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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溯源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国人精神底蕴之所在,是民族长盛不衰之根本。认识并解读历史,是每一位中国人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关于袁氏的历史起源问题,许多典籍和朋友进行了介绍,然众说纷纭、观点矛盾,由此产生了许多误解和争论。本人是袁氏一员,闲暇之余阅读史记、左传、资治通鉴等古典书籍,特别留意关于姓氏起源的记载,逐渐形成了一些看法。现就袁氏起源问题,浅谈一下自己的观点,请各位朋友尤其是陈、胡、袁三氏宗亲批评指正。
袁氏溯源•氏族(部落)篇
远古时代原始人生活在非常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结成规模不大的群体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由于征服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温饱问题难以保证,所以在群体内部没有确定的婚姻关系,男女成员在两性关系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因此谈不上姓氏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摩尔根在《古代社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已有论述。
随着原始社会的缓慢发展,原始人认识自然的能力增强,可以逐步制造一些简单工具。按照中国人的传说,有些原始人学着飞鸟在树上做窝的样子,在树上建造小屋,作为居住之地,防御凶虫猛兽的攻击,这就是构木为巢的故事,最早发明构木为巢的原始人群被称为有巢氏氏族。由于掌握了构木为巢技术,有巢氏氏族人群得到了更多的生存繁衍机会。
原始人最初是生吃植物果实和猎物的,通过自然界的火,逐渐学会用火烧烤食物。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有些原始人经过劳动实践,能够在硬木上钻凿而取得火种,这就是钻木取火的故事,最早发明钻木取火的原始人群被称为燧人氏氏族。因为掌握了钻木取火的技术,燧人氏氏族人群同样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繁衍机会。
又过了很长时期,远古先民开始用绳结网、用网捕鱼打猎,并发明了弓箭。猎取的鸟兽在吃饱以后尚有剩余,就加以饲养,这就是结网捕猎、饲养训化的故事,最早发明结网捕鱼、饲养训化的远古先民人群被称为伏羲氏(或庖牺氏)氏族。由于掌握了结网捕鱼、饲养训化技术,伏羲氏氏族人员剧增,并繁衍分化为多支氏族、众多氏族组成部落,相对于同一区域内的其它氏族而言,处于强势或领导地位。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伏羲氏氏族(或部落)认识到同族结婚、其后不昌的事实,因此规定了下属氏族的姓别,建立了通婚嫁娶生育的制度,使人类脱离蒙昧走向文明,此时的姓属于母系氏族的标志。
渔猎时期经过了很久时间,原古先民偶尔把野谷撒在地上,发现可以生长出大量的谷物,有些人群率先大量种植起来,这就是耒吕(si)耕地、种植五谷的故事,最早发明耒吕(si)耕地、种植五谷的远古先民人群被称为神农氏氏族。也就是此时畜牧业、种植业逐步分开,神农氏氏族由于获得了种植技术,族群得到空前发展和壮大,繁衍分化为多支氏族,各分支氏族在嫡支氏族的领导支配下形成部落(或部落联盟)组织,并成为华夏族群的主体。继续从事结网捕猎、饲养训化的氏族人群,分化成西羌族群(即藏羌族群)。
正如三国演义所讲,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以种植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的神农氏氏族(或部落),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繁衍分化为多支部落,其中嫡传后裔就是炎帝部落,苗裔为少典部落(黄帝部落)、九黎部落(蚩尤部落)等。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从远古人类规定氏族的姓别,建立通婚嫁娶生育的制度来看,姓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二是人类社会要取得繁衍、发展和进步,必须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创新先进的生产技术、建立良好的生活规范,一个氏族(或部落、国家)只有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代表,才能将本氏族(或部落、国家)推向新的发展高潮。三是从结网捕猎、饲养训化,到吕(si)耕地、种植五谷,再到畜牧业、种植业逐步分开来看,汉、藏是一家,汉、羌是一家,汉、苗是一家,汉、藏、羌、苗等族有共同的祖先,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这些观点对当今时期的中国更具有指导意义,鞭策我们团结互助、共同繁荣、改革开放、开拓创新,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伟大使命。
袁氏溯源•五帝时期篇
随着社会的继续发展,距今4500年左右,神农氏嫡传后裔部落产生了一位新首领炎帝,苗裔部落产生了一位新首领轩辕。据司马迁迁所著《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此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经过阪泉、涿鹿等多次战役,确立了轩辕的领导地位,“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炎、黄帝之际,我国应处于原始社会氏族制向奴隶制过渡的时期。部落联盟首领职务,相当于当今“天子”的地位,所以出现了赐“姓”现象。
东汉宋衰注《世本》说,“黄帝之世,始立史官,沮诵、仓颉居其职矣。至于夏商乃置左右,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相传仓颉就是汉字的创始人。
黄帝共有四妻二十五子,正妃为嫘祖、次妃为女节、三妃为彤鱼氏之女、四妃为嫫母,此四人被尊称为“四母”,相传嫘祖就是养蚕的创始人。史料记载黄帝为姬姓,二十五子之中,得到赐姓的共有十四人,分别为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姞、儇、依。其中黄帝正妃嫘祖生二子,其一是玄嚣,其二为昌意。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去世后,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高阳,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首领,高阳就是人们尊称的颛顼帝。《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黄帝之妻嫘祖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娶阿女而生帝颛顼。本人认为,以黄帝年寿达百岁而言,帝颛顼当为黄帝曾孙。无论如何,帝颛顼为姚、妫、陈、胡、袁氏的古代远祖,却没有任何怀疑。颛顼去世后,帝喾、帝尧先后成为部落联盟首领。
帝尧年老之际,推荐虞舜代行天子之政。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虞舜的父亲为瞽叟,祖父为桥牛,曾祖为句望,高祖为敬康,六世祖为穷蝉,七世祖为帝颛顼。相传帝舜为姚姓,是颛顼的七世孙,为妫、陈、胡、袁氏的古代远祖。
帝舜担任了三十九年的联盟首领后到南方巡狞,在苍梧山去世,安葬在江南九疑。因为帝舜的儿子商均德行浅薄,所以在治水中立下大功的大禹得以继承联盟首领位置。为了追思、奉祀帝舜的伟绩,大禹(或大禹之子夏启)册封商均为诸侯,疆土在河南虞城,国号为有虞氏。可见商均为妫、陈、胡、袁氏的古代远祖。
《圣经•创世记》中有一句话,“在古远的时候生存条件非常恶劣、医疗贫乏,人口自然死亡率很高,所以上帝要奖励一个民族,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祝福它的人口增长迅速。”本人虽然不是基督教徒,但觉得这句话道理非凡,黄帝后裔之所以能够人才辈出、经久不衰,与黄帝部落生齿繁茂、人口众多有很大关系。
从五帝的继承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时世造英雄,时世出英雄。当天下处于混乱纷争之时,必定有忧国忧民的热血男儿,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义无反顾地投入安邦定国的潮流之中,为民族的安定、发展、复兴贡献才智。二是姓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烙印,进一步印证了炎黄子孙是一家的历史实事。
袁氏溯源•夏商时期篇
大禹去世后,夏启破除联盟首领禅让制,结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世界,建立了“父传子、家天下”的奴隶制国家。夏朝历经太康、中康、帝相,国势衰败。据《左传•襄公四年》、《左传•哀公元年》记载,东夷部落中的有穷氏族首领后羿,抓住夏朝衰败的有利时机,用武力夺取政权。但后羿自恃其射,不修民事,淫于原野,重用寒浞,不久就被寒浞杀死。夏帝相之子少康历经磨难,逃往有虞氏部落。此时有虞氏部落的首领虞思(又名直柄,为虞颉之子、强虞之孙、箕伯曾孙、商均玄孙),缅怀夏禹的丰功伟绩、可怜少康的悲伤遭遇,毅然收留少康,并将二女嫁给少康。少康召集夏朝遗民,安抚原有部属,刺探寒浞国情,最终恢复夏朝政权,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少康中兴”。
此后虞思之子友龙,友龙之子寿肸,寿肸之子叔仪,叔仪之子康仲,康仲之子祖妫,祖妫长子期先后继承爵位。祖妫长子期,正值夏履癸(即夏桀)残暴统治时期,夏桀“虐政淫荒,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有虞氏首领虞期忠谏于夏桀,为夏桀所杀,失爵。是时商部落首领成汤,在伊尹(又名阿衡)的扶佐下积善累德,势力逐渐强大。商汤率诸侯兴师伐桀,在有戎之地击败夏桀,夏桀逃奔鸣条。对于商汤的德行,“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
商汤消灭夏桀后,悯惜有虞氏失祀,乃复封祖妫次子、期之弟虞发(又名虞遂)为公,以奉舜祀,赐姓为妫,并追封其父、祖。虞遂应当为妫姓(包括陈、胡、袁三氏)的得姓始祖,能够被商汤复封为公,一是因为帝舜的丰功伟绩影响深远,二是因为其兄虞期不惧生死、敢于忠谏,三是因为虞遂自身德行高尚、感人至深。《左传•昭公八年》记载,“陈,颛顼之族也。自幂至于瞽叟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置德于遂,遂世守之。”此后虞遂之子妫方,妫方之子振,振之子维, 维之子寿固,寿因之子敖,敖之子胜,胜之子元捷,元捷之子偃,偃之子姑猛, 姑猛之子公允, 公允之子蔺, 蔺之子填叔,先后继承爵位。 填叔庶子野,野之子无羁, 无羁之子菑, 菑之子叔正,叔正之子献子,均为殷商的普通贵族。
献子之子亚寿(又名伯戏)正值周部落古公单父时期,古公率部族迁住歧下,“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 伯戏也投奔西歧。亚寿(伯戏)之子原寿, 原寿之子梦延,梦延之子阏父(遏父)。 阏父仕周文王、武王,官为陶正。周部落自古公至武王的四世内,“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经济的繁荣使周部落人口剧增,礼下贤者使周部落外来宾客频繁,讨伐战役使周部落军人战力增强,上述事情的落实需要以生活资料的供应为保证,吃饭、饮水、饮酒所用的器皿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有虞氏族裔后人擅长制陶工艺,所制陶器美观、坚实、耐用,阏父官至陶正理所当然,为周部落的强盛、周朝的建立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周武王讨伐商纣之际,有虞氏嫡传后裔的诸侯不识天下大体,愚忠商王的统治,被武王消灭。
从夏商周政权交替的历史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历代政权往往是“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要保持政权的长治久安,唯有时刻保持不骄不躁、艰苦创业的良好风气,始终为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着想,方可立于不败之地。二是“妫”姓得姓不是在夏朝时期,而是在商朝立国之初,虞发(又名虞遂)当为妫姓(含陈、胡、袁三氏)的得姓始祖。自妫野至阏父(共计九世),不是有虞氏部落的嫡传后裔,而是庶传后裔,《史记•陈杞世家》的“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记载是可信的。
袁氏溯源•周朝时期篇
周灭商前是一个文化、技术相对落后的农耕部落(或诸侯国)。公元前1046年武王灭纣,取得了天下政权,落后的周人从农村迁入大邑,天下部落(或诸侯国)短时间内不能信服,政治形势仍未安定。为了安定民心、优抚百姓,武王追思古代圣王,“褒封神农氏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昔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格。”阏父之子妫满,为有虞氏的后裔,能够忠于周朝,受封为陈国国君当在情理之中,既可体现追思圣王之意,又可借助妫满安抚有虞氏族众。
中国社会发展到周朝时期,封建诸侯制、宗法和嫡长继承制日益完备。《左传•隐公八年》所载,“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也如之”。根据封建诸侯制,妫满被赐为陈“氏”, 去世后谥号为胡公,成为陈氏(包括胡、袁二氏)的始祖,因此又称之为陈满。
在周朝完备的宗法和嫡长继承制下,王(或公、侯、伯)之子称为王子(或公子),王(或公、侯、伯)之孙称为王孙(或公孙),其中嫡长子称为“太子或世子”。 王(或公、侯、伯)的后裔必定要继承祖先“姓、氏”。“姓”为大宗、“氏”为小宗。此时的“氏”表明贵族身份,也就是说贵族既有姓又有氏;而平民则只有姓没有氏;奴隶既没有姓也没有氏。《左传•桓公二年》所载,“天子建德,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
然而随着社会向前发展,族亲血缘的疏远、人口的增长,贵族后裔沦落为平民的人数越来越多,权势贵族为了标识自己与沦落平民的身份区别,在原有“姓、氏”的基础上,还会请求赐予新的“氏”称。“胡”、“袁”二氏就是在“陈”氏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新氏,也就是说“胡”、“袁”二氏是妫姓陈氏大宗中的小宗,“胡”、“袁”二氏的祖先在陈国初期为“陈”氏。可见陈、胡、袁为一家的说法是历史事实。
《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通志•氏族略》等记载,陈胡公满卒,子申公犀侯立,犀侯之子为靖伯。胡公满的十一世孙名诸(字伯爰),十三世孙涛涂以王父伯爰的爰(辕)字为新的家族氏名。《左传•僖公四年》所载,“郑申侯出卖辕涛涂,致使辕涛涂被齐桓公关押。”《左传•僖公二十九年》所载,“鲁僖公、辕涛涂等,盟于翟泉,寻践土之盟,且谋伐郑。”本人认为涛涂公获得“辕”氏的原因为,一是他为申公的后裔,有贵族身份。二是他为陈国立下了重大功绩,属于权势贵族之列。三是根据胙土命氏制度,他是得到国君的赐命而取得新氏“辕”。
此外左传之中还记载了辕选、辕突、辕颇等人的事迹,需要说明的是辕选、辕突、辕颇等是涛涂公的历代嫡长继承人,以贵族地位而言,可能有多位妻妾,涛涂公后裔决不可能是代代单传。
《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夏,陈出奔郑。初,辕颇为司徒,赋封田以嫁公女,有余,以为己大器。国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辕阻进稻醴、粱粮、股脯焉。喜曰:何其给也?对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谏?对曰:惧先行。”颇公不顾国内人民的生死,横征暴敛、引发众怒,最终被国人驱逐出境,做为后人当应引以为鉴。
《史记•陈杞世家》记载,“陈闵公二十四年楚惠王复国,以兵北伐,杀陈闵公,遂灭陈而有之。”陈国至此灭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从此陈(包括胡氏、袁二氏)氏族人各奔东西,在中华地域甚至全世界继续生存和发展。
到东周的战国时期,社会发生大变革,旧贵族开始没落,甚至有的沦落为平民、奴隶,“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秦汉时期,姓和氏便合二为一,贵族后裔大多以“氏”为姓,平民则以其“姓”为姓。其中袁氏后人便以“袁”为姓。
从周朝的姓、氏发展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在宗法和嫡长继承制下,陈胡公妫满为陈氏(包括胡、袁二氏)的得氏始祖,辕涛涂为袁氏的得氏始祖,袁氏出自陈氏,为陈氏大宗中的小宗。二是社会大变革,推翻了奴隶制制度,逐步向封建主义制度过渡,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作为人类社会产物的“姓”、“氏”逐渐合二为一。三是当今时期研究姓氏问题,主要目的为追溯姓氏的共同根源,创建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大融合,不能憧憬封建宗法、嫡长继承等落后制度,更不能搞家族、小圈子主义,此项尤为重要。
缅怀袁氏先人,探索袁氏历史,是本人始终不渝的心愿。但因见识浅薄,文章的观点必有不妥之处,敬请各位朋指正。料想文章发表以后,定会遇到批驳,甚至是讥笑辱骂。本人将坦然面对、洗耳恭听,吸取合理建解,修正文章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