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溯源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国人精神底蕴之所在，是民族长盛不衰之根本。认识并解读历史，是每一位中国人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关于袁氏的历史起源问题，许多典籍和朋友进行了介绍，然众说纷纭、观点矛盾，由此产生了许多误解和争论。本人是袁氏一员，闲暇之余阅读史记、左传、资治通鉴等古典书籍，特别留意关于姓氏起源的记载，逐渐形成了一些看法。现就袁氏起源问题，浅谈一下自己的观点，请各位朋友尤其是陈、胡、袁三氏宗亲批评指正。
袁氏溯源•氏族（部落）篇
远古时代原始人生活在非常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结成规模不大的群体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由于征服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温饱问题难以保证，所以在群体内部没有确定的婚姻关系，男女成员在两性关系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因此谈不上姓氏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摩尔根在《古代社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已有论述。
随着原始社会的缓慢发展，原始人认识自然的能力增强，可以逐步制造一些简单工具。按照中国人的传说，有些原始人学着飞鸟在树上做窝的样子，在树上建造小屋，作为居住之地，防御凶虫猛兽的攻击，这就是构木为巢的故事，最早发明构木为巢的原始人群被称为有巢氏氏族。由于掌握了构木为巢技术，有巢氏氏族人群得到了更多的生存繁衍机会。
原始人最初是生吃植物果实和猎物的，通过自然界的火，逐渐学会用火烧烤食物。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有些原始人经过劳动实践，能够在硬木上钻凿而取得火种，这就是钻木取火的故事，最早发明钻木取火的原始人群被称为燧人氏氏族。因为掌握了钻木取火的技术，燧人氏氏族人群同样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繁衍机会。
又过了很长时期，远古先民开始用绳结网、用网捕鱼打猎，并发明了弓箭。猎取的鸟兽在吃饱以后尚有剩余，就加以饲养，这就是结网捕猎、饲养训化的故事，最早发明结网捕鱼、饲养训化的远古先民人群被称为伏羲氏（或庖牺氏）氏族。由于掌握了结网捕鱼、饲养训化技术，伏羲氏氏族人员剧增，并繁衍分化为多支氏族、众多氏族组成部落，相对于同一区域内的其它氏族而言，处于强势或领导地位。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伏羲氏氏族（或部落）认识到同族结婚、其后不昌的事实，因此规定了下属氏族的姓别，建立了通婚嫁娶生育的制度，使人类脱离蒙昧走向文明，此时的姓属于母系氏族的标志。
渔猎时期经过了很久时间，原古先民偶尔把野谷撒在地上，发现可以生长出大量的谷物，有些人群率先大量种植起来，这就是耒吕（si）耕地、种植五谷的故事，最早发明耒吕（si）耕地、种植五谷的远古先民人群被称为神农氏氏族。也就是此时畜牧业、种植业逐步分开，神农氏氏族由于获得了种植技术，族群得到空前发展和壮大，繁衍分化为多支氏族，各分支氏族在嫡支氏族的领导支配下形成部落（或部落联盟）组织，并成为华夏族群的主体。继续从事结网捕猎、饲养训化的氏族人群，分化成西羌族群（即藏羌族群）。
正如三国演义所讲，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以种植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的神农氏氏族（或部落），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繁衍分化为多支部落，其中嫡传后裔就是炎帝部落，苗裔为少典部落（黄帝部落）、九黎部落（蚩尤部落）等。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从远古人类规定氏族的姓别，建立通婚嫁娶生育的制度来看，姓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二是人类社会要取得繁衍、发展和进步，必须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创新先进的生产技术、建立良好的生活规范，一个氏族（或部落、国家）只有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代表，才能将本氏族（或部落、国家）推向新的发展高潮。三是从结网捕猎、饲养训化，到吕（si）耕地、种植五谷，再到畜牧业、种植业逐步分开来看，汉、藏是一家，汉、羌是一家，汉、苗是一家，汉、藏、羌、苗等族有共同的祖先，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这些观点对当今时期的中国更具有指导意义，鞭策我们团结互助、共同繁荣、改革开放、开拓创新，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伟大使命。
袁氏溯源•五帝时期篇
随着社会的继续发展，距今4500年左右，神农氏嫡传后裔部落产生了一位新首领炎帝，苗裔部落产生了一位新首领轩辕。据司马迁迁所著《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此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经过阪泉、涿鹿等多次战役，确立了轩辕的领导地位，“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炎、黄帝之际，我国应处于原始社会氏族制向奴隶制过渡的时期。部落联盟首领职务，相当于当今“天子”的地位，所以出现了赐“姓”现象。
东汉宋衰注《世本》说，“黄帝之世，始立史官，沮诵、仓颉居其职矣。至于夏商乃置左右，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相传仓颉就是汉字的创始人。
黄帝共有四妻二十五子，正妃为嫘祖、次妃为女节、三妃为彤鱼氏之女、四妃为嫫母，此四人被尊称为“四母”，相传嫘祖就是养蚕的创始人。史料记载黄帝为姬姓，二十五子之中，得到赐姓的共有十四人，分别为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姞、儇、依。其中黄帝正妃嫘祖生二子，其一是玄嚣，其二为昌意。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去世后，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高阳，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首领，高阳就是人们尊称的颛顼帝。《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黄帝之妻嫘祖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娶阿女而生帝颛顼。本人认为，以黄帝年寿达百岁而言，帝颛顼当为黄帝曾孙。无论如何，帝颛顼为姚、妫、陈、胡、袁氏的古代远祖，却没有任何怀疑。颛顼去世后，帝喾、帝尧先后成为部落联盟首领。
帝尧年老之际，推荐虞舜代行天子之政。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虞舜的父亲为瞽叟，祖父为桥牛，曾祖为句望，高祖为敬康，六世祖为穷蝉，七世祖为帝颛顼。相传帝舜为姚姓，是颛顼的七世孙，为妫、陈、胡、袁氏的古代远祖。
帝舜担任了三十九年的联盟首领后到南方巡狞，在苍梧山去世，安葬在江南九疑。因为帝舜的儿子商均德行浅薄，所以在治水中立下大功的大禹得以继承联盟首领位置。为了追思、奉祀帝舜的伟绩，大禹（或大禹之子夏启）册封商均为诸侯，疆土在河南虞城，国号为有虞氏。可见商均为妫、陈、胡、袁氏的古代远祖。
《圣经•创世记》中有一句话，“在古远的时候生存条件非常恶劣、医疗贫乏，人口自然死亡率很高，所以上帝要奖励一个民族，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祝福它的人口增长迅速。”本人虽然不是基督教徒，但觉得这句话道理非凡，黄帝后裔之所以能够人才辈出、经久不衰，与黄帝部落生齿繁茂、人口众多有很大关系。
从五帝的继承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时世造英雄，时世出英雄。当天下处于混乱纷争之时，必定有忧国忧民的热血男儿，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义无反顾地投入安邦定国的潮流之中，为民族的安定、发展、复兴贡献才智。二是姓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烙印，进一步印证了炎黄子孙是一家的历史实事。
袁氏溯源•夏商时期篇
大禹去世后，夏启破除联盟首领禅让制，结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世界，建立了“父传子、家天下”的奴隶制国家。夏朝历经太康、中康、帝相，国势衰败。据《左传•襄公四年》、《左传•哀公元年》记载，东夷部落中的有穷氏族首领后羿，抓住夏朝衰败的有利时机，用武力夺取政权。但后羿自恃其射，不修民事，淫于原野，重用寒浞，不久就被寒浞杀死。夏帝相之子少康历经磨难，逃往有虞氏部落。此时有虞氏部落的首领虞思（又名直柄，为虞颉之子、强虞之孙、箕伯曾孙、商均玄孙），缅怀夏禹的丰功伟绩、可怜少康的悲伤遭遇，毅然收留少康，并将二女嫁给少康。少康召集夏朝遗民，安抚原有部属，刺探寒浞国情，最终恢复夏朝政权，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少康中兴”。
此后虞思之子友龙，友龙之子寿肸，寿肸之子叔仪，叔仪之子康仲，康仲之子祖妫，祖妫长子期先后继承爵位。祖妫长子期，正值夏履癸（即夏桀）残暴统治时期，夏桀“虐政淫荒，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有虞氏首领虞期忠谏于夏桀，为夏桀所杀，失爵。是时商部落首领成汤，在伊尹（又名阿衡）的扶佐下积善累德，势力逐渐强大。商汤率诸侯兴师伐桀，在有戎之地击败夏桀，夏桀逃奔鸣条。对于商汤的德行，“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
商汤消灭夏桀后，悯惜有虞氏失祀，乃复封祖妫次子、期之弟虞发（又名虞遂）为公，以奉舜祀，赐姓为妫，并追封其父、祖。虞遂应当为妫姓（包括陈、胡、袁三氏）的得姓始祖，能够被商汤复封为公，一是因为帝舜的丰功伟绩影响深远，二是因为其兄虞期不惧生死、敢于忠谏，三是因为虞遂自身德行高尚、感人至深。《左传•昭公八年》记载，“陈，颛顼之族也。自幂至于瞽叟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置德于遂，遂世守之。”此后虞遂之子妫方，妫方之子振，振之子维， 维之子寿固，寿因之子敖，敖之子胜，胜之子元捷，元捷之子偃，偃之子姑猛， 姑猛之子公允， 公允之子蔺， 蔺之子填叔，先后继承爵位。 填叔庶子野，野之子无羁， 无羁之子菑， 菑之子叔正，叔正之子献子，均为殷商的普通贵族。
献子之子亚寿（又名伯戏）正值周部落古公单父时期，古公率部族迁住歧下，“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 伯戏也投奔西歧。亚寿（伯戏）之子原寿， 原寿之子梦延，梦延之子阏父（遏父）。 阏父仕周文王、武王，官为陶正。周部落自古公至武王的四世内，“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经济的繁荣使周部落人口剧增，礼下贤者使周部落外来宾客频繁，讨伐战役使周部落军人战力增强，上述事情的落实需要以生活资料的供应为保证，吃饭、饮水、饮酒所用的器皿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有虞氏族裔后人擅长制陶工艺，所制陶器美观、坚实、耐用，阏父官至陶正理所当然，为周部落的强盛、周朝的建立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周武王讨伐商纣之际，有虞氏嫡传后裔的诸侯不识天下大体，愚忠商王的统治，被武王消灭。
从夏商周政权交替的历史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历代政权往往是“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要保持政权的长治久安，唯有时刻保持不骄不躁、艰苦创业的良好风气，始终为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着想，方可立于不败之地。二是“妫”姓得姓不是在夏朝时期，而是在商朝立国之初，虞发（又名虞遂）当为妫姓（含陈、胡、袁三氏）的得姓始祖。自妫野至阏父（共计九世），不是有虞氏部落的嫡传后裔，而是庶传后裔，《史记•陈杞世家》的“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记载是可信的。
袁氏溯源•周朝时期篇
周灭商前是一个文化、技术相对落后的农耕部落（或诸侯国）。公元前1046年武王灭纣，取得了天下政权，落后的周人从农村迁入大邑，天下部落（或诸侯国）短时间内不能信服，政治形势仍未安定。为了安定民心、优抚百姓，武王追思古代圣王，“褒封神农氏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昔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格。”阏父之子妫满，为有虞氏的后裔，能够忠于周朝，受封为陈国国君当在情理之中，既可体现追思圣王之意，又可借助妫满安抚有虞氏族众。
中国社会发展到周朝时期，封建诸侯制、宗法和嫡长继承制日益完备。《左传•隐公八年》所载，“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也如之”。根据封建诸侯制，妫满被赐为陈“氏”， 去世后谥号为胡公，成为陈氏（包括胡、袁二氏）的始祖，因此又称之为陈满。
在周朝完备的宗法和嫡长继承制下，王（或公、侯、伯）之子称为王子（或公子），王（或公、侯、伯）之孙称为王孙（或公孙），其中嫡长子称为“太子或世子”。 王（或公、侯、伯）的后裔必定要继承祖先“姓、氏”。“姓”为大宗、“氏”为小宗。此时的“氏”表明贵族身份，也就是说贵族既有姓又有氏；而平民则只有姓没有氏；奴隶既没有姓也没有氏。《左传•桓公二年》所载，“天子建德，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
然而随着社会向前发展，族亲血缘的疏远、人口的增长，贵族后裔沦落为平民的人数越来越多，权势贵族为了标识自己与沦落平民的身份区别，在原有“姓、氏”的基础上，还会请求赐予新的“氏”称。“胡”、“袁”二氏就是在“陈”氏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新氏，也就是说“胡”、“袁”二氏是妫姓陈氏大宗中的小宗，“胡”、“袁”二氏的祖先在陈国初期为“陈”氏。可见陈、胡、袁为一家的说法是历史事实。
《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通志•氏族略》等记载，陈胡公满卒，子申公犀侯立，犀侯之子为靖伯。胡公满的十一世孙名诸（字伯爰），十三世孙涛涂以王父伯爰的爰（辕）字为新的家族氏名。《左传•僖公四年》所载，“郑申侯出卖辕涛涂，致使辕涛涂被齐桓公关押。”《左传•僖公二十九年》所载，“鲁僖公、辕涛涂等，盟于翟泉，寻践土之盟，且谋伐郑。”本人认为涛涂公获得“辕”氏的原因为，一是他为申公的后裔，有贵族身份。二是他为陈国立下了重大功绩，属于权势贵族之列。三是根据胙土命氏制度，他是得到国君的赐命而取得新氏“辕”。
此外左传之中还记载了辕选、辕突、辕颇等人的事迹，需要说明的是辕选、辕突、辕颇等是涛涂公的历代嫡长继承人，以贵族地位而言，可能有多位妻妾，涛涂公后裔决不可能是代代单传。
《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夏，陈出奔郑。初，辕颇为司徒，赋封田以嫁公女，有余，以为己大器。国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辕阻进稻醴、粱粮、股脯焉。喜曰：何其给也？对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谏？对曰：惧先行。”颇公不顾国内人民的生死，横征暴敛、引发众怒，最终被国人驱逐出境，做为后人当应引以为鉴。
《史记•陈杞世家》记载，“陈闵公二十四年楚惠王复国，以兵北伐，杀陈闵公，遂灭陈而有之。”陈国至此灭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从此陈（包括胡氏、袁二氏）氏族人各奔东西，在中华地域甚至全世界继续生存和发展。
到东周的战国时期，社会发生大变革，旧贵族开始没落，甚至有的沦落为平民、奴隶，“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秦汉时期，姓和氏便合二为一，贵族后裔大多以“氏”为姓，平民则以其“姓”为姓。其中袁氏后人便以“袁”为姓。
从周朝的姓、氏发展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在宗法和嫡长继承制下，陈胡公妫满为陈氏（包括胡、袁二氏）的得氏始祖，辕涛涂为袁氏的得氏始祖，袁氏出自陈氏，为陈氏大宗中的小宗。二是社会大变革，推翻了奴隶制制度，逐步向封建主义制度过渡，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作为人类社会产物的“姓”、“氏”逐渐合二为一。三是当今时期研究姓氏问题，主要目的为追溯姓氏的共同根源，创建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大融合，不能憧憬封建宗法、嫡长继承等落后制度，更不能搞家族、小圈子主义，此项尤为重要。
缅怀袁氏先人，探索袁氏历史，是本人始终不渝的心愿。但因见识浅薄，文章的观点必有不妥之处，敬请各位朋指正。料想文章发表以后，定会遇到批驳，甚至是讥笑辱骂。本人将坦然面对、洗耳恭听，吸取合理建解，修正文章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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