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袁文献 于 2015-3-9 18:32 编辑
袁氏一门三（女）学士 云盘是普定县马场镇一个古老的村落，座落在两条河流交汇的山峦之上。清雍正年间袁氏先祖章滨自湘入黔，途经马场，迷恋于佳山佳水，于是在此安家立业，至清末“士”字辈是第六代，“愈”字辈为第七代。 袁氏家族“愈”字辈中，男性居多数、且大多都曾留学日本（例如愈璟、愈珙、愈琦、愈佺等）。为数不多的女性则主要集中于我的外公袁士魁一门，其中、母亲袁愈纯有同父同母的一姐（大姨袁愈婉）、一兄（舅舅袁愈沆[①]）和一妹（三姨袁愈嫈）同胞兄妹四人，均出生于二十世纪初（1901－1908间），年幼时即丧母，他们相互帮助，勤奋好学。特别是愈婉、愈纯和愈嫈三姊妹从小都学业优秀，文化知识与同辈男性相比毫不逊色，她们即是後来传为佳话的“袁氏一门三（女）学士”。 大姨袁愈婉为人忠厚老实，遵守传统规矩。三姨愈嫈年纪较小，性格较为柔和。母亲愈纯则性格较为急燥耿直，并在黄齐生（近代爱国教育家，贵州反袁世凯称帝第一人）、王若飞等人创办的达德小学读书时接受了一些新思想，又在家族中受其五叔袁士铭、七叔袁士杰[②]的进步思想影响和鼓励，树立了追求男女平等、争取独立的志向，具有叛逆精神。在家中，由于她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反驳自己的父亲，在三姊妹中受父亲的斥责也最多。後来姊妹三人能 打破世俗观念，冲破封建枷锁外出求学，母亲愈纯起到了关键的带头作用。 母亲愈纯在贵阳女子师范中学毕业後，就有继续深造的抱负，因而在工作的两年中，有意识地积储钱，准备一旦遭父亲拒绝时作“外逃”路费。没想到在几次向父亲要求之下，竟然得到准许。与五外公士铭、七外公士杰不同，外公士魁受封建礼教影响较深，“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但他还是崇尚读书的，母亲愈纯中、小学成绩年年优秀，外公也曾送她几部画谱作奖励（可惜“文革”中已烧毁），能允许母亲远走深造，也算“开明”了一回。 1929年，母亲首开先河离筑赴当时的首都南京。先例一开，姊妹们都纷纷走出山村。几个月後，大姨愈婉也赶到南京，1930年两人同时考入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不久，三姨愈嫈接踵而来，因错过考期，于次年到上海考入大夏大学国学系，後来也转入中央大学中文系。三十年代的贵州交通极为闭塞，三姊妹经过崇山峻岭、崎岖山路和土匪猖獗路段，历经半月抵重庆，然後再顺江而下，千里迢迢才到达南京，坚韧不拔的精神可见一斑。 母亲第一年在艺术科学习时，正值艺术大师徐悲鸿、潘张玉良在校任教，徐悲鸿曾教授其石膏素描课。因恐以後艺术科工作难找，母亲于第二学年转入教育学专业。很遗憾，我不能十分确定大姨所修专业，估计也从艺术科转到教育学。对大姨艺术上的心灵手巧曾有所见识，亲见大姨制作的木制工艺品，小巧玲珑、非常精致，可惜“文革”中丢失。大姨文学根底较深，喜读唐诗，对医书也很感兴趣，具有一定医学知识，在老家乡间备一个药箱，装有常用药，附近农民有头痛脑热者都来求取，她常常无偿给于，这也为我亲眼所见。三姨则一直专攻语言文学，造诣很深。外公的一次开明之举，圆了三个女儿的大学梦，毕业以後她们都成了自食其力的新女性，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女性中的姣姣者，姊妹三人被其伯父（袁士辉）赞誉为“一门三学士”。 1934年大学毕业後，母亲和大姨在南京定居，期间大姨当过中、小学教师。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可恨日寇铁蹄逼近南京，加上当年我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和大姨只好带着我和我姐姐福徵俩回到贵州普定马场云盘老家。当时几位外婆都相继去世，乡间只有外公孤身一人，中馈犹虚。作为长女，大姨留乡侍奉老父，管理家务，也因此耽误了终生大事。解放後家庭经济破产，她在乡间从事体力劳动，老年疾病緾身，乡下缺医少药，无法得到有效疗，1973年6月终因病情恶化而逝世，仅年过七旬，可叹大姨一身才智未有机会施展，令人惋惜。母亲则一直奔波于贵州各地，曾在都匀、安顺、遵义、青岩（贵筑县）等任中学（中师）校长、训导主任等职。奈何时局太乱，又无背景，在各处都呆不长，从1941年到贵阳女中後，才算稳定下来。解放前任过五年训导主任，解放後当专任教员，1964年调贵州省文史馆直至去世。母亲几十年的教学积累，产生过一些创作冲动，调省文史馆後曾收集了一些素材，拟出提纲，但“文革”一来，恐惹事端，将之付诸一炬，实为遗憾。可喜的是七、八十年代，她又重新拿起画笔作画，聊以自慰，几年间画了不少（据说贵州一位统战部长曾得到过她的画），虽说不是什么大作，但总算重温了她当年所喜爱的绘画旧梦，直至2001年1月去世，享年96岁。母亲丈夫早逝，在战乱环境中独自工作以抚养一女一儿，解放前受王若飞劝说曾准备奔赴延安，但顾及尚在年幼的我们姐弟俩最终未能成行。母亲一生可谓经历坎坷，壮志未酬，但几十年的教学，给国家培养了一批批人才，总算不枉来世一场。 三姨袁愈嫈是三姊妹中最有成就的人。大学期间师从清末至民国年间的国学大师王伯沆先生，大学毕业後回黔执教并潜心研究先秦文学。解放前在贵州大学先修班任教，解放後在贵阳清华中学作语文教师，1956年调贵阳六中任教导主任，当选过全国劳模。“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挨过批斗。拨乱反正以後，开始泚笔作书，至八十多岁高龄仍笔耕不止，先後出版过《诗经全译》[③]、《诗经艺探》[④]，以及《毛诗文例》、《半亩园诗选》等，影响遍及国内及海外。三姨于2000年11月与世长辞，享年92岁。她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最终也算实现了自己的宏愿，圆满度过一生。 袁氏三姐妹均已作古，现在的时代与她们所处的封建和乱世年代也大不相同，今非昔比，过去束缚妇女的种种枷锁不复存在。君不见，今天无论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还是大、中、小学，各行各业，女性比比皆是，她们可以发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以袁氏姐妹为代表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新女性的那种自立、自强、执着、奋发的精神，在今天仍有价值，值得提倡、发扬、学习和借鉴。 刘寿徵 2010年5月8日于母亲节前夕撰 邓 斌编辑
[①] 我的舅舅袁愈沆後来曾留学日本，回国後著有《中国人口学》、《人生哲学》等（惜文革时均付之一炬），主张优生优育，自认为身体欠佳故终身不娶不育。 [②] 袁士铭、袁士杰两兄弟在清光绪年间跋山涉水，走出贵州山门东渡日本求学，期间双双加入同盟会。士铭回国後曾任北洋政府时期的热河省省长，死後葬于北京；士杰作为南方七省代表出席了1905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同盟会成立大会，并为追随孙中山先生改字逸人，中山先生曾赠予他一面锦旗和一个墨盒。 [③] 袁愈嫈（译诗）, 唐莫尧（注释）. 诗经全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1. [④] 袁愈嫈. 诗经艺探.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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