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资料（家谱中常遇的）

康山忠臣庙

               

      据《余干县志》记载，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明太祖朱元璋大战陈友谅于鄱阳湖，朱取胜后，为祀死难的将领韩成、丁普郎等36人，于至正二十四年春天，建庙于鄱湖岸边，康郎山上。忠臣庙从1363年开始历时5年建造成功。此庙建成后也饱经风雨沧桑，经受水灾200多次，火灾20多起，毁坏重建都有15次。

  明朝的时候那个遗址比现在这个还大，发了两次毁灭性的火（灾），连瓦砾都没有一块完（整）的，清朝康熙年间的遗址也比这个大，也烧掉了，现在这个遗址就是咸丰九年的。

  为恢复这座市级文物原貌，余干县政府从1995年就开始了重新修缮。现在，一走进这座古庙，你就能看到一个个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将军塑像，你可以在这里一边观赏，一边聆听将军们的传奇故事，回味那段久远的历史.

  庙分前后三进，前为定江王殿，中观音堂，后36忠臣殿。两旁设钟鼓二。庙离余干县城约一个小时车程.

历史乎？袁氏文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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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巾军

   红巾军的政治背景，起于元顺帝统治末年政治败坏、税赋沉重，加上天灾不断。农民被逼无奈，生活所迫才群起而反。她是元朝末年起来反抗元朝的统治的主要起义力量，后与明教、弥勒教、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结合，声势大振。因打红旗，头扎红巾，故称作“红巾”或“红军”，又因焚香聚众，又被称作香军。

   元至正年间，黄河决口六年不能塞，为害数千里。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麦黄河南北有民摇：“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颖州（安徽阜阳）农民刘福通凿石人一只眼，于黄河故道黄陵岗（河南兰考东北）埋之。至正十一年，元右丞相脱脱亲任其事，开黄河故道。任工部尚书贾鲁为河防使，发兵十七万。四月开工果挖出石人，民摇应。刘福通遂起众兵反，以红巾为号，称红军。连陷（河南）罗山、确山诸县。

   随之，安徽肖县李二（芝麻李）、彭大、赵君用等起兵，陷江苏徐州。蕲州（湖北蕲春）徐民辉起兵，建都蕲水（湖北浠水），称帝，国号天完。

   至正十二年，湖北竹山农民孟海马起兵陷襄阳（湖北襄凡）。河南邓州农民王权起兵陷澧州（湖南澧县）。天完分兵先后陷湖北汉阳、武昌、安陆，江西袁州，湖南岳州，再陷江西九州（九江）、江苏迠康（南京）、浙江抗州。安徽定远郭子兴起兵，陷濠州（安徽风阳）、钟离（安徽风阳东北）。皇觉寺僧朱元璋投郭子兴。

   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江苏）民张士诚，少贩圤为业，诸富家与官府相结，备凌辱之。遂反尽杀其仇，建都高邮（江苏），称王，国号周。元军击蕲水，陷之。

   至正十五年，刘福通迎立韩林儿为帝，建都豪州（安徽），国号，宋。史称韩宋。刘福通为平章政事。郭子兴卒，长子郭天叙领众归韩宋，授都主帅，朱元璋为左付元帅。

   几年征战，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韩宋太保刘福通战死。朱元璋见韩宋国势不可振，乃有叛意。张士诚命部属颂已功德，遂称吴王。陈友谅中流失卒。

   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称王，仍用韩宋年号。世称张士诚为东吴，朱元璋为西吴。1366年朱元璋杀韩宋帝韩林儿，韩宋亡。1367年朱元璋改应天为南京。张士诚自谥死。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吴王朱元璋，改国号为明，称帝，是为太祖。

   洪武十四年，元天光三年（1381年）蒙古从此全部退岀中国。

     1351年始红巾，用时三十年元亡。

白莲教

    白莲教：一种民间宗教，因依托佛教的一个宗派白莲宗而得名。元、明、清三代在民间流行，农民军往往借白莲教的名义起义。
   南宋绍兴三年（1133），江苏吴郡沙门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初为佛教一支，教义源于净土宗，崇奉阿弥陀佛（无量寿佛）。该教信徒因“谨葱乳，不杀不饮酒”，被称为白莲菜。到了元代，该教渗入了其他宗教观念，主要是弥勒下生说，逐渐转为崇奉弥勒佛，改称白莲教。

   元末韩山童、刘福通，明代赵全、徐鸿儒，俱是此教中人。是以白莲教三字，在朝廷眼中，几乎便是反叛的同意词。元朝统一中国后，白莲教受到朝廷承认和奖掖，进入短暂的全盛时期，后来朱元璋借助白莲教中明教的力量夺取政权之后，在《明律》中明确取缔“左道邪术”，白莲教从此势落。乾隆三十九年，山东教徒王伦起事反清，白莲教又一次震惊朝野。

   白莲教是北宋至近代流传的民间宗教。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334～416？）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北宋时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主持者既有僧侣，也有在家信徒。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

   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合称五戒）以求往生西方净土，教义与净土宗大致相同。茅子元采用天台宗教理，绘制《圆融四土三观选佛图》，用佛像、图形和比喻来解说佛土的高低；简化并统一前人制作的念佛修忏仪式，制定《白莲晨朝忏仪》。先前的净土结社，参加者之间只是松弛的社友关系，社与社互不相属，茅子元将其改为师徒传授、宗门相属。他在昆山淀山湖建白莲忏堂，自称导师，坐受众拜，又规定徒众以“普觉妙道”四字命名，从而建立了一个比较定型的教门。

   白莲教产生之初曾遭到官方禁止，茅子元被流放到江州（今江西九江）。但因教义浅显、修行简便而得以传播。到南宋后期，虽仍被一些地方官府和以正统自居的佛教僧侣视为“事魔邪党”，但已到处有人传习，甚至远播到蒙古族统治下的北方。元朝统一中国后，白莲教受到朝廷承认和奖掖，进入全盛时期。庐山东林寺和淀山湖白莲堂是当时白莲教的两个中心。 白莲教以“普化在家清信之士”为号召，形成一大批有家室的职业教徒，称白莲道人。因为他们“在家出家”，不剃发，不穿僧衣，又被称为不剃染道人或有发僧。元代由白莲道人组成的堂庵遍布南北各地，聚徒多者千百，少者数十，规模堪与佛寺道观相比。堂庵供奉阿弥陀佛、观音、大势至（合称弥陀三圣）等佛像，上为皇家祝福祈寿，下为地方主办佛事，也有一些修路筑桥之类的善举。堂庵多拥有田地资产，主持者往往父死子继，世代相传，堂庵的财产实际上是主持者世传的家产。有些头面道人勾通官府，交结豪强，成为地方一霸。

    经过长期流传，白莲教的组织和教义在元代起了变化，戒律松懈，宗派林立。一部分教派改奉弥勒佛，宣扬“弥勒下生”这一本属弥勒净土法门的宗教谶言。有的教徒夜聚明散，集众滋事，间或武装反抗元廷统治。至大元年（1308），朝廷忌白莲教势力过大，下令禁止。经庐山东林寺白莲堂主僧普度奔走营救，白莲教才在仁宗即位（1311年）后恢复合法地位。及至至治二年（1322），其活动又被限制。此后许多地方的白莲教组织对官府抱敌对态度，外加其信徒多为下层群众，故当元末社会矛盾激化时，一些白莲教组织率先武装反元。红巾起义领导人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邹普胜等都是白莲教徒，他们以明王（即阿弥陀佛）出世和弥勒下生的谶言鼓动群众，产生很大影响。

   明初严禁白莲教。洪武、永乐年间，川、鄂、赣、鲁等地多次发生白莲教徒武装暴动，有的还建号称帝，均被镇压。明中叶以后，民间宗教名目繁多，有金禅、无为、龙华、悟空、还源、圆顿、弘阳、弥勒、净空、大成、三阳、混源、闻香、罗道等数十种，有的一教数名。它们各不相属，教义、仪轨颇多歧异，信奉的神极为繁杂，有天宫的玉皇、地狱的阎王、人间的圣贤等等，最受崇奉的是弥勒佛。从正德年间开始，出现了对无生老母的崇拜，又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所谓八字真言。据称，无生老母是上天无生无灭的古佛，她要度化尘世的儿女返归天界，免遭劫难，这个天界便是真空家乡。各教派撰有自己的经卷，称为宝卷。统治者认为这些不同的教派实际上仍是白莲教，民间也笼统地称它们为白莲教。

   在南宋 ， 由于白莲教在总体上还未脱离正统佛教窠臼，因此还为统治者所容纳。元代，由于教内各阶层人群所处的地位不同，追求目标也就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一派以茅子元正宗流裔自居，在宗教学说及其实践上，继承茅子元的衣钵，政治上和元统治者合作；另一派则完全背叛茅子元倡教宗旨，与下层民众运动相契合，走上了反抗元政权的道路。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元朝政府强征民夫堵塞黄河失口，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白莲教大起义。起义军以“弥勒下生，明王出世 ” 相号召 ，受到不堪元朝统治的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迅速席卷全国。至正二十八年八月，明军攻入大都（今北京）推翻了元王朝。朱元璋深知白莲教造反的意义，在自诩“大明王”登基称帝后，立即颁布取缔白莲教的禁令。但是，白莲教却并未因此而全然敛迹，经过明前期的南北融合之后，反而出现了暗地流传的盛况。明建国后，白莲教徒起事造反几乎接连不断。清进关入主中原后，白莲教徒往往多以民族利益为重，倡言“日月复来”，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从而遭到清廷严刑峻法的禁止。但是，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及乾隆初期的一个世纪内，白莲教的反清复明活动，始终没有间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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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右
    魏禧《日录杂说》云：“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明清时期的官私篡述，多将江西称为江右；江西商人，则被称为“江右商”或“江右帮”。
  江右商帮，十大商帮之一，盛极一时，以讲究贾德著称。
    明代江右商帮的兴起是精明的江西人，在较为有利的经济基础之上，利用良好的地理经济环境，得益于当时明朝的海禁政策；江西明代的流民运动实质上就是一种经济扩张，使江右商帮在当时能够发展起来，才有了“无江西人不成市场”之说。
    江右商帮的兴起，为江西的经济发展作了较大的贡献，贸易的繁荣造就了江西当时的辉煌：“瓷都”景德镇名扬万里；樟树无药，却成为“药都”有“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九江雄踞长江之滨成为当时极具影响的商埠，在当时江苏一带，市传“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以至于后来九江引起外国列强垂涎；商业繁荣，促进了江西各业的迅速发展，素有“江南粮仓”美名的江西，真是百业兴旺。
  江右商帮的兴起，为江西的经济发展繁荣起到极积作用的同时，也给江西带来人口巨减。隋着经贸的发展，视野扩大，人们不在满足本地，进而向外省多发展。成为江西人口流失的主要原因。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作过统计，江西在册户口为267户、1 370万口；《明实录》记载，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江西在籍户口数分别为156万户、810口，一百年的时间里，户、口分别减少了41％左右。其间虽有元末近二十年的战乱，却也有明初二十多年的生息。从全国统计数字来看，洪武二十四年与至元二十七年基本持平。江西户口的大量减少，主要并非天灾人祸，也不是豪门大户的欺隐。除洪武时期政府的强制性大移民外，而大量的是商贾外流。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户口统计数也和洪武二十四年基本一致，江西却又减少了22万户、224万口，户均人数也由5.17口减少到4.36口。从上述可以看出，从明初到明末，江西在籍人口减少了近千万。
   明代江西流失人口的特点是：不去田多人少的赣州、南安，而主要是流往外省，特别是湖广、西南及中原等地。

袁州
一，正德九年袁州府志
   “袁州以袁山名，袁山以袁京名。袁京高士也，读书山下。人以名，其山后遂因之名。均历代相承建革靡常至我。”
    以上就是记载袁州府的来历。（转小达贴）
二，元和郡县图志》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八曰：“江南道曰：袁州本九江郡地。在汉为宜春县，属豫郡。晋平吳后属荆州，东晋以来属江州。隋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置袁州，因山为名。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罢袁州为宜春郡。武徳五年（公元622年）讨平肖铣，复置袁州。”即今江西省袁州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