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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讨会综述（首发）
作者：张华腾 更新时间：2005-9-22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留下了多方面的影响。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尤其是研究清末民初社会，研究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研究辛亥革命等，无论从什么角度研究都离不开袁世凯这个人物，都应该加强和深入对袁世凯的研究，基于如此目的，中国现代人物研究会、安阳师范学院、安阳市博物馆共同发起和组织了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
2004年4月23—4月26日，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安阳师范学院召开。著名学者侯宜杰、骆宝善、袁伟时、曾景忠、朱东安、谢俊美等不仅参加会议，而且还为会议撰写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论文。为会议提供论文的学者有56人，参加会议的学者58人。学者中有德高望重的史学前辈，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骨干，有富有朝气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学者来自全国16个省区，可谓一次学术盛会。
经过几天激烈的讨论，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11个方面：
1、袁世凯与中国近代社会诸问题研究
过去很少研究的社会问题，成为这次会议的一个亮点。比如袁世凯与禁毒问题，袁世凯对秘密社会的政策，袁世凯与赌博等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这些问题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作为统治阶级中的重要人物的袁世凯，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做法，对近代社会有着极大的影响。苏志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袁世凯与禁毒》一文认为，袁世凯主持中央政权时期，顺应历史发展之潮流，继续清末发轫的中国第二次禁毒运动，展开自上而下的禁毒，张扬反鸦片的旗帜，对民初之禁毒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而袁世凯的作用不容忽视。邵雍（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袁世凯执政时期对秘密社会的政策》一文认为，袁世凯对秘密社会的政策则与他对革命党人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对帮会既查禁，又利用，标准为是否为我所用。袁世凯对秘密社会中的会道门总体上采取了明禁暗纵，小禁大纵的暧昧态度，给相当一部分的会道门以改头换面取得合法地位的机会。民国时期会道门的空前发展与袁世凯的放纵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霍晓玲（河南大学研究生）《袁世凯与禁赌》一文认为，晚清社会，赌风日炽，禁不胜禁，成为社会一大痼疾。袁世凯对赌博却矢志禁绝，在小站练兵时期，督抚时期以及民国初年均历行禁赌，范围包括治军、从政、教育乃至日常家庭生活。袁之历行禁赌，整肃了社会风气，赢得了政治声誉。
2、袁世凯与其外国顾问的研究
袁世凯与其外国顾问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由于袁世凯长期被视为反动人物，外国顾问则是侵略分子，所以无人涉足这一问题。会议则在此问题上有重大突破，有四篇文章涉及二个重要人物，一个是莫理循，一个是有贺长雄。侯宜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莫理循与袁世凯》一文，认为在1915年8月以前，莫理循对袁世凯极力效劳，维护袁世凯和中国的荣誉与信用。袁世凯对他也很欣赏。对袁世凯的帝制，莫理循极力反对。袁世凯后来延缓和撤消帝制，固然有许多原因，但采纳莫理循的建议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说上文主要从内政方面揭示袁世凯与莫理循的关系，窦坤(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袁世凯及其政治顾问莫理循与二十一条》则主要从外交上阐述二者的关系，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作为中国雇员的莫理循，全心辅佐袁世凯，在揭露日本侵华阴谋，争取世界舆论支持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张学继（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论袁世凯的宪法顾问有贺长雄》 一文，则主要考察了袁世凯集权、称帝过程中有贺长雄在理论上的重要作用，认为有贺长雄是袁世凯的理论家，是民初袁世凯政治的理论指导者。
3、 袁世凯在清末法制改革中的作用
法制改革是清末新政中的重要内容。对袁世凯在法制改革中的作用，以往的研究有所涉及，但没有深入下去，本次会议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至少有7篇文章涉及到这一问题。康大寿（西华师范大学教授）《袁世凯与清末法制改革》一文认为，袁世凯在这场法制改革中利用其显赫的地位和影响，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对推动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方面的积极作用应该给予肯定。王先明（南开大学教授）《袁世凯与晚清地方司法体制改革》一文，则对袁世凯在天津地方实行的地方司法改革的特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认为袁世凯在天津率先实行的地方司法改革，对于制度性近代转型的样板价值，是不无意义的，其纳旧入新的渐进性特征，绅官体制的过渡性模式，以及以新代旧的总体性目标等内容，体现着复杂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特色，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
4、 袁世凯中央政府与地方关系的处理研究
对袁世凯统治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问题，以往的研究过于简单化，主要集中在袁世凯集权专制方面，集中在袁与党人对立斗争方面。本次会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大大超越了以往的研究，有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理性的分析。马平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民国初年袁世凯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一文认为，辛亥革命后清政府旧的政治权威被推翻，袁世凯继任大总统以来新的政治权威尚未被地方接受，如何恢复中央权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成为袁世凯面临的一首要问题，袁采取传统集权思想在全国建立起了一套高度集权的行政统治秩序，但最终走向了集权的反面，从而导致了中央失去统治权威，北洋系分裂，国家陷入军阀内战和割据的混乱局面。沈晓敏（广东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民初袁世凯与各省议会关系述论》一文，则从袁世凯政府和地方议会的关系考察，认为袁世凯中央政府和地方议会的矛盾和斗争，中央和地方权力之争，对于初建的民国来说，本来是正常的，可以通过立法或其他途径逐渐解决。但地方议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与中央政府的争吵之中，影响了其地方议会正常职能的发挥。而袁中央政府，则利用强势地位以命令和实力代替法律，解散议会，与民主共和背道而驰，由此说明民初政争的复杂性。唐凌（广西师范大学教授）《袁世凯政府与边疆地方势力的经济关系》则以广西为例，对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经济关系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认为他们之间既有对抗，又有合作，但均从维护统治和各自的利益出发，从根本上制约了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5、 关于袁世凯称帝
这本是一个老问题，但过去的研究也似简单化，把袁世凯称帝完全解释为个人行为，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即袁个人而言，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一文，具体考察了袁世凯帝制行为的心路历程，从民初政治运作实践看袁世凯思想演变的轨迹，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他一味加强个人独裁的种种做法以及其内心深处的帝王意识，使他最终经不起帝王桂冠的诱惑，当各方面的压力潮水般的涌来的时候，他便放弃他先前对民主共和的庄严承诺，而走上帝制自为的道路。
列强对洪宪帝制的干涉，是学者们注意的视角，但列强干涉的细节，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日本在列强中的突出地位等问题尚待进一步探索。曾景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关于列强对洪宪帝制的干涉》一文就《近代史资料》新近译载的档案资料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弥补了以往研究之不足，尤其认为列强干涉洪宪帝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但客观上有助于制止帝制在中国的复辟。岳珑、赵虎（西北大学教授、研究生）《袁世凯重建帝制活动特点初探》一文对袁世凯重建帝制活动的特点进行分析，认为洪宪帝制不是一场简单的封建帝制复辟，而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重建，是近代中国政治历史变化的产物。
6、 关于二十一条和袁世凯北洋政府初期的外交
袁世凯之所以被称之为卖国贼，主要是因为他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屈辱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侵华要求，但以往的研究多站在国民党方面，认为袁为了称帝而接受，其实二十一条与袁称帝没有必然的联系，近年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苏全有（河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新论》一文，对袁世凯与二十一条进行了全新的诠释，认为袁接日本侵华要求并不甘心情愿，而是进行了相当的抵制。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既有侵华的用意，同时也有去袁的打算，是日本实施的一箭双雕之计。
对袁世凯及其袁世凯政府的外交，以往的研究多持否定态度。石源华（复旦大学教授）《袁世凯与北洋政府初期的外交》一文做出新的解释，认为袁执政时期，袁丰富的外交经历与他面临的外交难题，使他有可能也有能力实施“元首外交”，亲自处理各种外交活动。他处理外交的思路和做法，对民国时期的外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既有消极的负面的影响，同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如其“联合欧美，抵制日本”的方针，在处置西藏问题时，采取搁置的方式，以待时机，就有可圈点之处。张艳（河南大学讲师、浙江大学博士生）《顾维钧眼中的袁世凯》一文，则从与袁共处的职业外交家的角度，从外交家如何认识评价袁世凯来评价袁世凯和袁世凯的外交，很有见地。
7、 对袁世凯史料的搜集整理
尽管当前学术界在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等方面多有创新，但任何创新都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此次会议则继续宏扬了史学的优良传统。如袁世凯与莫理循、与二十一条等文，就充分挖掘和利用了国内外的档案资料；丁进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清练兵处及其档案》一文，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有关练兵处、袁世凯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和介绍。骆宝善、刘路生（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广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多年来不畏艰难地搜集整理袁世凯资料，准备编撰出版《袁世凯全集》，此次会议首次以《袁世凯全集》介绍的形式，介绍了搜集资料的情况和资料价值，文献字数达1200万字上下，未刊不下三四百万字，殷切期望这些资料早日刊布。
8、 史实考证
史实考证既是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治史的必然功夫，袁距我们虽然时间不长，但由于政局不稳，内战不断，或一些事件本来就处在非常秘密的状态，很少有人知道内幕，给研究造成一定的困难。比如袁世凯戊戌告密，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之一即八月初四日袁氏告密说。刘路生《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告密说不能成立》一文，以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思辩考证袁氏告密不可能在八月初四日。《李鸿章遗片保荐袁世凯说质疑》一文，考证李鸿章遗片保荐袁世凯纯属子虚乌有。
宋案是民初的第一大要案，谁是刺宋主谋，当时人们就指向了袁世凯，研究者也似乎无疑义。廖大伟（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博士生）撰文《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校析》，认为从袁的信仰特别是通过对袁主谋说的原始依据（电码破译）的逐条文校析，认为从袁世凯当时的身份、地位，从宋教仁对袁构成的威胁程度，从在上海行刺的困难度等方面，认为袁世凯是刺宋主谋缺乏真正依据，传统说法不符合事实，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此为一种全新的观点。王晓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民初总理赵秉钧的悲剧》一文似乎与此完全相反，既然不是袁世凯，那么应该是赵秉钧了。该文在为赵秉钧喊冤，认为赵是代袁受过。宋案主谋到底是谁？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争论。有学者建议将现代审判制度引进到历史研究中，建立历史审判法庭，以解决历史疑案。该问题引起了宋案武力解决还是法律解决？二次革命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的争鸣。
9、国外、台湾地区袁世凯研究状况介绍
大陆学者重视对袁的研究，台湾学者比大陆学者起步早、成果丰。傅德华（复旦大学副教授）《台湾袁世凯研究概述》一文，对台湾地区袁世凯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使人们对台湾的袁世凯研究有了清楚的了解。这是以往的研究中所没有的。
袁世凯是一个国际性的人物，对袁世凯的研究向来为欧美日本学者所重视。崔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关于晚清统治权力结构的一种新的解释》，则对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麦金农的专著《晚清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天津和北京》中的观点进行了介绍和评述，认为麦氏对袁世凯权力兴起的过程的考察，基本是符合事实的，它不但提供了大量有关晚清朝廷政治方面的内情，而且还深刻揭示了列强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其对袁世凯直隶改革和他与县一级地方精英权力关系所做的考察和分析，则丰富和深化了以往国外学者这方面所做的研究。这些也是国内袁世凯人物研究所不能涉及的。但对该书中有关袁世凯权力的兴起不具有任何地方分离主义性质，以及关于袁世凯并非近代军阀的说法提出了与麦氏相反的意见。
10、关于对袁世凯的总体评价
有关这方面的论文有7篇，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有不少共同之处，比如均承认他在中国军队近代化、清末新政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在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共和时所起的作用。但在对袁的总体认识上有明显的不同。谢俊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袁世凯成败简论》一文认为，袁世凯去世前的5年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同时也是他走向败亡的5年。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一切反对革命的人们的簇拥下，东山再起，当上了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而后他以拥护共和为名，骗取了革命人士的信任，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利用民主革命的力量，逼迫清帝退位，从而结束了在中国长达260多年的清朝统治。此时的袁世凯作为一个正面人物，而被中外所承认，倍受民众的尊重和拥戴。然而时隔未久，他却背道而驰，铲除共和，消灭革命，复辟旧制，僭号称帝，成为历史的败类、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徐松荣（广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论民元前的袁世凯》一文将袁的一生分为两段，民元前积极进取，发挥重要作用，民元后政治上倒退，走向反动，并自取恶果，前期活动的作用基本上应该肯定。张华腾（安阳师范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对袁世凯的重新解读一文，则把袁世凯放到中国历史进程中全面进行考察，认为袁一生在许多方面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了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其晚年，逆历史潮流而动，悍然称帝，那是自取灭亡，认为评价袁氏不能因为袁后来称帝而忽略他早期的贡献，也不能因为他早期的贡献而掩盖他后期称帝的罪恶。所不同的是，张华腾还认为，即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开始了北京政府的统治，袁在政治上反动，但在某些方面，主要是经济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事情。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建树和失败》一文认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政治建树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依照《临时约法》，执政的第一年就制定了《国会组织法》，依法进行选举，召开国会。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推行军民分治，公开宣称司法独立等。他的施政却有可取之处，不能一概抹杀等。问题是为什么袁世凯集权专制完成后走向帝制，犯下了那么严重的错误呢？认为是制度错失和文化状况所致的恶果。这些真挚卓见，闪烁着思想解放的火花。
马小泉（河南大学教授）《清末民初元首更替的政治解析》一文，则对清末民初元首更替进行政治解析，探讨国家政治形态的演进和政治权力的变异，以加深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艰辛历程的理解，这完全是一种新的视角。
11、袁世凯与各社会群体的研究
袁世凯与其周围人物的关系为研究者所重视，这方面的论文有9篇，《袁世凯与近代名流》专著一部。但研究者已经从袁世凯与个体人物的关系，深入到袁世凯与各种社会群体的研究。朱东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评载沣驱袁》一文，实际研究的是袁世凯为代表的汉族官僚与满洲贵族的关系，认为载沣驱袁是清末政治中的一桩重大事件。它是满洲贵族同汉员实力派地方督抚间争权夺利的矛盾与斗争的突出表现，也是自咸、同以来统治阶级内部满汉关系长期发展的必然逻辑，标志着满汉君臣之盟的破裂。姜新（徐州师范大学教授）《晚清袁世凯与归国留学生关系浅析》一文，研究袁世凯与归国留学生的关系，认为袁世凯与公认进步的留学生集团有着不解之缘，他们结盟共事，相互支持，荣辱与共。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不仅是研究袁世凯等历史人物的重要依据，而且包含着社会发展方向和社会发展路径的信息，成为探寻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课题。冀满红、李慧（暨南大学教授、研究生）《袁世凯幕府与清末立宪》一文，认为袁世凯的幕府人员在清末宪政活动中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政治近代化的深化，但同时也有利于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
总之，这次会议取得的丰硕成果，代表了袁世凯研究的最新水平，会议的召开，大大推进了对袁世凯的研究，而对袁研究的深入，则进一步深化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正如一位有影响的学者指出，袁世凯是破解清末民初政治的钥匙，弄清了袁世凯的问题，诸多迷团就迎刃而解了。
当然，许多问题不可能期待一次会议能够解决，有许多问题刚刚提出，尚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比如袁世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社会转型与近代复杂人物的研究还缺乏理论上的阐述。当然这不仅是袁一个人物的问题。袁世凯与外国顾问的研究有突破，袁世凯与日本的问题也有人涉及，但袁世凯与英国、德国、美国的关系则缺乏研究。袁世凯在政治集权的同时注意发展经济，他与民族资本家的关系也缺乏整体上的研究。民初袁世凯的政治措施已经有学者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但缺乏具体的研究。袁世凯称帝之前的政治体制为后人所抨击，但为什么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等。袁世凯研究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袁世凯研究有着较高的起点，袁世凯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作者简介] 张华腾，安阳师范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晚清史、北洋军阀史的研究。 文章出处：近代中国研究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