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袁祥彬
身份证：332625210723001
地址：天台县赤城街道新华巷６号
老人自述：
我天台中学初中毕业后，一直在育青中学读高中。全国抗战爆发后，天台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我在辛亥革命志士陈钟祺（我的舅公，即奶奶的兄弟）的家里，看到了《东南日报》上刊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十七期招新生的广告和陈老当年同科秀才、保定军校二期毕业生、时任五省招生办主任应西少将要求协助招生的信函。我当即要求参加应试，后来闻讯一起去的有20多位青年，这年我17岁。
我们先是乘汽车到金华，然后转火车至江西上饶，在敌机骚扰高炮射击声中完成了考试。之后，我们随着苏浙闽皖赣2000多人的队伍，开始了为期数月的长途跋涉。行军队伍避开敌我交火的南昌，取道临川、新余、分宜、萍乡、醴陵，绕道至长沙，接着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辗转贵州贵阳、重庆，最后到达成都。由于日军到处狂轰烂炸，一路上艰苦备尝，苦不堪言。
由于我当时年纪太轻，在军校复试后被分到学生队学习，后编入第17期第二大队。当时在成都的就2 个大队，一大队设在草堂寺，我们二大队设在青羊宫，二大队队长叫张建冲（东北人，黄埔14期）。军校毕业后，我被分到重庆防空司令部（住朝天门），长官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临海人，名字记不清了。时流传“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有志青年参加中国远征军，有好多大专院校毕业或未毕业的学生响应参加，那时我也积极报名并参加了中国远征军。
我们从成都乘飞机经喜马拉雅山到印度丁江机场，每架飞机只能坐30来个人。到印度后，我被编入中国远征军新6军军部情报队，担任区队长，军长廖耀湘。我们情报队的任务是作战时负责侦察敌情，整训时保护军部驻军的安全。在印度作战有雨季和晴季之分，雨季时天天下雨，到处是水，还有虫子猛兽，不适宜打仗；晴季才是打仗的好时机，此时溪滩基本没水，就成了我们穿越丛林的路道，许多给养车都是沿着溪滩前进的，不过大都的给养运输，是通过美国工兵造的枕木公路运输，几十公里的路全是枕木铺成。那时部队给养实行尉兵给养制，即尉官和普通士兵的伙食一样，每天吃的是罐装的牛、羊、猪等罐头肉，蔬菜也全是罐装的干菜、白菜干、土豆干、干豆等。要想吃新鲜蔬菜，必须拿半成新的衣服、鞋子或米跟当地的野人（未开化的人，我们叫其为山头人，他们都居住在山头上）交换。说了你们可能不相信，我们都是住在树上的，每个人身上都涂满防蚊药，每个人除了一个背包外，还有一把独特的开路刀，枪是美式冲锋枪、卡宾枪或者步枪，我当时携带的是卡宾枪。特别要提一下的是每人一件的雨衣，既可以避雨，夜里宿营时可以当帐篷，还可以吊在树上当吊床睡觉。那时前边有鬼子，身边有毒虫猛兽，有一种吸血的蝗虫特别多，在水里追人吸血，蚊子是成群成群的，野兽就更多了。如果尸体当天没能抢回来，第二天就别想见尸首了，我们战友间都互相留了遗言，如果谁能活着回去，就是骨头也要帮忙带几根回祖国去。我在印度2 年多时间，经常进行军事训练，主要训练森林战术。44年春天左右，我们部队从印度开始反攻，先后打下克老缅、孟拱等地方，再打到密支那（敌军总指挥部），我们几乎把密支那炸平，日本人退走。那时重庆告急，我们被紧急召回，从印度丁江空运到云南沾益军用机场，之后再空运到湖南芷江机场，到芷江后，我们一个营奉命接防当地一个团的驻地，该团长起先不肯交出驻地，当他看到我们将装备开进去时，都傻眼了，才将驻地交接给我们。日本人投降后，我们又空运到南京去接收南京，在南京新街口地方，举行了日本人投降签字仪式，我们部队负责警戒。在南京几个月后，部队调到上海港湾接防日本海军司令部，又几个月后，接到上级命令，说是部队要调往沈阳，那时廖耀湘被任命为沈阳集团军司令。几个战友一起商议，都认为日本人投降了，没必要再打下去。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我也不愿再打仗了，于是就请假回家。
回家后，曾在家学过裁缝，开过裁缝店，因生意不好到上海谋生。解放后，我被套上了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家里房产被分光，那时几乎一年一个运动，吃尽苦头。1958年我被送到青海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89年才回到天台。
姓名：袁祥彬
身份证：332625210723001
地址：天台县赤城街道新华巷６号
老人自述：
我天台中学初中毕业后，一直在育青中学读高中。全国抗战爆发后，天台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我在辛亥革命志士陈钟祺（我的舅公，即奶奶的兄弟）的家里，看到了《东南日报》上刊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十七期招新生的广告和陈老当年同科秀才、保定军校二期毕业生、时任五省招生办主任应西少将要求协助招生的信函。我当即要求参加应试，后来闻讯一起去的有20多位青年，这年我17岁。
我们先是乘汽车到金华，然后转火车至江西上饶，在敌机骚扰高炮射击声中完成了考试。之后，我们随着苏浙闽皖赣2000多人的队伍，开始了为期数月的长途跋涉。行军队伍避开敌我交火的南昌，取道临川、新余、分宜、萍乡、醴陵，绕道至长沙，接着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辗转贵州贵阳、重庆，最后到达成都。由于日军到处狂轰烂炸，一路上艰苦备尝，苦不堪言。
由于我当时年纪太轻，在军校复试后被分到学生队学习，后编入第17期第二大队。当时在成都的就2 个大队，一大队设在草堂寺，我们二大队设在青羊宫，二大队队长叫张建冲（东北人，黄埔14期）。军校毕业后，我被分到重庆防空司令部（住朝天门），长官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临海人，名字记不清了。时流传“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有志青年参加中国远征军，有好多大专院校毕业或未毕业的学生响应参加，那时我也积极报名并参加了中国远征军。
我们从成都乘飞机经喜马拉雅山到印度丁江机场，每架飞机只能坐30来个人。到印度后，我被编入中国远征军新6军军部情报队，担任区队长，军长廖耀湘。我们情报队的任务是作战时负责侦察敌情，整训时保护军部驻军的安全。在印度作战有雨季和晴季之分，雨季时天天下雨，到处是水，还有虫子猛兽，不适宜打仗；晴季才是打仗的好时机，此时溪滩基本没水，就成了我们穿越丛林的路道，许多给养车都是沿着溪滩前进的，不过大都的给养运输，是通过美国工兵造的枕木公路运输，几十公里的路全是枕木铺成。那时部队给养实行尉兵给养制，即尉官和普通士兵的伙食一样，每天吃的是罐装的牛、羊、猪等罐头肉，蔬菜也全是罐装的干菜、白菜干、土豆干、干豆等。要想吃新鲜蔬菜，必须拿半成新的衣服、鞋子或米跟当地的野人（未开化的人，我们叫其为山头人，他们都居住在山头上）交换。说了你们可能不相信，我们都是住在树上的，每个人身上都涂满防蚊药，每个人除了一个背包外，还有一把独特的开路刀，枪是美式冲锋枪、卡宾枪或者步枪，我当时携带的是卡宾枪。特别要提一下的是每人一件的雨衣，既可以避雨，夜里宿营时可以当帐篷，还可以吊在树上当吊床睡觉。那时前边有鬼子，身边有毒虫猛兽，有一种吸血的蝗虫特别多，在水里追人吸血，蚊子是成群成群的，野兽就更多了。如果尸体当天没能抢回来，第二天就别想见尸首了，我们战友间都互相留了遗言，如果谁能活着回去，就是骨头也要帮忙带几根回祖国去。我在印度2 年多时间，经常进行军事训练，主要训练森林战术。44年春天左右，我们部队从印度开始反攻，先后打下克老缅、孟拱等地方，再打到密支那（敌军总指挥部），我们几乎把密支那炸平，日本人退走。那时重庆告急，我们被紧急召回，从印度丁江空运到云南沾益军用机场，之后再空运到湖南芷江机场，到芷江后，我们一个营奉命接防当地一个团的驻地，该团长起先不肯交出驻地，当他看到我们将装备开进去时，都傻眼了，才将驻地交接给我们。日本人投降后，我们又空运到南京去接收南京，在南京新街口地方，举行了日本人投降签字仪式，我们部队负责警戒。在南京几个月后，部队调到上海港湾接防日本海军司令部，又几个月后，接到上级命令，说是部队要调往沈阳，那时廖耀湘被任命为沈阳集团军司令。几个战友一起商议，都认为日本人投降了，没必要再打下去。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我也不愿再打仗了，于是就请假回家。
回家后，曾在家学过裁缝，开过裁缝店，因生意不好到上海谋生。解放后，我被套上了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家里房产被分光，那时几乎一年一个运动，吃尽苦头。1958年我被送到青海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89年才回到天台。
其它情况：
老人有一子一女，由于历史原因，两个子女不能读书，不能安排工作，现在仍靠种菜谋生。老人至今一分补助也没有。老人当时在上海告别的几个黄埔同学，现在还记得名字有：谢伯年、谢春年（谐音）…… 0
相关视频：http://www.18qiang.com/read-htm-tid-98895.html
《白纸黑字》第三期：赵宗彪《最后的抗战老兵》(2012-12-20 11:35:29) 转载▼
最后的抗战老兵 作者：赵宗彪
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不能由自己把握，他将作什么选择？
一个江南的世家子弟，为了不做亡国奴，毅然投笔从戎，进入了黄埔军校，成为抗日战争中的铁血战士，转战于印度、缅甸等海外战场。作为国军少校，他在南京亲历了日寇的两次投降仪式。当内战的烽火点燃时，作为中国人，因不愿将枪口对准同胞，他决然地选择了避回故乡。改朝换代的大革命到来时，他因为家中的田产，以地主的身份沦为了贱民。“肃反运动”的到来，让他从城市贫民变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成了西北青海湖边一个失去自由的囚徒。30多年的牢狱生涯后，他重新回到江南的故乡，生活困顿，甚至于到了捡拾死人衣服的地步。但是，面对要承认自己是“俘虏”才能得到的救助，他平静地选择了拒绝。他现在每天凌晨两点到早上八点念佛经，并以此谋生。对过去的一切，他已云淡风轻。
——这一切，就是92 岁的“驻印新六军抗战老兵”袁祥彬的人生轨迹。
袁祥彬先生，是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仅存的20 名抗战老兵之一。而在7年前的2005 年，这样的老兵，天台尚有60 多人。而就在我采访袁祥彬先生的那几天，又有一位名叫叶万火的抗战老兵走了。
如果仅从外表看，袁祥彬老人与一般的九旬老人没有什么区别，他面容清癯，身形消瘦，但步伐依然坚定，从他的步伐中，依稀可以看出军旅生活在他身上的留痕。
天台是袁祥彬老人的故乡，也是笔者的故乡，李白的“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写的就是这里。这是典型的山区县，素以民风强悍著称。史书上说天台人“风气刚劲，志士尚义，百折不回”，民国《天台县志稿》称：“天台人，多聚族而居，重宗谊，善团结”，有“好勇斗狠之风”。好斗之地必出骁勇之士。1942年5月，曾一次性就有1445个天台子弟报名参军，组成“天台兵团”奔赴抗日前线，一个小县参军人数竟为全省第一，天台由此成为浙江省抗日模范县。
在整个抗战期间，当时总人口23万人、男丁只有12万的天台县，共有7600多名子弟参加国军，其中为国捐躯的天台子弟有1462人，占整个台州抗日烈士的三分之一（台州县及市区共有3905名国军将士战死于抗日战场，其中3名将官）。
那些没有牺牲的抗日将士们，一部分在抗战结束后，参加了内战，战死于内战战场；一部分成了解放军的俘虏，收编在共产党的军队中；还有的，则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去了台湾。
收编在共产党军队中的那些老兵，有的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战死在异国的土地上；那些幸运的，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回到祖国，作为新中国的退伍军人，他们的生活一般都有了保障。
生活得最不如意的，是当年抗战结束后回家，没有参加内战的抗战老兵们，在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大部分人难逃劫数。“劫后余生”的袁祥彬老人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
袁祥彬老人的经历堪称传奇，或者用“坎坷”二字形容更为准确。他是现在还活着的20 位天台抗战老兵中，唯一参加过印缅远征军的中国军人。
从抗战英雄到“历史反革命”，他的青春岁月，一部分耗在抗日战场，大部分耗在了劳改农场，他在青海湖待了整整30 年，直到1988 年才回到老家，而此时，他发已白牙已松。去劳改时，儿子还在牙牙学语。回来时，儿子已是满面尘灰的中年菜农，而他的两个女儿，在离乱的年代里，因为无法养活而送了人，大女儿至今杳无音讯。
这个抗战老兵的身后，有太多的故事，亦有太多的不幸。
2012年1月26日下午，整个天台县城还弥漫在欢天喜地的过年气氛中，我走进浙江省天台县城关新华巷6号的一所百年老宅中，第一次拜访了袁祥彬老人。
此后，我又同袁祥彬老人进行了面对面的7次访谈，谈话一次比一次深入，在20多个小时的长谈中，袁祥彬老人也从最初的拘谨、对我略带戒备，到完全敞开心扉。
历史太过沉重，又太过无情，在大时代中，每一个人都被命运的洪流裹挟着，个人的力量显得那么微弱。袁祥彬老人的一生仿佛没有起承转合，就直接被命运的抛物线甩出了预定的轨道。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