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阳尚书袁氏

睢阳尚书袁氏
  睢阳尚书袁氏始迁祖袁荣,凤阳府颍州人。明洪武二年（1369）随明太祖征伐至睢，以军功仕睢阳卫百户，世袭，遂家于睢。八世孙可立，举明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加太子太保，为睢阳望族，世称“睢阳尚书袁氏”。《睢阳尚书袁氏家谱》载：“吾家自胜国（明朝）以来，谱牒散天涯，约略大支凡四：一北平、一夏邑、一鄢陵，睢阳又其一也。四支之中，睢阳为盛。”天启四年春，袁可立在山东蓬莱阁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观海市诗》，至今为国人所重。晚年建袁家山，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世袁枢，为明末著名书画及收藏鉴赏大家，所藏《潇湘图》、《萧翼赚兰亭图》等品，至今为国内外知名博物馆收藏。二公风流儒雅，为黄道周、高攀龙、倪元璐、董其昌、钱谦益、王铎、张庚等名士所推重，奠定了睢阳尚书袁氏在中原文明史上的地位。



袁荣，睢阳尚书袁氏之始迁祖，安徽凤阳府颍州（今阜阳市）人。元末为陕西行枢密院知院，明洪武二年（1369）随明太祖征伐至睢，积有战功，仕睢阳卫百户，后代世袭其官，遂家于睢州(今睢县）。八世孙袁可立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世称“睢阳尚书袁氏”。公元2001年，因睢州大道拓宽工程，袁荣墓被睢县人民政府迁葬至袁家山东坡。（黄道周《节寰袁公传》、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汤之旭《袁僴墓志铭》）            

  袁可立（１５６２－１６３３），字礼卿，号节寰，又号闲闲居士，睢阳卫籍，睢州城内人。举明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后以子袁枢官河南参政加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历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皇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                        

  万历十九年，当其初出苏州府推官之时，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称，按治豪横而忤巡抚，巡抚反诬其罪，可立百辩雪其冤，巡抚羞愧自劾归。万历二十三年，太宰上其事，擢可立山西道监察御史，巡视北京西城。时有皇帝弄臣杀人，有司不敢问，可立重捶抵罪，即有人持重金至可立门上，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将弄臣正法于市，万民呼“袁青天”，以是触怒权贵。                 

  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万历二十三年九月，京师地震，景德门遭雷击，可立连续上疏针砭朝政，触怒神宗皇帝，于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被削职为民达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史称“震门之冤”。

  泰昌元年（１６２０），沉冤得以昭雪，起袁可立尚宝司司丞，历太仆寺少卿，升左通政。皇帝嘉奖道：“一朝抗疏，二纪归田。口不言事，耻汉人部党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毁家之风”（钱谦益《牧斋全集》）。

  天启二年（１６２２），封疆多事，辽阳、广宁相继失陷，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熊廷弼革职，辽东巡抚王化贞逮捕论死。朝野震动，京师戒严，人人视关门为死地，百官噤口以图自保。袁可立却在此时大胆提出七项建议，为天启皇帝一一嘉纳。天启二年（1622）四月十四日，加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他上任后，锐意规划，练兵用戚继光“水军先习陆战”之法。当其之时，“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袁可立）幕下”（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他运筹帷幄，指挥大将军沈有容、节制悍将毛文龙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扰，取得了夜袭金州、智取牛毛寨等战役的胜利。天启三年二月，袁可立亲自设奇策反收降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女婿刘爱塔，这是明清战争史上明朝诱降清朝级别最高的将领，为辽东间谍战之著名战例，至今为研究明清战争史者所称道。

  袁可立抚登三载，厉兵秣马，积有战船四千余艘，组成了一支五万人的水陆师军队，与枢辅孙承宗、侍郎毕自严戮力策应，形成“百里棋布，鼎足传烽”的犄角之势，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带的平安，并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对明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力。天启皇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董其昌书《天启诰命卷》）。

  明末陆路受阻，朝鲜归登抚节制。天启三年，属国朝鲜弑君篡权，袁可立力主出兵讨伐，并牵及朝鲜勾通倭寇等事。五十年后倘为朝鲜君臣所忌恨，在清朝开馆延修《明史》之时曾派专使来中国在清朝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都有记载。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所有传记史料均被删削，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因载有董其昌所撰《节寰袁公行状》竟险遭毁版和杀头之灾。                     

  天启三年十月，皇帝嘉奖道：“巡抚佥都御史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可立御文龙多得牵制之功，并受到朝廷嘉奖，是登莱巡抚任中最有作为的一个。但毛文龙渐渐骄纵，袁可立核查他的战报和军饷，由此为毛忌恨。毛令人多方诋可立，可立七上疏辞官。

   天启四年（１６２４）五月二十一日，袁可立在登州公署中看到了数年难得一遇的海市蜃楼:“岛下先涌白气，状如奔潮，河亭水榭，应目而具，可百余间，文窗雕阑，无相类者。中岛化为莲座，左岛立竿悬幡，右岛化为平台，稍焉三岛连为城堞，而幡为赤帜。睢阳袁可立为抚军，时饮楼上。忽艨艟数十扬帆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顾错愕。急罢酒料理城守，而船将抵岸，忽然不见，乃知是海市”（详载方以智《物理小识》、赵吉士《寄园寄所寄》）。遂诗兴大发，在蓬莱阁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观海市诗》，成为中国古代唯一的一份“海市”实录。字由董其昌代笔书写，成珠联壁合之珍品。公元1994年睢县文物部门将这一珍贵石刻复制于睢县袁家山上，使其得以回归故土，传为睢阳文化佳话。
  
  天启五年，边事告急，任袁可立兵部右侍郎，六年七月，改左侍郎。袁可立在任上极力反对袁崇焕与清议和，“会袁崇焕遣僧吊唁于敌，公力诋非策。公（本）有意制敌，此辱国之命，而使敌人轻中国，敌国得志。”（王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主张武力抗清和积极防御，尤重海防建设，与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轻沿海”的战略短视形成鲜明对比。三年后崇焕因此获罪而遭杀身，然其时毛文龙已被袁崇焕擅杀，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上防线牵制之势已荡然不存，致满人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至此国事日非，足见袁可立先见之明。黄道周曰：“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 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
  
  天启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六部九卿公推袁可立为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兵部尚书。因与太监魏忠贤相忤，遂致仕，特授兵部尚书，诏加太子少保，特准驰驿乘传归。诰封三世，父如子官。黄道周说：“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
  
  袁可立做事干练果断，是晚明少见的既清廉又能干的官员。并尽量远离党争多做实事，能在群阉环伺的情况下主持辽务多年，成效颇丰，十分难能可贵。董其昌说：“公护名节，胜于功名”。其时朝野为魏忠贤颂功建祠者不可胜数，独可立不与。黄道周说“夷考当年，与公先后秉机佐钺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所得远矣”。
  
  袁可立因不为阉党所用终被猜忌，从地方调到中央，失去实权，再明升暗降，打发去南京。天启六年（1626）十一月初十日，南京户部尚书毕自严因反对阉党遭罢。毕自严曾为天津巡抚，与可立共饬海防，交情笃厚。自严去官，袁可立知己祸不可免，忤璫之意更坚。天启六年（1626）十一月，可立当庭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呼？”（《睢州志》）。语毕，满堂无语。可立公开发表反对魏中贤的言论，最终被迫退休归里。 “归而魏焰益肆”（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其门生故吏节烈者独多，即在朝亦为清流。黄道周曾撰有《节寰袁公传》，以文章风节高天下。倪元璐官至户部尚书，曾作有《袁节寰大司马像赞》。刘理顺为崇祯七年状元，曾督理“袁尚书大石坊”敕建工程。崇祯吊死煤山，二人双双殉国，并仆从十数人，壮烈为亘古少见。高攀龙为东林党首，与袁可立交从甚密。袁可立是孙承宗的积极支持者，在共同主辽期间，满人蜷伏，辽东少战事。董其昌为袁可立同年至交，曾题《袁可立像》曰“忠诚于国，正直立朝”，所留书画为海内外所重。王铎入仕前家贫，受袁可立多方提携，成为晚明书法史上的一朵奇葩。
  
  崇祯六年（１６３３）十月十一日，袁可立卒，大宗伯董其昌言于帝，帝谴使至睢州祭葬，并在尚书府第前街衢之中修东西临街二石坊，左曰“三世司马”，右曰“宫保尚书”，（《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可谓盛典矣。袁尚书墓在州城东南，载《河南通志》。著作有《弗过堂集》、《抚登疏稿》、《评选古唐诗》。于其别墅“陆园”中仿蓬莱阁体制建袁家山，又称“小蓬莱”，2000年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天启二年，明皇帝派袁可立巡抚山东登莱一带，招募水师“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明代抗倭名将沈有容在此充任总兵官。时有日本侵入琉球群岛，袁可立奉旨出海平倭（见马洪申《睢州史话》、尚起兴《商丘史话》及原商丘市文物处处长阎根齐《历史名城话商丘》等）（另有出海平辽之说），途中突遇狂风恶浪，兵船险有倾覆之危，昏暗中恍惚吕洞宾现身于袁尚书面前，袁尚书急忙祷告保佑，煞时风平浪静，一仗取胜，袁尚书以为是吕祖显灵相助，归朝后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袁尚书为还所许之愿，归里后在睢州南城之一汪碧水自己的“陆园”中大兴土木，建吕祖庙以纪念，以后世代香火不绝，明清两代为远近闻名的大道场。由于建在水中，地势颇高，因称“袁家山”。又仿山东蓬莱阁体制而建，称“小蓬莱”，依山旁水，就高临下。远远望去，恰似一艘船荡漾水中,与周围碧水构成一派山水园林景象,列为睢州八景之一,曰“仙峰滴翠”。经典著作《道藏辑要》以“在陆肇祥”为题录入道经：“襄邑有袁家山，明兵部尚书袁可立在陆园地也。四围林树高耸，岩壑水水，木清华景逾濯锦。上建纯阳宝殿，额曰‘梦觉迷津’。后供吕帝阖目睡像，趺坐胡床前，设丹炉。最后高亭四敞，豁达清虚。上供长生大帝及八洞仙祖圣像，皆飞现云中。……隐寓丹诀之秘，至今灵应昭然焉”，于是袁家山在道界名重日高，从此名闻海内外，至今每年不断有大量台湾及海外同胞来此进香祭拜。清道光二十九年睢州知州范阳洵曾大修袁家山，事成州中名士各撰联题额，有诗赋曰：“花明柳暗兮恍是仙源，吹笛鸣剑兮鹤唳青天；神其醉止兮洞中高眠，佑我苍生兮亿万斯年”（《重修袁家山吕祖庙碑记》拓片存河南省文物局）。近年来，河南省人民政府曾投入巨资进行维修，然当地一些人不顾文物保护法的三令五申，在其重点保护范围内竟劈去袁家山山基的后半部，使主体建筑暴露无疑，已严重危及到主体建筑物的安全，不能不是游山拜道者的一大遗憾。据悉河南省人民政府已于2005年10月1日公布实施了《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相信治理工作不会拖延太久。        

  袁尚书府第，《河南通志采访稿》称“袁尚书可立故宅”，郑廉《豫变纪略》称“袁园”。清代，“旧洛学书院”与“睢州公署”先后居于其内，直到民国“睢县行政公署”仍相沿袭。原睢县人民政府住地，为其故址。民国以前，历为袁氏家祠住地。为明兵部尚书袁可立所建，始建于明万历间。原为三进院落，后经改建、扩建，达房屋数百间。与南部之袁家山及东西对峙之双牌坊恰在一条中轴线上，十分威严壮观，成为睢州城最辉煌豪华的宅第。中有“弗过堂”、“石仙堂”、“藏书楼”等著名建筑。“弗过堂”之名是有其深意的，袁可立因建言被贬官回籍，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错，寓此名以自励，堂额为华亭董其昌所书。“石仙堂”为袁氏堂号，堂额为“孟津尚书”王铎书，匾额高六尺，阔杀其二。田兰芳《逸德轩文集·两堂问答》记：“袁司马石仙堂、李当阳秋堂为吾州二胜，远迩妇孺皆知之”。其中后院“藏书楼”为河南总兵刺杀南明大将高杰处，史可法闻讯长叹曰：“中原事不可图矣”，直到民国年间楼上仍不设棚板，以纪念这一著名历史事件。（郑廉《豫变纪略》卷八、《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                        

  袁尚书大石坊，又称袁氏双牌坊。在《睢州志》、《河南通志采访稿》等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崇祯皇帝御旨建造，为表彰睢州兵部大司马袁可立“三世尚书”封典而建。明崇祯七年（1634）春天，袁可立卒，帝令户部“致水衡钱”，御祭葬并修“袁尚书大石坊”。工程由京营总督李襄城、杞县状元刘理顺监工营制，著名书法家礼部尚书董其昌书丹而成，有“四朝元老、五世恩荣”等字样。袁氏牌坊分列故睢州公署（本为明袁尚书可立府第）两旁，左曰“三世司马”，右曰“宫保尚书”。双牌坊过街而立，为三间四柱五楼式建筑，规模宏大，雕工精巧，楼檐下兽斗花拱，狮子云龙，其造形之精美，为明清两代睢州城牌坊之冠，有“一两清石一两银之说”。清光绪十七年，知州王玫谬信袁氏牌坊挡了他的官运风水之说，借故将袁氏牌坊强行拆毁，袁氏后人上控京师数年，有《王玫砸牌》一戏流传于世。王玫在自己主修的《睢州志》中特列“袁尚书大石坊”一条进行自辩。睢县文物部门在文物普查中发现由董其昌书丹的坊额为袁氏后人保存完好，睢县政府暨袁氏家族遂于2001年将这一艺术珍品复修于袁家山山门之前。（《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袁尚书大石坊》、王玫《睢州志·公署·袁尚书大石坊》）               

  袁尚书墓，在睢州城（今睢县）东南五里袁坟村南。崇祯六年（1633）十月十一日，袁可立以病薨于睢州。明年（1634）春，大宗伯董其昌言于帝：“故尚书可立勤于砥身，不衍不渝，以畀祭葬。”崇祯帝曰：“俞哉！”遂令户部“致水衡钱”拨款祭葬。墓前原有高大建筑及石祭台，石牌坊、石望柱、石人、石马、石狮、石羊等。郁郁的松柏掩映着长长的墓道，有御祭碑、诰命碑数通。碑刊“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袁节寰墓”，碑高丈余，上蛟龙，下龟趺。行状碑为董其昌所书，神道碑为王铎所书。（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国榷》卷九十三、《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陵墓》、雍正《河南通志·陵墓》、《睢州志·袁尚书墓》）

                        睢阳 长美   2007年10月2日于郑州yhq8509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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