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传部分内容

《袁世凯评传》 作者 刘忆江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4年6月
         前言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似乎已是盖棺论定的人物。近百年来，无论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时期，史学界对袁均持否定的评价，似乎“窃国大盗，一世奸雄”即足以概括袁的一生。北洋集团影响和左右清末民初政局三十余年，作为其创始人和领袖，袁之言论和作为，既有其个人品质、性格的因素在内，同时也是当时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对他的评价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所能解决的。晚清时的中国积弱积贫，列强环伺，国家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变法维新已是全国有识之士的共识。但正如所有改革运动一样，变法也有激进与温和之分：激进派以康梁为代表，其成员多为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轻动躁进，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改革运动一度停滞甚至倒退。温和派多由思想较为开化且担负实际领导责任的各级官僚构成，主张缓进，在现有条件下，从一点一滴的实际事务做起。这一派走的是洋务运动的路子，而接过曾国藩、李鸿章的衣钵，继续推动清末改良主义运动并成为其主要领袖的人物，正是袁世凯。  中国史学有一个好的传统——知人论世，这与唯物史观强调通过具体的环境与条件来理解和评价历史人物的论点是相通的。中国的“史圣”司马迁对历史人物“不溢美，不隐恶”， “不以成败论英雄"，更是为中国史学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和传统。本书写作亦求本此传统，以客观中立的方式剖析袁之言论、行事与为人，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袁世凯。  史学大家钱穆先生在谈到读史时曾强调，要想深入了解一个时代的历史，应认真阅读当时的名臣奏议。因为这些人都是在国家重要岗位上担负实际责任的人，他们奏稿中的种种议论和建议，大都针对时弊和实际问题而发，比起不了解内幕和接触不到实际的局外人与后人的空谈，要有意义得多。故本书尝试以一种新的结构诠释袁世凯：即以其仕途不同阶段有代表性的奏议为纲，以此阶段袁在外交、军事、政治中的活动为目，夹叙夹议，以求较为全面、准确地勾勒出袁的本来面目。全书体例则是将袁的奏议原文列前，前面加一小段导读，点出奏议的时间、背景和目的；下接史事，扼要交代奏议所针对的事件和相关背景资料，揭示奏议背后的故事，侧重分析袁之智术谋略，并加以适当评论。奏议所涉及的某些今天不易理解的称谓、典故、制度及相关史料、书证等，则放入每章后的注释，以备读者随时查阅。书中引用的历史资料和当事人的笔记大多是文言文，为了便于读者的阅读，除少数易懂的语句外，均译成了白话文，但仍注明出处，以便查对原文。奏折则不加翻译，保存原貌，其内容因已在史事中予以分析和说明，读起来并不困难。全书摒弃时下流行的主观臆造，向壁虚构的恶劣文风，凡引文必注明出处，力求做到言必有征，殊不致误导读者，贻害国人。  长期以来，史学著作给人的印象是，要么,是以论代史，严肃得让人觉得可怕的高头讲章；要么是有骨头没肉，枯燥无味到让人读不下去的断烂朝报。而由司马迁开创的史学传统本不如此，他笔下的事件、人物，数千年以后读起来，仍然栩栩如生，如在目前。笔者踵武前贤，尽可能以与袁同时代的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及较为可靠笔记史料说话，而结论则读者自会由史料中得出，笔者之评论则只是提出一种别样的视角，供读者参考。袁世凯作为反面人物，长期以来只是被当作批判的靶子，而未能得到认真的研究，与之相应的是，有关袁的文献资料也未得到系统地整理和出版，因而做为在近代史上有重大影响和作用的历史人物，其公私文献，尤其是早年和晚年的部分是很不完全的，故本书亦难免挂漏。好在本书作为文史读物，目的只在抛砖引玉，提供诠释历史人物的新视角，而非对袁之为人事业的盖棺论定。  改良主义作为中国近代史乃至现代史上或显或隐的主题，一直是个挥之不去的重要问题。中国在一个孤独的世界中踽踽独行了几千年，直到遇到西方近代文明的空前挑战，才从“中古状态”的沉睡中逐渐醒来。在起而应战的过程中，传统的精英阶层开始分化：始而强大渐而衰落的保守主义，始而弱小渐而强劲的改良主义，而改良主义在成长中又进一步分化出激进派和革命派。激进派主导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保守主义一度抬头，但很快将中国拖入灾难，其势力也随之瓦解。庚子事变后，改良主义再次主导了社会进步的方向，即使辛亥革命也未能终止改良主义的势头。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改良主义是有过很大的成功机会的，晚清新政实已造成了中国改良主义的思想、社会基础，但很可惜的是，作为改良主义后期领袖的袁世凯昧于历史发展的潮流，当皇帝，开倒车，最终葬送了自己开创的渐进改良的大好局面，导致了改良主义运动的蹉跌，其后几十年，中国即陷入内战、革命和外患不断的动乱之中，使中国实现近代化的进程中断，至今仍追赶不上西方现代化的脚步。所以深入研究改良主义及其代表人物如李鸿章、袁世凯等，总结近代史上改良主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对于国家、民族的复兴大业，应该有重要的借鉴和反省作用。

目录

(上)

第一章早年生涯  一个走出了封闭的乡土社会的士绅子弟。从青少年时代的袁世凯身上，可以看到他日后所作所为的影子。

第二章初露峥嵘  临危不乱，当机立断。在朝鲜的两次事变中，年轻的袁世凯脱颖而出，展示了自己面对危机时的应变能力。

第三章外交“双簧\"  外交战场上的诡谲多诈，十二年的纵横捭阖，造就出袁世凯的枭雄素质。

第四章好风凭借力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李鸿章成就了袁世凯；袁世凯亦凭借李的声望发展自己，最终成为李鸿章的衣钵传人。

第五章 送“高帽\"的学问  李鸿章失势后，袁世凯的事业转入低潮。为另觅官场靠山，袁大送“高帽”，其善于揣摩、投人所好而又不露痕迹的手法可见一斑。

第六章 夤缘权门，结交有术  袁世凯在甲午之后兴起的变革思潮中，与康、梁等一样，作为亦新亦旧的一代人，维新志向与官场钻营看似矛盾，却可以并行不悖。

第七章小站班底  袁世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用人。与历代枭雄人物一样，袁之用人也是不拘资格，不限流品，选贤任能，惟才是举，有足以供后人借鉴者。

第八章 改良偏方  胶州湾事件引发瓜分危机，变法维新声势再起。袁世凯的变法条陈未被采纳，却使他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第九章局外人的收益  因握有兵权，百日维新之中，袁世凯成为新旧两派都要争取的人物，由此获得了很大的政治收益。

第十章 诡谋杀机与告密自保  本想置身事外，却不由自主地卷入了政治风暴的中心，为求自保，袁世凯告了密，做出了一个实用主义官僚本能的抉择。

第十一章 庚子事变中的袁世凯  庚子事变将中国拖入灾难，袁世凯因缘时会，左右逢源，将接手的烂摊子转变成为自己发迹的大机会。

(下)

第十二章新政先锋  李鸿章之死将袁世凯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在重新启动的变法中，袁世凯名至实归地成为晚清改良主义运动的新领袖。

第十三章 日俄之战与北洋扩军  多年来在人才和军事教育上的储备，使袁世凯得以在危机到来时把握住机会。北洋扩军的成功使阽危的国势得以缓解，也造就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陆军。

第十四章 维新跨进一大步  晚清新政中，袁世凯开风气之先，带头推行了一系列重大变法举措，站在了历史进步的潮头。

第十五章 官场政潮  作为头脑精明、手段圆滑的官僚，袁世凯在官场斗争中游刃有余。可一旦失去了最高层的保护伞，也不免于败下阵来。

第十六章鼎革前后  鼎革之际，袁世凯沉机默运，因势利导，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了由帝政到共和的转变，展现了出色的政治智慧。然而他终究是旧时代造就出来的人物，并无真正的共和理念，绝难做华盛顿式的事业。

第十七章 “二十一条\"本末  “二十一条\"交涉的内幕如何，袁世凯是否用卖国做了交易，九十年后，随着有关资料的逐渐发现和公开，我们终于能够坐下来冷静地分析一下那段沉重的历史。

第十八章洪宪末路  帝制自为，身败名裂，不仅是袁世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改良主义与近代化运动的悲剧。个人的失误导致民族与国家的灾难，究其根源，还在于体制的不善，也可见社会转型之艰难。

附录一 项城袁氏世系表
附录二 袁世凯之配偶、子女及姻亲表
附录三 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名单
附录四 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代行立法的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和参政院人员名单

跋

后 记

【导读】本章开头没有引用奏章或信函，原因是这一阶段的袁世凯还没有进入仕途，但早年的生活经历对他以后的成长和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孟子说： “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o”知人论世，后来不仅成为历史撰述的传统，而且也成为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的一条重要标准。袁世凯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也是他所处历史时代及生活环境的产物，把握住这一点，才可能较为深入和准确地了解袁的行事、为人和言论。通过其早年生涯，我们可以在青少年时代的袁世凯身上看到他日后所作所为的影子。  中国人讲历史有一个传统：知人论事。袁世凯何许人也?就其一生的作为而言，他是个曹操、刘裕之流的人物，是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类的枭雄。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可塑性非常大，早生五十年，他真可能做成了开国皇帝；晚生五十年，他也会是一个政治强人；当然，他也可能成为一个中兴名臣或富于谋略的政治家。成就成个什么样的人，全在于因缘时会。这与唯物史观强调把人物、事件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评价的观点是一致的。袁世凯晚年昧于社会发展的潮流和大势，帝制自为，落了个身败名裂，为天下笑的可悲下场，但这否定不了他作为重要历史人物对晚清民初中国政坛的重要影响。  司马迁在其杰作《史记》中为历史人物的评价树立了一种“不溢美，不隐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良好学风和传统。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笔者在对袁世凯其人其事其言的评述中将遵循太史公的史法，设身处地，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尽可能透视出这个重要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  袁世凯(1859—19l6)，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县人。袁氏是当地有名的官宦地主家族，世代以耕读为生。到了袁的祖父袁树三这一辈，袁家出了做大官的人。袁树三之弟袁甲三(世凯之叔祖，l806—1863)于道光十五年中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监查御史、兵科给事中，一直做到督办安徽、河南、江苏三省军务、漕运大臣等高位。袁甲三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样，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以军功起家，多次蒙皇帝传旨嘉奖并赏戴花翎，穿黄马褂，死后赠谥“端敏”，宣付国史馆立传，在当时这是极大的荣耀。他的长子袁保恒(1826—1878)也是进士、翰林院编修，以军功升任内阁学士、户部左侍郎，官至刑部左侍郎。次子袁保龄，举人出身，官至二品的候补道员。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袁树三次子，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弟弟)也随袁甲三从军，以军功侯补济南，后调任江苏，署理江南盐运道。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捐过一个同知，但由于他是袁氏家族的长房长孙，在老宅主持家务，故未能出仕做官。袁氏一门两世簪缨，不仅成为当地的高门显宦，在京城和地方的官场上也建立了广泛的人际关系，为袁氏子孙将来的出人头地、飞黄腾达奠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l859年9月16日(旧历八月二十日)，袁世凯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背景的家庭里。他是袁保中的第四个儿子。不久，其叔袁保庆的妻子牛氏也生下一子，但很快就夭折了。袁世凯的生母刘氏产后缺乏奶水，而牛氏的奶水却很充足，故而由牛氏哺乳，牛氏视世凯如己出，疼爱异常。1866年，袁保庆以知府衔侯补济南，当时年纪已过四十，仍然没有子嗣，袁保中便将世凯过继给了弟弟。袁世凯时年七岁，随嗣父赴任济南、南京等地，领略了大城市的繁华，也熟悉了官场上的事故人情，大大开拓了自己的眼界。  袁保庆非常重视袁世凯的教育，在济南时请了名举人王志清做他的发蒙老师，在南京时请的家塾先生也是个文武双全的举人。袁世凯自幼聪明，但读书不用功，而偏好拳脚，塾师也乐得因材施教，做个顺水人情，就每天教他习武。袁保庆将自己几十年的带兵心得、官场经验编为一书，名之为《自义琐言》，有空闲时，便以此书为课本，向世凯传授自己的人生体验。总之，少年时期的袁世凯，作为官宦世家子弟，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封建大家庭和官场生活的耳濡目染更给了他一种实际的人生教育，使之逐渐历练出一身圆熟的事故人情。  譬如，袁保庆的正妻牛氏和姨太太金氏积不相能，时生龃龉，袁世凯以嗣子的身份夹在中间，竟能巧妙地加以调和转圜，使两人都很喜欢他，就突出反映了家庭和社会环境对袁世凯的影响，中国传统宗法式家庭往往几世同堂，家口众多，人际关系复杂。项城袁氏就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袁世凯从小就擅长左右逢源，具有人情练达的素质，与这种家庭环境的影响有很大关系o  1873年7月，袁保庆因患霍乱，在南京去世，十四岁的袁世凯随嗣母牛氏扶柩还乡。次年，在西北左宗棠处帮办军务的堂叔袁保恒回乡省亲，认为这个侄子是个可造之才，应该出去见见世面，所以在返回西北时将世凯带在身边，加意培养。以后几年中，袁保恒调任北京、河南时，袁世凯都随行在他身边。尽管袁世凯自小就不喜欢八股制艺的学问，但在堂叔的严格督责下，还是把四书五经读得很熟，对作八股文章则还是不得其门，缺乏灵气。  袁保恒两代进士，也希望侄儿走这条光宗耀祖的仕进之路，所以在京任职期间，遍聘名师，期望世凯读书上进。如请举人谢廷萱教其作文，举人周文溥教其作诗，进士张星炳教其写字。但世凯的另一堂叔袁保龄(当时在京任内阁中书)则看出他在学问上“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俗话说，从小看到老。的确，尽管出身于世代耕读的名门显宦之家，自幼便一直受到名师的调教，世凯的资质却不在于学问，而在于事功。袁保恒在京任刑部侍郎时，工作繁剧，常教世凯在读书之余帮办公务。世凯当年随嗣父学得的官场经验由此派上了用场。他办事干练，颇得两位堂叔的欢心，夸奖他“办事机敏\"，是“中上美材”。所以袁保恒在奉调河南帮办赈灾事务时，就有意带他同行， “有密要事案，均令往查，并参佐一切”，多方培养、历练他的从政才干。  1878年8月，袁保恒因感染时疫，病逝于开封任上。袁世凯失去庇荫，返回了项城老家。先是，世凯曾于1876年返回河南乡试不第，在乡完婚，娶妻于氏。此年返乡，适逢四世同堂的袁氏家族分家，家产按世凯父辈的人数分割为十二股，世凯作为惟一的嗣子，获得了袁保庆名下的丰厚家产，从此自立门户，而成为一家之主。此此的袁世凯虽年仅十九，但足迹已遍布江南塞北、通都大邑，见识之广，在当地可以说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已不可能安于现状，过安安静静的乡绅生活了。袁家在陈州有一所大宅，世凯不愿过乡居的乏味生活，举家迁居于此。本年，他的长子袁克定出生。  起初，袁世凯不想辜负父辈对他的期望，仍打算走科举人仕的道路，所以在家读书，准备再考。由于此时他已自立家门，不再有长辈们的管束，所以着实放纵了自己一阵子o “居家多暇，嗜酒好骑马，日饮数斗，驰骋郊原，又喜为人捉刀2\"，一副倜傥不羁的世家公子模样。袁氏为当地高门，袁世凯又是见过大世面的富家公子，而且“性任侠，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与，以善为乐，寒士多依为生，士绅推戴，负一郡望3”，故而很自然地在身边聚集起一批文人学子。为此，袁世凯办起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袁“主其事，捐资供给食用4。\"袁还与陈州知府吴重熹约为“诗酒友\"，过了一段诗酒留连的悠闲日子。l879年，袁世凯的姑丈张向宸办理河南赈捐，委托他“分办陈州捐务\"，袁世凯办得非常出色，“集款独巨”。为此，张将袁保恒生前的捐款，为他捐了一个从七品的“中书科中书”的虚衔以资奖励。当年秋天的乡试，踌躇满志的袁世凯再人闱场，却不料再次落榜。  袁世凯自幼受教于名师，见多识广，人情练达远过于本地士子，他对此也很自负。然而此次秋闱，他主持的文社中有两人中举，他自己却又名落孙山，感到十分丢脸。于是“倾箧举所作诗文付之一炬，日：‘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颇有汉代班超投笔从戎的气概。袁世凯决意北上京都，以自己的官场经验和父辈们的人际关系谋取前程。可他居乡二年，不事生产，坐吃山空，家产挥霍了大半。为筹措进京活动的川资，不得不向亲友借钱。到京后遍访父辈们的门生故旧，试图谋个一官半职，结果官没谋到，钱却花光了，还是靠了故交徐世昌的资助，世凯才有了回乡的路费。这一段经历使他看到了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也使他的头脑冷静、现实起来。后来在得到一封写给李鸿章的荐书时，他经过一番权衡，感到自己无位无名无财，在李鸿章人才济济的幕府中很难出头，便断然放弃了这个机会，决心弃文从武，投奔嗣父的好友，督办山东海防的吴长庆。  关于袁世凯投奔吴长庆一事，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与袁直接有关的人的说法有三种，但各不相同。一是张謇，当时在吴长庆幕府，袁世凯初到庆军时，张曾受吴长庆委托，教袁作八股文。1 930年出版，由其子张孝若编写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说，袁投奔吴长庆时，带了家乡旧部几十人一同前往。后来这些人由吴长庆给资遣回，只留下了袁世凯一人。二是张黎辉根据袁世凯本人这一时期的家信，研究分析后得出结论是，袁世凯是由天津他的堂叔袁保龄处乘船赴登州投奔吴长庆的，袁保龄还赠送给他四十两银子的川资。三是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原名袁叔桢)的回忆，说袁是由上海北上投奔吴长庆的。袁静雪是袁世凯的爱女，她的说法应该出自袁世凯本人，按她的讲述，袁世凯在上海还经历了一场红尘奇遇。“落魄公子床头金尽，风尘知己赠银赎身\"，在中国传统的戏剧传奇和话本小说中是常见的题材，这次却让袁世凯赶上了。据袁静雪讲述，当时的过程如下：  他曾到上海谋事。上海是当时最繁华的地方，他一方面想领略一下这里的风光，另一方面也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谋事的机会总要比较多些。但是，他营谋了一个时期，始终没有成就。那时侯，他一个人住在旅店里，感到寂寞，就去逛妓院。由此结识了一个苏州籍的名妓沈氏，这就是后来他所娶的大姨太太。他们两人见面以后，情好日密。沈氏劝他及早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且资助他盘费，鼓励他早日成行。行前，沈氏备酒送行。席间对他说明，在他去了以后，她立刻就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努力功名，不要相负。我父亲听了之后，也就指天誓日，洒泪而别。后来，他随吴长庆到了朝鲜，果然把她接了去，做他的大姨太太。  当他由上海前往山东的时候，无意间在途中遇见了阮忠枢，由于他们同行同宿了几天，因此互相结识。通过交谈，他知道阮忠枢将进京应试，他也将自己的家世和现在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阮忠枢。阮又帮助了他一些川资，然后才依依惜别。别后，我父亲径直到了山东登州，向吴长庆投效。那时候他已经是22岁了。有的人说，我父亲到山东投军时，曾冒昧地携带了他父亲的旧部几十个人一同前往投效，因而吴长庆对他的印象很不好。这种说法，大概是不确实的。要知道，他由项城老家出来以后，是由上海前往山东的。这么多的人，如果和他一道绕道，他在举目无亲的上海是无法安置这些人的；何况他本人还先后受过沈氏和阮忠枢的接济，他又怎么能够有余钱供给这些人的食用呢?  后两种说法否定了第一种说法，因为当时的袁世凯落拓困顿，自己还要靠别人资助路费，是负担不起几十个老乡一路上的花销的。但第二种说法除说明袁确实到过天津，赴山东时他堂叔资助了川资一事外，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否定袁世凯由上海北上的说法。而且如果袁世凯是直接由河南老家经天津去登州的话，就没办法解释袁何以能结识身在江南的沈氏，并把她娶到朝鲜作姨太太的事情；因为袁从1 88 1年到登州后的四年内，一直身在庆军，根本没有机会回家和回国。而如果袁世凯径直去了山东，则袁保龄资助路费一事又从何说起呢?  上文曾提到袁世凯曾得到一封写给李鸿章的荐书，荐书据说是出自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周馥之手。周馥与袁保龄当时同在李鸿章幕府。从这一线索判断，袁世凯并没有直接去山东，而是从上海北上天津，他堂叔托周馥(因为是自己侄儿，袁保龄须避嫌)写下荐书，让他在北洋谋事。袁世凯经过权衡，最终还是决定投奔吴长庆，袁保龄于是资助给他路费。这样后两说合而为一，顺理成章。  通观袁世凯自立后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已具备日后成功的重要政治潜质。有人把成大事者的基本素质归结为三句话，日：爱才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麻。袁世凯此时尚未掌握有生杀的权力，第三点素质自然无从表现。但前两种素质，他不仅具备，而且出色。  首先，袁世凯不仅爱惜，而且极为善于笼络人才。比如组织文社，把家乡的士子聚集在自己的旗下，就表现出他具有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把具有“文人相轻”传统的士子们聚集在一起决非易事)o又如，当时穷困潦倒，在陈州教书的徐世昌拜访求告于他时，他不仅不轻视徐，反而一见如故，结拜为兄弟，解囊赠款，资助其赴省应试。徐后来中进士，点翰林，仕途发达，成为袁一生事业中的重要谋士和清末民初政坛中的重要人物，即发轫于此。  其次，袁世凯不看重金钱资财，而是将之视为实现自己愿望和目的的工具，因而能够不役于金钱。由于“慷慨好施与\"，捐资办文社，资助寒士，家产挥霍大半，以至自己也要向人求告．，但他并不因此而后悔，变得吝啬起来。即使用的是母亲们的私房钱和借来的钱，他也并不仔细，而是更为注重维持其世家子弟的气派。据袁静雪回忆，袁世凯落第之后，原想进京走捐官这条路， “可他到了北京，却把那捐官的正事搁在脑后，一味地讲吃、讲穿、讲玩乐。有一些兴赌害人的人，看到他孤身一人，认为可欺，便合伙引诱他去赌博，把他所带的钱都给赢去。他官既没捐成，钱又输了个净尽7\"。从军后的头几年，袁世凯年薪只有四十两银子，过了一段相当拮据的日子，但这仍不足以改掉他早年养成的豪奢习气。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做大事者多有此气概，大概是因抱负远大，才不看中钱财的罢。  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袁世凯具有极强的现实感，这也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素质。比如，两榜落第后他能断然放弃科举之路，立志从事功上出头，证明他有现实感，有自知之明。他自小不好章句，自知不是作学问的材料；而乱世人才多以军功起家，曾左李胡8和他的祖、父辈都是榜样。又如，当得到写给当时权势如日中天的李鸿章的推荐书时，一般人均会忙不迭地赶去投靠，而他却能冷静地权衡利弊，放弃来之不易的机会，扬长避短，改投权势、名气都要小得多的吴长庆。袁在其一生事业的重要关头，多次表现出这种现实感，这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等均是李鸿章为首的淮军系统的重要成员，而当时在位的淮系大员如刘铭传、丁汝昌、周馥、吴长庆等均是袁世凯的父执辈，袁为何不去依附当时在李鸿章幕府，极受倚重的堂叔袁保龄或其他父执，而选择投奔吴长庆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其嗣父与吴的特殊关系了。  吴长庆(1 834—1 884)，字筱轩，安徽庐江人。其父吴廷香有文名，是当地的绅士，受命办理庐江团练，1 854年太平军攻破庐江时战死。庐江被围困时，吴廷香派遣吴长庆到宿州向身兼督办安徽团练大臣的清军统帅袁甲三求救，当时袁保恒、袁保庆俱在军中效力，袁甲三对是否援救庐江踌躇不决，问计于子侄。袁保庆力主增援，袁保恒则坚持不能分兵，二人争执不下，致使耽延时日，庐州城破，吴廷香死节。吴长庆愤而与袁保恒断交，与袁保庆则“订兄弟之好\"。后来袁保庆为官南京时，驻扎在浦口的吴长庆与他时相过从，感情非常好。袁保庆患霍乱突然病逝，吴渡江视殓，抚柩痛哭，帮助料理丧事。由于吴与袁保庆的特殊情谊，吴定能对其挚友的惟一嗣子另眼相看，格外照拂，这是袁世凯算计之中的。且此时的吴长庆已是官居一品，主持方面的淮系大将，深受李鸿章的信任和倚重。吴长庆还以礼敬士大夫闻名天下，其幕府中多一时名士，被目为儒将。以这位父执作靠山，仕途的顺利发达可以预期。这确实是袁世凯的最佳选择。1 88 1年5月，袁世凯到山东登州投奔了庆军统领吴长庆。

注 释
1．沈祖宪、吴闯生： <容庵弟子记>卷一。
2．同上o
3．同上。
4．同上。
5．同上。
6．袁静雪： <我的父亲袁世凯>。 <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25一126页。
7．同上，第124页。
8．曾，曾国藩；左，左宗棠；李，李鸿章；胡，胡林翼。这四个人都是以文人带兵起家，以军功封侯拜相，成为清代的“中兴名臣”。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堂叔袁保恒等也是由进士出身的文人，带兵立功，置身高位的。

中国原来自己是个帝国主义。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西藏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中国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简直是得不偿失。但是我们的祖先何以费力去得这些属地呢?此中也有缘故。光绪七年(1 88 1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先生说得清楚： “臣闻天子守在四夷，这真是深谋远虑的策略。自古以来的敌国外患，隐伏时甚难发现，而苗头又蓄积得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就已无法遏止了；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法遏制了。我朝幅员广为开辟，龙沙雁海33全都列为藩封属国。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难道不是所谓山河带砺弘，与国家休戚与共的意思吗?”  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是代我们守门户的。  但是这种格局在近代西方列强到来之后已经被打破了，而清朝统治阶层头脑中的传统理念(即“天朝——四夷”的观念)却根深蒂固，未能随时代和客观形势一同转变，最终导致了外交和军事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误。

袁世凯与强学派的关系
袁世凯与强学会的关系上来。袁世凯倾心结交维新派和清流并不奇怪，首先是基本的政治倾向一致，都赞同变法改革；其次，这些人都是名流，学问高，见识广，与之交往不仅增加见闻，开拓思路，更可以提升自己的名誉；再次，会中均为热心西学之人，西学的书籍资料也多，这是正在搜集西方军事资料以备撰写练兵计划的袁世凯求之不得的；最后，会中多数人都与当朝政要有密切关系，有些更是世家子弟(如张之洞之子，翁同龢、曾国藩之孙等)，是与高层建立联系的极好管道。比如，据史料记载，袁世凯到京后不久，就受到张之洞的举荐，奏折上推荐的陈宝琛、梁鼎芬，赵尔巽都是张的部下与幕府亲信，但加上一个素无渊源的袁世凯，这是很奇怪的。清代向朝廷保举人才，如果出了问题，举荐人要承担责任，所以内外大臣几乎不可能保荐自己不熟悉的人。张之洞当时任两江总督，不在北京，无从接触、了解袁，何以敢于举荐一个生人，推想起来，只能是袁在强学会中交下的朋友--张之洞的亲信杨锐和张氏之子张权游说鼓动的作用。  问题是清流派中大都是一时的名士，出身最低的也是举人，平时高自标置，不可一世；对不是科举正途出身的袁世凯，他们为何独加青眼，接纳他人会并作为发起人呢?袁世凯虽也是世家子弟，但在学历出身上只是个荫生，还是靠父辈的余荫得来的。打个比方说，在强学会中,袁世凯就像个只有中学学历的人，混迹于一群博士、硕士中一样；但他不仅不被歧视，而且很受到大家的欢迎和推重，由此可透视出他结交有术的另一个方面。  首先，袁世凯学历低，知识水平却并不低，而且其见识和官场实际经验远比会中其他人丰富：他公子哥当过，幕府文人交往过，大风大浪、金戈铁马经历过，无论在世家子弟，还是文人名士面前，他应酬周旋的工夫都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  其次，袁世凯对朋友大方慷慨，不在乎花钱，为人行事有一种洒脱不羁的作风。强学会发起立会时，袁一次就捐银五百两考虑到清代官员薪俸较低，袁世凯又没有赴任，没有养廉银的收入，而二品文官一年的薪俸收入不过三百余两，其捐助的数额已很惊人了。此后，袁又陆续捐助，总额为千两以上。此外袁还积极动员别人捐款，梁启超9月2 1 日在致友人信中曾提到，“此间数日内，袁慰庭、陈仲垣诸人开一会，集款已有二千，拟即为译书刻报地步。 其三，袁世凯也很有个人的魅力，与人相对时El光炯炯，使对方感到很受尊重，对人谦抑自下，无一点官僚架子，对于朋友的困难则乐于相助。甲午战后，文人士大夫大多关注日本朝鲜事务，袁世凯驻朝十二年，朝鲜变乱的始末多为亲身经历，重大事件的曲折内情，均能娓娓道来，绘声绘色，极为吸引人。所以，听袁世凯讲述朝鲜往事，在当时是颇为时尚的事，文人名士趋之若鹜。如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曾记载过张孝谦约他一同赴广和居喝酒，说是“袁慰庭观察在座，可以询问东事(指朝鲜、日本之事)。冒雨前往，见子培兄弟(即沈曾植兄弟)、炯斋(吴士鉴)在场。袁君外表率直而内里精灵。”  最后，袁的加人和被接纳的基本原因还在于，他们都赞同变法维新，即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此时的袁世凯，是个维新派，所以召见时：光绪面谕他写出对变法的意见时，他才会洋洋洒洒写出上万字的呈文，畅述维新派的变法主张。

破格提拨
玉澜堂酒会，光绪顶撞了慈禧，受到“太后大声呵斥”后，非常惊惧，想找人调停却无合适人选， “恭王卒，庆王疏远，端王载漪兄弟及各位大臣全都是怨恨皇上的人。因而想到杨锐通达世故，告诉了他。杨锐说： ‘这是陛下的家事，应当与大臣商量，臣人微言轻，徒取罪戾，没有益处。’皇上因此命令四参政与康有为商量，而且颁赐有密诏\"不想这个杨锐不但不能为光绪分忧，还把密诏整整压了三天，‘使维新派落人了完全没有机会的境地。偏见害了光绪，使他看不到老臣中也有同情新政的人，真不如找李鸿章做调解人，新政还可能有保全的希望。从下达这道密诏开始，守旧派的训政和维新派的反政变斗争进入了倒记时的最后阶段，我们将逐日追溯各派人物的活动，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的角色，作一番较为客观和可信的分析。  就在密诏发下的当天(9月1 4日)，袁世凯、伊藤分头进京，乘的是同一趟火车。与袁世凯同行的有他的幕府密友、翰林院编修徐世昌。到京后，徐先赴颐和园安排报到、请安等召见前的准备事宜，袁则派人前往海淀寻租寓所，因为皇上当时驻跸在颐和园，就近住下，可免于路途奔波和时间上的耽误。下午，袁等人住海淀法华寺中的裕盛轩。伊藤一行到京后则下榻日本公使馆，总署大臣张荫桓随即来访，并与伊藤商定在京期间的日程安排。   同一天的同一趟车中，还有一位神秘的乘客：张翼。 “是日早车有荣相(即荣禄)密派候补道张翼进京谒见庆亲王，呈递密信并禀告要事。据见到过此信的人说，有四五十页八行书之多5 o”从此事可以看出，荣禄对召见袁世凯和伊藤访华这两件事感到了很大的不安，尤其是后者，所以荣禄在宴请伊藤的宴会上才会有“惨沮不欢”，中途退席等不合礼仪的反常表现。从密信的篇幅上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荣禄详尽陈述了自己对局势的看法，并权衡、分析了训政的利弊，由守旧派接到此信后紧锣密鼓的活动可以确知，荣禄的意见是：发动政变，此其时也。  还是同一天的晚间，大概是在光绪召见杨锐，下达密谕的同时，康有为向头天赶到北京的毕永年交了底：  夜九时，召我到他的居室，对我说： “(你)知道今日面临 的危急吗?太后打算于九月天津大阅兵时杀害皇上，到时候怎么办呢?我想要效法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而天子手无寸兵，很难举事。我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想要他起李多祚的作用。\"我说： “袁是李鸿章之党，李是太后之党，恐怕不可 以用吧。而且袁也不是可以与谋此等事情之人，听说他在高丽 时自请撤回，极无胆量。\"康说，袁前两天已到京，我已令人去往他那里行反间之计，袁深信不疑，已经深恨．太后和荣禄了。而且我已奏知皇上，在召见袁时，隆以礼貌，抚以温言，又当面赏给茶食，这样袁必愈生感激而戽报答了。你且等待  着，我还有重要事情用你来办。  毕永年(1 868—1 902)，字松圃，湖南善化人。出身于大户人家，“性豪宕，喜结纳，又耽于声色，毁家资过半。\"光绪丁酉年(1 897)举拔贡(即不经考试，保送而得的举人资格)， “曾在长沙组设湘学会，日与唐才常、谭嗣同、林圭辈讲论\"，是湖南知名的维新志士。他于政变前夕赶到北京后，正赶上康梁等策划引袁世凯发动兵谏，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阴谋，事后流亡日本，改名安永松彦。他所撰写的《诡谋直纪》详细记载了事情的经过，为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反政变活动留下了第一手珍贵资料，也为解开戊戌变法中的若干疑团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毕永年后来参与自立军和同盟会的起义，失败后人寺为僧，忧劳成疾，死时才34岁o  9月1 5日(旧历七月三十日)，袁世凯的活动没有记载，他在法华寺的寓所内闭门不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以袁世凯的赋性，不会安居于寓所之内，但书阙有间，只能存疑。伊藤则于午前拜访了总署的亲王、大臣们，出席者为庆亲王、崇礼、廖寿恒、张荫桓，然后专程登门拜访李鸿章，午后则拜访各国驻华公使。在与总署王大臣座谈时，伊藤强调图强首先要改革兵制，而改革兵制首要的是基层军官(即士官)的培养，“改革兵制的要着，为士官的培养；须精选一二学校培养士官，并置于贵国大皇帝直接管辖之下，此为最先要务，其他再分缓快慢，渐次实行9。\"伊藤的这个建议很可能使警觉的守旧派将其与光绪召见袁世凯之事联系起来。  本日，王照“往颐和园上请袁(世凯)兵南去之折\"，试图亡羊补牢。而那个接受了密诏的杨锐则陷入困境，无所作为，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焦虑害怕，绕室彷徨的场面o  9月1 6日(旧历八月一日)，凌晨四鼓袁世凯即赶赴颐和园宫门等候召见，黎明时分，光绪在玉澜堂召见了他，整个过程袁世凯记忆如下：  皇上垂询军事上的事情甚为详尽，(我)均据实际奏对。(问话)间歇时，就奏请说： “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荣禄命臣督率修理操场，并先期商议演练方阵，亟须回津料理，倘若没有垂询事件，请即训示。\"奉到的上谕是，等到四日后请训，可无大耽搁等话。’o  召见结束后，袁世凯回到居处吃了些早点，躺下补觉。 “忽有苏拉来报，(我)已以侍郎候补，并有军机处交来的通知，奉旨令初五日请训¨。\"清代官员的任用方式，一直是“内重外轻”，即同样品级的官员，京官比地方官的身份要来得尊贵，三品的地方官到了中央，往往只能屈居四品五品官员的位置。所以，袁世凯以地方三品的按察使，一下子擢升为中央的二品候补侍郎，真可以说是恩出格外了。但袁世凯的反应却令人意外，通常应该大喜过望的他却“自知非分，汗流浃背，立意上疏辞谢。随即有郭有琴诸友人前来贺喜。都告以无功受重赏，决不是好事，有何可贺?即商量草拟疏稿，将力辞，诸友人全都劝阻，于是托友人代办谢恩折。\"以袁世凯这样热中官场和事功的人，往常进京，公事之外，终日奔走于势要权门，旧雨新知，酬酢往来无虚日。而此次进京，则一反常态，闭门不出，十分低调。知道自己被越级提拔，不仅不喜，反而惊得“汗流浃背\"，甚至立意辞谢。这种种反常行为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是，袁世凯已经充分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稍有不慎，就会卷入帝、后两党政争的旋涡，而使自己的事业、前程毁于一旦。所以到北京的头一天，他既没有去拜会熟识的中枢大佬，也没有去看望过去的维新同志，寓居郊外，闭门独处。皇帝召见这么难得的机会，他也不知珍惜，竞要求马上请训回津。凡此种种，都表明袁最初的想法是，不惹是非，置身事外。但政治这种东西无处不在，你不找它，它要找你。听到自己被皇帝不次擢升，他立刻就应该意识到这是维新同志们使的劲儿，因为徐仁禄6月在小站许过愿。于是午后他开始出动，遍访各位大佬，为的是了解他们对此事的反映和看法，表白自己的心迹。他先去拜访庆亲王，没有在家。然后拜访了刚毅、裕禄和王文韶三位军机大臣，都见了面，袁备述自己无功受赏，万万担当不起的心情；刚、裕二位什么反映，不得而知，恐怕都是言不由衷的官话，内心里却在暗暗冷笑吧。在与之相熟的王文韶那里，袁世凯又提出上疏辞谢的事情，王文韶告诉他，既然出自特恩，辞谢也没有益处，反而会让人觉得矫情，一再说不能如此。但袁世凯仍旧“此心怦怦，殊不自安\"o对于自己的维新派同志们，袁世凯当然也不能不敷衍，但因分不开身，只能以书信暗通款曲。而康梁等得知袁世凯被提升的消息后，认为第一步已经成功，于是开始了更深的策划。  夜八时，忽然传来上谕，袁以侍郎候补。康(有为)与梁(启超)正在晚餐，于是拍案叫绝说： “天子真圣明，比我们所献之计还要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了。\"康当即起身命我(即毕永年)随往他的居室，询问我下一步怎么办。我说： “事已至此，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按预定计划行事了。然而我始终怀疑袁不是可用之人o”康说： “袁极可以用，我已得到他允诺的凭据了。\"于是从茶几间取出袁写给康的书信给我看，信中极力感谢康的引荐提拔，并且说： “赴汤蹈火，亦所不辞o”康对我说： “你看袁说出这样的话，还不可以用吗?”我说：“袁是可以用了，但先生打算要我做什么呢?\"康说： “我想派你前往袁的幕府中作名参谋，以监督他，怎么样?”我说：“我一个人在袁幕府中有何用?而且袁世凯如有异志，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制得住的。”康说： “或者以百人交给你统率，怎么样?到袁统兵围颐和园时，你则率领百人奉诏命前往捉住西太后废了就可以了。\"我说： “那么我应当在哪天见袁呢?\"康说： ‘‘等再商量吧。\"正在谈话之时，康广仁、梁启超也入座加入。梁说： “此事老兄不必怀疑，但当尽力去做就是了。然而老兄敢做此等事情吗?’’我说； “有什么不敢的?然而我应当深思熟虑地处理。况且尚未见过袁，我还是不知道他是何等人嘛。\'’梁说： “袁决无问题，老兄但说答不答应此事吧?，，我此时在心里谨慎筹划，未敢马上答应，而康广仁就有了愤怒之色。我于是说： “此事我终不敢单独承当，为何不急催唐(才常)君来京共同谋划呢?”康、梁均大喜说： “好极了!好极了!但我们的意思是，想马上于数日内发动此事，若等候唐君，则又要很多天时间了，怎么办呢?\"踌躇片刻，于是同到谭(嗣同)的房间商量此事。谭说： “稍缓时日不妨，如果催得唐君来，则更为安妥。\"梁也大为赞成道： “毕君沉毅，唐君深挚，可以称为两雄了。”我知道这是面子上的恭维话，于是逊谢不敢当。康说： “事情已经定计了，你们可以尽快调兵遣将了。”于是共同草拟快电两道，迅速发出，催促唐氏。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看了毕永年对当年康梁策划政变情况的叙述，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谚语了。  本日，伊藤一直在公使馆，午前，李鸿章回访；午后，总署王大臣回访。  9月17日(旧历八月二日)，在袁世凯谢恩时，光绪再次召见，袁向光绪陈述自己对无功受禄、破格提拨的惭愧惶悚的心情。光绪却笑着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非常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的事。”退出后，他又在宫门外等候昨天没有见到的庆亲王，见叫后只说了几句话，就下起了大雨，庆亲王入宫，他则直到中午才回到法华寺，疲惫不堪，倒头酣睡至晚，吃过晚饭，接着睡觉。

袁世凯戊戌年日程：
9.15(农历七月三十)：闭门谢客，郁闷。史书无记载。
9.16(农历八月初一)：凌晨去颐和园等光绪召见。见了，破格提拨为二品。
9.17(八月初二)：向光绪谢恩，请辞。回为睡觉。
9.18(八月初三)：康有为、谭嗣同一起午餐。庆亲王到颐和园但留话要凯等他回，天暮，荣禄传话，英舰在海，要凯回天津布防。 由于次日光绪要召见，当晚住店。是夜谭嗣同造访。直言杀荣禄、围颐和园二事，并说跟光绪只说捉太后，实际谭去捉时一杀了之。
9.19(八月初四)：睡觉谢客。慈禧回宫训斥光绪，抄了所有大臣们的奏折。
9.20(八月初五)：康有为离京赴津，谭嗣同迁浏阳会馆，毕永年随妈向梁启超、康广仁告辞，各逃。袁世凯进宫请训。说了要皇上变法不要操之过急的话。慈禧在屏后听了，认为袁话得体。上午11：40乘火车返天津，下午3时到。晚上见到荣禄，由于有别人在场，也没说什么。
9.21(八月初六)：荣禄回访。凯告诉维新派要杀荣。但并没说皇上密诏及要围颐和园杀慈禧二事，否则光绪则命不保。太后已如诸太臣审光绪了：训政。内容“改正朔，易服色”。
9.22(八月初七)：太后命光绪下谕荣禄在天津搜康有为。太后单独审光绪一次：密诏。
9.23(八月初八)：抓四小军机，会诸大臣再审光绪。李鸿章问计伊滕博文。
9.24(八月初九)：太后借机抓光绪所有重臣。
9.25(八月初十)：诏命荣禄进京议废帝事宜。凯接手天津新军。
9.26：招废所有新法。
9.28：处死六君子。罪名“大逆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