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上海打工之路 我生于一九二六年,现年八十六周岁。得知棠岙袁家要续修宗谱,我非常高兴!在这里向领导这次修谱的理事会族亲表示敬意,祝续谱工作圆满成功。 我十六岁到上海,已有七十年了。人虽在上海,却忘不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忘不了对祖宗的崇敬和对亲友的思念。在棠岙袁家,像我这样到上海打工谋生的,粗略估计有三、四十户,几乎占袁家村的三分之一。这是袁家村的一个特点,也是袁家村近百年来的一种历史现象。趁这次续谱之机,我从个人经历入手,反映和记述这一历史状况。 少年时,由于我家无山无田兄弟又年小,全靠父亲一人出卖劳动力获得微薄收入,供养一家六口,家境十分贫困,可以说是特困户。得知荣生叔公在上海郑源兴创办的茂昌蛋厂担任襄理,不少袁家人陆续到上海找他推荐进茂昌蛋厂工作。我父亲也在这个时候进茂昌蛋厂做临时工。因临时工工资低,收入少,仍然养不起--家人,无奈之下,父亲卖掉一间楼房,把十二岁的大哥益昌,十岁的我,分别送到汪家村、童岙当木、竹匠学徒。后来,父亲升了长工,工资高了,除我仍在童岙继续当学徒外,全家到了上海。当时的上海,是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下,百姓过着亡国奴的生活。一九四一年夏天,大哥益昌生病因无钱医治而去世。年底父亲又病重,回到乡下,也是因无钱求医,没几个月也去世了。我家受到接二连三的打击,母亲、我、三个弟弟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担,全落在母亲身上,在生活发生极度困难,走投无路的时候,得到了族亲的同情、关心和帮助。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厚生叔公想尽办法带我到上海,委托在扬子蛋厂(茂昌蛋厂为日本侵略者占领后改名)工作的安昌叔,要他帮忙介绍我进厂工作,安昌叔了解了我家困难请况后,一口答应帮忙。他见我年少矮小,不适宜车间工作,将我安排到栈房管蛋部,直到一九四五年回乡过春节,我有了一定收入后减轻了母亲负担,使家里勉强能维持微薄生活。 春节过后,原准备同本村芬昌哥一起回上海,我因无线买船票不能同行,结果芬昌哥乘的江泰轮,到同沙洋被美国飞机炸沉。芬昌哥的三个小孩遇难,如我同去的话,说不定也被炸死了。就此我在乡下耽搁了一年。这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我家的生活仍然很困难。作为长子,为了挑起养家的重担,我急于再次到上海找工作,谋生活出路。 一九四六年清明节后,隔壁婆婆(金陵叔母亲)带我到上海,准备再一次进茂昌蛋厂工作。后来得知祥娥姑丈夫在同丰印染厂包吃包住。工资高,待遇比茂昌蛋厂好,祥娥姑的弟弟宏祥、祥坤也在同丰厂工作了。金陵叔把祥娥姑请来,婆婆当面告知我家状况,要她通过姑夫卢子卿推荐我进同丰印染厂。祥娥姑很重情义,满口答应。三四天后,我就到了同丰厂上班,我高兴极了。立即写信告诉了祥益,祥益比我早几个月到上海,住在浦东姐姐家里,尚未找到固定工作。他得知这一信息后,很是羡慕,要我介绍进同丰厂工作。经过我指点后,祥益得到祥娥姑夫妇热情接待,住在祥娥姑家等进厂。 一九四七年同丰厂增开了第二台印花机,卢子卿姑夫立即介绍祥益进同丰厂工作。为了对得起介绍人,保住来之不易的饭碗,我埋头工作,努力学习操作技术,在上海站住了脚跟。在旧社会,我和祥益能够比较顺利地找到工作,完全靠本村族亲的帮助,如果没有亲帮亲,邻帮邻的关系,要顺利地找到合适工作是不可能的。隔了一年,大弟盈昌也进了茂昌蛋厂工作。我和大弟有了固定工作后。我家状况逐步得到改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独立自主,人民当家作主,我家的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我和大弟盈昌都在上海建立了家庭。我努力学习文化,钻研技术,积极上进,入了党、提了干,成了一个有技术的老师傅,由一个普通工人提升为厂的人保科长、工会主席、副厂长。想到祖辈和自己文化水平低,家里贫穷生活艰难的痛苦,我把三弟带到了上海,进了中学读书,一直读到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本科毕业,为我家培养了第一个大学生。以后,三弟成为天津市南开医院一名高级医务人员。二弟在奉化乡下由供销社干部提升为萧王庙镇的党委副书记。大弟病故后,其妻和长子很快进入了禽蛋二厂(原茂昌蛋厂)工作,生活有了保障。 我家的下一代都受到良好教育,都有较好工作。我的长子进了工厂后,攻读了电大大专成了一名中层干部,现担任上纺物业星火园区招商部经理、办公室主任。他的儿子大专毕业后,去了日本东京情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次子在银行工作,他的女儿在一家合资企业工作;三子上海铁道学院毕业后,赴日本深造,取得了硕士学位后留日本工作。他的女儿日本东京大学本科毕业,也在日本工作。 我的以上经历和家庭变化,是袁家村的不少外出打工族亲,在新旧社会中不同处境的写照和缩影。在旧社会,外出打工是为了求生存,解决温饱,活下去;在新社会,外出打工是为了求发展,过上小康生活,活得更好。随着改革开放,城镇化发展变化,袁家村族亲纷纷外出求发展,迁溪口、奉化市区、省内县(市)乃至国内外,留在村内的人少了。这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公元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二十八世孙 盛昌 敬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