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也有篇文章叫《袁氏当国》
袁氏当国 作者：王鲲
较之陶菊隐先生的《袁世凯演义》，唐德刚先生的《袁氏当国》一书并没有多少新鲜的材料，相反，在篇幅上缩了好几倍。如果每本历史著作都必须有在出土的文物或者当事人在世时不愿公开的书信、日记之类提供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的基础之上才能提出新观点，产生新意，那么，唐先生这本书早就可以停笔了，不写也罢。也许“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并不是唐先生的强项，也许唐先生对于这种颇有乾嘉诸老遗风的做法不以为然，而深信章太炎氏对于清代史家的评价：“清代史家，考史者多，作史者少。”所以唐先生的历史著作虽然从不标榜什么“大历史观”，什么“历史哲学”，但是他的著作秉承了中华史学当中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心史。像唐先生的《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所谓口述历史，表面上看是传主的亲身经历，事实的客观、精确与琐细的特征不容怀疑，史家期望据此以还愿和丰富历史，但是，事实上或许正好相反，个人回忆总是有意无意经过筛选、汰择的，而回忆当中的主观性与生命气质却成了它的核心灵魂。陶先生的文字简洁有力，纵横捭阖，有条不紊，娓娓道来，一会儿妙趣横生，一会儿沉痛不已，，一会儿对细节精雕细琢，一会儿对大事用墨如泼，在记述袁世凯的著述当中当属佳品。唐先生的笔触有另一番天地，他并不想做到事无巨细，尽收眼底，但是那如椽大笔所到之处，凡大节必浓墨重彩，凡能显示出历史涵义之琐事都绝不轻轻放过。最为重要的是，唐先生是位有史识与史德的历史学家，对于袁世凯最后几年的所作所为所隐含的意义，他可谓得其三味，毫不含糊。唐先生写这一部《袁氏当国》，可不是打算象梁启超故作惊人之语说的那般，为中华史苑添上第二十五部帝王家族的家史；相反，他要写的是，袁世凯是怎样从一个逼清帝逊位的“能臣”退化成终于自立为帝而被永远钉在中华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奸雄”的，同时，他还要解释究竟是什么促使袁世凯形成“欲往琼楼最上层”“这一念”的，而这一念究竟有多广泛的民众基础，甚至在激烈反对“这一念”的人当中，又有多少人与这一念的疏离实际上似是而非；最重要的是，唐先生甚至以嬉笑怒骂的笔法来警示我们处于今世的读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我们成为了一个“现代”人。 由于更多的史料的发掘与考订的严密，我们今天对于袁世凯的评价更为宽容和多义了，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除了告密者、卖国贼和复辟者三顶大帽子，袁氏一生就乏善可陈了，而“告密者”这顶帽子似乎也有摘除的必要了。袁氏一生，几经沉浮，一会儿“青云直上重霄九”，一会儿“飞流直下三千尺”，大起大落，这自然有个人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还有历史本身的原因。唐先生著《袁氏当国》是把袁氏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来考察的，而不仅仅是要对袁氏的当政和复辟重复几句空洞而苍白的道德谴责。唐先生许给袁氏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与我国史学界几十年前对曹操的评价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要注意的是，如果说后者过于专注曹操个人业绩而颇有“为历史而历史”的情怀的话，前者的分析力度就集中在国家的治乱，民心的向背，历史的车轮和民族的历史性存在这些在今天看来都触目惊心、足资借鉴的方面了。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情势至为纷纭复杂，要在这茫无绪端之中寻出一根主线来非有独到的眼光不可。唐先生把目光对准了袁世凯，千头万绪，这里有一根枢轴，把握住了他，一切自可迎刃而解。袁世凯的全部悲剧在于：他是一个过渡型人物，中国的政治传统处于转型期间，试图在旦夕之间彻底改天换地，使一切焕然一新，实在有些异想天开。即使他想要实行民主政治，也没有切实、深厚的民众基础；而倘要回身再入泥沼，延续帝制，也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以孙中山和黄兴为首的千万仁人志士自觉地承担着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两项民族使命，自非只重个人的实权与名位的袁世凯所可比。袁世凯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对于辛亥革命他也有心附义，况且他的实力实在是当时第一人，孙、黄党人寄希望于他也属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一者，孙中山成了临时总统，他成为继任，已成美中不足，二者，国民党对他不信任而又严加防范，约法改制，用内阁制来逼迫他做虚君，更让他觉得缩手缩脚，心有不甘。其才其德均远逊于其位，他最后能够作出什么样的事情也大概可以推知了。更何况那的确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当时中国存在着一个无序、失衡的政治真空，民众的意识和制度的制衡都非常薄弱。读过鲁迅先生《风波》的读者对此当不无体会。 道不同不相为谋。袁世凯在通过养敌（故意按兵不动，使起义军声势更为浩大）、逼宫（通过平和的手段让清帝退位）和摊牌（要么做总统，要么自立为帝）这三部曲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总统，并且借助阴谋诡计终于迫使国民党接受定都北京。但这之后在中国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一方面是北京的袁世凯总揽一切大权，虽不再有皇帝之名，而行皇帝之实；更有甚者，唐德刚指出，袁世凯身边的人也不想让他成为有名无权的内阁制的虚君。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唐先生三番五次指出，殊有深意，不可不明察而深味之。另一方面是南方的革命党人，他们虽然受邀进入内阁，但一则，袁世凯岂愿受制于内阁，再则，若宋教仁等素怀共和大志者，也绝不以入阁为旨归，为限制，他们有着更大的政治抱负。唐先生屡次把这种南北分歧比作美国内战时期南北的殊途。袁世凯好逞一时之快，一人之能，他想方设法先把孙中山和黄兴扫地出门，使他们有名无实，甚至连名也不沾。同时，他又与内阁斡旋，使他们事事必请示总统；另一方面，行事又不依照临时约法经过内阁，终于引起“总理挂印失踪”的事件。但其结果不过是更让袁世凯心中得意，恣意妄为。 真正给袁世凯造成威胁的是国会议员选举。宋教仁既是个“搞行动的理论家”，又是个“有野心也有理论基础的组织家”，他把当时国内四分五裂的不同政党统一招收吸纳，最后改组成为国民党，极一时之盛。依靠具有不世出的组织天才和精力旺盛而又志存高远的宋教仁的组织、领导能力，在议会选举中，国民党以绝对优势大获全胜。在这种情形之下，年轻气盛的宋教仁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清一色国民党党员组成的内阁，此外，在视察党务游历南方诸省时，他随时随地发表演说，批评时政，讨论国是，臧否人物，憧憬理想，甚至主张加强党务，准备夺权，这是他成为袁世凯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如刺芒在背，欲除之而后快，而后安。当时，唐先生对当时的议会选举有自己的看法，他提请我们注意当时的议员的身份与志趣。当时中国人口80%是不识字的文盲，对于选举这种西洋来的新鲜玩艺儿懵懂不识，略通民主选举的是中山先生所谓的“先知先觉”，而这些先知先觉大多是由帝制时代的清朝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带到共和制的民国来的，大多是背着入朝做官的包袱的半旧的政客，他们看重的只是自己个人的前途，从事政治的目的只是入朝为官，在他们眼中，政党就是科举的替代品。政党的合散与兴替全在于利益的分配、重组。不难想见，这样的政党到底对于政治有什么意义。而宋教仁作为最大的政党的翘楚与实际领导人，年轻气盛，恃才傲物，无论是批评党内人员还是党外人员，都任意使气，一无遮拦，，锋芒毕露，招人妒恨，树敌无数，最终引来杀身大祸，为政敌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并引起实质意义上的第一次内战（史称“二次革命”）。 无独有偶，与美国南北战争的结局相似，中国的“南北战争”也以北方胜利、南方失败而告终。二次革命的失败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孙黄的被迫流亡，它的真正的最大的后果是，当时已经成为全国一致的共同愿望——采用美国模式为民国的政治建制——顿时化为泡影。袁世凯逐渐掌握了实际上的政权，之后，因为时局的变化，一变而成为思治的中华国民心目之中的安定的力量和太平的象征；而在袁孙正式决裂之后，袁世凯也学会了搞统战，使各路神仙、绿林好汉都唯其马首是瞻。孙中山的二次革命的失败给了袁世凯以口实与力量削藩，袁世凯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礼兵齐下，终于使天下“英雄”（军阀）战战兢兢，不敢心存异志。接下来就是著名的胁迫选举，使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当上具有绝对权力的大总统了；嗣后，他又解散国民党，瘫痪议会，并通过了一部完全适合袁大总统的新约法——《中华民国约法》，约法不仅规定总统有权无限连任，还可传妻传子，这离登上金銮宝殿只有一步之遥了。 唐先生分析说，袁世凯以及他的智囊团心目中只有共和与帝制两种模式，非此即彼，他们不知道二者之间其实需要很长的过渡时间，以使更优越的模式有充足的过渡期，譬如英法的政体沿革就有过反复，他们倘若以此为鉴，庶几也不会演出什么历史丑剧。袁世及其智囊团没有这种历史进化的观点，他们认为既然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还不如回头搞帝制。当然，这和袁世凯早就有称帝的狼子野心也有莫大干系，但是他们也知道政体的变化不可毕于朝夕，于是先做假皇帝，一面造舆论，改变国民心理，另一面变更官制，把民国的制度逐步变回到过去习用的老套中去，以便于他在最后登基时，官制上可以一拍即合。唐先生没有丑化袁世凯的面目，肯定它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能臣，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虽然缺乏远大的政治理想，但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而事必亲躬。只是他要搞个人独裁，要他的手下绝对服从，要全国老百姓盲目服从，袁氏充其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身兼将相”，集军权大权于一身的开国之君而已。 公平一点说，袁世凯还是有些民族气节的，尽管面临英、日、俄等国的外交压迫，列强恩威并施，提出所谓的引诱条件和威压条件，但是袁世凯政府还是尽力与列强周旋，处理各种事务还算得体，尽己之能减少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损失，即使有各种不当，也实属无奈，并没有后人所说的那般无耻地赤裸裸地出卖国家利益。弱国无外交，这已是尽人皆知的政治学常识了，以中国当时的实力办外交，要么是点头哈腰，要么是飞蛾扑火（Bend or Break），别无其他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袁世凯政府的外交看作是晚清政府外交的延续，积重难返，不必苛责。 在就“二十一条要求”进行交涉期间，袁世凯有次在国务会议上说：“……为权衡利害，而已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而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知耻近乎勇，但是袁世知耻而无耻，口沫未干就把那番让人心潮起伏心有戚戚的慷慨之语抛诸脑后了，在兴国利民方面不着一迹，转身专心专意地去做他的皇帝梦了。结果，黄袍加身才八十三日，就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一代枭雄袁世凯在四面楚歌声中被迫退位，随后又郁郁死去。 纵观袁氏一生，可圈可点之处夥矣，而其一生最大败笔处，在孜孜于皇帝梦，晚节不保，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称帝改元，复辟帝制，使天下之人皆曰可杀。一念之间，铸成千秋大错，终于遗臭万年。但是，唐先生没有把目光局限于袁世凯个人，在他看来，即使以个人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也不能局限于个人，无论伟大的历史还是屈辱的历史都不是伟大的个人或卑劣的个人单独写成或促成的。人之圣贤、禽兽之分从来就不是绝对的，而个人之一念往往取决于历史的偶然和历史的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基础。袁世凯之最终陷入泥沼、贻笑青史，除了他自身这个重要原因之外，其他的外在原因也不可小觑。表面上，唐先生特别考察了袁世凯“身边那个对现代政治知识无所知却恃才傲物的杨度”和混球“太子”、欺父误国的袁克定；其实，他还从更深的层面考察了帝制运动后面的历史、民众基础。以筹安会六君子为例，他们六人都曾经是站在时代最前列的鼓吹手与勇士，但因为对现实的失望，逐渐转而趋于保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时代之气候由此可知也。而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使帝制运动在全国范围之内搞得蔚为大观，有声有色，最后使1993名国大代表全体“一致赞成（改变共和）为君主立宪政体”，其中纵有各种“内幕”、“详情”，亦可见人心之游移不定。即使梁启超、蔡锷一师一徒一文一武起来反抗复辟，终于迫使袁世凯从春秋大梦中醒悟过来，袁氏政权一溃千里，不日垮台，其实也非他们个人的能力与魅力所致。这也就是鲁迅先生曾说的，拿破仑说他比阿尔卑斯山还高，那是当时他身边有勇猛精锐之师之故也。不懂这一层者，不懂历史。 正因为唐先生的目的并不在于对袁世凯个人做褒贬毁誉，也不在于标新立异为袁世凯做翻案文章，而在于探寻那一段历史中包隐着的更为深刻的背景，所以，文章中对在我们心目中一向形象光辉夺目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叙述就让我们始而惊愕，继而若有所悟了。唐先生强调，孙先生之任民国第一任总统实在良有以也，“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理，则（临时政府大总统之职位）应属孙文”。但孙中山先生也有其不足，在某些方面甚至与袁世凯正好双峰对峙，旗鼓相当。孙中山在解除大总统职务之后，四处游历、讲演，还难脱俗套，衣锦还乡，所到之处无不万人空巷，争睹风采，颇得虚幻的风光。与“专抓实权”的袁世凯相对，孙中山“专搞理想”，他不知道他的建国方略必须要有深厚的法治基础才能生根、发芽、结果。在被袁世凯以巧计任命为中国铁路公司经理时，他的理想是完成修建20万里铁路的伟大计划，最后一里路未修，而视察公帑却费尽无数，其理想之迂阔实不下于李白“白发三千丈”的夸张。宋教仁案发生之后，他在盛怒之下不听黄兴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主张，对法治极为轻视，又不体察己方实力，贸然宣战，最后兵败逃亡。就在袁世凯一步步走向绝对权力的巅峰之时，孙中山也在改造国民党，认为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国民党涣散，所以有二次革命失败之事。但是他在党的宪章中强调党魁有绝对的权力，而每个党员入党时，皆须各立誓约，加盖手印，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这和袁世凯相比，相去到底何若？！中山先生在倒袁之时亦曾试图联日，若其事成功，则后果之严重与在“二十一条要求”上签字相比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了。 在唐先生的心目中，有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儒将，温厚的长者与真正的政治家，他就是黄兴。唐先生善用遮掩法，虽然着墨无多，但在该书中我们常常只看到侧影的黄兴无疑是一位现代中国政治家的楷模。黄花岗起义幸存的英雄，武昌起义实际的指挥者，以大义故坚辞不就战后最高职位，袁氏当国后留守南京，被一个烂摊子弄得焦头烂额而忍气吞声，宋教仁案发生后主和而用法律手段解决，流亡日本后反对孙中山改组政党时的不合理规定，时时以国务为念，为袁世凯通缉流亡时，深明民族大义，针对日本之不轨图谋公然呼吁同志“暂停革命，一致抗日”等等，唐先生虽然都故意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而机锋藏焉，智者不可不识！唐先生强调现代主权者必须具有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观条件，而又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既能从善如流，又能力挽狂澜，既能有利有节，又能坚忍不拔，既能顾全大局，又能坚持理想。筹安会六君子之流，因革命情势一时挫败，就纷纷转戈调头；美国政治学学者古德诺不明“文章不与世事同”之理，不问中国之实情，纯依理论立论，最后都在历史上留下了可笑的一笔。能当之者，其唯黄克强乎！ 唐先生写历史著作不仅仅是叙述历史，还（用一个时髦的词）拷问历史，不，应该说是拷问自己与读者。在书中，唐先生常常浮出历史的水面，或冷嘲热讽，或陷入沉思，或思乘千载，或比较东西，其潜在的用意都是要把历史向我们敞开。与今日越写越厚但却越来越空洞，越来越呆板的学术著作相比，这本书的篇幅不算大，但是他留下了许多亟需读者深思的问题，兹不一一列举。依愚见，其中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从帝制中国迈向民制中国、发生转型的启蒙期，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用什么去填补那个政治真空？唐先生书中有一节叫“从非袁不可到非段不可”，让人一读之下沉痛异常。我们感觉到历史的轮回的宿命一直驱之不去，萦绕在我们民族的上空，盘旋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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