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姓抗战老兵专辑

抗战老兵袁庆云

　　他经历丰富，生活多彩，可谓是人间疾苦受尽，甜酸苦辣遍尝，过来的路坎坷曲折；他打过枪，拎过锤，握过方向盘，从南到北，从国内到国外，从陆地到海洋，闯荡半个世界。他学得一身好手艺，为人随和，人缘关系不错，性格耿直，人称他为“传奇老寿星”。

　　这人名叫袁庆云，今年93岁，家住绍兴市白马畈新坉。

　　袁庆云祖籍杭州萧山河上镇，父亲是教师，在当地小有名气，英年早逝，母亲亦相继去世。青年时代，日本侵略者在华到处挑衅寻事，强占我国领土。19岁那年，也就是1937年，袁庆云和其他青年一起参军，扛起枪杆，参加“八一三”淞沪保卫战，抗击日本侵略者。之后，辗转于上海战场、皖南战场、九江战场、汀北战场。

　　随着战事扩大，1942年12月，中英签署共同防御滇缅协议，中国为支援英军在滇缅（时属英属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并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中国远征军。袁庆云编入远征军汽车兵团，南下出战缅甸等地，连续打了几次大胜仗。后因一次战役失利，他和几位战友流落到印度孟买。此后，他参加盟军海上运输队来往于英国、加拿大等国家，运送军用物资。在海上漂泊了一段时间后，终于以国际移民身份，暂时安顿在美国。在美国谋生并非易事，他在农场驾驶过拖拉机，当过机械修理工，在餐馆做过厨师、服务员，历经坎坷。

　　新中国成立后，他渴望返回祖国。他的一个胞兄在台湾，任职发动机制造厂厂长（空军少将衔），闻讯后电召他去台湾安居。但他思乡心切，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1954年7月，时年36岁的他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人们都以惊异眼光注视他，公安部门也收缴了他在美工作的所有证件。他在老家已成了家，要养家糊口，经济条件不好，无奈投奔绍兴亲戚。刚遇绍兴铁工厂招技工，条件要求很高。袁庆云给当时的交际处改装了一辆小汽车（也是绍兴车史上第一辆小汽车），凭此技艺被厂方录用了。后来该厂并入绍兴钢铁厂，他又凭技术在绍兴有了安身之所。“十年动乱”，袁庆云被疑是“美国特务”，吃尽了苦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袁庆云的处境有了好转。为了儿子求业，他不得已提前退休。此后的岁月，他的手艺更有了用武之地，人们熟悉他的修车技术，争相聘请他去工作。他毫无保留地把技术传授给徒弟，几年来教会了不少能独立支撑门户修理各种车辆的机修工。

　　好不容易退休了，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静下心来，写自传体回忆录，记录抗战戎马生涯。目前，他已经写了13万多字，现在还在不断修改补充，使之更加完善。

　　（洪春台）

抗战老兵袁锡林

    一枚“青天白日”纪念章，陪着老兵度过了七十二个春秋，今天看着它，依然光芒四射。正面阳文书：“抗戰救國流血紀念，軍政部第二十三後方醫院贈。”反面阴刻了老兵的名字“袁錫林”，刻了唯一的编号“№871”。今年已九十二岁的老兵戴着这枚纪念章，在云和白垟墩山背村已安静地度过四十七年。这枚纪念章，也凝聚着中华民族流血的记忆。
    走进白垟墩山背村袁錫林老人的家时，他正安祥地坐在椅子上，挺着笔直的腰杆，微白的头发映衬红润的脸庞，目光炯炯有神，不乏老兵的气质。老兵记忆清晰，娓娓道来的话语，将我们带入了战火纷飞的年代。
    民国廿七年（1938）的秋天，不知流淌了几个世纪的新安江，和往常一样，江风过处，碧波泛着阵阵的粼光。位于江边的淳安县茶园区方家乡方家村，肥沃的土地种植了大片的玉米，油绿的阔叶在风中“嗦嗦”作响。十九岁的袁锡林正提着锄头在玉米地里铲草。突然，在田埂上出现了几个乡里的团丁，叫他参加抗日的国军部队。袁锡林轻轻地将锄头放下，问了一声：“打鬼子的么？”听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说了一声：“我愿意”。原来，当时袁家有三兄弟，大哥樟林，二哥双林，国民党政府为抗战之需，定下了“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壮丁政策，锡林为第三个儿子，自然被要求参军抗日。当天，袁锡林就被送到淳安县新兵团金严师管区，经过几天训练之后，就被送往江西陆军补充团。当时他所在部队的番号是陆军74军58师172团2营5连，战区司令长官是薛岳，军长是王耀武，师长是廖麟麒，团长是黄柏雄。
    高安位于锦江北岸，距离南昌大约六十公里，是赣北丘陵之间的一块平地。锦江，是赣江的支流，发源于宜春市的慈化山区，流经高安境内。锦江流域在高安形成一个通道，形势上与南昌正面相持。民国廿八年（1939）的九月，江西高安县的上空，飞机的轰鸣和炮声交替不断，高安战役打响了。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而日军侵华两年仍未达到使中国屈服的目的，为了加强对中国侵略的领导，日军大本营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日军华中主力冈村宁次第十一军发动了对薛岳第九战区部队的全面进攻，妄图消灭武汉会战和南昌会战后退守至江西、湖南两省的第九战区主力，达到其“以战迫降”中国之目的。
    潘龙山是高安县小平原中的两个丘陵小山头，潘龙山的阵地上，中日两军分别在两个山头上相互火拼，两山中间是灌水的稻田，子弹打在水中溅起大片白色的水花，日本小钢炮呼啸从头顶飞过，落地之处便是一个大坑。日本鬼子不断发起了向中方阵地的冲锋，穿着黄衣的鬼子，像成群的鸭子一样涌向中方的山头。袁锡林蹲守在阵地上，脸无惧色，举步枪向鬼子射击，他亲眼看着鬼子一个又一个从田埂上滚下，也亲眼看见对方山头的指挥官举着长刀，嘴里大声地叫嚷着，长刀指向我方机枪手所在的位置。随着长刀的挥舞，一阵钢炮飞过来，我方山头的机枪哑了。袁锡林知道，机枪手牺牲了，同时连长、班长也牺牲了。也不知道谁在战火中宣布：“袁锡林，你现在是代理班长。”袁锡林看着层层叠叠战士的尸体，看着地上捷克轻机枪，扔下自己的步枪，奋不顾身地冲向机枪手的位置，端起机机枪向鬼子扫射。后面的战友也随着跟上，为弹匣装弹，二十发一排的子弹也不知打了几排。在他扫射机枪的同时，又看见对方山头的指挥官举起了长刀，嘴里大声地叫嚷着，长刀指向他所在的位置。一排钢炮飞过来之后，他感觉头上、手上热辣辣的，血从他的头上和手上涌出来，他坚持着，忍着剧痛，依然举枪扫射，看着那群“鸭子”一个又一个从田埂上滚落。又一排钢炮飞过来，他感觉腰间热了一下，他倒下了，已没有了痛感，失去了知觉，但还是听到了卫生员为他剪下衣服的“嘶嘶”声。接着，他被担架抬进了高安县第二十三后方医院。
    在医院一躺就是三年。这期间，医院走廊里时常响起有节奏的军靴声，当他在病床上睁开眼睛时，会看见穿着整齐军装的长官们在床前立正，并向他敬礼，对他说：“向抗战救国流血的英雄们致最崇高之敬意！”同时送上慰问金，说：“这是蒋委员长送的慰问金，祝早日康愈。”就这样，他的床前来过多名长官，每次都收到几块大洋的慰问金。有人告诉他，这是委员长的慰问金，这是宋夫人的慰问金，这是军长的慰问金，这是师长的慰问金等等。同时，他还收到《抗战流血荣誉证书》和纪念章。三年一晃而过，他的身子也基本康复，出院时，走廊两旁整齐地站立着两排士兵，同时举手向他致敬，齐声说：“向抗战救国流血的英雄们致最崇高之敬意！”回家的路上，一直跟着两名荷枪的士兵，把他送回了淳安的老家。
    老家方家乡，旧称清平乡，辖九个行政村。方家村处于七十余华里的清平源中心，是源里外人们出入的必经之地。1960年春，新安江电站九台机组已安装了三台，水库开始蓄水，山明水秀的村庄成了一片汪洋，水位75米高程内的25万余移民已分批迁走。至1964年6月6日下午，方家村人手拎干粮袋，带着简单的行囊，默默地登上离乡的木船。袁锡林还是频频回首，痴痴地望着一片片垦荒地，望着那翠绿未熟的庄稼。他当然记得，简单的行囊中有一枚“青天白日”纪念章。6月8日，他到达了云和白垟墩山背村，令他最遗憾的是在移民岁月中，与许多长官的合影相片、《证书》等都遗失了。
    四十七年后的今天，在灯光下，老人拿出他最近体检的X光片，在腰间还能看到一处白色的亮点。袁锡林说，这就是当年残留在体内的弹片，由于在脊椎神经处，一直无法手术，只能等最后“热处理”了。老人还说，这弹片让他痛了七十多年，也让他时常想起当年层层叠叠国军战士的尸体，这其中，就有和他同时上战场的同村人。

来源： 云和县新闻中心 　作者： 黄育盛 　编辑： 陈敏

抗战老兵袁目庭 的热血人生

   十六七岁的青春年华与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结合，除了让人难忘，更彰显出一种格外厚重的历史感。
    如今，战争已过去68年，也许我们会遗忘，也许我们从书本、影视作品中得到的信息，还不足以让我们对八年抗战有一个立体的了解。纪念抗战前夕，我们专访抗战老兵袁目庭，跟着老人的记忆，我们走近那段离我们很遥远，但曾经离他们那么近的抗战历史。

腿上的伤疤 铭刻着抹不去的历史

    迎面而来的正是袁老，一件灰白色的圆领汗衫和一条深色短裤，穿着十分朴素，与一般老人无异。近看，他有些浑浊的眼睛里却仍透出军人的坚毅。左腿向外侧微微有些弯曲，依靠拐杖支撑小步行走。

    袁目庭是洞口县高沙镇深塘村倒冲组人。1940年，当时年仅16岁的他响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号召，精忠报国，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贵州遵义经过6个月短暂军事训练后，在第八军103师307团警卫排当战士。后部队奉命出国缅甸（时值1942年）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抗日八个月。

   
    一次，身几十年过去，伤疤还在，记忆依旧。在缅甸北与日军的激烈交战中，弹尽粮绝的时刻，为躲避枪林弹雨他躲进一个战壕 ，不料遇见日军，被刺刀刺伤右腿膝盖。在日军准备刺第二刀时，他躲开刺刀，与日军展开肉搏战。他抓住机会奋力朝对方腹部刺去，将其刺死。刺刀在他右膝盖上留下的伤口，虽经过时间的打磨后不再明晰，但也算九死一生。      

    让他记忆最为深刻的，就是密支那战役。也正是在密支那火车站一次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战斗中，他的左腿被子弹射中，造成大腿粉碎性骨折。“后来他们用猴子骨头给我接起来的，这是手术留下来的疤！”袁老卷起左边大腿的裤筒，指着那道二十多厘米长的伤疤说。那道伤疤，一直延伸到大腿根部，缝针后留下的痕迹，就像一条撒着足的大蜈蚣爬附在了他的腿上，触目惊心。

    老人每次触摸这个伤疤，思绪就被带回到了当年的战场，在战场上他勇敢杀敌，和**的远征军一样，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袁目庭不仅是密支那战役中最为关键的街市战斗的亲历者，也是生死决战中的幸存者。他说，当时他排里60多人，最后，只有他和原湖南零陵的战友胡衍芳两人幸存。

往事历历入梦来……

     抗日战争结束后，袁目庭因伤病住院治疗长达一年。因身体多处受伤原因，后经军长批准，于1947年回家。

    退役还乡后，为了生计，袁目庭在家务农。老人在部队里受过“魔鬼式”训练，在战场更是身经百战，什么苦都吃过，务农的艰辛相比于打仗时，那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还在原始森林里作过战，森林里到处都是瘴疠、毒蛇、蚂蝗……”说起往事，袁目庭似乎有千言万语。

     “我们一个团1800多人，一仗打下来就剩800多人。”袁老用手比划出一个“八”字向我们描述一次战争时的情况。当问及看着战友牺牲的心情时，袁老说：“我只能向前冲，无论是为国家，还是为战友。”他眼神里透出的哀伤无法形容。国家在最危难的时刻，那么多和他年纪相仿的战友倒下，难以想象给一个当时不足20岁的小伙子留下了多深刻的记忆。

    时光荏苒，几十年过去，曾经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如今已是风烛残年。由于自己左腿完全使不上力气，走路连拄着拐杖都显得很吃力，更别提去田地里干活了。

    “我这条腿呀，就像风湿一样，一到变天就疼得厉害。”老人拍了拍还贴着膏药的左大腿，如是说。现在，他两条腿的大小明显不一样，偏浮肿的左腿要大出一大圈，左脚背还不能完全穿进拖鞋里。

    这么多年过去，虽生活清贫，但袁老并未后悔过。只是，他和战友们在战场奋勇杀敌的画面，已记不清有多少次走进他的梦里，并深深地映入他的脑海。

姓名：袁祥彬
身份证：332625210723001
地址：天台县赤城街道新华巷６号

老人自述：

      我天台中学初中毕业后，一直在育青中学读高中。全国抗战爆发后，天台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我在辛亥革命志士陈钟祺（我的舅公，即奶奶的兄弟）的家里，看到了《东南日报》上刊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十七期招新生的广告和陈老当年同科秀才、保定军校二期毕业生、时任五省招生办主任应西少将要求协助招生的信函。我当即要求参加应试，后来闻讯一起去的有20多位青年，这年我17岁。

我们先是乘汽车到金华，然后转火车至江西上饶，在敌机骚扰高炮射击声中完成了考试。之后，我们随着苏浙闽皖赣2000多人的队伍，开始了为期数月的长途跋涉。行军队伍避开敌我交火的南昌，取道临川、新余、分宜、萍乡、醴陵，绕道至长沙，接着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辗转贵州贵阳、重庆，最后到达成都。由于日军到处狂轰烂炸，一路上艰苦备尝，苦不堪言。

      由于我当时年纪太轻，在军校复试后被分到学生队学习，后编入第17期第二大队。当时在成都的就2 个大队，一大队设在草堂寺，我们二大队设在青羊宫，二大队队长叫张建冲（东北人，黄埔14期）。军校毕业后，我被分到重庆防空司令部（住朝天门），长官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临海人，名字记不清了。时流传“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有志青年参加中国远征军，有好多大专院校毕业或未毕业的学生响应参加，那时我也积极报名并参加了中国远征军。

      我们从成都乘飞机经喜马拉雅山到印度丁江机场，每架飞机只能坐30来个人。到印度后，我被编入中国远征军新6军军部情报队，担任区队长，军长廖耀湘。我们情报队的任务是作战时负责侦察敌情，整训时保护军部驻军的安全。在印度作战有雨季和晴季之分，雨季时天天下雨，到处是水，还有虫子猛兽，不适宜打仗；晴季才是打仗的好时机，此时溪滩基本没水，就成了我们穿越丛林的路道，许多给养车都是沿着溪滩前进的，不过大都的给养运输，是通过美国工兵造的枕木公路运输，几十公里的路全是枕木铺成。那时部队给养实行尉兵给养制，即尉官和普通士兵的伙食一样，每天吃的是罐装的牛、羊、猪等罐头肉，蔬菜也全是罐装的干菜、白菜干、土豆干、干豆等。要想吃新鲜蔬菜，必须拿半成新的衣服、鞋子或米跟当地的野人（未开化的人，我们叫其为山头人，他们都居住在山头上）交换。说了你们可能不相信，我们都是住在树上的，每个人身上都涂满防蚊药，每个人除了一个背包外，还有一把独特的开路刀，枪是美式冲锋枪、卡宾枪或者步枪，我当时携带的是卡宾枪。特别要提一下的是每人一件的雨衣，既可以避雨，夜里宿营时可以当帐篷，还可以吊在树上当吊床睡觉。那时前边有鬼子，身边有毒虫猛兽，有一种吸血的蝗虫特别多，在水里追人吸血，蚊子是成群成群的，野兽就更多了。如果尸体当天没能抢回来，第二天就别想见尸首了，我们战友间都互相留了遗言，如果谁能活着回去，就是骨头也要帮忙带几根回祖国去。我在印度2 年多时间，经常进行军事训练，主要训练森林战术。44年春天左右，我们部队从印度开始反攻，先后打下克老缅、孟拱等地方，再打到密支那（敌军总指挥部），我们几乎把密支那炸平，日本人退走。那时重庆告急，我们被紧急召回，从印度丁江空运到云南沾益军用机场，之后再空运到湖南芷江机场，到芷江后，我们一个营奉命接防当地一个团的驻地，该团长起先不肯交出驻地，当他看到我们将装备开进去时，都傻眼了，才将驻地交接给我们。日本人投降后，我们又空运到南京去接收南京，在南京新街口地方，举行了日本人投降签字仪式，我们部队负责警戒。在南京几个月后，部队调到上海港湾接防日本海军司令部，又几个月后，接到上级命令，说是部队要调往沈阳，那时廖耀湘被任命为沈阳集团军司令。几个战友一起商议，都认为日本人投降了，没必要再打下去。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我也不愿再打仗了，于是就请假回家。

      回家后，曾在家学过裁缝，开过裁缝店，因生意不好到上海谋生。解放后，我被套上了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家里房产被分光，那时几乎一年一个运动，吃尽苦头。1958年我被送到青海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89年才回到天台。

姓名：袁祥彬
身份证：332625210723001
地址：天台县赤城街道新华巷６号

老人自述：

      我天台中学初中毕业后，一直在育青中学读高中。全国抗战爆发后，天台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我在辛亥革命志士陈钟祺（我的舅公，即奶奶的兄弟）的家里，看到了《东南日报》上刊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十七期招新生的广告和陈老当年同科秀才、保定军校二期毕业生、时任五省招生办主任应西少将要求协助招生的信函。我当即要求参加应试，后来闻讯一起去的有20多位青年，这年我17岁。

我们先是乘汽车到金华，然后转火车至江西上饶，在敌机骚扰高炮射击声中完成了考试。之后，我们随着苏浙闽皖赣2000多人的队伍，开始了为期数月的长途跋涉。行军队伍避开敌我交火的南昌，取道临川、新余、分宜、萍乡、醴陵，绕道至长沙，接着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辗转贵州贵阳、重庆，最后到达成都。由于日军到处狂轰烂炸，一路上艰苦备尝，苦不堪言。

      由于我当时年纪太轻，在军校复试后被分到学生队学习，后编入第17期第二大队。当时在成都的就2 个大队，一大队设在草堂寺，我们二大队设在青羊宫，二大队队长叫张建冲（东北人，黄埔14期）。军校毕业后，我被分到重庆防空司令部（住朝天门），长官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临海人，名字记不清了。时流传“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有志青年参加中国远征军，有好多大专院校毕业或未毕业的学生响应参加，那时我也积极报名并参加了中国远征军。

      我们从成都乘飞机经喜马拉雅山到印度丁江机场，每架飞机只能坐30来个人。到印度后，我被编入中国远征军新6军军部情报队，担任区队长，军长廖耀湘。我们情报队的任务是作战时负责侦察敌情，整训时保护军部驻军的安全。在印度作战有雨季和晴季之分，雨季时天天下雨，到处是水，还有虫子猛兽，不适宜打仗；晴季才是打仗的好时机，此时溪滩基本没水，就成了我们穿越丛林的路道，许多给养车都是沿着溪滩前进的，不过大都的给养运输，是通过美国工兵造的枕木公路运输，几十公里的路全是枕木铺成。那时部队给养实行尉兵给养制，即尉官和普通士兵的伙食一样，每天吃的是罐装的牛、羊、猪等罐头肉，蔬菜也全是罐装的干菜、白菜干、土豆干、干豆等。要想吃新鲜蔬菜，必须拿半成新的衣服、鞋子或米跟当地的野人（未开化的人，我们叫其为山头人，他们都居住在山头上）交换。说了你们可能不相信，我们都是住在树上的，每个人身上都涂满防蚊药，每个人除了一个背包外，还有一把独特的开路刀，枪是美式冲锋枪、卡宾枪或者步枪，我当时携带的是卡宾枪。特别要提一下的是每人一件的雨衣，既可以避雨，夜里宿营时可以当帐篷，还可以吊在树上当吊床睡觉。那时前边有鬼子，身边有毒虫猛兽，有一种吸血的蝗虫特别多，在水里追人吸血，蚊子是成群成群的，野兽就更多了。如果尸体当天没能抢回来，第二天就别想见尸首了，我们战友间都互相留了遗言，如果谁能活着回去，就是骨头也要帮忙带几根回祖国去。我在印度2 年多时间，经常进行军事训练，主要训练森林战术。44年春天左右，我们部队从印度开始反攻，先后打下克老缅、孟拱等地方，再打到密支那（敌军总指挥部），我们几乎把密支那炸平，日本人退走。那时重庆告急，我们被紧急召回，从印度丁江空运到云南沾益军用机场，之后再空运到湖南芷江机场，到芷江后，我们一个营奉命接防当地一个团的驻地，该团长起先不肯交出驻地，当他看到我们将装备开进去时，都傻眼了，才将驻地交接给我们。日本人投降后，我们又空运到南京去接收南京，在南京新街口地方，举行了日本人投降签字仪式，我们部队负责警戒。在南京几个月后，部队调到上海港湾接防日本海军司令部，又几个月后，接到上级命令，说是部队要调往沈阳，那时廖耀湘被任命为沈阳集团军司令。几个战友一起商议，都认为日本人投降了，没必要再打下去。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我也不愿再打仗了，于是就请假回家。

      回家后，曾在家学过裁缝，开过裁缝店，因生意不好到上海谋生。解放后，我被套上了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家里房产被分光，那时几乎一年一个运动，吃尽苦头。1958年我被送到青海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89年才回到天台。



其它情况：

      老人有一子一女，由于历史原因，两个子女不能读书，不能安排工作，现在仍靠种菜谋生。老人至今一分补助也没有。老人当时在上海告别的几个黄埔同学，现在还记得名字有：谢伯年、谢春年（谐音）…… 0

相关视频：http://www.18qiang.com/read-htm-tid-98895.html

《白纸黑字》第三期：赵宗彪《最后的抗战老兵》(2012-12-20 11: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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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文化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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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抗战老兵 作者：赵宗彪

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不能由自己把握，他将作什么选择？

一个江南的世家子弟，为了不做亡国奴，毅然投笔从戎，进入了黄埔军校，成为抗日战争中的铁血战士，转战于印度、缅甸等海外战场。作为国军少校，他在南京亲历了日寇的两次投降仪式。当内战的烽火点燃时，作为中国人，因不愿将枪口对准同胞，他决然地选择了避回故乡。改朝换代的大革命到来时，他因为家中的田产，以地主的身份沦为了贱民。“肃反运动”的到来，让他从城市贫民变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成了西北青海湖边一个失去自由的囚徒。30多年的牢狱生涯后，他重新回到江南的故乡，生活困顿，甚至于到了捡拾死人衣服的地步。但是，面对要承认自己是“俘虏”才能得到的救助，他平静地选择了拒绝。他现在每天凌晨两点到早上八点念佛经，并以此谋生。对过去的一切，他已云淡风轻。

——这一切，就是92 岁的“驻印新六军抗战老兵”袁祥彬的人生轨迹。

袁祥彬先生，是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仅存的20 名抗战老兵之一。而在7年前的2005 年，这样的老兵，天台尚有60 多人。而就在我采访袁祥彬先生的那几天，又有一位名叫叶万火的抗战老兵走了。

如果仅从外表看，袁祥彬老人与一般的九旬老人没有什么区别，他面容清癯，身形消瘦，但步伐依然坚定，从他的步伐中，依稀可以看出军旅生活在他身上的留痕。

天台是袁祥彬老人的故乡，也是笔者的故乡，李白的“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写的就是这里。这是典型的山区县，素以民风强悍著称。史书上说天台人“风气刚劲，志士尚义，百折不回”，民国《天台县志稿》称：“天台人，多聚族而居，重宗谊，善团结”，有“好勇斗狠之风”。好斗之地必出骁勇之士。1942年5月，曾一次性就有1445个天台子弟报名参军，组成“天台兵团”奔赴抗日前线，一个小县参军人数竟为全省第一，天台由此成为浙江省抗日模范县。

在整个抗战期间，当时总人口23万人、男丁只有12万的天台县，共有7600多名子弟参加国军，其中为国捐躯的天台子弟有1462人，占整个台州抗日烈士的三分之一（台州县及市区共有3905名国军将士战死于抗日战场，其中3名将官）。

那些没有牺牲的抗日将士们，一部分在抗战结束后，参加了内战，战死于内战战场；一部分成了解放军的俘虏，收编在共产党的军队中；还有的，则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去了台湾。  

收编在共产党军队中的那些老兵，有的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战死在异国的土地上；那些幸运的，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回到祖国，作为新中国的退伍军人，他们的生活一般都有了保障。

生活得最不如意的，是当年抗战结束后回家，没有参加内战的抗战老兵们，在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大部分人难逃劫数。“劫后余生”的袁祥彬老人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

袁祥彬老人的经历堪称传奇，或者用“坎坷”二字形容更为准确。他是现在还活着的20 位天台抗战老兵中，唯一参加过印缅远征军的中国军人。

从抗战英雄到“历史反革命”，他的青春岁月，一部分耗在抗日战场，大部分耗在了劳改农场，他在青海湖待了整整30 年，直到1988 年才回到老家，而此时，他发已白牙已松。去劳改时，儿子还在牙牙学语。回来时，儿子已是满面尘灰的中年菜农，而他的两个女儿，在离乱的年代里，因为无法养活而送了人，大女儿至今杳无音讯。

这个抗战老兵的身后，有太多的故事，亦有太多的不幸。

2012年1月26日下午，整个天台县城还弥漫在欢天喜地的过年气氛中，我走进浙江省天台县城关新华巷6号的一所百年老宅中，第一次拜访了袁祥彬老人。

此后，我又同袁祥彬老人进行了面对面的7次访谈，谈话一次比一次深入，在20多个小时的长谈中，袁祥彬老人也从最初的拘谨、对我略带戒备，到完全敞开心扉。

历史太过沉重，又太过无情，在大时代中，每一个人都被命运的洪流裹挟着，个人的力量显得那么微弱。袁祥彬老人的一生仿佛没有起承转合，就直接被命运的抛物线甩出了预定的轨道。

山东抗战老兵影展：开幕前袁贻琏去世 学生悼恩师流泪
2013年08月16日 08:44
来源:齐鲁网

原标题：山东抗战老兵影展：开幕前袁贻琏去世 学生悼恩师流泪

　　刘大妈的老伴曾经是老兵袁贻琏的学生，回忆起老人的点点滴滴，刘大妈连叹展览办的太迟了
　　齐鲁网济南8月15日讯(记者 张帅)“这个展览办的太好了，可惜太晚了，老师他看不到了”，今天上午，在齐鲁网联合山东商报举办的“敬礼，老兵—抗战老兵影像展”上，济南的刘大妈站在抗战老兵袁贻琏的照片前不断的跟记者重复着这句话，自己的老伴正是袁贻琏任教师时的学生，去年刘大妈的老伴去世前曾嘱托刘大妈要按时去看望老师。
　　而就在展览开幕的3天前，8月11日上午8点左右，老兵袁贻琏因器官衰竭，在卧床半年之后辞世，没能看到在展览上人们给他的敬意。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袁贻琏毅然决定从戎参军，走上抗日救国之路。辗转陕西等地后，老人在四川成都考入黄埔军校本校17期1总队工科。军校毕业后，老人被分配至国民革命军第94军牟廷芳部工兵部队，专司爆破、架桥等工作。“从军校出发时，我们一车上三四十个人，一路上都唱着军歌：枪在我们的肩膀，血在我们的胸膛，我们在捍卫祖国，我们要奔赴沙场。”老人在此前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抗战胜利后，袁贻琏成为一名教师。退休后，与同为教师的老伴一直安静地生活在济南市工人新村的一处老旧居民楼里。
　　“我们1956年小学毕业，但是这几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老师”，回忆起这些年来每到春节和老师生日的时候陪着老伴去看望的情景，刘大妈不停的抹眼泪，“他刚解放的时候收了很多苦，历史对他们不公平”。
　　“袁老师最喜欢讲自己在黄埔军校时候的事情了”，刘大妈记忆中，教授语文的袁贻琏曾经非常健谈，跟学生们非常喜欢讲自己在军校的生活。“但是袁老师一回忆起打仗和以后的事情，就不停的哭，哭地特别厉害”，袁贻琏一度觉得自己再也翻不了身了。
　　“虽然袁老师不在了，你们办的这个展览也算是给老师翻了身”，刘大妈告诉记者，她过几天就会去看望袁贻琏的家人。


抗战老兵代表李文海、崔圣武、田淑峰应邀出席影像展开幕式，这些已年过九旬的老人十分激动　记者刘畅摄
山东目前已知健在的抗战老兵40余人，大多生活在农村，生活困难。昨日影像展上，不少观众为老兵的困苦生活触动落泪。在世的老兵都已90岁以上高龄，均已是风烛之年，我们能做和该做的，有限而紧迫。救助困难老兵，时不我待。
商报济南消息（记者陈学超）昨日的“敬礼，老兵———山东抗战老兵影像展”开展仪式上，“敬礼，老兵”抗战老兵专项救助基金正式启动。这是山东设立的首个抗战老兵专项救助基金。
自今年7月8日起，山东商报、齐鲁网等“齐鲁公益联盟”成员单位，联合向社会发起“敬礼，老兵”公益募捐活动，旨在帮助生活困难的抗战老兵安度晚年。倡议一经发出，即得到社会公众热情响应。下至尚未步入社会的学生，上至九旬老人，纷纷慨慷解囊，伸出援手，委托本报将爱心转交困难抗战老兵。
在14日上午影展现场，专程赶来参加影像展的山东省政协委员、中国拥军优属基金会理事长助理、北京汇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方军，将十万元支票交到了抗战老兵代表田淑峰和山东商报总编辑、齐鲁网总编辑手中，为“敬礼，老兵”公益募捐活动助力。“敬礼，老兵”抗战老兵专项救助基金由此正式宣布启动。这是我省首次设立此种类型的关爱救助基金。基金将接受社会监督。
该项基金将面向全省范围内的困难健在抗战老兵进行救助。困难健在抗战老兵主要是指：曾在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战期间，被编入战斗序列或其他军事单位担任战斗人员或从事文职、情报、后勤、医疗等工作，并实际参与了对日伪军直接或间接军事行动的中国军人。
除对生活确实陷入困境的抗战老兵进行日常资助外，“敬礼，老兵”专项救助基金还将视情况，对身患重大疾病、遭遇突发意外的抗战老兵进行实时救助。“敬礼，老兵”专项救助基金正式启动后，如有老兵辞世，基金还将为老兵提供部分丧葬费用，用以厚葬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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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健在抗战老兵主要是指：曾在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战期间，被编入战斗序列或其他军事单位担任战斗人员或从事文职、情报、后勤、医疗等工作，并实际参与了对日伪军直接或间接军事行动的中国军人。
已为数位老兵发放善款
制定详细方案　重点救助老兵
商报济南消息（记者陈学超）由山东商报等发起的“敬礼，老兵”公益募捐活动开展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在昨天的影像展开幕式暨“敬礼，老兵”抗战老兵专项救助基金启动仪式上，三位老兵分别获赠千元慰问金和滋补品。
在基金正式启动之前，受捐赠者委托，已有两位老兵或其家属获得善款。
首笔5000元善款被发放给无棣困难抗战老兵耿介。上个月，老人因病入院。记者专程赶赴无棣为老人缴纳了3000元治疗费，并将2000元现金交给老人，以期能够帮助老人获得更好的治疗早日康复。
8月11日，济南抗战老兵袁贻琏因病去世。记者与志愿者一起为其家人送上1000元现金，以帮助家人礼葬老人。
昨日，专项救助基金正式启动，根据实际情况，基金选定将济宁微山县困难抗战老兵殷延伟选为首个救助对象。受委托，当地志愿者制定了详细的救助方案，包括为老人置办衣物、生活必需品、简单家具、修缮房屋等。对老兵殷延伟的救助行动将不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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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5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山东战区受降旧址”的揭牌仪式在济南大明湖畔“奎虚书藏”楼前举行。山东抗战老兵尹逊远、袁永福与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厅长徐向红，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文物局局长谢治秀与两位抗战老战士一同为旧址揭牌。　鹿贺　摄

袁徵君：抗战老兵的尴尬和期盼
收藏人：真积力久 2008-03-31 | 阅：3046 转：72 |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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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网，无意中进入了《云南日报》网站，它在今年1月7日的一则报道中说：

“自本报连续报道腾冲征集中国远征军名录，将刻上筹建中的中国远征军纪念墙以来，得到了相关部门和广大市民的积极关注支持。目前腾冲已收集到7万多名远征军将士名单。……为了能收集到更多有关二战时期成都赴印缅作战远征军名单及资料，腾冲资料收集组于去年12月中旬赶到成都市。在当地档案馆的支持下，通过各大媒体的报道后，让寻找活动再现高潮，许多远征军的亲属、知情者或本人，纷纷致电报社和电视台提供资料线索。据悉，资料收集组在大量资料中查找到800多名远征军老兵的姓名籍贯等身份资料情况。成都方面表示，只要有资料，会无代价地支持腾冲，并通过加班加点等一路‘绿灯’，提供方便。”

我对这一报道之所以感兴趣，并对腾冲的这一大胆、突破性的举措以及成都方面的支持，深怀敬意和谢意，是因为我本人也曾是中国远征军的一名战士（中国远征军早期在缅甸作战失利后，其撤退到印度的部分名为中国驻印军，本文所涉及的均为驻印军），而且作为志愿从军学生，是从成都乘美国军用运输机，飞越驼峰到达印度的。

1945年3月，中国驻印军胜利完成缅甸作战任务、完全打通了中印公路后，先后班师回国。我所在的部队奉命在广西南宁集结，准备向盘据在广州湾的日寇进攻。8月10日，传来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军营中一片欢腾，从军学生更是欢欣鼓舞，以为可以复员回校继续读书或回家与亲人团聚了。却不料国民党发动内战，将这一支在缅甸抗日战场立下赫赫战功的部队，运往东北内战战场，这引起了广大士兵特别是从军学生的不满，纷纷相机脱离部队。我就是在部队到达沈阳、开往前线的时刻，开小差逃到关内的。

我对于这段当兵的历史，原来并不在意。但北平刚解放，我第一次填写《党员干部登记表》时，却犯了难。填“革命的”？我没参加过八路军、新四军，而是在国民党部队；填“反动的”？我心有不甘，当年可是抗日的啊！最后还是带着尴尬和无奈的心情填在了“参加过反动军队”那一栏。反正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仍然不太在意。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阵线分明，非“革命”即“反动”，即便是抗日的远征军战士，也成了“国民党残渣余孽了”。

石破天惊。1985年9月2日《人民日报》在《学点革命史》栏目中，发表署名文章《中国远征军的入缅作战》，热烈赞颂了远征军充沛的爱国主义热情、旺盛的士气和坚强的斗志；高度评价他们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并在国际上博得了崇高的荣誉；它实际上为中国远征军将士特别是长眠在缅北丛林中的数万中华儿女竖立了一座历史丰碑，也解除了我背负多年的一道精神枷锁。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但事情并未从此了结。

2005年8月15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央决定向所有抗战老战士、抗日将领及国际友人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那一天，我所在单位领导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向本单位参加过抗战的离休干部，郑重地送去了纪念章。有知情者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我：“你不也是抗战战士么？为什么没发给你？”我听后不禁一愣，随后就冲口而出：“因为我是‘编外’的”。过后思量，这个自我定位倒也贴切，但内心深处确有些许遗憾和无奈。

当年和我同时从军到缅甸抗日战场的中学同学有100余人，现健在并和我有联系的还有10余人，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他们（或许还包括成千上万还健在的远征军战士）和我一样，如今别无所求，只盼在有生之年获得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章。再有8年就是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我也许等不到那一天了。但是只要最后一名在世的远征军战士胸前戴上了这枚纪念章，就足可以告慰10几万中华儿女的在天之灵和他们的后人了。

寻访抗战老兵：历经抗战八年全程的老兵袁鸣玉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06日01:48 南方都市报

从抗战头打到抗战尾的老兵袁鸣玉　　袁鸣玉
　　1917年 生于河北邯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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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 在第29军军事训练团接受训练
　　1937年12月 到黄埔军校学习
　　1939年 第36军第5师15团连长
　　1940年9月 79师235团连长
　　1941年9月 194师581团二营副营长
　　1947年12月 第59军180师540团营长，次年参加台儿庄起义
　　1948年11月 人民解放军97师289团副团长
　　1949年后 历任南京华东军政大学教官、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战术系授教、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教授
　　1954年 到安徽六安专署教育局直至退休，现居安徽省六安市
　　1937，我打响了南苑战斗第一枪
　　1937年7月28日清晨，一宿未睡的袁鸣玉坚守在南苑城墙外巡逻，一夜的安静使得这个刚刚20岁的年轻人有些松懈。但是一阵突来的跑步声使他产生了警觉——这是一群人发出的声音，而且步伐比较整齐。
　　不久，当袁远眺时，发现一片模糊的人影。“日军穿的都是皮靴，走路的声音很响。所以我估计来的就是日军，于是我就开了一枪，接着周围枪声四起。”2005年7月31日，袁鸣玉回忆说。
　　后来，袁鸣玉受到他的班长的批评，理由是，没有看清来者就放枪，如果不是日军，怎么办？幸运的是，袁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因此打响了南苑战斗的第一枪。
　　南苑战斗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如果说“七七事变”是日军以“寻人”为借口蓄意发动的一场战斗，那么南苑战斗则公开表明了日军全面侵华的野心。
　　南苑 日军放下空降兵
　　敌人在城墙内外同时发动了进攻，守军因此大乱
　　“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公开宣称“不扩大”的方针，暗地里却向华北派兵，并向平、津地区结集。国民党部队遂向保定、石家庄地区集结。国民革命军第29军命令第132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命令该师独立第27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任务。7月27日，日军对通县、团河、小汤山等地第29军驻军发动袭击。守军分别退至南苑和北苑。
　　当时的南苑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个重要的军事驻地。袁鸣玉至今还记得，南苑里有飞机场，有第29军的军事训练团，以及第29军军长宋哲元的卫队，还有一个手枪旅等等。手枪旅的旅长名叫孙玉田，孙兼任第29军军事训练团团长。袁鸣玉当时正是这个训练团的学员。
　　早在1937年初，时年20岁的袁鸣玉和另外两个同乡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来到北平。当时，全国各界掀起了抗日的高潮，北平的学生纷纷上街游行。袁鸣玉等人本来是想来参加游行的，但正好碰到宋哲元站在一个大广场中间的台子，对学生讲话，广场上围满了人。宋的讲话大意是，“你们要抗日，我负责打仗，将来成立一个培训班，培养抗日的战士，希望学生们报名”。不久，袁鸣玉参加了这个军事训练团，学员们都是大学生、高中生，也有初中生，而袁鸣玉初中尚未毕业。按照计划，这个军事训练团的训练时间是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不料，几个月后就发生了南苑战斗。
　　袁鸣玉说，他们早就接到通知称，廊坊方向的日军可能会进攻南苑，所以参加守卫的第29军先期构筑好了防御工事，并派人轮流值班放哨。7月27日晚，正好轮到袁鸣玉所在的班放哨。一个班有16个人，又分为4个小组，前面3个小组，每组2人，剩下8人为一组，每个小组前后距离十几米远。
　　袁鸣玉和另外一个学员在最前面。当发现日军时，袁鸣玉当即放枪，四周枪声大作，后方战士立即进入阵地作战。袁鸣玉等前哨的哨兵们立即撤回来，组成了预备队，准备随时增援。
　　史料记载，7月28日8时，日军第20师团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对第29军发起攻击。而“南苑守军在日军攻击下，指挥失灵，各自为战，一片混乱”。据袁鸣玉回忆，战斗打到上午10点多钟的时候，日军的飞机在南苑上空放下空降兵，这样在南苑城墙内外，日军同时发动了进攻，守军因此大乱。
　　与此同时，位于丰台的日军驻屯旅团主力，侵入大红门地区切断南苑到城内的道路，阻击由南苑向城内撤退的第29军部队。战至下午13时，南苑战斗结束。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战斗中殉国。第29军第37师一部向丰台日军发动攻击，也被日军增援部队击退。
　　袁鸣玉回忆说，当第29军守卫部队被打乱后，手枪旅旅长兼军事训练团团长孙玉田带着20多个人向南苑外冲杀，正好经过军事训练团驻扎地，于是袁鸣玉和其他1600多名军事训练团的学员跟随孙玉田一起向南苑外冲杀。一路上虽有日军阻拦，但因为日军人数较少，约到下午16时，孙玉田带领军事训练团成功冲出日军的包围。途中，有不少学员被冲散，但伤亡不大。
　　昆仑关 激战5昼夜未眠
　　撤退时袁鸣玉躺下便睡着了，醒来时部队已全部撤走了
　　孙玉田带着军事训练团撤到河北的河涧县，因为都是年轻的学员，所以他们没有参战，而是继续训练。日军不断入侵，军事训练团不断撤退，白天休息，夜间行军，一直撤到河南新乡，仍然继续训练。
　　一日，冯玉祥到军事训练团讲话。现在，袁鸣玉还依稀记得冯所讲的是关于他在上海指挥作战的情况。后来，冯玉祥打电报给宋哲元称，军事训练团的学员素质都很好，命其从中挑选500人报考黄埔军校。袁也被选中，其后，有300多人考上黄埔军校，袁鸣玉也因此成为黄埔军校第14期第1总队的学员。
　　斯时，南京已经失陷，黄埔军校迁往四川铜梁县安居镇。一年半后，即1939年，袁鸣玉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36军第5师15团2营5连当连长。当时，第36军是蒋介石的警卫部队，负责守卫战时陪都重庆。而袁鸣玉所在的第2营负责守卫重庆机场，防备日军特务破坏机场。
　　1939年，随着战局的变化，第36军开赴昆仑关，负责守卫昆仑关。根据史料的记载，36军是以接替国军第5军进攻八塘的任务而出现在昆仑关的。但第36军自始至终表现差强人意。 当年，日本发动桂南战役，企图彻底切断中国最主要补给路线。11月17日，日军占领钦州、防城，后强渡邕江，11月24日下午攻陷南宁，12月4日，占领昆仑关。但在昆仑关，国军以惨烈的代价重挫日军，几乎全歼日本精锐之师——“钢军”主力第21旅团。
　　国军第5军本以为可以趁胜追击，一举收复南宁，但日军从九塘撤退至八塘后拼死抵抗，战至1940年1月12日，毫无进展。而第5军在经过苦战之后，伤亡甚重，人员疲惫，已经不适合战斗，于1月12日奉命转移至思陇、黄圩、太守等地休整。攻击任务移交姚纯的第36军接替。
　　被重挫之后的日军于1940年1月中旬开始反攻。徐庭瑶指挥第2军、第36军、第99军为中路军，固守九塘、昆仑关一带，袁鸣玉作为第36军第5师15团2营5连的连长，参加了守卫九塘的战斗。如今，袁鸣玉已经记不清战斗的日期了，只记得自己所带的连和日军打了5天5夜。日军先用飞机轰炸、大炮进攻。
　　“日军白天进攻，我们晚上进攻，我们白天失去的阵地，晚上一定再夺回来。”袁鸣玉回忆说。开始，袁鸣玉将整个连分为一线和二线，一线为2个排，二线为1个排，二线的1个排是机动的，无论一线的哪个排紧张了，就派机动排增援。
　　连队指挥部距离一线有五六十米远，袁鸣玉就根据通讯员从前线汇报的情况随时做出部署。每个班有一名通讯员。战斗到后期，就不分一线二线了，全部在前线作战，包括袁鸣玉自己和他的警卫员。袁鸣玉在战壕里来回跑动，哪里紧张哪里跑。看到战士牺牲了，机枪放在那里，自己就上去抱着机枪打。袁的警卫员因此中枪身亡。
　　在这5天5夜里，袁的部队没有休息，前几天，后方有人送饭，有时候是米饭加空心菜，有时候是饼干。最后的一两天连饭都供应不上了，战士们就饿着肚子打，“最后已经没有饿的感觉了”。5天5夜的激战之后，袁鸣玉的连只剩下30多人，而他的连之前有160人。
　　“我们死亡太惨重了，都是四川人，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袁鸣玉说：“我那时才二十一二岁，也是第一次做指挥官，指挥能力比较差，我的警卫员有丰富的参战经验，他帮我出了很多主意。”
　　最后，上级命令袁鸣玉的连撤回，剩下的30人组成督战队，督察是否有从前线退回来的士兵。而袁鸣玉自己跑到一块隐蔽物后面躺下，因为5天5夜没有睡觉，刚刚躺下，袁就呼呼大睡。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当袁鸣玉醒来的时候，部队已经全部撤退，原来的战场一片死寂。
　　国军的这次防御战，终因指挥失误，全都仓皇逃窜，致使第5军将士浴血奋战半个多月才攻占的地盘，顷刻间丧失。1940年2月21日，蒋介石宣布，第36军军长姚纯撤职查办。
　　金华 找到“新工作”
　　袁鸣玉不想当参谋，想继续当连长，凭黄埔军校毕业证进了新部队
　　醒来后，找不到部队的袁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吃了饭，一路打听部队的下落，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在湖南湘潭找到第36军第5师。袁直接找到第5师副师长李弥。袁鸣玉与李弥相熟，李曾经是一个干部训练班的主任，袁是这个训练班的队长。李安排袁为一个新组建的连的连长，这个连都是由排长和班长组成的。李率领这个连和另外一个同样性质的连赴四川接新兵。回来以后，李弥将袁鸣玉调到师部当参谋，而袁不愿意，还想继续当连长。
　　“心里不愿意但也不能说出来啊，我就向他(指李弥)借200元钱，他就借给我了。”袁鸣玉说。袁随即找到先前的连队，找到几个平时关系很好的排长和班长说，他要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找工作”，“还想做个连长”。其中有2个排长和1个班长表示愿意跟随袁。于是，几个人离开湘潭，先后到江西吉安、鹰潭，最后辗转到浙江金华。
　　“那时候，只要有黄埔军校的毕业证书，到哪里都可以找到工作。”袁鸣玉说。在浙江金华，袁鸣玉加入国民革命军194师581团任连长。
　　那时，宁波被认为是”浙江财阀的发祥地”，而且也是浙江甚至是中国的最重要的出海口之一，日军占领了宁波，企图将其编入南京伪政府的管辖，以求彻底封锁。约为1940年间，袁鸣玉带领自己的连队攻克了宁波的一个日军炮台，因此荣升为副营长。
　　1942年，袁鸣玉随部队转战江西，守卫江西的南城县，袁鸣玉所在的二营守卫南城县西面，防御工事刚刚建好，日军就来了，将南城县包围了起来。
　　“我们是下午到的，晚上日军就赶到了。”袁鸣玉回忆说，“日军并没有马上进攻，第二天拂晓，日军开始发动进攻。”
　　在密集的枪炮声中，二营营长接到了团长的一个电话。团长说，掐断电话，不再用电话联系，改用通讯员联系。营长觉得纳闷，为什么不用电话联系呢？于是征求副营长袁鸣玉的意见，袁鸣玉思索了一番后猜测，可能是团长将要抛下二营独自撤退。正在猜测间，又有通讯员汇报团长的命令，没有命令不得撤退。这更加重了二营的怀疑。
　　营长询问袁鸣玉该怎么做？袁鸣玉观察了当时的形势后，认为西边并不是日军的主力，“因为西面的火光最大，最有可能是虚势，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个地方冲出去”。
　　营长随即召集了所有连长，命令一切听副营长的指挥，营长从自己身上解下整个营的唯一的一把手枪，交给了袁鸣玉说，如有人不听指挥，立即枪毙。袁鸣玉命令机关枪在前面扫射，自己断后。果然如袁鸣玉所料，西面不是日军的主力，袁鸣玉带领二营很快冲出日军的包围，跑到对面的一座山里，并计划向江西广昌转移，寻找自己的部队。
　　在山上走了2天后，巧遇团长带着一营和三营也撤到山里。团长随即向二营营长道歉，自称在撤退时，没有通知二营。而团长带领的一营和三营撤退时，遭遇日军猛烈的阻击，一名营长在撤退途中阵亡。团长带领剩下的战士奔赴广昌，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部队，重新整顿。此后，部队转移到湖南株洲。
　　1943年，袁鸣玉被调到黄埔军校武岗第二分校，进行补训，学习一年半时间。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的第33集团军，在军事训练班做教官。但因为与领导关系不好，袁鸣玉选择了离开，投奔第59军，任180师538团第一营副营长。直到抗战结束，袁鸣玉再没有打过重要的战斗了。
　　作为一个完全参与了8年抗战的老兵，袁的参战经历也从侧面反映了蒋介石政府抗日策略的变化。
　　台儿庄 起义加入解放军
　　都是秘密进行的，都是私交很好的人之间相互发展
　　抗战结束后，袁鸣玉随国民革命军第59军奔赴台儿庄，和第77军共同驻扎在这里，直到1948年11月，两个军同时起义。
　　“在1945年到1948年，这三年间，我们和共产党打过很多次，但是共产党打的是游击战，溜得很快，我们围不住他们，我们还吃过几次亏。”袁鸣玉回忆说，“后来，共产党打入我们内部，以后我们就不打了。”
　　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的张克侠、何基沣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努力下，第59军和第77军很多军官都被说服，计划投奔共产党。“都是秘密进行的，都是私交很好的人之间相互发展，要不然，走漏了风声是要杀头的。领导都起义了，其他的人都听领导的。”袁鸣玉说。
　　180师一位副师长是袁鸣玉的同学，两人私交甚好，在这位副师长的说服下，袁鸣玉决定起义。“共产党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而我们没有”。
　　此后，袁鸣玉就不再打共产党的部队了。一次，团长带着几个营准备包围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部队。但作为180师540团营长的袁鸣玉以迷失方向为借口，带着一个警卫员从半路回来了。找不到营长，这个营就没法参加战斗，结果这场战斗也没能打成。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11月8日凌晨，第59军和77军，在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领下，在台儿庄地区举行起义。当天下午，该部按计划撤出防地，向运河北岸开进。11月9日，起义部队从台儿庄一线北渡运河。11月10日，进入峄县解放区。张、何起义为解放军创造了全歼黄伯韬兵团的有利条件。袁鸣玉从此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家仇与国恨，从戎在南苑……八年抗日寇，三年打内战，浴血十一年，枪械未下肩。”这是88岁高龄的袁鸣玉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写的一首题为《怀旧》的诗，总结了他88年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诗开头写道：“少年家贫寒，辍学初中班。非是不好学，家父逝英年。”袁出生在河北邯郸临漳县一个十分殷实的家庭，但恰逢乱世，袁家遭土匪洗劫，被枪杀18口人，袁家因此衰败。那一年，袁鸣玉只有12岁。毕竟如此乱世已经一去不返了。如今，老人生活在安徽省六安市的一个安静的住宅区里，他在诗歌的结尾描述了他的晚年生活：“目睹京奥运，平生无遗憾。……欣逢盛世欢，小康乐晚年。”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鲍小东
　　平津顷刻陷落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一方面标榜“不扩大”方针，一方面向华北派兵。在日军向平、津地区集结期间，中国驻屯军所属部队已分别集结于密云、高丽营、天津和北平附近地区。第29军令第132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令该师独立第27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
　　25日晚，日军一部侵入廊坊，26日占领。当日下午，日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19时，日军1个大队乘车经广安门向北平城内开进，受到守军阻击。27日，日军对通县、团河、小汤山等地第29军驻军发动袭击。守军分别退至南苑和北苑。
　　7月28日8时，日军第20师团由司令官香月清司指挥，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向北平地区第29军发动总攻，对驻守南苑的第29军特务旅、第38师第114旅、骑兵第9师等部发起攻击。南苑守军在日军攻击下，指挥失灵，各自为战，一片混乱。位于丰台的日军驻屯旅团主力，前出到大红门地区切断南苑到城内的道路，阻击向城内撤退的第29军部队。战至13时，南苑战斗结束。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指挥作战中殉国。与此同时，第29军第37师一部向丰台日军发动攻击，被日军增援部队击退。
　　当日，日军攻占清河镇。该地守军冀北保安部队第2旅退至黄寺。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占领沙河。28日下午，宋哲元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于当日晚离北平赴保定。第37师奉令向保定方面撤退。
　　29日8时，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攻击北苑与黄寺。黄寺守军冀北保安部队与日军战斗至18时后撤退。北苑军第39旅转移，北平陷落。
　　驻防天津的第29军第38师部队，于29日凌晨主动向天津日军发动攻击，攻占天津总站日军驻地，并向驻海光寺日军司令部和东局子飞机场展开攻击。开始时较为顺利，后在日军飞机、炮火反击下，至15时开始撤退，随之天津沦陷。日军独立混成第l旅团和驻屯旅团分别在30日晚和31日进占长辛店西面高地和大灰厂附近地区。至此，平、津作战结束。

【致敬，抗战老兵!】袁恒贵：一脚踢开身边炮弹

2010-08-11 23:42:55 星期三 盐城晚报



[盐城新闻网导读]

8月10日下午，市区建新巷一处绿意盎然的清凉寂静小院里，记者见到了85岁的老战士袁恒贵。 “1942年，我们村子12个人一起去参军，如今就剩我一个，9个人死在战场，另外两人也于年前病故。”袁恒贵从军23年，几次出生入死，说起当年唏嘘不已。 夤夜投奔新四军 1942年，17岁的袁恒贵在地主家做长工。村子里常有新四军路过，地主不敢“得罪”当兵的，部队就常住在袁恒贵做工的地主家中。 次数多了，袁恒贵就和部队的指导员熟悉起来。有时候，他还帮新四军看着东家的动向，以防东家外出向日伪军告密。 “小鬼，跟我们去当兵吧，当长工没意思，参军干革命才有前途。”指导员给了他一个地址，让他想好后到盘湾东边的陈家小店找他。 部队走后两小时，袁恒贵就收拾包袱，当晚就走了。“我怕去迟了，部队不在那个地方了。”袁恒贵告诉记者，当时新四军人少，武器差，为防日伪军包抄，很少长时间驻扎在一个地方，最多住一天，夜间常常衣不解带，抱着枪休息一两个小时就又转移了。 第二天天刚亮，袁恒贵的老爹找到部队，让他回去。指导员说，“让小鬼自己决定吧。”袁恒贵也没多想，“都来了还回去吗？！”当时，他老爹也在地方游击队，看到儿子一脸坚持，也就没说什么。 左脚被地雷擦掉一块皮肉 袁恒贵所在的4连战斗力较强，一些干部来自3师24团。后来盐东独立团成立，他被编到特务连，当通讯员。 1943年，在新洋港北岸的北洋村，住着一个营伪军、几十个鬼子。袁恒贵的部队时常袭扰。摸掉了敌人一个排，算是比较大的胜利。 一次夜袭，洋河大队四个连全上，消灭了敌人一个排，缴获了2支步枪，一挺歪把子机枪，一个掷弹筒。敌人可能被打怕了，第二天，剩下的日伪军就撤到新洋港对面的南洋乡。 战斗中，袁恒贵埋伏在河边旮子，不小心踩上敌人埋的地雷，亏着反应快，往旁边一跃，仅仅左脚跟被弹片擦掉一块皮肉。虽然挂了彩，但也乐坏了，这可是他的第一个胜仗。 此后，他几经生死，每次都死里逃生。一次敌人进攻，炮弹就落在他和连长旁边，像陀螺一样不停旋转，他来不及多想上前一脚，把炮弹踢开，炮弹在5米远的小树头上爆炸了。 1944年，他得了黑热病。部队在急行军，只好把他留在老百姓家中。收留他的是一对老夫妇，老人知道有个偏方可以治黑热病，就去采草药熬给他喝，竟然就好了。 没伤一兵一卒就缴了机枪 袁恒贵抗战时期打的最后一场仗是在陇海线。那时日本已宣布投降，他们打了一天一夜，最终在第二天下午两点，小鬼子缴械投降。他们下午赶到炮车车站，晚上发起进攻。这个站有近100个不肯放下武器的鬼子，瓦窑镇有600多个伪军。我军一个营打车站，两个营打瓦窑。 袁恒贵所部攻打车站。鬼子的机枪就架在铁轨上，火力很猛。我军冲了几次都冲不上去，排长也在冲锋中牺牲了。 连长急了，命令袁恒贵带十几个人把敌人的火力点拔掉。他们从铁轨下面的草沟绕过去，神不知鬼不觉来到敌人背后。袁恒贵一声令下，十几枚手榴弹一起甩出去。趁敌人被打懵的时候，袁恒贵跳出草沟，一把拽过机枪，迅速撤回我方阵地。 “是那排手榴弹起了作用，没伤一兵一卒就缴了机枪，拔掉火力点，战友们都向我们翘大拇指。”老人谈起这段往事，神情颇为得意。战斗结束后，袁恒贵这个班还因此获得集体二等功。 全国解放后的1962年，他在福建备战时患上重病，同病房的3个人都死了。他要求回到盐城“等死”。但没想到，慢慢就恢复了。如今老人虽受战争旧伤困扰，但眼不花，耳不聋，生活颇为安逸。记者 [spc]陈婷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老兵档案： 袁恒贵，亭湖区新兴镇袁庄村人，1925年出生。 1942年1月参加洋河大队4连，后至盐东独立团特务连，通讯员。 抗战时期参加过北洋战斗、陇海线炮车车站战斗。 建国后在福建龙海边防大队任营教导员，1965年因病回乡休养，离休。　姜璐　张一轩　摄

作者：

编辑：小龙

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发现抗战老兵袁子仪 [已核實] 姓名：袁子仪
出生日期：1921年4月
籍贯：湖北郧西县城关镇
现居住地：湖北沙洋
所属部队番号及军衔职务：1938年参加旧政府（湖北郧西）抗日干部训练团；1939年入二战区39师；1940年任郧西县上津镇镇队副；1943年任安岛乡副乡长、乡长。
访谈时间：2012年5月20日
参与志愿者：关爱抗战老兵湖北群（多得多、老候、老棉、天堂、天门姜、候月烛）




经历
1938年参加旧政府抗日干部训练团，原学制一年，后因为前方战势紧迫，学习6个月后，于1939年到二战区39师，1团（？）。李师长，驻防山西。
1939年夏，战事激烈，在团部工作的袁子仪要求上前线，即被派往连队，在山西平古县作战。那是一次持续了四天三夜的防守战，袁子仪于第三天负伤。描述战斗经过为日军炮火猛攻，当日军炮击停止，日军已冲锋到眼前，枪都用不上，每次一人发5颗手榴弹，一阵猛砸，日军就退了，一共打退日军进攻十多次。战斗很激烈，一个副师长阵亡，几个团长、副团长也负伤、阵亡。当时，自己负伤后都不知道，是担架队看到他身上都是血，硬抬到担架上。上了担架，他手里还握着一个手榴弹，手指还钩在拉环里。伤在腿部，并不重。但在医院治疗期间，感染出血热，高烧10多天不退，送太平室等死四天，后经治疗奇迹康复，但因高烧至骨关节疏松，不适合部队工作，师部发了退伍的条子。由于在部队时间仅仅三个月，军队经历记忆不甚清楚。
1939年秋，执师部退伍证明，经转潼关医院、霸桥医院后送商县（现商洛市），因不通车，独自步行400多里，经山阳县于1939年10月回家乡郧西县。回家时，身体极度虚弱，头发、眉毛全掉了，不象人样。
1940年，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身体逐渐恢复。参加湖北第八行政督察区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学习训练3个月，因有军队经历，任郧西县上津镇镇队副，主管农村征兵。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每次20到30人，一共送兵1000人左右。
1943年调安道乡任副乡长、乡长、期间，除完成本职工作外，多次关照新四军。有执行枪毙二人，私送监狱，至解放后获释；有私送某被围新四军二十多人出境等，曾因私通新四军被短暂解职。
1945年宪政时期，被调土门乡，因为民选落选异乡乡长，在家闲赋一段时间。
1946年任郧西县地方行政干训所教导股股长。
1947年任光化县（现老河口）县政府指导员。
1948年任谷城粮政科科长，同年冬，因解放在即，离职回家，以做小生意湖口谋生。
1951年3月，因镇反运动被抓，成百上千的的被刀砍枪杀，5月1日，同屋18人被点名，包括同铺（曾经的同学、同事）。后形势稍缓，因属有功人员，被轻判7年有期徒刑。
1953年被送沙洋农场。
1959年，刑满摘反革命帽子后，被安排在农场做农工（不得返回原籍）。家属亦从郧西迁至沙洋农场。
80年代，因沙洋农场“老残”政策，回原籍务农，分得四分土地。
现每月仅农村低保78元。因年老体弱，患前列腺炎尿潴留、白内障、高血压等多项疾病，不得已离开家乡，投奔在农场的一子一女。
http://www.ilaobi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413

西昌抗战老兵云南重走抗战路
发布时间：2013年09月19日    来源：凉山城市新报    点击率：14次    共有0条评论

101岁老兵水青山，92岁老兵 袁诗传 欣然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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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青山在松山抗战阵亡将士墓碑前沉痛地为死难战友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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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水青山坐滑竿到雕塑群。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8周年，9月3日，由雕塑家李春华先生捐赠的《中国远征军》雕塑群落成仪式在云南省龙陵县松山战役遗址举行。
　　西昌市中坝乡大树村101岁，原国民军36师107团，曾参加收复滇西对日作战的机枪手水青山，西昌农资公司退休工人，原国民革命军第71军88师264团译电员，参加过滇西保卫战，92岁的袁诗传及来自全国各地的12名抗战老兵参加了落成仪式。
　　
　　101岁老兵跪哭纪念碑
　　带着兴奋又沉重的心情，水青山来到当年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松山，当他的孙子张忠和志愿者把他搀扶到松山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前时，他再也忍不住对死难战友的怀念之情，“蹬”的一下跪在地，悲痛地念着死难战友的名字，此情此景，深深地打动了周围人的心，大家纷纷举起摄像机、照相机，不停地按着快门，争抢着拍下这感人的一幕。
　　水青山和袁诗传等抗战老兵坐着滑竿参观了《中国远征军》雕塑群，雕塑群分为将军、夏装女兵、秋装士兵、冬装士兵、驻印士兵、娃娃兵、女兵、跪射兵、炮兵、在世远征军老兵、战马、吉普车共计12类方阵。雕塑以士兵为主体，选取戴安澜、史迪威、孙立人等22位将军为军官代表，表达一种迟到的关怀和对中国抗战的深刻理解，让后辈铭记中国远征军的悲壮历史。
　　9月3日下午，参加群塑落成仪式的嘉宾举行了“滇西抗战历史与关爱抗战老兵座谈会”，畅谈滇西保卫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作用和中国远征军在滇西保卫战中的作用。
　　云南龙陵又是滇西抗战的主战场，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1年被列为红色旅游路线。
　　
　　两位老人重走抗战路
　　虽然水青山和袁诗传两位老人年事已高，此次参加《中国远征军》雕塑群落成仪式，他们的心情特别好。为了满足水青山老兵的心愿，9月4日，西昌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们还专门陪他们到惠通桥，回忆当年（1945年5月）为阻止日军大举进攻龙陵，国民革命军36师、88师坚守惠通桥、炸毁惠通桥的战斗经历。一到惠通桥头，水青山老人就兴奋地讲述着坚守惠通桥头阵地作战的情况。
　　9月4日下午，西昌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们再次来到松山，在收复松山而捐躯的将士墓碑前为他们敬香撒酒，参观日军当年占领松山修筑的工事、暗堡，以及国民军36师为掩护工兵，挖地道挖进暗堡附近后，用30吨炸药炸毁日军坚固工事的旧址，令人感慨万分。
　　3天时间，从两位西昌抗战老兵重走抗战路的行程中一路走过来，所受到的教育、感染和启示让人受益匪浅。山上松涛阵阵，山下流水潺潺。在《中国远征军》雕塑群脚下，仿佛还能听到号声、炮声、军人的呼喊声，仍是一派金戈铁马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