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千叟宴”真迹

乾隆“千叟宴”真迹现身山东邹平

袁氏后裔家中

1、山东省邹平县发现刻有对联的四通石碑

大众网-生活日报   2001-12-14
　　本报邹平１２月１３日讯（通讯员　夏应禄　张明武　记者　赵吉信）“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是对泉城济南优美景色的描绘。记者近日到邹平焦桥镇东平村时，在村委的一座房子里看到四通石碑，其中两通上刻着这副蜚声海内外的对联，据当地群众称，这是泉城济南大明湖上的原碑，而现在大明湖上的对联，是从这里拓去复制的，专家初步考证证实了这一说法。
　　四通石碑的正反两面都有文字，其中刻有对联的两面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铁保的笔迹，其余六面刻着宋代书法家黄庭坚的《墨竹赋》，其跋文则出自著名书法家赵孟　兆页之手。东平村党支部书记何晋远向我们介绍说：清朝康乾年间，焦桥出了两个著名人物袁紫兰及其孙子袁守侗。袁紫兰曾任柳州知府，袁守侗则历任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直隶总督等。据说袁守侗与当时潍坊刘墉交往甚厚，这四通石碑是袁守侗从刘墉处得来，因其较珍贵怕丢失，所以在修建袁家祠堂时便将其垒在墙壁内。１９６８年，何晋远在村里担任民兵连长，负责带领群众拆掉袁家祠堂，当拆到祠堂墙壁时，一溜并排的四通石碑露出来，他们一直收藏至今。　　另外，记者在东平村还看到保存完好的袁氏墓地神道碑以及以篆体文字记录袁家当初情况的两通四方形大石碑（袁家墓志铭）和保存了３００年的袁紫兰画像。

乾隆“千叟宴”真迹现身

　　本报广州消息　梅州市区江北老城蓝屋巷4号，是一座拥有308年历史的三堂三横围屋———“总宪第”。深巷古宅中，从1785年至今仍完好保存着年经219年、称得上目前国内唯一一块年代最久、价值最高的乾隆年间的乾隆真迹———首次“千叟宴”御笔匾。
　　据《羊城晚报》报道，《蓝氏族谱》记载，修造这座古宅的主人是当年乾隆钦点参加过朝廷“千叟宴”并得到御笔匾，御赐寿杖、金如意等珍品的清朝山西按察使———梅州人氏蓝钦奎。
　　经相关文博专家和学者考证：“总宪第”内这块稀有的“千叟宴”御笔匾其真实性已毋庸置疑。据了解，这是继2000年8月山东邹平焦桥镇袁氏家中发现的乾隆第二次“千叟宴”牌匾后，再一次发现的乾隆“千叟宴”御笔的真迹，它比山东发现的牌匾时间早11年，且保存得更完好。
　　该匾长220厘米，宽87厘米，厚4厘米。匾四边有六条龙围绕，上下各两条，左右各一条，四边底色为蓝色。上边正中间有“御笔”字样，匾中间底色为棕红色，虽年代久远，匾文上御笔题写的字迹尚存隐约可见的金铂色。从乾隆五十年至今，已历经219年，整匾尚无重大损伤，字迹基本可辨。

袁氏千叟宴匾额终于用实物印证了这段历史。
2000年8月25日  《生活日报》·生活壹周刊

　　8月初，山东一家地方电视报率先披露了一则惊人的消息：几年前，电视剧《宰相刘罗锅》再现了嘉庆帝侍太上皇乾隆在宁寿宫大摆“千叟宴”的盛况，可谓是家喻户晓。据史料记载，宴闭，乾隆曾御笔作文一篇，惜乎就在当时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写的什么。近日，这篇刻有乾隆真迹的匾额在历经200多年沧桑后，终于重现民间，该文说：原来，乾隆把该真迹赐给了当时的刑部员外郎——袁氏第11世祖袁守德，后被袁家世代珍藏。
　　消息虽然言辞凿凿，但毕竟语焉不详。
　　首先，乾隆当时写过什么？记者查史料的结果是并无详述，却一下子查出一串问号。
　　首先，袁氏第11世祖不叫袁守德而是袁景芳。因为此人是清代山东籍少有的名人，富贾一方，享有“山东王”美誉。他先后在陕西、浙江、广西柳州干过“省级领导”，独独没有进过“中央”干员外郎。
　　其次，袁景芳生于康熙朝，卒于雍正年，连乾隆盛世都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又岂能一享“千叟宴”口福。如果乾隆真的把千叟宴匾额赐给了袁家，又是何人得宠？难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消息到底是真是假，记者决定一探究竟。

　　珍藏家谱去伪存真：两次千叟宴，袁氏兄弟都有幸分别参加过。
　　邹平焦桥镇的农民，袁姓甚多。谁也想象不到，田野巷陌间，在清代曾布满皇厅楼榭、御赐匾额，有“小北京”之称。
　　相传当时山东有民谣曰：“山西康百万，河南沈万三，不及山东袁紫兰”。这袁紫兰就是袁景芳，字紫兰。袁家自他开始世代为官，到了其孙辈更发展到鼎盛，有18位均在京城、各州府为官。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俱往矣！如今，只能从斜矗在庄稼地里的一块袁氏祠堂神道碑想象焦桥昔日的繁华了。
　　寻寻觅觅，村民们除了“兜售袁紫兰的那点干货”外，再也说不出其他东西。“千叟宴匾额在哪儿？”，记者不知道问了多少人后终于有村民指着焦桥中学的大门说：“只有袁家的21代长孙清楚”。

　　　袁家的21代长孙叫袁聿尧，年近半百，在这里“看大门”。
　　找到他时，袁聿尧正半杯清茶、一袋花生，悠然自得地听收音机。提起千叟宴匾额，袁聿尧摇头不知。
　　“莫非是有人故弄玄虚？”
　　疑问刚刚出口，袁聿尧急了：“祖上的的确确参加过千叟宴，圣上还钦赐一匾。不信，有家谱为证”。
　　未几，他抱着一本厚厚的家谱回到屋中。只见蓝色的缎盒上写着《於陵袁氏东西分支谱》。
　　“於陵就是现在的邹平”，袁聿尧说着把家谱打开：“家谱秘不传外人，这是焦桥袁氏后人仅有的一本家谱了，有多少续谱的外地袁姓来都没让他们看。今天就破例让你看看。”谱按“礼、乐、书、御、射、数”六艺分为六部。石刻本，是民国二十年“袁氏17代孙之麟浴手而修”的。
　　谱自袁家11世开始，伯仲二人开始分支繁衍。老大景芳为东分，老二景文为西分。家谱中关于11世祖的记述印证了我们此前的史料调查。无论是袁景芳还是袁景文，均是生于康熙、卒于雍正。根本没赶上乾隆盛世。
　　我们在一页页翻看脆黄的家史，终于在东分的第13世中查到了关于千叟宴的记述。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袁景芳的三个孙子都“大有来头”。
　　他的长孙袁守侗曾任兵部尚书等职，官居一品。
　　次孙袁守仪“官工部营膳司郎中”、“七次钦命提督”、被乾隆诰授为“中宁大夫”。家谱上记载，他曾于“乾隆五十年，蒙恩于千叟宴”。
　　袁景芳的五孙袁守惠，“官刑部四川员外郎”“嘉庆元年蒙恩于千叟宴”。
　　至此我们终于清楚，袁家参加千叟宴确有其事，只不过媒体的消息中张冠李戴，把这一“荣耀”加在了名头最大的袁景芳身上。至于报道中的“袁守德其人”，应是袁守仪或袁守惠的笔误。

　　接下来的疑问随即产生。如果千叟宴的匾额确实存在，到底是出现在哪次千叟宴上？
　　按照清朝惯例，每50年才举办一次千叟宴，为什么仅仅相隔11年就再办千叟宴？乾隆到底写了些什么？
　　袁聿尧为何对匾额讳莫如深？
　　袁聿尧长叹一声，解释着，他是袁景文的后人，对东分袁氏的家事知之甚少，千叟宴匾额的确存在，只不过现已流落到东分袁家的一个亲戚手里。乾隆手书现世揭开了清史之谜：“为什么仅仅11年，两开千叟宴？”
　　终于找到袁家那位姓徐的亲戚。他带着我们七拐八拐，来到一个院中，说：“先看看宝贝再说。”
　　匾额很重，两个人才能抬出屋子。
　　揭开几层包裹，千叟宴匾额真容出现在记者面前。只见匾额高4.75尺，宽2.7尺。枣木镌刻，四周九条蟠龙围绕。虽然过去了200多年，在龙身的镂刻处仍依稀可见金粉。乾隆的手书竖排，因此，更确切的说法应该称之为“额”。
　　匾额的全文如下（为方便读者阅读，简化字及句读均由记者改添）：

　　初御皇极殿开千叟宴用己已年恭依
　　皇祖元韵
　　归禅人应词罢妍，新政肇庆合开筵。便因皇极初临日（朕于丙申年豫营宁寿宫），为归政后临居之所。皇极殿即宁寿宫前殿也，落成以来已阅二十年尚未临御兹。既纪元周甲幸符初愿。元正授重子皇帝大典，礼成敷天庆，恰因诹吉初四日，御此殿，复照五十年新正乾清宫千叟宴之例，再举耆筵。一时鲐寿阶嵩呼拜舞洵，为旷古未有之吉祥盛事。
　　重举乾清宫旧宴年教孝教忠，惟一驾曰：今日昨又旬延，敬天勤政，仍勖子敢谓从兹即歇肩。
　　乾隆六十一年（即嘉庆元年——记者注）岁次丙辰新正月上，瀚御笔（御章）（御章）赐刑部员外郎臣袁守惠

　　从落款看，匾额是第二次千叟宴赐给袁守惠的。根据袁氏家谱中袁守惠“嘉庆十三年卒，年六十九”推算，袁守惠时年应为56岁。

　　乾隆手迹的现世，揭开了一个历史之谜。清史上之所以有这惟一一次“不足50年两开千叟宴”：一是恰逢皇子嘉庆继位，乾隆感到自己缔造的江山迎来了“旷古未有之吉祥盛事”；二“从兹敢歇肩”分析，乾隆也自感身心疲惫，希望借此吉日耆筵，寄托延年益寿的愿望。
　　遗憾的是，在这次举办千叟宴后的第三年，即嘉庆三年，乾隆便因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而驾崩。因此，匾额上的手书，作为他晚年为数不多的书法作品之一便显得弥足珍贵了。

  匾额幸运躲过文革浩劫，皆因被当成木板盖了30年大瓮。

　　那么，千叟宴匾额作为袁家世代相传的镇宅之宝，又是如何落到这位徐姓亲戚手里的呢？

　　徐先生告诉我们，原来，按照袁家规矩，此匾额一直由历代长子长孙保存。民国后期，袁家开始家道败落。这时，徐先生的姑姑嫁给了袁家的第19世长孙。此时，抗日的烽火渐浓，其姑父姑姑双双投身革命，辗转南北，直至解放后转业到安徽。
　　姑姑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因战争年月顾不上照顾，一直被孩子的婶婶收养，后改姓姓了李，解放后在外地工作。
　　徐先生说，六七十年代，姑姑常常回家小住一段时间。文革期间，袁家的大部分文物祠堂均被毁，“小北京”遗迹不复存在。
　　匾额之所以保留下来，一是姑姑为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回乡的日子里没有受到冲击；二是姑姑原本就没把匾额看成好东西，一直当木板盖瓮。那年月，瓮里根本没存粮，所以也没发现有乾隆的手迹。不然，凭姑姑的觉悟，难说不“主动砸烂封建遗物”。
　　徐先生说，屈指算来，千叟宴匾额被当成木板盖瓮，一盖盖了30年，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1997年，外出多年的徐先生回到家中才得知，姑姑已经去世两年。她的女儿变卖了老宅，念及徐先生父母多年照顾，便把老宅中的杂物送给了徐家。
　　徐先生真正意识到匾额的珍贵是在两年前，一位河南的文物贩子找到焦桥，要重金收购千叟宴匾额，前后逗留了一个月。徐先生考虑再三，没有答应。
　　今年8月初，在滨州作生意的徐先生无意中把消息透露出去，当地一家电视报据此发了报道，谁知却有多处错漏。

　　我们看到，历经变迁，千叟宴匾额的木板镶嵌处已有多处裂隙。对此，徐先生感到很心疼。他说，自己的思想也在变，农村的条件太有限了，几乎不可能对匾额进行有效的保存。有时候，真想给它找个“好主”。200多年流传下来的宝物，不能眼睁睁毁在自己手里。
  《十二朝东华录》记载：千叟宴上，乾隆的确曾向群臣广赐银牌匾、诗章。首次发现的袁氏千叟宴匾额终于用实物印证了这段历史。
　　千叟宴匾额的出现，勾起记者浓厚的兴趣。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惟有清朝的历史资料几乎精确到天。每一代皇帝的起居言辞、举国大事，莫不被国史馆馆吏编年计日，罗列详书。我们来到山东省图书馆浩如烟海的清史馆内，费尽周折，终于在《十二朝东华录》的古籍中找到了两次千叟宴的记述。
　　在乾隆朝乾隆五十年中记载，第一次千叟宴的日期为“乙巳春正月辛亥”。当时，有王公大臣官员年六十者3000人参加。乾隆即兴赋诗曰：“抽秘无须更弛妍，惟将宝事纪眼耆筵。追侍□陛髻垂日，讶至当轩手赐年……”并御制了千叟宴恭依。而千叟宴匾额上起首的“归禅人应词罢妍，新政肇庆合筵”，恰恰承接了上面乾隆御诗的开头两句。嘉庆朝卷嘉庆元年的记载更是让人眼前一亮。只见上面写着：“太上皇御宁寿宫皇极殿举行千叟宴。赐亲王大臣、官员、蒙古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年七十以上者三千人……太上皇招至□御座前，钦赐卮酒。其未入座五十人各赏诗章、如意、寿杖、文绮、银牌等物。”

　　虽然时年56岁的袁守惠为何被破例招至千叟宴还是个谜，但他很可能就是“未入座”的五十人之一。　
　　耐人寻味的是，在当时最为值钱的绫罗绸缎、如意、寿杖、银牌等物，都没有流传下来，倒是这块枣木匾额再现了这段历史，才使乾隆的真迹也得以在200多年后亲自揭开了一段隐秘的清史之谜。（该文先后被《羊城晚报》、《文化报》等转载）        (朱德泉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