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平

袁国平
　　　(1906一1941) 　湖南宝庆(今邵东)人。原名袁幻成，又名袁裕，字醉涵，笔名最寒。1924年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入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大队学习。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左翼宣传队队长，随军北伐。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转移至海陆丰地区坚持斗争，任工农革命军第4师党代表。1929年11月，任工农红军第5军政治部主任。lg30年6月，任工农红军第3军团政治部主任。同年8月，任工农红军第8军政治委员。1933年1月起，先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军第1方面军政治部代主任。参加中央苏区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两次人闽作战。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政治部主任，工农红军学校政治委员，抗日红军大学第2分校政治委员，教导师政治委员，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驻陇东办事处主任等职。
　　1938年3月，袁国平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3月18日，毛泽东向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介绍说：“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4月26日，他到达皖南歙县岩寺新四军军部，当日即向新四军第l、第2、第3支队排以上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新四军今后任务的指示。6月17日至19日，主持召开了新四军第一届政治工作会议，确定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指明了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会后，用两个月时间，到南京、江宁、镇江、丹阳、芜湖一带敌后战场视察，到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在当时“亡国论”盛行的形势下，他深信“中国抗战前途很好，最后定可战胜日本”。 1939年2月7日至17日，主持召开新四军第二届政治工作会议，作了题为《新四军一年来政治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会后，根据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抗日统一战线环境，主持起草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4月颁布实行，使新四军政治工作更加系统化、条例化和制度化。2月15日，在《抗敌》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一文，根据在江南敌后作战8个月的经验，论述了新的条件下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政治工作需要完成的任务。同年12月2日，在新四军政治部召开的宣传教 育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过去宣教工作的总结及今后宣教工作的任务》的报告，指出：“建军必须建人，建人必须建脑”。 “要把党的政治主张变成一件实际的物质力量”，“变成人民自己的主张”。“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只有一个，即理论和实践的一 致。”他对新四军政治工作提出了很多好的主张，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贡献。
　　1941年1月19日，袁国平在皖南事变突围中牺牲。遗骸于1955年6月19日移葬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摘自《新四军英烈志》

袁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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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国平(1906～1941)，名裕，字醉涵，范家山人。其父务农，兼弹棉花为生。袁6岁入学，10岁考入循程学校，擅吟咏，曾随师郊游，登佘湖山，袁极目河山，感时触世，口占一绝：“万山围绕乱如麻，何处登临望眼赊。堪羡高峰能独立，巍然不被晚云遮”。其抱负若此!民国11年(1922)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选为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民国14年考上黄埔军校，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7月，以高才生提前毕业，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左翼宣传队分队长，随军北伐。后调任国民革命军学生团指导员，开赴九江讨伐叛军。民国16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后转入汕头，参与组织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与彭湃赤卫军会师，建立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葵潭一战，打垮白军一个营，惠来一战消灭白军一个团，击毙团长向卓然，国民党为之震惊。  民国17年底，袁任湘鄂赣特委宣传部长，代理特委书记。19年秋，红三军团成立，袁任政治部主任。7月23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袁立即接管《国民日报》，编印《红军日报》，亲自撰稿，宣传革命形势，打击顽固势力。在长沙10万工农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扩大红军，战胜反革命的垂死挣扎，使劳苦群众获得真正的彻底解放。几天中就有8000多人参加红军，筹集军饷40多万块银元。其时，袁向前委提出加强政治教育，整顿军纪，统一步调的建议，得到采纳，并深入基层做大量的思想工作，使部队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宗派主义倾向得到较好的解决，纪律性和战斗力显著增强。在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红三军团成为红军的主力军之一。遵义会议后，袁调军委工作。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写了《七律·长征》一诗，袁步韵奉和，诗云：“万里长征有何难?中原百战也等闲。驰骋潇湘翻浊浪。纵横云贵等弹丸；金沙大渡征云暖，草地雪山杀气寒。更喜腊子口外月，夜辞茫荒笑开颜”。以亲身感受，抒发了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西安事变(1936.12.12)后，袁任陇东特委书记兼十八集团军驻陇东办事处主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其时，国民党派来高级军官组成的参观访问团，成员中有袁在黄埔军校的同学，袁诚挚地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一切应以民族利益为重，共弃前嫌，携手前进。”并赋诗二首相赠。其一：“三年同学十年仇，百战纠缠一战休；差幸干戈化玉帛，愿从风雨济同舟。”其二：“逐鹿中原争国是；十年征战听人评；相逢休话阋墙事，莫使神州任陆沉。”一位旧友恭维道：“兄台高才，到我们那边去，定能委以重任，授以高位。”袁付之一笑，答日：“但愿同仇敌忾，别无他求。”    民国26年(1937)新四军成立后，叶挺任军长，袁任政治部主任。次年底，袁根据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撰写了《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一文，强调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心在连队，要求领导深入连队，建立经常性的政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加强对挺进游击队成员的组织审查和严密鉴定，不断检查连队工作，及时纠正不良偏向，培养和运用模范连队的经验，推广到整个部队中。民国28年10月，编写了《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作为新四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教材，层层组织学习，对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与工作能力作用甚大。民国29年9月，蒋介石掀起新的反共高潮，密令上饶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拟订“围剿”新四军的行动计划。为揭穿其反共阴谋，袁与叶挺到上饶与顾谈判。顾的“智囊”先发制人：“请问袁先生，传闻贵军有‘三山计划’愿闻其祥。”袁从容回答：“我们至此的目的是请示北移路线，要求发给粮食弹药，其他无可奉告。”那位“智囊”大嚷：“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们早获情报，你们不但盘踞茅山、天目山，还要占领四明山，你能否认吗?”顾摆出长官的架势说：“醉涵兄，这就不对了!未经请许上峰就擅自圈盘占地，招兵买马，不是破坏政令、军令之统一吗?那是不合法哟!”袁仰首大笑说：“诸位实在高明，那茅山、天目山、四明山都是敌占区，在日寇的眼皮底下，岂止这几座山，凡是日寇占领的每座山，都是新四军驰骋杀敌的战场，新四军挺进敌后，发动群众抗日，发展抗日力量，不仅不是破坏政令、军令之统一，恰好是实行了蒋委员长‘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都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宣言，怎能说不合法呢?!敝军无所谓‘三山计划’贵军要是眼红敌人眼皮底下的地盘，那就请你开过去好了，我们愿意恭让，军中无戏言，就一言为定!”顾祝同一伙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但是，袁跟随项英(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对中共中央在抗门统——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缺乏认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项、袁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和帮助。袁对所犯错误有所认识，但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严重估计不足，对应付突然事变缺乏足够准备。民国30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长叶挺在谈判时被顾祝同无理扣押。项英奉命率军部及部属9000余人北移，6日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重兵的袭击，血战七昼夜，弹尽粮绝，大部牺牲、被俘和失散，仅少数人突出重围。项英突围后被叛徒杀害。袁国平身上四处负伤，战士轮番背着突围，至张家渡涉水渡河，敌人以机枪扫射，战士以自己的身体护袁。渡至北岸，袁不愿战士因照顾自己而造成更大的牺牲，嘱部属突围后向党汇报，遂悄悄摸出手枪，对着自己头部扣动扳机，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