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小站练兵

提起小站练兵，熟悉中国近代史的可以说无人不知"。小站位于天津津南区，这里不仅以袁世凯曾在此练兵而出名!，并且还以盛产驰名中外的小站稻而出名。 由于这里水网密集，稻谷飘香，鱼肥蟹美，过去有“小江南”之称。 然而，李鸿章督直以前，这里却是不生稼禾的盐碱荒地。
小站之名的来历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俗称火烧望海楼事件），不久，李鸿章接替了崇厚任直隶总督。 李鸿章到天津后，感到天津作为京畿之地，又地处海口，加强防务非常必要。于是于同治十年（1871）年，将驻扎在陕西的淮军盛字军（老盛军）调到青县的马厂驻防。 同治十二年（1872）年，为加强近海地区防卫，李鸿章又命盛字军统领周盛传在津南地区的新城修筑炮台。 炮台筑毕，为方便马厂与新城炮台之间的联系、往来，盛字军又修筑了一条长约70公里的马厂至新城公路。 公路沿途每5公里设一小站，10公里设一大站，共设了15个驿站。光绪元年（1875年）周盛传将其盛字军除马队外,其余各营移师至津南新城附近的潘永安坟地小站以北,在这里安营扎寨,先设立了“亲军营”，随后以“亲军营”为中心，按矩形方阵修筑了18个营盘。 这些营盘与新城炮台遥相呼应，南扼歧口，东控大沽，形成军事要地。潘永安坟地的小站因此也名声鹊起。现在小站已成为天津津南地区三大名镇之一。
盛字军小站初练兵   周盛传的盛字军在小站驻扎时， 一方面大量垦荒屯田，另一方面加强训练军队。   周盛传驻扎小站时期， 正是李鸿章在天津大兴洋务运动时期，天津机器局在李鸿章的督办下，能生产西式洋枪洋炮和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粟色火药。 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在积极筹办北洋水师，并在大沽建立“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在天津设立北洋水师营务处。 在这种背景下，周盛传的盛字军作为李鸿章的“亲军”，当然更要率先垂范，采用新法训练军队。 周盛传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一改旧式训练方法，购进洋枪，按洋操洋典进行训练，并参照西方训练条例制订了《操枪程式十二条》，对新式洋枪的使用、维护等做了明确规定，使训练趋于一致，受到李鸿章赞许。 李鸿章下令将盛字军的训练条例刊发北洋各军统一执行。 同时又从淮军现役官弁中选拔7人，随德国教官李劢协赴德学习水陆军械技术，以3年为期，回国后分拨各营教练。   当时盛字军在步兵训练中已由冷兵器时代的大方阵，改为能适应热兵器作战的“散星阵”；马队训练一律仿照西式骑兵阵式操法，依阵图进行训练。在冬训中对“枪炮有准者”发给五品、六品功牌。 李鸿章在检阅盛军时， 周盛传挑选出精壮兵勇参加 “悬靶考试”， 对300步能五枪全中者赏银50两。 光绪十年（1884年）,李鸿章请来一批德国教官来中国任教，德国教官李宝在检阅了盛军的训练后颇为满意，认为操法大同小异， 稍适变通即可。 光绪十一年（1885年）,周盛传病故，由其弟接统盛字军。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盛字军奉调丹东，在战争中全军覆没。   清政府为表彰和纪念周盛传开垦小站的功绩，在小站镇会馆村建立了周公祠，现在周公祠已成为天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小站练兵的背景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刺激了中国朝野上下，谁也没想到一个泱泱大国会败在一个弹丸之地的蕞尔小国手中，真是奇耻大辱。当时很多以科举求进身的知识分子感到读书已不能救国，因此纷纷投笔从戎，一改重文轻武为弃文经武。 朝廷中很多大臣也认为中国战败是军队技术、装备不行，要以西方新式装备武装军队，重新训练军队。 于是，清廷星如火急招募兵勇，这样，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和以左宗棠为首的毅军应运而生，成为清廷精锐之师。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被镇压下去后，这些军队也重蹈旗兵、绿营的后尘，训练荒废、纪律松弛、吸食鸦片、克扣军饷、饕餮空额、扰民有余等等，因此当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这些军队在战争中全线瓦解，溃不成军。 清政府这才感到再不训练出几支能征善战的新式军队，统治就难以为继。1894年11月，清政府下令成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 为督办，庆亲王奕，为帮办，翁同和、李鸿藻、荣禄等人为会办，开始着手编练新军工作。 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
  袁世凯是一个靠心计、手段和权术起家的人。 当年由于其叔祖袁甲三对后来成为山东提督的淮军名将吴长庆有恩、袁世凯在乡试落第后投奔了吴长庆，随军进驻朝鲜，在那里前后待了12年。这期间他参与了镇压“壬午兵变”，帮助朝鲜政府编练了新军，并出兵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等等。 这12年中袁世凯虽有种种劣迹，但也赢得了勇敢、果断、知兵、足智多谋等赞誉，因此提升很快，并受到李鸿章的赏识，李认为袁世凯是“后起之秀”。 淮军作为李鸿章的军队，自然受到李鸿章的格外重视，袁世凯正是看准这点，积极投靠李鸿章，两人经常书信往来，袁世凯言必称“李北洋”“李中堂”，甚至越级直接向李鸿章请示汇报。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感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而一旦战争爆发，中国难以取胜，于是向李鸿章提出回国养病，并得到批准。但袁回国后只到天津与李鸿章见了一面，就赶往北京打探消息。此后袁世凯感到李鸿章已年过七旬，在将要爆发的中日战争中必将碰得头破血流，这样一来他不得不另找靠山。而此时西安将军荣禄正奉慈禧太后之命来北京参与编练新军事宜，于是袁世凯使出浑身解数向荣禄大献殷勤，荣禄此时也恰巧需要一个懂军事的人才作帮手，两人一拍即合。 袁世凯将自己在朝鲜时办理军事、外交的情况以及与李鸿章往返电报等，工整抄写若干份，编辑成小册子分送朝中贵胄，还将别人编译的西方兵书署上自己名字刊行，并送荣禄指教。 他还经常给荣禄、李鸿藻等人写信，报告军情，议论战局，受到李鸿藻等人的赏识，就这样，袁世凯成为清政府编练新军的最佳人选。
袁世凯小站大练兵  1894年冬，清政府命广西按察使胡 芬收编淮军残部，并招募新兵4750人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胡将这些人编为10个营，命名定武军，编练工作刚开始不久，清政府又命胡去督办津芦铁路，因而编练大员告缺，不得不重新物色人选。“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翁同和联名保举袁世凯担当此任，并说袁朴实勇敢、晓畅戎机、颇有声望等等。同年12月，清政府颁布上谕，委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   袁世凯到小站后，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将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并将兵额招足到7250 人。分步、炮、工、骑四个兵种，以步兵为主，步兵分编为两翼，左翼辖两营，右翼辖三营，其余炮、工、骑兵各一营。营以下编制为队、哨、棚、相当于现在的连、排、班。   袁世凯深知靠他一个人的力量练兵是远远不行的，就请来老友徐世昌帮忙。当年袁世凯在陈州仰山堂读书时，结识了穷秀才徐世昌，两人结为好友，并拜为把兄弟。后来徐进京赶考，袁世凯还赠送了盘缠。此时徐世昌已飞黄腾达，成为翰林院编修。当袁世凯请徐来小站练兵时，徐立即放弃了翰林院高官来到小站，以报当年袁世凯之恩。同时徐世昌也深知在“整军经 武”的形势下，文官前途不大，弃文从武方能腾达。徐世昌来小站后，袁世凯给他封了个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头衔”这个古怪的名字是袁自己想出来的，实际就是参谋长。 徐虽为文人，不懂军事，但他足智多谋，在小站练兵中为袁世凯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袁世凯还请来另一位老朋友唐绍仪当军中文案，相当于秘书长兼外交处长，袁唐是在朝鲜认识的。   既是编练新式军队，就得有懂新军事的人。为此，袁世凯请他的老朋友荫昌为他举荐人才。荫昌曾担任过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总办，该学堂是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是中国第一所以西式兵法培养陆军军官的学校。荫昌推荐了武备学堂毕业的高材生梁华殿和王士珍二人来小站，可梁到任不久，在一次夜操时失足落水身亡。接着，袁世凯又从武备学堂毕业生中物色到冯国璋和段祺瑞二人。   冯国璋毕业后留校当教习，但他不安于位，投身于聂士成的武卫军，并参加了甲午之战。 战争结束后他到驻日公使馆当武官，考察了日本军事，回国后将自己编写的关于日本军制的兵书进呈聂士成阅览。聂士成知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正急需人才，于是将冯国璋的书转给袁世凯，袁看后大喜，将冯调到小站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
  段祺瑞于武备学堂炮兵班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到威海卫炮兵学堂任教师。袁世凯将其调到小站任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   王士珍于武备学堂毕业后，到正定主办随营炮队学堂。甲午之战中带学生入朝参战，后在聂士成军中供职。袁将他调小站后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后提升为工程营统带。   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三人到小站后成为袁世凯练兵的重要助手，以袁世凯署名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一书就出自他们三人之手。这三个人后来被人们称为“北洋三杰”。 这个说法的最初来历。据说是一次德国教官在阅操时，看到三人带兵训练时的情景，于是挥鞭一指说“此三人者，堪称北洋军中之杰。后来人们又以各自性格将这三人形象化地称为“王龙”“段虎”“冯狗”。   除此三人外，袁世凯又陆续调来一些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如曹锟、段芝贵、张怀芝、王占元、卢永祥、李纯、陆建章、鲍贵卿等等。这些人懂新军事，成为小站练兵的重要骨干。 另外，袁世凯还从旧军队中提拔了一些老兵老将到小站练兵。如姜桂题、张勋、倪嗣冲等人。 这些人头脑简单、盲目服从，忠诚可靠，对于袁世凯想把北洋新军培养成一支忠于自己的部队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
小站练兵的特点   袁世凯为编练好新建陆军。确实动了一番脑筋。他深知旧军队的陋习和弊端，因此首先从兵源方面抓起。他在招募新兵时一改旧军队的方式，要求所招的士兵是年龄在20岁左右的农民，身体强壮，朴实。老弱病残、吸食鸦片、娇生惯养等人一律不要。他认为：一是当兵要有强健的身体，要能吃苦。二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听话好管理。   在练兵思想方面，袁世凯采用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建制、战术、技术和操典。由洋教官进行训练。训练中结合中国实际，制订了《练兵要则》，《营制》，《饷章》等。徐世昌还根据西方军事理论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和《新建陆军操法详晰图说》，让不大识字的士兵一看图就能一目了然，参照图画进行操练。后来在徐世昌主持下，还陆续出版过《战法学》、《战略学》、《陆战新法》《德国军政要义》、《日本陆军大学战术讲义》等军事理论书，掀起了学习研究西方军事理论的热潮。   袁世凯编练新军采用的是西方军队管理方法，制订了很多规章制度。最初是由洋教官提出基本训练29条，袁看后认为非常重要，要求官兵必条条留心，不可偷懒。以后在训练中逐步制定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如《操场暂行规定》、《出操规则》、《打靶法式》、《将领督操》、《行军暂行章程》等，这与旧军队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在训练方法上，袁世凯要求一是先官后兵，按级施教。他把一些有文化的士官选送到随营学堂进行培训。结业后将这些人分到各营逐级训练。二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新兵入伍先进行3个月基本训练，主要是单操、队列和体能，然后再持枪操练，最后是训练实战动作要领。三是先分后合，由简入繁。袁世凯将旧军队“五五”建制改为队、哨、棚三级建制，先以棚为单位训练，然后逐级合练，最后是对抗演习。四是严格要求，赏罚分明。在训练中对吃苦耐劳、纪律严明、动作达标者给予奖赏，对未达标者由督操官留下加操，对训练不力或违犯纪律者严加惩办。   为了显示新军队与旧军队的不同，同时也为了培植个人势力，培养官兵绝对服从的意识，袁世凯一改旧军队吃空额，克扣军饷的劣习。每次发饷他都亲自监督营官，把军饷足额发到士兵手中。他经常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对各级军官和幕僚，甚至棚头，几乎都能叫出名字，并了解他们的性格和优缺点，以便用其所长。他还经常亲临现场观看操练，有一次要阅兵时下起大雨，有人要给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说：“士兵都在雨中，我怎么不能”。为了激发官兵的训练热情和效忠思想，徐世昌还编写了《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等，使军队面貌焕然一新。   1896年，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到小站检阅了新建陆军后，大加赞扬，回京后在给皇上的上书中说，他认为“近年所见各军，尚无出其右者。”1898年，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到小站参观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袁世凯也大加称赞。其他朝廷要员在观看了小站部队的操练后，对新建陆军也有很高的评价，说：“一举足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作为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小站练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事人才和将领，加速了旧军队的淘汰，对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二是为北洋军阀政治集团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后来的北洋政府历任总统、执政，除黎元洪和张作霖外，都出自小站练兵。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很多人也出自小站练兵，如唐绍仪、赵秉钧、王士珍、靳云鹏等。自袁世凯1912年担任民国大总统以来，至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北洋军阀集团统治中国的十几年，成为近代中国政坛逞雄争霸最为眼花缭乱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