理所当然的。
民初的政治应该说确实乏善可陈，民初的几年，因为共和国初建，共和国这个理想在中国出现了，但是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共和国，是按照西方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共和的国家，建立起西方的那种正规的政治制度，当时中国确实没有客观和主观的条件。所以一面是要在中国实行共和的理想，一面是清朝推翻之后，共和不能建立，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旧的权威打掉了，新的权威建立不起来，人都想重新建立新的权威，最后是有一个经典结论，就叫做共和国这个制度西方有过，中国不能有。那么要寻求建立新的这样的权威，从哪里找呢？仍旧是从中国的思想武库，旧的思想武库当中找，找专制独裁。
在我们这个国家呀，几千年的帝制，陶冶的这个中国人啊，有那种接受独裁和专制的基因，我讲到基因，甚至于我们这个脑袋瓜里面有那种传统的观念，我们接受当顺民这个观念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袁世凯在民初，民元，民一二三，这三年当中，他把国会当成工具，当成橡皮图章，把国会议员玩弄于股掌之上，先得到了临时大总统，得到了大总统，又得到了终身大总统。终身大总统还不足，宪法规定，他大总统辞位的时候，或者他大总统遇到不测的时候，他还可以遗嘱新的大总统继位人。他可以钦定张三，也可以钦定他的儿子。离当皇帝差不多远了，但是他宁是感到他的权威还不够，所以最后走上用称帝这个办法。这是他晚年的最大的不足和留下来的最大历史遗憾吧。谢谢大家，耽误大家时间。
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中国的拿破仑？
主持人：有一个网友呢，他的名字叫做谁来破解达芬奇密码，他想问的是关于拿破仑和袁世凯之间的比较，他说他挺佩服拿破仑的，似乎袁世凯在有一些地方和拿破仑有着相似之处，只不过他觉得袁世凯没有拿破仑这位法国皇帝那么幸运。您觉得呢？
骆宝善：民初啊，民国初年啊，人们给袁世凯最多的称呼，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和中国的华盛顿，中国的 共和之父。当时中国人大概从西方那里能拣来的西方人物可比的，就是这两个人了。某些方面应该说，从这种用铁腕的手段把这个事情变成了这样子。袁、拿可能真有点儿共同之处，但是袁世凯没有拿破仑的那么强厚的社会基础，那么强厚的法国的社会基础，法国的社会基础，所以大概后来拿破仑称帝，在法国人看来，也不外乎过眼云烟，就把他囚到那个岛上而已嘛。袁世凯称帝，国人皆曰可讨，那这个应该是国情不同吧，人们的观念不同吧。
主持人：在您的演讲当中呢，我们也确实听到了一个以前没有听说过的袁世凯的另一面，但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不是，而且特别是关于近代史这部分，好像我们觉得有一种平反的浪潮，不仅是对袁世凯，对很多的我们曾经以为的这种反面人物，现在大家都给予一些他们重新的评价，而且都是正面的评价。有没有这种矫枉过正的可能性？
骆宝善：现在看来，还谈不上矫枉过正，只能说某些地方可能你的论证不足，人们需要审视过去我们的许多历史结论，应该拓宽视野，我的感觉是我们的视野可能还不够宽。有人说，你研究谁你都会说谁的好话，你是研究他越多，你越说他好处多，其实不见得，有些时候，某些历史人物，某些重大的历史人物，你研究他多了，研究下去，相反，没有过去那么多这个红光万丈的，相反可能你越来越发现他的不足之处多了。
孙中山侧重于革命 袁世凯更侧重于改革
提问：骆老师，您好。那么提到那样一个特殊时期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能回避孙中山和袁世凯，我不知道这样概括是不是准确，我觉得在中国近代史上，孙中山更侧重于革命，而袁世凯更侧重于改革，通过您的演讲，我这么认为。那么您觉得，通过您的研究您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和孙中山，到底谁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推动性更大呢？谢谢。
骆宝善：你说这个，前面所说，我很赞同，孙中山确实是倾向用革命的手段来去改变社会的这种主张更多，袁世凯没有这么激进。他们对历史的贡献和作用呢，我几乎没有办法用个量化的东西来去衡量。应该说从，把西方的这种民权观念、革命观念引进到中国来，在中国宣传共和制度，建立这种近代社会这种理念，在中国的所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当中，孙中山是最有成就的，他的理论是最完整的，尽管他不是哲学家，不是思想家。
在整个近代化进程当中，发展中国近代的各种制度的实际来说，实实在在的东西来说，应该说袁世凯比孙中山的所做的要多得多。说中国是一个，积弱的过程，是在寻求进行这种近代化改革的过程，袁世凯领导了，实实在在地领导了近代化进程的一个阶段。这一个阶段，过去我们没重视，但是我认为是不可否认的。
对观众提问的精彩回答
主持人：我们这边呢有一些网友的提问。有一个网友的名字呢叫做我就爱吃元宵，他说有一种说法是近代警察制度的兴起，其实和袁世凯有着挺大的关系，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是不是这样？
骆宝善：是这样，近代的警察制度是袁世凯建立的，就是在天津这首先实行的，就此前中国没有警察，尤其是近代警察，过去只有地保，只有那保丁，只有那些乡间的那些“看青”看青苗的，中国西方的近代的这种警察制度，确实是袁世凯的，没错。
提问：骆老师，您好，听了您的演讲，我感到非常受启发。我想问的是，就是您的观点，关于袁世凯的观点，被我国那个主流历史学界，就是说您的那些同行们的认可程度怎么样，您认为，您能不能预测一下，就是说您的关于袁世凯的这些观点，什么时候能写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还我们历史一个本来的面貌呢？谢谢。
骆宝善：我想随着人们这种研究视野的拓宽，这种肯定清末的新政，这在学术界大概已经是相当普遍了，青年一代的朋友们可能拒绝的不多，老年一代的，像我这一辈的，或者甚至于比我辈分再高的，还有些阻力。不过大家讨论起来也不像过去那么激烈了。我的很要好的朋友，都也有不同的意见，哎，写到教科书嘛，很难预测。比如戊戌变法，这个直到现在，教科书，当然包括大学教科书改了，没再说是袁世凯的告密引起戊戌政变了，这句话没了。这一个观点的提出来到现在接受了，有二三十年了，才到了如此地步。那么在我们的教科书当中，以后我们的教科书对清末的十年新政，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表述，这可能为时不会，这我想是可以看得见的。将来，因为历史的发展，史观的发展，有些时候也是不可预测的。
提问：骆老师，您好，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讲。您刚才谈到和日本的谈判，我国现在著名的那个外交家，叫顾维钧，他曾经是那个袁世凯的英文秘书，他在书中写道说，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颇有外交手腕的领导人，您同意这种看法吗？他为什么给袁世凯如此高的评价？您能给我们讲一下袁世凯在外交上我们鲜为人知的例子吗？谢谢。
骆宝善：这个说法可以接受。他在外交谈判当中，这个人视野应该是比较宽的，比如民初时候，外蒙的交涉已经有了，英国跟中国的西藏的交涉已经有了，他都做了很好的应对啊。最典型的应该说是二十一条交涉，应该承认，当时他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你去看他对二十一条的那个，现在汉用词，对它的批示吧，他那个朱批吧，那是相当到位的。那个，那个分寸的掌握，是相当到位的。作为政治家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在那个局面下，委曲求全，又能够不失大体，能够争取最大的对自己有益的那些努力。
主持人：谢谢。好，谢谢骆先生刚才和我们观众做的交流。我想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其实他都是充满了各种矛盾的一个生命体，那我想这当中应该也包括袁世凯。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进行真实的还原，给予他们客观而公正的评价，不仅对于您来说，可能对于很多的历史学家来说，都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课题，特别是不因为其中的任何一个个体的污点而对他们进行全盘否定，我想也是应该是我们每一个现代人都应该去思考的问题。骆宝善先生呢是有一句话，叫做史家面前无定论，我想研究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研究任何一段历史，我们都应该有这种治学态度。再一次感谢骆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的《世纪大讲堂》，也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的各位老师和同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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