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两汉通假字研究综述
王彩琴
在汉字发展史上,两汉时期的文字处于古文字向今文字过渡的完成阶段。1二十世纪以来,关于两汉的文字及用字现象,人们曾经做过不少研究。通假字既是用字现象,也是古汉语文献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因为它与文字训诂、音韵研究、典籍整理等各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是阅读、整理乃至研究古籍必须弄清的问题,在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上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二十世纪以来关于两汉时期通假字的研究状况作一次回顾,一方面是为了总结以往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是为今后继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传世文献中的通假字研究
通假字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汉代以后清代以前,研究的重点是在揭示文献中的通假现象;第二阶段是清代,研究的重点是运用古音学的成就纠正前人的失误,探讨通假成因、通假范围,界定通假概念,初步探讨通假的文字学意义等;第三阶段是二十世纪以来,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对通假概念的进一步界定,研究通假在文字发展史上的作用以及通假字的时代层次等等更深刻的问题。
二十世纪专门讨论两汉传世文献通假字的文章很少,目前所能看到的,除了管雄2关于《汉书》用字情况的研究外,大多是在讨论通假字的有关论著中涉及到两汉通假字的问题。这类问题主要有:
1、通假字的时代层次和作用
古敬恒[1]认为通假现象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通假字既有继承,又有变异,有不同的时代层次。并运用《诗经》、《荀子》、《汉书》、《拾遗记》、《韩愈文集》等文献资料,从通假字数量的变化、结构的差异、语音的演变三个方面进行具体考察,指出把握通假字的这个特点,有助于深入了解其性质,并指出时代层次的区分对探索古音的发展也有帮助。
冯靓芸[2]从汉字发展史的角度,立足于通假字的时代层次,考察研究通假字的矛盾性,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指出通假字在整个汉字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重点讨论了上古时期各阶段通假字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演变轨迹。秦汉时期主要以《史记》、《汉书》为例列举通假字表,通过通假字构成比例变化,说明通假字在秦汉时期随文字的发展已经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和稳定,逐步向形声字转化。就文字发展史而言,通假字在文字体系中的地位逐步让位于形声字了。通假在走向成熟的同时走向消亡。论文在最后指出,通假字有较鲜明的时代层次,每一时代的特征都与汉字发展的矛盾性密切相关。它的产生与发展是缘于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求解决矛盾的需要,逐步消失也是矛盾解决的必然。通假字在汉字发展史中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通假字自身的矛盾性体现了汉字发展中所特有的矛盾性。由它的发展过程,我们能够得到一定的启示:在文字规范和简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人民使用需求,(二)汉字特征和汉字自身的发展规律。
2、通假字音同原则
周长楫[3]认为一些教科书、辞典、文章提出的双声通假、叠韵通假甚至旁纽双声通假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和“古音通假必须坚持同音替代原则”相矛盾。并用古韵书和今方言中的一些事实材料来论证被认为是双声通假、叠韵通假的一些秦汉时期的通假字,在古代可能是同音替代的通假关系。文章得出的结论是:除一些虚词外,古音通假必须坚持同音替代的原则,这对考订上古音系和古代方音的某些特点,寻觅古方言的分区,对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是很有好处的。对待古通假字的同音关系,必须牢固树立语音的时空观念,不能以一个简单的模式去衡量或套用。
二、出土文献通假字研究
简帛文献多通假,这早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据钱玄[4]统计: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字数5500余字,其中通借字320个,约占总字数的6%;帛书《经法》约5000字,其中通借字320个,也占6%。张显成[5]曾对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两种医书《合阴阳》和《天下至道谈》的特殊用字进行穷尽性的统计,结果是二书的通假字、俗字、古今字、异体字、讹误字占全书篇幅的10.93%,其中通假字占8.14%。这样高频的通假字,在传世文献中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简帛通假字自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二十世纪。
1、考订古音
朱德熙先生曾指出:“帛书对于历史音韵学的研究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 。帛书很多地方是押韵的,又有大量假借字,还有许多和现存古书不同的异文。这些都是研究古音韵的重要材料。”[6]由于简帛文献的特殊用字现象非常突出,所以学者们一开始就发现了这些材料在语音史研究上的价值,并陆续发表了不少成果。主要研究者有裘锡圭[7]、罗福颐[8]、吴九龙[9]、周祖谟[10]、赵平安[11]、赵诚[12]、李玉 [13] 、田明[14]、张儒[15]、时建国[16]以及赵振兴、陈灿[17]等等。综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择其要者简述如下:3
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原来传世文献中得出的研究结论,诸如舌头舌上不分,齿头音精组与庄组(照系二等)不分,黄侃的古声十九纽说,等等,在简帛中都得到了有力的验证。
发现秦汉简帛中明显存在着[bl]、[ml]、[kl]等复辅音,但是秦汉简帛中的复辅音与谐声系统相比,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况。不少复辅音在简帛音系中都没有出现,或虽出现,但只有很少的例子,这说明秦汉时期的复辅音正处于逐渐消失衰亡过程之中。从简帛材料研究中得来的这一结论,既能证明上古汉语的确曾经存在过复辅音,也能昭示复辅音开始消亡的阶段,从而为科学认识汉语的复辅音问题提供了一个方面的科学依据。
在楚简帛中,幽、宵二部常常相通,明显反映出楚方言的特征,这为认识楚方言提供了新的材料。从简帛看,先秦古韵的冬部与东部频繁接触,表明在战国末期就差不多完成了冬部从侵部分化出来独立为一部的音变过程,这为冬、侵二部分立时间的确定提供了客观可靠的依据。在简帛中脂、微两部分立也很明显,这给脂、微在汉代已完全合并的观点提供了反证,说明脂、微合并的时间还值得研究。
依据秦汉简帛材料(包括通假字材料)所进行的研究,取得了很多语音方面的成果,兹不赘述。这些研究和研究结论都非常可贵,在先秦两汉的语音研究方面很有价值,也为汉语语音史的研究进一步提供了新成果,值得学术界高度重视。4当然,研究中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甚至需要纠正的失误,比如从文字学、音韵学的角度研究银雀山汉简通假字就出现了种种疏失,陈伟武就此作了辨正。5
2、过简帛文献分析两汉时期假借现象普遍的原因。
高亨、池曦朝[18]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古时字少”。这个观点遭到了钱玄[4]的强烈反对,他列举大量例子证明,帛书《老子》使用的通假字在当时多有本字,并认为“秦汉之际用通借字,其主要原因是沿袭旧的用法以及师承关系所致”。赵平安[11]认为,简帛中通假字过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时形声字的大量出现。陈文杰[19]认为,简帛文献中通假字盛行的原因除了与书写者的文化水平思想认识有关以外,还因“用字标准没能推行。……印刷术的发明是用字标准能够广泛普及的重要因素,一版刻成,可印数十百千本,影响之广实为手抄所不能及。较早时期,由于字少而假借它字。后来本字产生了,但其流传开来要花一定的时间,于是造成了地域上的用字差异;每个新字的掌握和接受也需要一个过程,又造成了时间上的用字差异。这两种差异在文献上均表现为本字存在却有通假字流通。书写材料的原因。简帛是造纸术发明以前最主要的书写材料,较易得到,所以人们写起来随便一些。刻石材料虽然易得,但整治要花很长时间,况立碑目的又在于流传百世,为人楷模;印玺事关重大,所以这两种材料上通假字就要少一些”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三、结束语
综观20世纪两汉通假字的研究,既应该看到确实取得了不少成绩,也应该看到还存在不少问题,至少在以下方面的研究是有待深入的:
一是对出土文字材料搜集的广泛性和研究的系统性需要加强。汉代的出土文字资料数量极其庞大,内容也十分繁杂,光是建国以来有关汉代的重大考古发现就有很多,其中文字材料也不在少数。碑刻类的如东汉鲜于璜碑、张景造土牛碑等;简牍、帛书、写本方面的如马王堆西汉帛书;银雀山西汉竹简,居延、武威汉简,新疆吐鲁番文书写本,大通上孙家寨汉简,定县汉简等。这些出土文献中的用字现象非常值得研究,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完整的、集成式的汉代出土文献及其文字资料集。以往的研究大多以一地或两地的材料为研究对象,基本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而对文字理论及其运动变化规律的探讨则显得相对薄弱:要么分类过于笼统,导致类例不清;要么只是对其中某一种文字现象进行孤立的研究。假如能把目前出土的两汉文献用字作一个全面、系统的调查,并深入进行微观的整理、考订,那么科学归纳两汉用字的实际情况才成为可能。
二是关于考订古音方面,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应该更加开阔。比如,我们可以利用简帛出土地点在地区上的不同,再结合扬雄的《方言》来考证汉代有关方音的特点。正如赵诚所说:“利用地下材料来研究先秦古音,有利于观察古代方音的特点。一般说来,某地出土的实物,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该地区的语音特点。尤其是竹简、载书、帛书、陶文这样一些手写的文字,必然要反映手写者口里的读音。具体而言,临沂这一批竹简的抄写者一般来说应该是齐人,他们常用的通假字当然代表齐方言;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其抄写者一般来说应该是楚人,他们常用的通假字当然代表着楚方言。临沂竹简和马王堆帛书在语音上的异同,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反映了齐、楚这两大方言的差别。” [12]而扬雄《方言》记录了12个方言区的不同方言,其中记录不同方言的字之间有很大一部分存在着音转关系。假如把《方言》中的这类材料全部穷尽,并结合出土的两汉简帛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归纳,“那么至少将会从三个方面取得重要收获:汉代有关方言与通语之间的语音差异以及差异的程度;汉代有关方言地域之间的语音差异以及差异的程度;汉代某些方言地域内部的语音差异以及据此可能划出的次方言地域。” [20]
参考文献:
[1]古敬恒.《论通假字的时代层次》[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1).
[2]冯靓芸.《通假的发展演变及其在汉字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2,(5).
[3]周长楫.《双声通假叠韵通假说质疑》[J]. 《厦门大学学报》,1986,(4).
周长楫.《通假字“音同”原则浅说》[J].《古汉语研究》,1998,(1).
[4]钱玄. 《秦汉帛书简牍中的通借字》[J].《南京师院学报》,1980,(3).
[5] 张显成.《<马王堆汉墓帛书>两种医书用字现象考》.《研究生论从》[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6]朱德熙.《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座谈会上的发言》.《朱德熙古文字论集》[A].北京:中华书局,1995.
[7]裘锡圭.《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M].《中国语文》,1979,(6).
[8]罗福颐.《临沂汉简通假字表》. 《古文字研究》[M].第十一辑. 北京:中华书局,1986.
[9]吴九龙.《银雀山汉简中的古文、假借、俗省字》.《 出土文献研究续集》[A].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10]周祖谟.《汉代竹书与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J].《 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A].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11]赵平安.《秦汉简帛通假字的文字学研究》[J]. 《北京大学学报》,1991,(4).
[12]赵诚.《临沂汉简的通假字》[A].《音韵学研究》.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李玉.《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14]田明.《秦汉竹简帛书的异文别字及其语音系统》[A].《古汉语研究论文集(二)》.(二)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15]张儒.《关于竹书、帛书通假字考察》[J].《山西大学学报》.1988,(2).
[16]时建国.《从临沂汉简、长沙帛书通假字再证古声十九纽》[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6).
[17]赵振兴、陈灿.《<周易>通行本与帛书本异文声母研究》[A].《古汉语研究》,2003,(3).
[18]高亨、池曦朝.《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A].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
[19]陈文杰.《睡虎地秦墓竹简通假字略论》[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1999,(1).
[20]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王萌)
1、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古今字以小篆为分水岭,小篆及其以前的文字属于古文字,小篆以后的文字则属于今文字。
2、文章首先对《汉书》的版本及流传过程加以概述,然后考查全书,辅以颜注,对《汉书》中的通假字从“声近通假”、“省形存声”、“本字本义”、“古无其字”、“依据古籀”、“罕见为古”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分类分析、归纳。
3、因上述时贤的成果都已面世,同时为了行文简约,故下文不再一一标明时贤成果出处。
4、参见张显成的《论简帛文献的语言研究价值》
5、陈伟武《银雀山汉简通假字辨议》,《古汉语研究》1997年第3期。
二十世纪两汉通假字研究综述
《大学》2004年夏季号 学术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