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始迁祖：从胡适的一篇谱序谈起

论始迁祖：从胡适的一篇谱序谈起

廖庆六

    内容提要：本论文将以评介胡适的谱序开始，继而论述“始迁祖”在族谱文献中的意义及在宗族文化中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事实上，始迁祖可以做为一个家族历史的断代依据，本文将利用姓氏族谱来考述始迁祖之地位与其重要性，进而论证族谱文献之真正史料价值所在。最后再以传统社会中的姓氏家庙为例，透过家庙之大宗小宗及尊卑地位之区分，来见证始迁祖在宗族社会中所具有的地位与意涵。

    一、前 言

    “谱序”是探究族谱学理论的重要资源之一，不管是收录在各姓氏族谱中的谱序，或保存于学者全集或文集中的谱序，透过这些文章之精简内容，我们可以认识到前人对于族谱学的观念或评论，这也是帮助我们了解各个时期族谱文献概况的好材料。中外学者一直都很重视谱序资源的收集与研究，对于谱序之形成与其资料价值所在，民初梁启超先生曾经提出他的看法，他说“清代当承平时，诸姓之谱，恒聘学者为之修订，学者亦喜自订其家之谱。观各家集中，殆无一不有‘某氏族谱序’等文可见也。吾尝欲悉荟萃此项文，比而观之，则某地某姓有佳谱，盖可得崖略。”事实上，日本多贺秋五郎博士也对中国族谱中的序文做出评述，他认为在宋、金、元、明、清各朝之文集中，已累积有数千篇的谱序，而阅读各家谱之内容，更可以了解到族谱的意义、宗族的沿革、修谱的意图、子孙期望宗族向心力等重要信息。近人盛清沂先生曾依据《纪文达公遗集》中的六篇谱序，撰文论述清儒纪昀的诸点族谱理论。而绩溪胡适先生（1891——1962）也为同邑曹氏显承堂族谱写过一篇序文（全文详见附录），原文是发表于1919年12月10日出版的《新生活》杂志第17期。个人认为胡适这篇谱序颇有创见，因为他首先提出编辑族谱中的家族来源时，我们应该以“始迁祖”做为上限，并把那些“无参验”不可信的远祖一概从略，如此家谱才能真正具有“信史”的价值。族谱内容兼含血缘与地缘两方面的记录，而族谱也兼负对祖先报本与对子孙传信的双重功能。突显始迁祖在族谱中所代表的意义，并以他的存在去评断一部族谱的重要性与可信度，确实可以帮助我们体会到比较严肃的族谱学理论。

    始迁祖在宗族文化上具有重要地位及特殊意义，因为每个宗族若能以始迁祖做为断限的话，就能清楚交代他们的血缘及地缘之渊源关系。在过去封建社会宗法时代，有别子为祖，继别为宗，断祢者为小宗之制。这虽是一项严格区分大宗、小宗之古制，但它同时也为世代祖先及宗族发展，塑造出一个裂变因子与发展机会。祖与宗虽然在文字意义上有别，但两者却可相循而衍生，因为祖先可以因“迁”而肇始一个新的宗族，这位祖先当然也会被他后世子孙尊为始迁之祖。《礼记·大传篇》云“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谓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另一方面，追溯一个宗族历史之发展，若能找出他们的始迁祖先，并以他为断限人物，则对探究上代各个祖先人物事迹，即可收亲疏易辨与信实可靠之效。清朝郑献甫在《补学轩文外编一》一书中，也提到“若断自始迁者，为祖继别者，为宗同出者，为族所距不过数十年，则上治易，相去不过数十里，则旁治易，其相与庆吊往来，岁时问讯，犹相属也，纵之联异世，横之联同世，总之而为谱，丝牵绳贯，棋布星罗，一展卷而亲疏如绘矣，此而不信，谁为信首？”事实上，族谱与家庙是一个血缘继嗣群体最明显的特征，从族谱的断限与家庙的报本中，让我们更明确地认识始迁祖的重要地位，若能从编修族谱与创建家庙的实务中，去进行分析与探讨始迁祖的意涵，应该是一条很好的线索。

    二、对胡适谱序之评介

    胡适所撰谱序“曹氏显承堂族谱序”一篇，这是他年轻时代应亲友所请而作的文章。胡氏文中要旨共有五点：一是他很赞成修支谱，他以曹氏支厅主持修谱为例，认为它事轻费微，容易举办且可以随时续修，同时还具有系统容易追寻及事迹信实可靠之优点；二是他批评中国旧谱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大毛病，过去能慎重从事修谱者少，而绝大多数的人都去认不相干的人作远祖，因此族谱虽然很多却没有什么史料价值；三是他希望修谱者应该从每族的始迁祖数起，把那些无参验不可深信的远祖一概从略；四是他推介曹显承堂修的支谱是属小谱，这种方法应可以供别支、别姓的人傚行；五是他期盼将来若能累积无数存真传信的小谱，加上无数存真传信的志书，那就是民族史的绝好史料了。

    胡适先生所陈述的五点意见，确实都很具体而珍贵，但其核心论点应该是在第三点上。也就是说，胡适要藉撰述“曹氏显承堂族谱序”之便，特别反映出他对中国族谱的利用价值与理论观点，他并藉此机会提倡修谱者应从每族的始迁祖数起。他清楚道出各族来源应以始迁祖为断，若支谱是从始迁祖数起的，因其所记年代不致太远，所以世系内容才能显得信实可靠。文中胡先生更以严厉及遗憾之口气，批评中国的族谱虽然极多极繁，但这些旧谱其实没有什么民族史实的价值，因此让他感到这是一大恨事。他批判很多修谱者都妄信古人的乱说，他们都是中了“源远流长”的迷信之毒，因此名姓名族无法老老实实的把本族的来源记在族谱上。事实上，我们今天在胡适全集当中，也只能找到这一篇谱序文章，因为无法看到较多类似文章，因此我们尚无法正确掌握到他对族谱文献的整体看法。若是单以本篇序文内容而言，个人认为他对中国族谱的一些观点，尚有值得商榷与略做补充说明的地方，例如：

    1、族谱文献不可能只有支谱一种，族谱之学不但源远流长，而且也有它特殊的体例与分类。事实上，编修族谱也可以像文人写诗、散文或小说一样地自由发挥。例如族谱之命名、章节之安排、内容之长短、含盖之范围，同样都有很大的弹性空间与变通可能。有的家族有纂修宗谱或族谱之必要，但有的家族却只须修个家谱或支谱就够了，这些都由当事者自己来审酌家族的人力、物力、时局、地域等条件而做决定。我们并不必局限在编辑小谱一种，因为一切修谱大事，只要有个周全的规划，在取得族人共识以后，大家都可依据章程来设谱局、起凡例、定谱式及拟书法，并遵循世系断自始迁祖之定例，如果能够具备以上这些修谱要件者，不管它是宗谱、族谱、家谱、房谱、支谱，相信各谱之世系与内容，一定都能吻合信实可靠之标准。

    2、族谱并不局限于民族史之利用：胡适先生认为存真传信的小谱及存真传信的志书，就是民族史的绝好史料了，他的理想虽好但观点却有偏颇。因为对数量更多内容更丰富且能存真传信的各类各姓族谱而言，未免忽视各谱所具有的多样性之利用价值。事实上，我们已拥有数量庞大的传统族谱文献资源，我们也相信这些文献具有史实与艺文等方面的利用价值。在史料价值方面，除了可提供民族学、人类学之研究利用外，还可以提供给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人口学、生物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与利用。基本上，一部具有严谨体例之姓氏族谱，它不但保存了家族史料，同时也可提供编纂地方史的资料采集，这些族谱都应受到大家的重视与肯定才对。

    三、始迁祖与族谱断限

    选材与分期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其中选材要有逻辑标准，而分期就是把历史年代做一断限处理，两者都有赖当事人的思想与智慧，如此才能做到最完美、最妥善的处理。吕思敏在评论刘知几《史通》时，曾经提出“断限即范围之谓，史事前后衔接，而作史必有范围，抽刀断流，允当非易。”事实上，纂修族谱与撰修国史或地方志一样。章学诚在论述修志十议时，文章一开头就道出“修志有二便，地近则易覈，时近则迹真。”族谱记载家族历史，在每个姓氏家族之历史长河中，我们的上代祖先，又有始祖、始迁祖、本支祖、分支祖、太祖、高祖、曾祖、祖祢之分。其中又随不同年代与地域之肇基、发展与变迁过程，一个宗族可能会有几个不同阶段的始迁祖。始迁祖简单地说就是始迁之先祖，他常随地域与习俗之不同另有始祖、鼻祖、开基祖等不同称呼。当后世子孙在追溯历代祖先来源时，始迁祖就是一位关键性人物，因为他占有时近、地近之便利。从族谱之意义，及如何纂修族谱之实务与理论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编修族谱确实相当不容易，若要编修一部信实可靠的族谱，不妨先缩小时、地之范围，并以始迁祖做为断限人物。从近世所修族谱实例中，我们发现不少族谱的世系，就是以始迁祖做为第一世的。兹分别叙述如下：

    1、族谱之意义

    （1）谱者普也：编修族谱者，都希望能详细记录全族之人名与大事，但它却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陈瑞鹏撰“江州义门陈氏宗谱新序”有言“谱者普也，古者有普无谱，《文心雕龙·书记》谓‘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故谓谱者普也，注序世统，事资周普。’族谱用周普一姓而为言也，顾名思义，其难可知；有谓‘天下事之最难者，莫难于谱学’，良有以也。”在《迁宁李氏新修支谱》新序中，亦有如下之记载：

    谱者普也，举族中之昭穆男女，一一笔之于书，而能普及全数，斯之谓谱，乌可缩小范围哉。然而世愈近，则族愈亲而势易合；世愈远，则族愈疏而势易离。自世俗囿于惯例，动欲高语大同普及疏远，其不为情势所格者几希。惟权就世系之近者、亲者谱之，庶几一蹴可几，而将来相几进行，仍得由近及远，由亲及疏，依然普及全族矣。

    修谱者虽然都希望普及全数，但是资料却不易搜辑，因此必须采权宜及渐进之方式。例如先从世近者、亲者谱之，再逐步扩大远者。事实上，族谱之续，全赖支谱为根基。所以这次李氏先编支谱，其用意即在此也。

    （2）谱以信今而传后，谱以存真传信为贵，要编纂一部存真传信的族谱，就必须要有严谨的体例及周详的考证。例如《万载长溪高氏支谱》卷首“凡例”：“谱家之法，传信不传疑，起祖以上，荒远难稽，且非士庶之家所敢宗也。故今族谱，明甫公以下近而易知，则汇为世系。明甫公以上，概置弗录者，非忍弃之也，一以传信，一示不敢宗也。”再如民初湖南邵陵《廖氏族谱》，在卷一“族谱小引”中，有如下之记载：

    谱所以信今而传后，不忘祖、不诬祖，二者尽之已。我族旧谱，揭宋理安公为初祖，以下六派为吴西太和世系。复自淇惠公至宗字派，凡八代为楚南宝宁世系，统称大宗总图。我族系出天祥公，然考安化三田合谱，有天爵而无天祥。万岁庙房谱亦云天爵公裔，其中不无疑窦。又理安公以下世次，按之谱碟，既如此，考之他书，复如彼。反复探讨，难徵传信。兹仿孔子删书，断自唐虞之例，以天祥公以上十二派，别为吴西楚南诸祖世系。图表仍依旧谱列之于前，以示不敢诬、不敢忘之至意，而直揭元镇公为肇基祖，列诸图首。

    编修族谱，应该疑者存疑，不可自乱宗系，并厚诬先人。邵陵廖氏所编族谱，决定以元镇公为肇基邵陵新宁的始迁祖，其下再分成禄、定、荣、亮、寿、启六个房派祖，这样才能合乎存真传信之标准。

    2、如何纂修族谱

    （1）世系要断限：晋朝史学家刘知几，其《史通》内篇有“断限”一篇，意指史书记载年代与人物，应有定限之制。他说“夫书之立约，其来尚矣。如尼父之定虞书也，以舜为始。”宋朝大学者欧阳修与苏沟，他们在纂修自家族谱时，对于族谱世系亦有断限之法。欧、苏两氏在记载上代祖先世系方面，采取不纪远而纪近，并以断自可见之世为原则。欧阳修主张谱随亲疏，宜有详略。欧阳氏所撰“欧阳氏谱图序”一卷，内有谱图及谱例，其谱例曰“姓氏之出，其来也远。故其上世，多亡不见。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下至五世玄孙，而别自为世。如此世久子孙多，则官爵功行载于谱者，不胜其繁，宜以远近亲疏为别。凡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苏洵创修苏氏族谱，他说谱为亲作，远祖而不及焉者，亲尽也。因为他认为情见乎亲，亲见于服，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尽。因此他在编制世系图时，往上只记到高祖，往下则记到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后世民间修谱之风气渐盛，但为详实记载祖先世系，故有做尼父删书之义者，并对上代世系做一断限处理。例如在《木瓜余氏宗谱》序文中，即有记载“代远年湮，世系殊难稽考，故今谱碟，以良公为第一世。犹尼父删书，断自唐虞。盖纪实也。”第一世良公，就是湖南省平江县木瓜余氏的始迁祖。

    公谱与私谱：纂修族谱可以依据宗族的亲疏、远近、或大宗、小宗之尊卑关系而作，这就是族谱的分类与著录范围的大小问题。清儒纪昀撰“纪氏家谱序例”曰“详载本宗，别支则略，欧阳氏、苏氏皆然。然二家之谱，一支一谱者也。今之谱，一族一谱者也。一支一谱，名群所出，即彼此可以互明；一族一谱，例无别见，义不得而偏略也。”一支一谱属私谱性质，而一族一谱则属公谱性质。纪氏认为欧阳修与苏洵纂修的族谱都是支谱，其世系图采小宗谱法，都是断自可见之世。因此欧、苏所修之谱，应属一部私谱性质。如果世系记载是从始迁祖开始者，通常都是由全族人士共同发起，而他们所编修的谱书，即可称为宗谱、统谱或族谱，这些都是属于公谱性质。从始迁祖肇基之后，子孙因繁衍而有房、支、派之分，如果由不同房、支、派子孙所纂修的谱书，就是属于私谱性质，可称之为房谱、支谱或派谱。《安化喻氏三修族谱》卷一例言：“同一祖矣，复分几房，此支叙毕，复叙彼支，韦氏、杨氏、李氏诸谱皆用此制，族大人众，随事制宜也。”族谱为求传信，所以公谱应以始迁祖为断限；祖分而族不分，所以修私谱者亦应视始迁祖为裂变之根源。

    四、始迁祖与姓氏家庙

    家庙具有相当浓厚的宗族文化特色，兴建家庙就是一种报本的行为表现，从姓氏家庙的创建与祭祖仪式，及宗族的裂变与大宗小宗之区分，最能帮助我们探索家庙与始迁祖的连系关系。笔者过去曾针对金门172座各姓氏家庙，进行家庙之宗族文化,调查研究，因此本文特举金门家庙为例，简要叙述始迁祖与家庙之关系，兹分别叙述如下：

    1、家庙之创建

    （1）报本：家庙是妥适祖先灵位的地方，因此创建家庙就是一种报本的孝道行为表现。在金门各姓氏家庙之建筑与装饰当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像：“祖德宗功”、“光前裕后”、“燕翼贻谋”及各式各样展现宗族文化的楹联与匾额。民间家庙多奉“始迁祖”为主神，但他只能算是追溯列祖列宗的中继点人物，因此这些文字是具有承先启后之意义的。一座家庙就像一座宗族文化博物馆，尤其是有关宗族礼法及传统孝道之标志与文物，都在此表露无遗。以金门地区的家庙建筑为例，大多数家庙都具有宏伟的结构，以及非常典雅的装饰。当我们把眼光投注于一座家庙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有屋脊上的龙吻与“燕翼贻谋”、“光前裕后”之文字，及大门上的“某氏家庙”题额。另外在大门两个门板上，更有“祖德、宗功”文字或鲜明的门神彩绘。再靠近家庙的两侧门，在门板上的文字，不是“左昭、右穆”、“就是“木本、水源”。进人家庙正厅后，马上看到始迁祖的神主牌就奉祀在正中央的神龛里，这就是做为子孙报本的具体事实。再举头向四周望去，尽是碑记、匾额、灯号及楹联。以上所见到的始迁祖神龛，及种种文字、图记或物件，都是属于表彰祖先功德及宏扬宗族文化特色的文物。家庙让族人在此体验与发挥“尊祖、敬宗、收族”的意涵与精神，而家庙为了要呈现光前裕后的意涵，并扣紧祖宗与子孙的血脉关系，因此在建筑物的内外装设上，必须要有主神并搭配各种象征吉祥的文字与图案。

    （2）祭祖：冬至祭祖是指祭祀始迁之祖，在家庙举行的各种祭礼当中，又以冬至祭祖仪式最为隆重。《洞霞尹氏家谱》卷首下，“家礼酌宜·祭礼”中，记载冬至祭始迁祖之原由，曰：“程子曰，此厥初生民之祖，冬至一阳之始，故象其类而祭之，按厥初生民之祖，则神企邈远不相感通，冬至一阳之始，故象其类而祭之，按厥初生民之祖，则神企邈远不相感通，又非士庶之人所得祭，当以迁居此地之祖，为始祖也。”事实上，金门各姓氏家庙最重视冬至之祭祖，因为他们多以始迁祖做为家庙之主神，并透过隆重的祭祀仪式，来表现报本追远的孝道精神。因此每年一到年底冬至时节，旅居在外的族人就纷纷回乡参加家庙的祭祖活动。他们知道子孙必须尊祖与报本，他们世世代代都依时节来祭祀始迁浯洲之祖先，这也是他们创建很多家庙的原因。

    2、大祖与小祖

    家庙可以荟聚人于一地举行祭祖仪式，因此兴建家庙可以帮助族人尊卑明而亲疏定。从始迁祖以下，又有分房、分支、分派之不断繁衍，此时祖分而祭亦分，故有大宗、小宗之分。所以，一族不止一宗，一族同时分建有数座家庙，这就是大祖、小祖家庙形成的原因。大祖通常是指始迁祖而言，而小祖就是从始迁祖衍生出来的各房支先祖。在旧式封建时代，因宗法制度严明而不能随便逾越，以建家庙或建宗祠为例，当时必依官品高低及房支尊卑来做区分。江南大族曾留下大量不同层级之祭祀场所。在江西乐安县流坑村的董氏家族，据说至少有 153座历代修建的祭祀性建筑。这些称为祠堂的建筑，其分布已涉及时间与空间两个向度；而时间与空间交错，又产生了多个交叉点，它们既相互联系，又有差异，相交织成一张宗族组织的立体关系网络。流坑村董氏开基至今已历42代以上，故有“千年一村”之美誉；从奉祀开基始祖，到第32代历代先祖之场所，即有大宗祠、专祠、支祠、书院、书屋之区分。根据调查研究，流坑董氏是千人大族（4200人），它的管理从上到下层次分明。大宗祠是由全体族人共祀，在宗族之下，分众多的房派，大房派下又有小房派，大小房派都有祠。小房派以下就在专祠或香火堂祭祖，超过三代就可以设香火堂，绝大多数就在住宅的厅堂，还有少数香火堂独立出来，附建在住宅一侧。后来家族人口增多，有财有势，超过五代便可形成小房派，设香火堂的住宅便改成为房派的分祠。这是把董氏祠堂分成大宗祠与分房祠二大类，基本上就是依大宗、小宗来做区分的。另外分房祠又分成房祠、专祠与香火堂三小类，这是依祖先之世代房派（房祠）、人物功绩与官品尊贵（专祠）及住宅厅堂（香火堂）而区分的。

    在另一方面，金门的陈氏族人共有26座家庙。金门陈氏人口（8687）还比流坑董氏4200人多一倍。陈氏也有一座大宗祠：“西门陈氏宗祠”，它由入浯十五支陈氏合组十三股，并按年轮值负责这一座总祠之祭祀事宜。金门陈氏大宗祠虽奉开闽始祖太傅公为大祖，但另外的25座宗祠却另有独立的大祖、小祖分类系统，例如阳宅陈氏三座祠堂即是。此外，金门琼林蔡氏也有七座家庙，但习惯以“七庙八祠”称之，因为其中一座二进形制的家庙，却分别奉祀六世及十世两个不同世代的祖先牌位。事实上，蔡氏家庙的大宗、小宗分类法，比较像流坑董氏之分类法，可是蔡氏祭大祖的祠堂，不称“大宗祠”，却题名“家庙”。其余六处因属分房祠故称“宗祠”，且都冠上第几世宗祠。另外有一座“藩伯宗祠”，它就是蔡守愚专祠，属“专祠”性质，当然也归入小宗祠堂之类。再以金沙镇山后村王氏为例，他们祭祀祖先之场所，共分成三个等级：宗祠（大宗祠）、公厅（房祠）、住家神龛（香火堂），而祭祀日期与祭祀对象各有不同规定与区隔。“王氏宗祠”奉祀的就是大祖；公厅则设于“海珠堂”，它就是分居于山后中堡四个房派的共同房祠（小祖），而住家神龛又分设于四个房派裔孙的住家中厅，它就像流坑董氏的“香火堂”。

    五、结 论

    国史依不同朝代而撰修，方志依不同地域而纂辑。因此，记载姓氏家族历史的族谱，也须要有一个纂修标准与限制，处理历史年代之分期或人物之定限问题，确实有赖主事者的逻辑与智慧。过去已有史家与学者，针对此项问题提出他们的创见与论述。从晋朝开始，史家刘知几在《史通》中即有断限之说，更以孔子删书为义例。宋朝欧阳修与苏洵纂修族谱，他们均采小宗谱法，其世系以断自可见之世为原则。在民国初年，胡适更对中国旧谱提出评论，并倡议修谱者应该从每族的始迁祖数起。前人的诸多理论观念与建议，其目的就是要保存信实可靠的各种史料。事实上，祖先世系以始迁祖为断限之说，已足于为族谱学之研究奠立一个理论基础。

    过去传统宗法社会，宗族为了尊祖报本、继承祖先财产及凝聚族人向心力，所以很盛行修族谱与建家庙。但是日久族大以后，情份即有亲疏之分，因此施行必有次第。始迁祖在宗族文化中确实扮演一个很关键性的角色，尤其在纂修族谱与创建家庙方面，始迁祖之地位更是特殊而重要。总而信之，始迁祖与族谱及家庙之关系很密切，始迁祖是族说世系断限的重要人物，而始迁祖更是家庙祭祀之主神及宗支裂变之根源。

附：胡适撰《曹氏显承堂族谱序》

    绩溪旺川曹氏显承堂是族中的一个支厅，今年修成支厅的家谱。厅里有许多人是我的亲戚朋友，他们要我做一篇序。我想他们不肯捏造几个大人先生的序，反要我做序，这是他们一番好意，我如何好推辞呢？

    我是很赞成曹氏诸位先生修支厅分谱的。为什么？因为支厅成立以来不过十几代，年代既近，系统容易追寻，事迹自然信实可靠。况且支厅修谱，事轻费微，容易举办，可以随时续修，不须受别支牵制，以致年代久远，到头仍旧不能成功。

    中国的族谱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源远流长”的迷信。没有一个姓陈的不是胡公满之后，没有一个姓张的不是黄帝第五子之后，没有一个姓李的不是伯阳之后。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后，不知古代那些小百姓的后代都到那里去了？

    从黄帝、尧、舜、文王、周公到于今，四五千年了。古代氏族授姓的制度，经许多学者考订，至今不能明白。谁能知道古代私家相传的系统呢？荀卿去古未远，他已说“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能人也，久故也。…故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韩非也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二千年前的荀卿、韩非尚且如此说法，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如何可以妄信古人的乱说呢？

    古人对于家谱也有很慎重，很老实的。如颜真卿作元次山的墓志，直说元氏是拓跋的遗族。其实汉、晋以来，西北东北的低级民族侵人中国，和中国人杂居，日久同化了。现在中国的民族，照人种学的眼光看来，实在是一个极复杂的民族。如果当初各姓各族都老老实实的把本族的来源记在族谱上，我们现在研究中国的民族，岂不省了多少事吗？可惜各姓名族都中了这种“源远流长”的迷信的毒，不肯承认自己的祖宗，都去认黄帝、尧、舜等等不相干的人作远祖。因此中国的族谱虽然极多极繁，其实没有什么民族史料的价值。这是我对于中国旧谱的一大恨事。

    因此我希望以后各族修谱，把那些“无参验”不可深信的远祖一概从略。每族各从始迁祖数起。始迁祖以前但说某年某处迁来，以存民族迁徙的踪迹就够了。各族修谱的人应该把全副精神贯注在本支本派的系统事迹上，务必使本支本派的家谱有“信史”的价值。要知道，修谱的本意是要存真传信，若不能存真，不能传信，又何必要谱呢？

    此次曹氏显承堂修的是支谱，是一种小谱。我以为这种法子很可以供别支别姓傚行。将来中国有了无数存真传信的小谱，加上无数存真传信的志书，那便是民族史的绝好史料了。

                                                            中华民国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同县胡适敬序于北京

编注：作者廖庆六，祖籍福建诏安，台湾著名姓氏研究学会资深顾问，中国家谱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