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终点站

袁世凯的终点站
  袁世凯的一生，过得很颠倒。他从一介布衣一步步爬上大总统的高位，实在聪明得可以；他硬生生地想把国家从共和再拉回专制，也实在糊涂得可以。他曾经有成为一代伟人的最好机会，结果却落了个千古骂名。清室怨他，革命党恨他，说他好话的实在不好找。不过跟随他在天津小站练兵的旧属，却替袁氏下了八个字的评语——“尽瘁先朝，无负民国”，说得他跟个完人似的。真是阶级不同，态度迥异。

　　公元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袁世凯在北京病逝，北方下半旗志哀，西南诸省悬旗致庆。袁世凯曾苦恼自语：“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他“息肩”之后，终于被“扶柩回籍，葬我洹上”。

　　掰指头算算，袁世凯撒手人间，已悠悠８７年。在决定去安阳探访袁林前，我心意纷乱。要直面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恶名极著的人物，确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好在关于袁氏的千秋功罪，历史已有定论，那我就乐得轻松，不说生平，只谈袁氏的长眠地。比如：墓冢完好乎？袁家子孙还记得他吗？有人去祭祀吗？游客去得多吗？

袁林 安阳人似乎不陌生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日，袁林宽大的铁门紧闭着，铁门外黑压压站满了人。因为正门被堵了，安阳博物馆馆长朱爱芹只好委派一女馆员把记者从侧门引入。谈话间，不断有电话搅扰，弄得朱馆长无法专心回答记者的问题。门外似有人声鼎沸，分明听得远处传来铁门被用力摇动的闷声。

　　后来得知，原来当地正流传着一则语焉不详的“消息”，使得民众以为在安阳创“全国优秀旅游城市”期间，所有旅游场所一律免收门票。一连数日，拥来的人“吓坏”了安阳市各大景点。无奈，各景点只好以各种理由闭门。一位在袁林外等候多时的老大娘，依旧随着众人守候着，希望不定哪一刻突然大门洞开，就进去了。记者陪着渐稀的人群直挨到日头西落，那位大娘最后怏怏地走了。走之前她告诉记者，她已经２０多年没看过袁林了。

　　在安阳市问袁林，出租车司机会毫不犹豫地把你送到目的地。初到安阳，感觉彰德府（安阳的旧称）人对袁林似乎不陌生。可若详问，便露馅了。

　　又一次去袁林时，一位出租车司机很热忱地给我侃：“袁世凯在全国有八个墓地，谁知哪个是真的，安阳的墓地八成是真的吧？”哪来的八个袁世凯墓地？我权当左耳朵灌风，右耳朵出了。

　　据说，每年正月十六的庙会，安阳桥（袁林南）附近的村民会折了柏树枝，回去烧了，以图逢凶化吉，治愈百病。如今袁林的树木严禁摘折，便有商贩不知从哪里弄来了成捆的柏枝，在人们赶会时，竞相兜售。这一习俗，与袁林有无瓜葛，不详。

　　我在安阳的几天，正赶上当地政府投资重整袁林神道。在施工现场，民工正在撬运粗石，预备恢复神道中的两座粗石桥。

　　在安阳，我几次欲套出点当地人对袁世凯的看法和认识，不好启口，都作罢了。在安阳，见到或听到的，我都试图强行把其拉扯到与袁的踪迹有瓜葛的层面上。

　　我是想以此证明点什么吗？连我也吃不透自己的心思。

袁林 与中式墓葬大不相同

　　袁世凯死后，安葬在安阳洹水北岸，洹水也叫安阳河，河水如今还是汪汪的。当年在袁墓的四周，种了４６６３棵树苗。没被毁的，现在已经长大，可以庇荫一片地了。

　　袁世凯墓地的四边置了 ６个青石界碑。这６个界碑圈地为林，内占良田１３８亩，南北长１２００米。据说，祭田（当时官方文书的用语）是分别从万感村、清流村、乞伏村等２２ 个自然村的农家买来的，花了２万多银元。买谁家的，买了多少亩，《袁公林墓工报告》中的清单，列得一清二楚。

　　袁林形制仿明清帝陵，但墓冢则是西式建筑。所有青狮白象、石人石马，造型圆浑、简约不失精工。有碑亭一座，写着“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个字，系袁世凯嫡系徐世昌的手笔。

　　袁林的照壁厚大无比，往神道尽南头一横，就是６０余米的身躯。当年，小日本的营地设在袁林附近，日本兵常以此照壁为靶子，砰砰啪啪地练枪法。

　　从外表看墓冢，是清一色的青白石，分三阶垒成。墓台之上有石柱铁门和祭祀用的石桌。墓冢呈半圆状，直径１７．３３米，系用青石围砌，然后上敷黄土。

　　据说，整个墓台部分，是比照美国总统格兰特濒河庐墓的形制建造的。

　　袁墓最特别的地方还不是它的西式构筑风格。与一般中国墓葬相比，袁墓最大的特点是，它不是掘地落棺木，而是平地建墓圹。墓圹建好后，再像盖房子一样，垒土筑石将墓圹埋掉。当年袁世凯灵柩由北京移到彰德（安阳），墓工仓促，先建墓圹安置灵柩，并开隧道于左，为袁氏夫人预留备穴。


袁林 耗时两年 耗资７５万


　　因袁墓选址在河南，时任河南巡按使的田文烈便全权负责督建。田文烈字焕亭，湖北汉阳县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随袁世凯到朝鲜任军中文案。其人有北洋老前辈之称。袁林的建造共耗资７５万元，其中国务会议决议由政府拨银币５０万，其他是袁的北洋旧属的个人捐款。《袁公林墓工报告》附有捐款清单，多者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张作霖、曹汝霖等，都是现币一万元，少者也没低于两三千元的。

　　据说当时民国政府库银奇缺，袁世凯的遗产也不丰，所以安葬袁世凯之时，经费很成问题。移柩典地就用去２０余万元。墓地建造银两不敷，田文烈只好向各方求援，于是，袁世凯旧属的几十个大小头目纷纷解囊，工程才得以完成。

　　田文烈督工尽力不说，还不失时代意识。地圹工程竣工后，田在北京为工程剩余部分招标。当时投标者有１７家，最后兴隆木厂中标。１９１７年１月１７日，兴隆木厂商人马文盛与墓地工程处范寿铭代表双方签字，订立合同。合同文字不多，点点滴滴都想到了，其责、权、利分得明白，讲得清楚。袁墓工程的市场化运作方式，想必是开了中国帝王将相墓穴建造之先河。

　　袁世凯墓地工程前后用时两年零两个月，其间续修了３次。１９１８年６月建成后，时任总统的徐世昌亲临察看。察看中，他又突发一念，指示在京汉铁路洹上村车站左边，添建道碑一座，以示景仰（如今此碑已不在原位，挪到哪里去了，袁林的人也不清楚）。此后，大凡北洋官员乘坐火车路过洹上村站，都要到碑前景仰一番。

　　袁林大致保持完好，其间虽然也有损伤，但也只是伤了表皮，不碍大模样观赏。令人惋惜的是，石人石虎残缺处都是用了水泥修补，违了古建“整旧如旧”的原则，多少有点寒酸。

　　关于袁林建造的具体细节，朱爱芹馆长自谦说知道得也不多。她说曾听到一则故事，故事说，袁世凯临终时曾密令儿子，墓地建成之时，见到穿红衣服的人就杀，同时他又专门命令营建墓地的知情者在墓成祭祀时要穿红衣。言毕，我与朱馆长一笑了之。

出殡 ８０人为袁世凯抬棺

　　我查阅了１９１６年６月７日至１０日的上海《申报》和《民国日报》，多有文章报道袁的弥留之际以及灵柩入殓情状，如袁“弥留前二日，尚批答公牍”，其“精神异常委顿”，当时，徐世昌、段祺瑞、张镇芳及袁家三四个公子均守在身边。当时长公子袁克定眼见到老父亲“蓦然晕倒不省人事”。这些报道还透露，袁的灵柩等当时均在彰德，于是北京方面急电彰德，命令立即送灵柩等进京。

　　传说在５８岁那一年（亦即１９１６年），袁世凯望着身边的内史夏寿田喃喃地说，他的上两辈子人都没有一个活到５９岁的，恐怕自己也过不了５９岁这一关。他还说看到有一颗巨星陨落了，这是他生平所见的第二次。他说，第一次巨星陨落应在文忠公（李鸿章）的身上，这次也许应在他自己的身上。说这番话时，他的脸色已经白得像一张纸。

　　不久，他真的就去了（患尿毒症致死）。１９１６年６月７日袁的遗体入殓时，头戴天平冠，身穿祭天礼服，俨然还是个“皇帝”的模样。同一天，北京政府通令全国下半旗志哀，学校停课一天，全国人民停止娱乐一天，文武官吏停止宴会２７天。６月２８日由居仁堂出殡时，动用了８０人为袁世凯抬棺。同时，北京城内各庙宇都被要求撞钟一百零一下。袁的灵柩经过之处，一律军警戒严，交通断绝。袁的亲朋故旧和清室代表以及各国公使一路相送到前门外火车站。鸣礼炮一百零一下后，运载袁世凯灵柩的专车沿京汉铁路南下。一路上专车不断停车受祭。６月２９日，专车到达彰德站。

　　袁墓的选址，主要是袁家人的意思。墓地所在地离洹上村一公里。修墓时，北京政府命有关方面派了两营兵负责守卫。

　　８７年后，一位彰德老汉还在念叨：“袁世凯墓可是吉穴呀，它脚蹬水，头枕山。”他说，那水指的是洹河，山是指韩岭。韩岭据说是汉将韩信认干娘的地方。

祭奠 袁家骝三赴袁林

　　太平村的李金玉老汉说，我小时候就见过有人在墓台上伏地大哭，长跪不起。那大哭的是袁家后代还是北洋旧臣，老汉就不知了。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８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美籍华人袁家骝先生在袁林说过这样的话：“他（指袁世凯）的老部下常常来吊祭，我陪祭。记得一次他们来墓地，号啕大哭，给我印象很深。”袁家骝是袁世凯之孙，袁家二公子袁克文的儿子。１９４９年之后，他先后到过袁林３次。袁家骝来袁林的时候，安阳博物馆社教部主任史军红曾经陪同过他。史军红是个有心人，她把袁家骝在袁林时说的话都记在了一个笔记本上。

　　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史军红很快地从办公室的写字桌上找到了那个笔记本。她一边慢慢地给我念袁家骝的话，一边描述袁家骝来袁林时的一些情景。她记得很清楚，讲得很生动，好像说的是昨天的事——

　　他（袁家骝）一踏进门，就显得有些激动：“还记得，还记得，我１３岁才离开彰德，老样子。”

　　袁家骝的个子很高，是一位很和蔼的老人。他说：“我第一次回国，黄华大使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要求去看祖父的墓。去国内的其他地方都准，就这个没说准，也没说不准。后来在北京，周恩来接见我们，他问，听说你们要去安阳看看，好，那么你们就去吧。１９７３年，我第一次来这里。第二次来，是何竹康省长陪的，当时好像石人石马都恢复了。”

　　最后一次来，袁家骝待了两个小时。这一次我基本上不用给他讲了。那时两个袁世凯生平展室都开了，袁家骝看到祖父的照片，目光很虔诚很激动，他特意在祖父一张身着戎装的照片前留影。

　　袁家骝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１日在北京去世的消息，史军红是从《人民日报》上获知的。她把报上的那篇文章剪了下来。那篇文章中，有袁家骝的生平：袁家骝１９１２年４月５日出生于河南安阳县，１９３４年毕业于燕京大学，１９３６年赴美深造，１９４０年在加州理工大学获博士学位……

　　今年２月１９日，袁家骝安葬于北京八宝山，他生前的一句话，感动了许多人：“我所做的一切，都因为我热爱中国，我对中国的爱永不褪色。”

　　今年３月中旬，史军红意外地收到了袁萌临的信函。袁萌临在信中表示，希望再赴彰德。袁萌临是袁家骝的侄子，袁克定的孙子。

　　袁萌临与史军红的相识，还要从２００１年５月１日说起。那日，史军红正在袁林门口坐着，来了一老人，买了一张票进来。史军红上前询问要不要导游，老人却问：“你是彰德府人吗？” “他的口气很洋，很老外的样子，挺认真的。”史军红当时就估摸着这位老人必与安阳有些关联，“老人很爽快地付了导游费。我陪他走了两三个小时，他很用心地听我讲。在袁世凯生平展室里，他听到有一个游客随口‘指摘’了一句袁世凯，马上一脸不高兴，嘴里嘀嘀咕咕，估计是嫌对方说话粗了。”

　　临走时，这位老人才说明自己是袁家后裔。那天中午，袁林管理部门特意请他吃了一顿地道的安阳菜，令老人激动不已。据说，袁萌临早年也去了美国，现被邀暂在北京大学任教。

　　这是目前，有姓有名来看袁林的袁世凯后人。

余音 最隆重的一次公祭

　　袁家最隆重的一次公祭仪式是在袁世凯墓落成后的１９１８年６月１４日。当时的公祭仪式媒体多有报道，不过我手头现有的资料中，只有南方几家报纸所登的消息类小文。从自己做记者的体验可以推断，这些亲国民党的报纸，在这一重大新闻发生时并没有“机会”到现场。因此，这些报纸所发表的文字政治倾向性明显，却没有公祭仪式的描写。

　　当时的河南巡按使田文烈在向上呈报的公文中，倒是预先对祭祀仪式作了周密的规划——公祭由各级官员和袁的家人参加；官员一律穿制服，“文东武西”站立，北向脱帽肃立；读罢祭文之后，在音乐声中，众人要焚香敬酒，在墓台前三鞠躬。这是规划，至于“实况”是怎样的，因为无文献可征，就不好说了。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虽然南方的骂声隐隐可闻，但袁世凯的身后事办得还是很像个样子的。

　　据说当时的河南政府制定过“岁岁祭祀”的文本，并以十顷祭田的年收入作为年祭的支出。不过因为此后时局不断变化，这个“岁岁祭祀”的计划估计并没有被不折不扣地付诸实施。

　　到了１９２７年，冯玉祥主政河南，袁世凯在安阳的遗产多被充公，洹上村的养寿园被改做河南省第二高中校址，袁林殿堂和配房为一家针织厂所用。

养寿园：无迹可寻

　　民国之后废府留县，彰德府改作安阳县。虽然地名改了，但直到如今，彰德府还是老安阳人时常挂在嘴边的雅词。说实话，我也偏爱“彰德府”这个名字。也说不出太多的原因，只是觉得读起来比“安阳”有味。

　　在安阳时，我一直近乎偏执地相信，洹水之滨准有让袁世凯难以割舍的东西，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要归葬这个并不是其出生地的地方。

　　相信摄政王载沣借口袁世凯“患足疾”勒令他“开缺回籍养疴”的故事，无人不晓。１９０９年６月，袁世凯回到彰德，在洹上村建起了一座别墅，名之为“养寿园”。很久以来，我一直对袁世凯的那张“蓑笠垂钓图”印象深刻。这张照片总让人联想到姜子牙“愿者上钩”的深意。直到这次带着任务去安阳采访，才明白那是样子活儿，是特意摆给清室看的。蓑笠垂钓处就在养寿园内。当时的情况是，袁世凯特意邀请天津某照相馆到彰德为他拍了这张照片，随后送到上海《东方杂志》发表。

　　袁世凯在养寿园内苦苦熬了三年。终于武昌事起，袁世凯熬来了盼望已久的机会。

　　明明知道养寿园已被拆毁，无迹可寻，我还是执意想看上一眼。我搭乘出租车，一路打探养寿园的所在。问来问去，问得出租车司机都有点烦了。

　　当年，安阳人曾经十分起劲地去拆袁家的旧宅。他们的干劲很大，效率很高，很快就把养寿园拆得尸骨无存。在安阳，我曾经对养寿园的被毁耿耿于怀，但很快就释然了。当时被拆毁的何止是一个小小的养寿园？那么漂亮的北京古城墙，不是也拆了吗？

　　像北京人为拆毁古城墙无比懊悔一样，如今的安阳人也对拆毁养寿园追悔莫及。据说，今天的安阳官方有意在其原址重建养寿园。

　　先是干劲冲天地去拆，然后是长吁短叹地后悔，再然后是吭哧吭哧地重建——这样的流程，让人心酸。

　　在安阳地图上已经找不到洹上村的名字。据知情人介绍，它的原址在现在的安阳市民航路西侧。这里往西是京广铁路，南边紧临洹水，与史载相符。在安阳市道路绿化管理站的大门前，我随便寻了人就问，三人之中有两人作了肯定回答。我由此相信，自己当时就站在养寿园的旧址之上。但斯时斯地的场景，已经丝毫勾不起怀古的冲动。

　　我和临街住的王凤忠老人路遇。今年７７岁的王凤忠老人说，袁家旧宅门朝南，有围墙，里面还有养鱼池。我没有继续深问，这就足够了。

袁家小宅：扑朔迷离

　　我的兴趣转移到袁家小宅上。在安阳，不止一次地有当地人给我提及此处。一位不知姓名的出租车司机，把我领到了三道街。他说，那里有袁世凯九姨太刘氏的住所。

　　三道街南北走向，在安阳老城区也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街巷。那出租车司机真好，直把车停到袁家小宅门前。那是一个偏开门的四合院，外墙的青砖斑斑驳驳，没错，是老房。院内四棵树，各霸了一角，树冠绞缠，将小院荫蔽得严严实实。见有陌生人来，三四个中年男子围拢过来瞧稀罕。后来记者得知，他们都是安阳市民政塑料厂的职工。

　　其实，当时我的关注点不在那几棵树上，不知怎么他们说着说着就为这四棵榕树叫起屈来：“瞧瞧，虫把这树都蛀成啥样了，法都使尽了，就是不见好转。”“你是报社的，就给这几棵树呼吁呼吁。”那树的确病得不轻，虫洞满躯。

　　院内的房子中，都摆了桌椅，成了厂区办公室。房子都是雕梁画栋的，只是已褪没了颜色。房舍的大形制是中式的，门窗是西式的，大大的，较一般的旧建筑要敞亮。最引人之处是院子一侧的绣楼，两层，有楼梯可上，门却紧闭着。

　　这座袁家小宅的沿革史，厂里的人只能追溯到几十年前。当时，这里是部队的招待所。招待所随部队调防后，这个院子就交给了塑料厂。那位送我来的司机好像懂得还多些，他说，出了四合院再往北走还有老房子。他边说边领路，最后一堵大墙挡住了我们。

　　后来，我向《安阳考释》的作者张之先生求教。他笑笑说，几年前，文物部门就向他打听过袁家小宅的事。他托三道街附近的熟人问了，说一个老人知道。谁知见了那老人，他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张之先生说：“可能是顾忌什么？弄不懂。”

　　那座绣楼到底是谁住的？九姨太刘氏是袁世凯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姨太太，娶她时袁世凯已５０多岁，而她却正当妙龄。她原是五姨太杨氏的小丫头，成年后为袁“临幸”，因而被收为袁世凯的第九个姨太太。九姨太刘氏生了一子一女。儿子克藩排行十六，早死。女儿仪祯排行十三。若这小四合院当真为九姨太刘氏的小宅，那绣楼也许是仪祯的闺房吧？

　　袁世凯一妻九妾，共生了１７个儿子、１５个女儿； ２２个孙子、２５个孙女。袁的儿孙总和达７９人。在袁林展室，有一张袁世凯与子孙的合影照。合影照上的人有着礼服的、有穿戎装的。如今，袁家的后人数量众多，活跃在国内外。他们中有不少人成就不凡，比如前文提到的著名物理学家袁家骝先生。

寻访：遭遇热情村民

　　一直觉得守墓人挺神秘的，尤其是大人物的坟墓。袁世凯的墓冢想必也该有些说头，在未去安阳前，我就在揣摩：袁林总该有一个守墓的吧？不然那些善使“洛阳铲”的盗墓者不早就蹂躏了它？在我的脑海里深烙着一个概念——十墓九盗。盗墓贼都是三头六臂、来无踪去无影的高手，那么守墓人至少也得是会使一两下棍棒的武林中人吧。

　　我没有想到，自己会意外地找到袁林的守墓人后裔——殷家。

　　殷家就在袁林前的太平村，袁林管理处也即安阳博物馆的馆长朱爱芹告诉了我。站在袁林的大铁门内，就能看见太平村了，一色米黄的农舍。

　　那天从袁林出来，日头已西落。我独自在村头走过去折回来，不分青红皂白地拦人盘问（恕我用词不当）：“你知道袁林守墓人殷家在哪儿住吗？”

　　半个小时后，我遇到了关凤文。关凤文的吐字不是很清楚，他说他知道我打探的人，不就是殷百俭吗。我跟着他进了太平村的小巷，没几步就到了殷家。关凤文对着一铁门喊了数声，不闻人应。

　　关凤文说，老殷可能在他大妞家盖房子，还没回来。他每天晚上都回来，你明儿一大早来堵他吧。听到有外乡人的声音，四五个村民就围拢过来。问明记者来意后，他们竞相唠起他们记忆中的袁林（凑巧遇到的都是老者）。

　　他们说：“这庄看袁墓的，除了殷家，还有张才、李兆成、李明进家的上辈儿。”

　　李金玉老汉说：“袁克定来袁林那场子事，我亲眼见了，他当时就是这样一拐一瘸地。”他边说边模仿袁家大公子的走路动作（学得很认真，我相信了他的所见）。

　　“牌楼门前，还站了一排士兵，腰杆子笔挺笔挺的，一点也不含糊。”至于后来袁大公子是怎么祭祀的以及那场子事的年代，他已记不清了。

　　关凤文有点打擂台的意味，赶忙叙述他的不俗阅历：“我见过毛主席！”他指着不远处的路边说：“我就在路那厢蹲着，毛主席就站在桥上，周围跟了许多人。我记得可清楚了，毛主席穿了件灰色衣服……我小呗，没人管我，村里其他人都不让出门。”

　　关说的假如不错的话，应该是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日的事。毛泽东来安阳到袁林的那一次，是１９４９年之后一直到今天，领袖级人物唯一一次到袁林。当时有人给主席反映说有人想炸掉袁墓，毛主席听后以为不妥，讲道：要把袁林保护起来，教育后人。

　　如今，在袁林主殿景仁堂后门的石台阶上，还放置着一个牌子，讲的就是这码子事。

　　在太平村老一辈人的回忆中，多数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都成了支离破碎的故事。他们还记得，日本人在时，袁林的西边建了军用机场。

　　我还从老人的述说中，知道殷家的祖辈不是彰德府人（老安阳人对安阳的习惯称谓），是从内黄逃荒来的，殷家人也不会武功。

追忆：殷百俭讲述先辈守墓生活

　　在没有见到殷百俭之前，我已经不指望他能把一切说得清楚，见一面足够了。

　　第二天，在孙家庙村头的一片工地里，我很快就找到了殷百俭。当时，他正在他大女儿家的新房工地上忙碌。

　　我与殷百俭并肩坐下来，面朝着工地。当时我的问话是没有次序的，想到哪儿聊到哪儿。后来在整理记录时，我觉得好像遗漏了一些问题。但我还是十分庆幸，关于袁林的过去，关于袁林最后的守墓人，我们毕竟倾听到了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追忆——

　　我老家是内黄县东庄集野庄村，我爷那辈子从老家要饭而来，落脚在太平村村北头。因为是外乡人，没有钱置地，日子可能不大好过。袁家人是怎么找到我爷、我爸的，说不清楚。那时，袁家在安阳有人，找我家商量的，说是袁家十七少爷。他说：“你家看墓，那里（指袁林界石内）有闲地，你们可以种地，也就不再另给钱了。”

　　当时，一块儿谈妥的还有张家、刘家、李家，东街村也有一家。具体年月记不住了。我家就寄住在青石桥东边三间旧房里，那房解放后扒了。

　　过去的袁林，没有围墙，四处敞着。我爸（殷长友）白天没事就走走看看，扫扫院落，给殿堂内的器皿掸掸灰什么的。一挨黑，我爸就到享堂（景仁堂）睡。

　　我记得很清楚，景仁堂前曾经有块大白玉石，南北长２ 米，东西宽１．５米，上坟时，人总要在玉石板上跺跺脚。在安阳解放之前，袁家人时常上坟。碰到邻近的人家，袁家人还散发些银钱。堂内原来都做了吊顶，是不露房梁的。现在袁林的围墙和中轴两厢的一些房子都是以后又盖的。袁林大模样没怎么变。要说毁也毁过，毁得最多的是树木。小日本往东扩建飞机场时，毁掉了一些柏树。袁家人知道后，来与日本人交涉过，什么说法我也不知道。安阳解放前夕，国民党为修筑防御工事，把树砍了许多，没人能拦着。

　　袁林没被盗过。国民党的队伍想“发洋财”，挖过，挖不开，还用洋锹撬过（他偶尔会用些老词汇）。可能他们也不是没有一点顾忌，最后撤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红卫兵扬言要炸袁坟，没炸成……

　　解放后我家就不再看墓，政府管了。

　　听邻里讲，殷百俭从滑翔学校水电工的岗位退下来后，他的五孩接了班。退休月薪 ６００多元，平时没事，老人就弄点蔬菜到街市去卖。

　　关于对袁世凯的评价，我没有打算向殷百俭老人讨教，那样会为难他的。不过，他倒说得实在：“听上辈人讲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我不大知道他的情况，我家看墓只是为了生存。”

　　像祖辈人那样，殷百俭一直没离开袁林。从他在太平村的老宅中出来，走不了几步，就能望见袁林牌楼门了。

　　殷家受袁家委托看护袁墓的细节，不见诸任何文史资料，恐怕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了，但袁林周边居住的老人都还认这档子事。殷百俭的追忆虽说有一搭没一搭，像散落的珠子难以重新穿在一起，但它对于今人了解袁林的历史沿革还是有裨益的。

　　相关资料表明，袁林落成后，北洋政府内务部设立了董理社，以保护管理袁林。董理社当时设有墓地管理员，雇用司事２人、打扫夫役１２人。从《袁公林墓工报告》中知悉，当时袁墓管理员的月薪是６０元，司事是２０元，夫头是１２元，夫役是７元。而殷家除了种地之外，没有其他收入。据关凤文讲，殷家种的祭田，就在袁林的神道东侧，紧邻着太平村西边，很长一溜。由此可以推测，殷家应该不是董理社雇用的夫役。可能的情况是，北洋政府垮台以后，董理社不复存在，袁家只得自想办法，就找来了殷家等几户贫民来看护袁墓。于是，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殷家等几户贫民就成了袁世凯的守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