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天下英才的袁吉六

教天下英才的袁吉六

彭景星  成山

    袁吉六先生是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国文教员。((袁氏七修谱弁》记载说:“湘潭毛泽东之自传中有曰：予之得窥古文涯涘者，袁胡之教为多。”“毛氏曾学于第一师范，甚得公宠……。”一九六五年，郭沫若评论袁吉六时说:“斯人教天下英才。”

    袁吉六，榜名仲谦，派名士策。湖南保靖县葫芦寨人，生于一八六八年，殁于一九 三二年。他性甘淡泊，清贫勤苦，知识渊博，蔑视权贵，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

    袁先生祖籍湖南新化县，家境贫寒，当年袁文宗兄弟三人，以制革谋生，串乡走寨流落到葫芦寨，便定居下来。到袁吉六出世时，已是第七代，历经一百多年了。袁吉六三岁丧母，父亲袁家绩虽是清甲午科(公元1894年)秀才，但由于社会的动乱，家境日衰，满腹经纶，也无处用上，终年以磨豆腐维生。袁吉六七岁启蒙，读了四年私塾，由于家计日艰，终于辍学，后得袁家绩的好友，本乡大岩寨私塾先生石明山慷慨相助，不取分文学费，收袁吉六作弟子。两年以后，又由石明山担保，将袁吉六送到古丈县许光治先生处寄住求学。在这些年里，袁吉六忘我攻读，从不怠惰，起早贪黑，夜以继日，通读了《四书》、《五经》、《春秋》、《左传》等大量的古代经典，获得了渊博的知识。但这时，他家的生活更其艰难，在他赴永顺府考时，父亲拿不出钱作路资，袁吉六只得备一布袋锅巴和炒包谷粉作食用之需。考中秀才后，以"锅巴秀才"闻名乡里。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丁酉科举人。

    封建时代，读书做官，这是一般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袁吉六却不是这样，他刻苦攻读，考秀才，中举人，是为了获得知识，教于天下。袁吉六秉性刚直，对争权夺利以欺压百性为目的仕途生涯，有明确的认识，故一生拒官不做。一九一六年夏，谭延闿任湖南省省长兼督军时，请袁吉六先生出任省府机要秘书，月薪光洋八十元，袁吉六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以年迈体弱相辞。后来谭延闿出任行政院长，再次邀请袁吉六先生出任中央国史馆总编修，也被袁先生推脱。他在《挑源舟次》一诗中写到：

莫问仙津洛，推篷望晚睛，

岸高新涨退，山尽大江平。

堤树别来长，水禽飞且鸣，

途穷归棹早，翻幸我无成。

    他认识到“仙津”路的“途穷”，以自己终于未入此道感到无比的幸运。

    袁吉六出身贫寒，又长期生活在湘西苗乡土寨，结识的是苗族、土家族的贫苦百姓，他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体贴贫苦百姓的艰幸，一生对“为官不正，为富不仁”者横眉冷对。一次唐生智用五百大洋酬金请他为自己的母亲撰写墓志锚，他拒之不写。在保靖葫芦教书时，由于小镇街道狭窄，每逢集日，街上拥挤难行，可那些官员、豪绅常骑马，坐轿串行通街，耀武扬威，货摊被掀翻，妇孺被踩伤。袁先生见此情景，愤恨不平，即约葫芦寨乡民共议乡规，在入寨口立一石碑，并亲笔书写“文武官员到此下马”几个大字。其时有一官员竟然坐轿进寨，袁先生指使乡民将其轿竿当众砍断。这位官员了解袁吉六凛冽难犯的秉性后，只得作罢。袁吉六中举后，仍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与下层人民生活在一起。

    “读书非为官，教学育人才”，这是袁吉六一生矢志要做的事业。一八九七年，袁吉六中举后，仍居葫芦寨，致力于苗、土家、汉人民的教育事业，以培育人才为至乐。由于他知识渊博，教学有方，名望很高。在葫芦寨教书十余年，曾聚集了保靖、古丈、 乾城等县的许多学生，为湘西少数民族培养了数以百计的文化人。袁吉六先生在葫芦寨生活了四十余年，他与湘西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九一二年他回祖籍新化，震动了苗乡土寨，从葫芦到所里(今吉首市) ，所经之处，人们扶老携幼，挥泪相送。

    袁吉六先生一生“先后任湘中各大学师范中学国文教授，凡数十年恒以笃学力行，训迪予材质，特异者尤磨砻之不遗余力”。一九一三年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创立，新化陈润霖任该校校长。袁吉六应陈润霖之聘，到长沙省立第四师范任国文教员。 一九一四年三月，省署将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改名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令省立第四师范(今长沙师范〉并入一师。随四师的并入，袁先生到了一师。

    一九一三年春季，二十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考取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二年春季四师并入 一师。四师春季始业和一师秋季始业的学生，都编入一级，后分别编为六、七、八、九 十五个班，毛泽东同志在第八班。八班共有学生三十人，罗学瓒、邹蕴真、周世钊、贺果等都 是该班的学生。袁古六先生是八班的国文教员，他教授毛泽东同志的国文达五年之久。

    袁吉六先生在一师教书时，年龄较大，又留着胡须，所以人们都称他为袁大胡子。袁先生知识渊博，擅长书法，教学认真，国文讲解极为精辟；既酷爱学生，对学生要求又极为严格；既注重课堂知识的传授，又提倡面向社会实际，在一师师生中亨有很高的威信，深受学生的欢迎。

    袁吉六先生教学方法富于创造性。他教授一师第八班国文时的授课要旨是：通解普通语言文字，拟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大概。斟酌学生程度，当以不同安排，如预科一年级宜多授记叙文，书读次之，议论又次之。如词赋、古诗，至第四年略选数首足矣，记叙文当取详实分明者；议论、书读文须取干实晓畅合于论理者；纯逞词锋不综情实禁选，赋、诗、歌宜选雅而不艳，质而不理者；文法以《马民文通》为主，参以《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二书，使略明词例及作句之例；文字先读《论文》部首，再授王筠之《文学蒙术》，须删其字不同用者并其例之繁碎者，补其字之未备者，以二千字为断，指事、象形二类全读，会音、形声当取《说文》所有合于六书而切用者。袁先生教授国文之标准：预科及一年级兼课文字学，二年级兼课文法要略，三、四年级兼课文学史及教授法。袁先生既注重基本知识的传授，又注重实践技能训练，他掌握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教学规律，一师八班的同学在他多年幸勤教导下，受益匪浅。

    袁先生是把国文作为一门人生科学来教授的，是作为学生认识社会、影响社会、创造社会的科学来教授的。因此他的教学，以讲授国文为中心，广泛地涉及到人生伦理，社会政治、历史、名山大川甚至自然科学。这一点可从毛泽东同志留下的唯一的一本《讲堂录》中所记的内容得到证实。现存的《讲堂录》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的族中人为防止反动派的迫害，把他放在家中的读书笔记等搬到屋后的山上烧毁时，一位同族的老先生从火堆中抢出收藏下来的。这本笔记用的是九行直线本，共四十七页九十四面，一万余字。前面十四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一丝不苟，可见毛泽东同志当年对《离骚》、《九歌》爱之深切。后面之十六页冠名《讲堂录》，主要是国文笔记，是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四年，听袁吉六先生讲课时所记。这些记录都是毛泽东同志对先生所讲内容经自己消化后用自己的语言记录下来的，现在已分不出哪是袁先生的原话哪是毛泽东同志详析理解之语。但可以这样说，这是袁吉六先生与毛泽东同志当年思想在课堂上交流时，情感、观点、认识、体验相一致的真实记录。《讲堂录》所记范围相当广泛。在学术文章方面，凡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章家如顾类式、颜习斋、王船山、候朝宗、吴梅村、宁都三魏〈魏禧、魏祥、魏礼)，汪尧锋、王渔洋，以及桐城派和阳胡派等等部曾涉及；对历史上的政局和人物也有多处评论、自然科学的常识也有数处记载；还对司马迁等人“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有评述；对治学方法更是记得详尽周全而有创造性。如《讲堂录》中赞扬孔门诸子的安贫乐道，推崇严子陵、范仲淹、顾炎武、王船山等人物以及魏禧破产不为家之精神，他们是脱离了“肉体之我”而只有“宇宙之我”、“精神之我”存在的人物，这些人有“杀身亡家而不悔”之品质。做人就应做 “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之人。为人一生应“实意做事，真心求学”，求学则又必须“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而且要精细，“事事俱不忽略”，切忌懒惰，因为“懒惰为万恶之渊”。这本《讲堂录》，内容宏阔，课堂记录的线条相当清晰，它不仅真实地说明了袁先生在教授国文的同时也传授修身治国平天下之理，而且也说明了毛泽东同志在学生时代就勤奋读书，努力探寻“挽天下于危亡”之道了。

    在教学中，袁吉六先生要求学生极为严格。他要求学生作文，必须在两节课内做完，不是特别突的的文章，他从不给高分。周谷城先生回忆说，记得袁先生第一次叫他们做文章，出了一个极干燥无味的题目，曰“本期开学迟之因”。像这样的题目要做千多字的古文是极不容易的。作文发下来，周谷城才得六十分，他很难过，因为周向来作文都在九十分以上。迨发完后，他看到别人才得二、三十分，得五分的也不少，六十分是全班头名。周在文中引用一句古诗“日月其除”，其中“除”字右上角加了一小圈，表示要读去声。袁先生对此自有看法，在作文本上用行书足足批了两页，课堂上又口头批了几十分钟。对毛泽东，袁先生要求也是极为严格的，有时竟严格到苟求，毛泽东难以接受的程度。有一年新学期的第一次作文，毛泽东在题目下书写了一个小句子“×年×月×日第一次作文”。袁先生在教室监督作文看见了，不赞成，说我没有要你写这句话，就不要写，强命重抄一页，两次催问，毛泽东同志都不理会，袁先生气冲冲地将这页稿纸撕了。毛浑东同志当场起立质间，并要袁先生到校长那里去讲理，袁先生无以回答，毛泽东最后再写一遍，仍然写了这一小句。袁先生只好原谅了毛泽东。从这件小事中袁先生发现了毛泽东的胆识与倔强性格，更加器重毛泽东了。

    袁吉六先生常教导学生“文章妙来无过熟”，他提倡“四多”的读书方法，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他认为:“登高观天，六合无碍；坐于井中，所见不大；逢人间路，不失跬步，冥然而行，举足便误。”这对毛泽东同志的影响是很大的。毛泽东同志在一师读书时始终坚持这种“四多”的方法，勤学苦读，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为以后领导伟大的中国革命打下了基础。毛泽东同志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毛泽东同志在一师读书，最喜欢的是国文，其次是历史和地理，后来杨昌济先生教他的论理学，他又爱上了哲学。所以凡是国文、历史、地理、哲学方面的著作，他都拼命地阅读。在袁先生的严格要求下，他读韩愈的古文，唐宋诗词，无不读到能背诵的程度。从一师以后，毛泽东同志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以至于到了晚年，他仍手不释卷。毛泽东同志的作文写得既快又好，他按袁先生的要求，从来就是两节课做完，绝不拖欠。除作文外，毛泽东同志上课时总结合自己所得，记课堂笔记。在一师读书五年来，他的《课堂录》、《随感录》、《日记》、《抄本》积有一大竹篮。一本德国鲍尔生著，蔡元培翻译的《论理学原理》，全书不过十来万字，毛泽东阅读后，就在书的天头地脚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毛泽东读过的书，总用黑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袁吉六先生很器重毛泽东，常把他找到自己的房间里谈话、讨论问题，毛泽东更是常常主动地到袁先生那里问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一师读书时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文学才华、政治才干和实际工作能力。袁吉六先生素来惜才，对毛泽东的才华更是倍加爱护。毛泽东同志在一师读书时的前两三年，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毛泽东以第一名考取第四师范时，袁吉六和四师校长陈润霖阅过他的作文，深为叹服，说:“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但是，对毛泽东受到近代梁启超文风影响这一点，袁先生很不赞成，他看不起毛泽东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是新闻记者手笔，要求毛泽东钻研韩愈等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学习唐宋散文风格。毛泽东在袁吉六先生的要求下，从旧书店里买了一部《韩昌黎全集》，其中错漏很多，袁先生又给他借了一本经过自己校点批注的《韩昌黎全集》要毛泽东校对。毛泽东一丝不苟，一一校正。然后逐篇熟读、习作古文。一部《韩昌黎 集》，毛泽东除白天读之外，晚上就寝后，还在走廊的灯光下读。他边读边批上自己的看法、理解、写上“此论颇佳”，“此论颇合吾意”、或“荒谬”、“不通”、或打上叉、打上杠。本来就比较破旧的书页给翻烂了，毛泽东又精心修补。在袁先生的精心指导下，毛泽东同志仔细地研读过《昭明文选》、《诗经》、《楚辞》、研读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顾租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书，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写文章更是行文自如，文笔生辉了。袁吉六先生对毛泽东改换文风后写的作文是推崇备至的。当时的师范学生、虽然课程繁多，但学校当局和教师却认为，他们最大的责任是教学生读文章、写文章。一个学生只要国文学得好，能写出好文章，就算是达到培养目标了。当时毛泽东同志的文章闪烁着一种天赋的才华，无论古文、浅近文言文都写得相当好，评述一类的文章更其出色，内容充实，自出机抒，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文字生动。袁吉六先生夸奖他的作文大有“孔融笔意”，常在作文上批“传观”二字，并贴在学校成绩展览处，以作学生写作示范。袁先生藏书很多，但他的书籍是很少外借的，不过毛浑东同志却得到袁先生的特殊关照。一九四九年，袁吉六先生的儿子袁诚在新化戴家氹“山斋”书屋，偶翻旧书时，还从袁吉六先生旧书中翻出了一张毛泽东当年借书时的借条。

    袁吉六先生不仅知识渊博，学有专长，而且品德高尚、思想进步，他在教学的同时，还积极参加社会的政治斗争，以自己的正义行动影响学生。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湖南的汤芗铭网罗叶德辉、符定一等人联名上书劝进，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肆鼓噪，袁吉六同一师许多进步教师极为愤怒。学校有一修身学教员叫廖笏堂，是船山学社社员，他在学社讲学时骂帝制，在学校课堂上却又鼓吹帝制。袁吉六先生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等人联名发表公开信，揭露廖笏堂是“一人之身，两种面目”的两面派，并声言“将来尚有机会时当永远不忘先生之赐”，表示坚决与廖作斗争，迫使廖笏堂再也不敢鼓吹帝制。公开信对那些拥护帝制的教育界少数败类也给予了揭露，当时一个同情袁世凯称帝的地理教员就此被迫离校。在一师进步教师的影响下，毛泽东同志以学友会的名义，把汤化龙、梁启超等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文章翻印成小册子，题为汤化龙，梁启超等先生对时局之主张，到处散发，引起社会震动，这就引来了汤笏铭派军警到一师搜查，由于早有准备，汤笏铭没有查到“乱党”的痕迹。

    当时毛泽东同志虽身无半文，却心忧天下，他在一师读书时就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理想，并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表现出了作为革命家的才干。袁吉六先生不仅关怀他的学业，而且积极支持他的革命活动。一九一五年上半年，省议会作了个新规定，秋季始业时，每个师范生要缴纳十元学杂费。这对多数学生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有人反映，这个规定是一师校长张干为了讨好上司而向政府建议的，提出要赶走张干。加之原四师部分学生对合校后要多读半年书，早有不满情绪，于是一场赶走校长张干的学潮发生了。在九班同学的发动下，全校很快罢课，并四处散发传单，揭露张干不忠、不孝、不仁、不悌之类的事实。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没有击中要害，对同学们说，我们不是反对张干当家长，而是反对他当校长，要把他从校长的宝座上拉下来，就要揭发他对上阿谀奉承，对下专横跋扈，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的事实。于是毛泽东同志在后山君子亭起草了一份传单，经与罢课发起人商量后，立即派人坐在印刷局印刷，清晨带回学校广为散发。省教育司派督学来校调处，要学生复课，学生不同意，纷纷表示“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复课”。张干大怒，挂牌要开除毛泽东等十七名带头闹事的学生。袁吉六先生极力反对，在全校四处游说，多次赞扬毛泽东：“挽天下于危亡者，必斯人也”。在袁吉六、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复、王季范、王立庵等进步教师的强烈反对下，毛择东等人才免于开除。后来，张干倒被这场学潮驱逐出校了。

    袁吉六先生秉性刚直，唯有毛泽东敢于批评他的错误；唯有毛泽东的批评，袁先生能够接受。这尤其说明他们之间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有一次，因为一位工友做错了事，袁吉六先生大骂不休。毛泽东同志从此经过，感到不平，便说:“哪里这样恶要这样骂人！”袁先生一看是毛泽东，便住口不骂了。 一九一九年，袁吉六先生离开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又先后在长沙明德中学、长郡中学、湖南高等学堂等校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多年，直到一九二九年才回到新化戴家氹，集中精力著书立说，撰写了《文字源流》、《文学史》、《文学要略》、《书法必览》、《分类文化要略》等著作。因积劳成疾，于一九三二年古历四月初二日病故，逝后葬于新化罗洪乡白莲村(今属隆回县)。

    毛泽东对自己这位国文老师一向怀着深厚的敬意和怀念之情。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是新闻记者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解放后，毛泽东对袁吉六先生的亲属十分关心。解放初期，袁吉六的夫人戴常贞老人子女多，生活颇感困难，湖南教育界老大罗元鲲、王季范先生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情况。王季范信中附诗一首“袁胡教学有何奇，横扫千军笔一枝，一字千金何处报，其妻老病绝粮时”。毛泽东收到信后，即写信给当时湖南省主席王首道，信中说    “又据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任我国文教员之袁仲谦先生已死，其妻七十岁饿饭等语，亦请省府酌予接济"。湖南省政府收到信后，即责成民政部门每月发给戴常贞老人生活费。以后戴常贞老人还经常得到营养补助费、医药补助费等。毛泽东每到湖南都要问及戴常贞老人的情况，有时亲自、有时派人去看望她，并几次亲自寄钱给她。为了表示对袁吉六先生的永久的纪念，一九五二年，毛泽东亲笔署名题写了“袁吉六先生之墓”的碑文。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在中南海请郭沫若、章士钊、王季范、周世钊等在家里作客，席间谈起一师的袁吉六先 生。章老说:“此老通古今文史”。郭老接着说:“斯人教天下英才”。毛泽东听了笑着说“英才过誉，但‘教天下'则符合袁老身份。”

    多少年来，毛泽东的功过有人评说，但培养过毛泽东的袁吉六先生却很少有人问津。任何一个伟大的天才，都必须由或者并不是天才的老师培育。袁吉六这个布衣终身的湘西人培育过毛泽东这样“挽天下于危亡”的伟人，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现代史册上是应该有他的位置的！（文章来源：《吉首大学学报》）

参考资料：1、新化袁氏十八户1943年编修的《袁氏七修谱弁》；
          2、周谷城《毛主席的四位老师》；
          3、周世钊《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
          4、周世钊《我们的师表》；
          5、《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