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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寞的南士——元代五朝翰林袁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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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正数码 发表于 2014-6-12 16:14:4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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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桷(1266-1327),字伯长,宁波城区人,号清容居士,晚年又号见一居士。元代著名经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藏书家。如果幸运的话,他得以修撰《宋史》,也许今天的人们会像记住万斯同修《明史》那样,更多地认知他。宁波人在中国正史修撰方面也就形成“珠联双璧”。在元朝,江南文士落寞的时代,袁桷是四明籍中官职最高的一位,其他的人基本没有进入中央,最高也就做到地方的教授。袁桷的仕宦生涯历经元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五朝,累官至翰林侍讲学士,位居二品,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明代宁波籍著名诗人黄润玉在《先贤赞》中这样称颂袁桷:“四明文献,宋斯唐虞。在元宦达,惟公一夔。祖孙胜赏,有堂有像。流水高山,吁嗟绝响。”因此,袁桷是宁波历史文化名人中极为重要的一位元代人物。
    一、显宦世家,名师授业
    海曙莲桥历史街区得以保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要保护南湖袁氏世家建筑群。虽说目前现存的位于毛家巷的袁氏建筑群是明清以来的建筑,但是袁氏世家的宅第自南宋以来就一直在于此。家中藏书颇丰[1],袁桷就居住于此。他的老师、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2]也曾寓居于此,完成了著名文献《资治通鉴音注》。
    袁氏是四明望族,诗书礼仪传承悠远,累代为官,无论在政治上,或在学术上地位都举足轻重。尤其是南宋中后期,很多朝廷重臣出自袁家。如袁桷的高叔祖袁[3]、曾叔祖袁甫[4]、袁商[5]等。南宋后期的袁家又与四明相门世家史氏家族数代通婚,互为表里,使两家盘根错节、交织于一体,家族实力令甬上他族望尘莫及。袁桷的曾祖袁韶与权相史弥远在朝堂上嫡派呼应。袁桷之母出自史氏,袁桷的两个姊妹都嫁给了史家,包括袁桷的后人依然与史家联姻。袁桷在自己文集《清容居士集》中,对自己的家世非常引以为荣,在为其子向史氏请婚的文书中曾说:“唯阀阅吾徒之当保,何闾阎余子之争前。谢彼浊流,成是古道。”
    袁桷的父亲袁洪,字济源,先在钱塘为官,咸淳九年(1273)任建康府通判。袁桷是袁洪的独子,南宋咸淳二年丙寅(1266)六月,出生在临安(今杭州)寓舍,七日后,其母亡故(《清容居士集》卷三十三《先夫人行述》载:(其母)卒时年二十有一)。袁桷由外祖母张夫人抚养成人。幼年的袁桷一直跟随在父亲袁洪身边,“七岁诵诗书,十龄学词章。” 元军入建康后,袁洪回到临安,德二年(1276)辞官回四明,从此以后袁桷一直在甬上居住,直至入仕。
    袁氏家业饶实。袁洪凭借财力聘请了一些活跃于浙东的著名学者入袁氏私塾,教授袁氏子孙。如王应麟[6]、舒岳祥[7]、胡三省、戴表元[8]等人,还有诗僧圆至[9],都曾馆客于其家。少年的袁桷受这些硕儒教诲,学业基础扎实。根据《至正直记》载,袁桷从十二岁起师事南宋重要政治人物、经史学家王应麟,受典制之学。[10]这也是袁桷日后最为精深的一门学问,悉究前朝典制人物,无人可及。十三岁开始从元代东南文章大家戴表元习文章。此外,他还非常喜欢听乡里先生应文炜谈论乾淳年间诸老旧事。当时这位老先生已经八十余岁,曾给袁桷讲他外高祖史浩的故事,这对袁桷后来辅国治学很有启发。十九岁时,袁桷学琴于浙派古琴宗师徐天民[11]。二十岁时拜胡三省为师。应该说,袁桷在史学上的修养一部分来自家学,但相当部分传承于胡三省。袁桷年轻时,即“以是(修宋史)自任”。戴表元曾这样评价袁桷的才学功底:“伯长持身有士行,居家有子道,天资高,文章妙,博闻广记,尤精于史学,近复贯穿经术,他如琴书、医药诸艺深得其理。”[12]因此,二十出头的袁桷在乡里和邻近地域日渐有了名声。
    二、心诚为官,入仕翰林
    由于元朝初不举办科举考试,许多儒士只有选择担任地方儒学的学官入仕。在地方儒学的学官中,只有教授才有资品(正九品、从八品),学正、学录、山长、教谕都没有品级。袁洪把袭荫入仕的资格让出了族兄的儿子。因此,元贞元年(1295),袁桷由戴表元的好友南宋状元、元朝南台御史王龙泽[13]推荐,担任婺州(今金华)丽泽书院[14]山长,才步入仕途的第一步。袁桷在丽泽书院做了三年的山长,直到元贞三年(1297)。
    在元代,江南文士落入了一个很潦倒的阶层。在元朝的四等人制度中,他们位居最后,在社会阶层划分中,又以“九儒十丐”为世人轻视,处在一种茕茕孑立、郁郁寡欢、暮气沉沉,明知没有未来而寻找未来的状态。尽管如此,由于身出显宦世家,做官的传统一直影响着袁桷。袁桷从入仕到致仕,期间三次秩满归家,但他每一次都是等到新的任命就立即赴官,为官之心可谓诚也。《进郊祀十议状》载:“桷近奉敕牒,授桷前件官,拜命以来,实窃战汗。自惟庸驽俚儒,滨海蛰处,平时所习,不过以雕虫篆刻,粉饰其固陋,诚不自意俾获擢用,扪心顾影,愈积愧腼,思欲上报朝廷之万一,退揆素志,愿以上陈。”[15] 言辞恭顺,体现了袁桷被授官以后,对皇恩的无限感激。
    袁桷虽热衷于为官,但也绝不趋炎附势。他对当时的游士寻官的不良风气多有微词。在《送邓善之应聘序》中,他曾言:“近世先达之士类言求进于京师者,多羁困不偶,煦煦道途间,麻衣弊冠,柔声媚色,无以动上意。……君子之出也,大言以行道者,夸诬之流也。相时而行,守身于不辱,谨得避难贞白而无愧,斯近之矣。” 此文作于大德元年,可见袁桷在未官之时对当时官场流弊已深恶痛绝。
    袁桷仕途生涯的第一朝是元成宗时代。元成宗是一名守成的君主,在政策的制定上基本依照世祖时期的定制,在继位之初,“诏中外崇奉孔子”[16],又任命儒臣王恽、赵与?[17]为翰林学士,对儒学比较尊重。由于袁桷的父亲袁洪与翰林学士程钜夫结交至深,程在下江南访贤时曾举荐过袁洪,“诏征江南遗逸,首荐先子(袁洪),以疾辞。”[18]于是,袁桷首先受到程夫[19]、阎复[20]等人的推荐。大德初年,袁桷受举荐作翰林国史院检阅官,但未及上任,他的妻子郑氏在大德二年初去世,不久他的父亲袁洪也病逝,他在家守制三年。因此,大德五年,在赵与?的照顾与推荐下,朝廷重新任命袁桷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大德六年,袁桷赴大都就职。赵与?和袁桷的父亲都是史家的女婿。可是,在袁桷入朝的第二年(大德七年)赵与?去世了,没能在仕途上再进一步提携袁桷。
    袁桷在翰林国史院表现得很不错。他入朝后,将自己在大德五年撰作的《郊祀十议》,献于太常院。当时朝廷初建南郊,“礼官推其博,多采用之”[21]。大德七年十月,袁桷又因起草《进五朝实录表》,受到翰林学士承旨阎复的赏识,升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大德十年,“朝廷作圜丘,(袁桷)得预议焉。”[22]袁桷在礼制上的特长在当时得到充分发挥。同年,袁桷官秩已满,归家等待新的任命。在家闲居一年多后,袁桷接到新的任命,升任翰林国史院修撰,于大德十一年赴大都。成宗驾崩后,武宗即位,在位只有五年时间,但他的施政方针和前朝有很大的区别,对儒学不甚重视。袁桷上《贺武宗皇帝登基表》,又参与修撰《成宗实录》,在朝中为官三年后,又归家了。此后两年,朝廷一直没有给袁桷安排新的职务。至大四年初,武宗驾崩。朝廷有意重新起用袁桷,但中间出现了一些小差错。袁桷的官职被别人顶替了,两年之后的皇庆二年,袁桷才重返大都。
    在元朝,在有意于仕宦的南士中,袁桷是比较幸运的。他在经历成宗、武宗两朝的落寂后,终于在仁宗、英宗两朝得以重用,并青云直上,位居二品,这对绝大多数默默无闻,无出头之日的江南士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三、开科考官,侍驾上都
    在仁宗朝,袁桷实现了仕途生涯的最大飞跃,即是从一名属官而升任为一名高级官员,在延元年提升为翰林待制,延五年五月升任集贤院直学士,先后两次随仁宗赴上都,而能去上都的官员大都是被皇帝倚重的,可见当时如鱼得水,倍受圣眷。仁宗是一个尊崇儒术的皇帝,在他统治的十年间,以尊孔重儒、勉励学校、培养人才为先导,一步步地走上了推行科举、以兴治道的施政历程。袁桷入朝后不久,参与了《武宗实录》的编撰。同年五月,袁桷第一次随圣驾到开平避暑。延二年,仁宗开科举取士,袁桷直接参与了科举制度议定工作,而且还担任了第一届科考的殿试读卷官,经历了最令士人激动的科举开科考试。袁桷“取文务求实学,士论咸服”。   
    袁桷之名为天下举子所熟知,其声望大大提高。延三年,朝廷追荣翰林院官员的亲属,袁桷得以追赠其母、其妻。同年八月,袁桷三年官秩期满,这次他并没有归家,而是连任翰林待制的职务。延四年八月,袁桷担任大都乡试考官,同时负责出题。延五年二月,袁桷又一次担当殿试读卷官,所点进士日后都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延五年五月,袁桷升任集贤院直学士,成为集贤院的主要官职,其上有集贤学士、集贤侍读学士、集贤侍讲学士等,袁桷从此进入了仕途比较辉煌的时期。延六年,袁桷又一次随帝赴上都。
    仁宗之后,英宗也是一名汉化很深的君主,他受其父仁宗的影响,在思想上服膺于儒家学说,表现出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元朝功臣木华黎之后拜住是英宗最为得力的助手。这对少年君臣的合作拉开了新政的序幕。在至治二年八月,英宗、拜住开始改革,袁桷也是受到重用的儒士之一。于是,英宗至治元年二月,袁桷回京,参与编修《仁宗实录》,朝廷又开新科,袁桷负责出题,并任会试考官;三月,入集贤院任原职。英宗的新政历时只有十个月,袁桷对此次改革积极支持,并参与了一些活动。拜住与袁桷私交甚好,当时英宗命国工为拜住画像,袁桷作画像赞,“公述君臣交修之义以励王”。至治二年三月,袁桷从集贤院转到翰林院,任翰林直学士;四月,袁桷再次随驾赴上都。至治三年五月,拜住(1298-1323)推荐袁桷作翰林侍讲学士,英宗依允。袁桷在当年没有随驾去上都;八月五日,发生历史上著名的“南坡之变”,铁失弑君、杀拜住。袁桷大惊失色,心情沉痛。感念英宗、拜住知遇之恩,袁桷深知以他的年纪再遇见这样的明君贤相已经不太可能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意经走到了尽头。
“南坡之变”发生不到一个月,泰定帝就迫不及待地在龙居河登基。泰定帝在继位之初,为了争取民心,铲除铁失及其余党。泰定元年,“(袁桷父)又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会稽郡侯,郡君加会稽郡夫人。”[23]但袁桷以身体健康为由,请辞归故里,泰定帝最后同意。袁桷在大德六年入大都为官,中间虽几次归家乡,但在大都生活度过了大约有二十年。
四、墓铭大家,预修《宋史》
    元代中期,出现了一大批文臣儒士,如虞集、邓文原、贡奎、马祖常、王士熙等,皆在翰林院为官,诗文繁荣,切磋唱和不断。袁桷活跃其中,虽然他没能被列入元代文学四大家,但是在当时元朝的文学界,袁桷也是很有名气的,受后人关注。清四库馆臣称袁桷:“著作宏富,蔚为承平雅颂之声,文采风流,遂为虞、杨、范、揭等先路之导。”[24]苏天爵在《袁文清公墓志铭》中曾言:“公在词林几三十年,扈从上京凡五,朝廷制册、勋臣碑版多出其手。”[25] 作为写墓志铭的高手,袁桷一生为元朝一些重要的人物写过墓志铭不下三十余篇。如王构[26]长子王士熙[27]求袁桷为其父作墓志铭,袁桷欣然答应。为感念知遇之恩的阎复,曾写过《谢阎学士》、《寿阎承旨》、《翰林学士承旨永国阎文康公神道碑铭》、《追封永国公谥文康制》等篇。袁桷很感激程钜夫的知遇之恩,在程氏寿诞时作诗以贺;程夫将致仕时,袁桷作《七观》相赠。袁桷还请程钜夫为其父袁洪作神道碑铭。袁桷为赵与?作行状和墓志铭。马祖常父亲马润的神道碑也是由袁桷撰写的。王应麟也应是袁桷最为钦佩的老师。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刊印,袁桷为此书作序。王应麟去世后,袁桷作祭文悼念。
    在元朝诗文创作方面,袁桷也是很有成就和地位的。他主张宗唐宗古,以李白、杜甫为正宗,而又特别欣赏陶渊明、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人,提倡“舒迟而淡泊”的审美观。其五言古律风格近似陶渊明、王维;七言律、绝则深受杜甫影响,长于用典,含蓄苍劲,声律圆熟。“元诗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揭斯四人,都是馆阁文臣,皆在翰林为官,与袁桷关系甚好、酬唱甚多,并尊袁桷为前辈。袁桷在大德七年认识虞集[28],两人结为莫逆之交,虞集的行状称:“时前代故家子弟仕于朝者不数人,公与四明袁公伯长最厚,尽交友之义。”[29]而袁桷在世之时,虞集的政治地位和文坛地位都不及袁桷。延三年,诏命虞集祭祀山川,在此期间袁桷赋诗《送虞伯生降香还蜀省亲》、《再次韵》、《三次韵》;虞集将其居所命名为邵庵,袁桷作《邵庵记》以贺;新帝登基,散朝后袁桷作诗给虞集,虞集作《兴圣宫朝退次韵袁伯长见贻》回复;袁桷、虞集与道士祝玄衍有交往,袁桷作《雪中招虞伯生祝丹阳》、《次韵虞伯生题祝丹阳道士摹九歌图》可为之证明。袁桷请虞集为其夫人郑氏作墓志铭。[30]、揭斯、杨载都比袁桷小,当时的官职也低于袁桷,因为他们的才华出众,袁桷和他们有诗文往来。如杨载的《杨仲弘诗集》中,有《次韵袁伯长》、《送伯长扈驾》,在《皇元风雅前集》中,有《题邓善之袁伯长诸大史》、《寄袁伯长》、《次韵伯长待制》等作品。范的诗集中《读范德机东坊稿》、《送范德机序》、揭斯的诗集中《题揭曼硕诗卷》等。
    袁桷的老师王应麟被奉为宋代考据典制学大家。所以,袁桷对历代典章制度比较熟悉,对考据学用力较多,对历代礼乐沿革,官吏迁次,百家诸子目录,士大夫族系,悉能推本溯源。他撰写的《郊祀十议》是他在典章制度方面代表作,与他同时代的人中能写出这样作品的并不多见。
    袁桷的老师胡三省因《资治通鉴音注》在史学界大大有名。加之袁桷的祖辈中有多人参与修撰史书,“先高叔祖少傅正献公袁当嘉定间,以礼部侍郎秘书监专修宋史,具有成书。曾祖太师枢密越公袁韶为秘书著作郎,迁秘书丞,同预史事。曾叔祖少傅正肃公袁甫、吏部尚书袁商俱以尚书修撰实录。”因此,袁桷在史学上本该有重要的成就。袁桷入元廷后,大多数时间在翰林国史院任职,修撰历朝实录是其职责所在,修辽金宋史更是其毕生的愿望。南宋灭亡以后,修撰辽宋金史成为当务之急,直到英宗朝时仍没有系统修成。拜住非常了解袁桷的史学才能,将此重任托付给袁桷,“公(袁桷)亦奋然自任,条具凡例及所当用典册陈之,是皆本诸故家之所闻见,习于师友之所讨论,非牵合剽袭漫焉以趋时好而已。”[31]袁桷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详细列出自己搜集遗书的成就,若不发生南坡之变,袁桷也许真的会修撰成辽金宋史。
    至元二十六年(1289)杨镇龙起事,波及四明,袁氏家族逃难,藏书多被烧毁,只有部分书藏于山中,得免于灾。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三十《乙丑正月六日袁季源家遭毁次韵书闷诗》云:"邺侯家里书千架,杜老尊前屋万间.此事吾堪慰流落,迩来天亦姑穷闲.反风待祷真虚语,雨无方自厚颜.间挈残家过西坞,风流还许几生还."《跋正肃公手泽》载:"两家厄于祝融之灾,旧藏几尽脱焉,以仅存者,犹数十纸."见《集》卷五十。袁氏旧书目序》载:"庶几幸有一存之理,遂悉藏于山中.己丑之灾,偕家人渡江以逃,袁氏之书一夕而尽,昔之预计者乃幸而获全."见《集》卷二十二。公元1289年杨镇龙农民起事,袁家所藏书籍尽被烧毁,唯独在地窖中留下了《资治通鉴音注》。在英宗朝,袁桷虽没有编成宋、辽、金史,但袁氏所藏书籍日后被其孙袁献给朝廷,对宋、辽、金史最终修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元代南士所起的重大作用在于继承宋代纷繁复杂的学术源流,经过整合、发展传于明朝,造就明清学术的空前发展。袁桷代表他所处的地域、家族在浙东学术文化传承与发展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南宋时期,陆学传入浙东,经“甬上淳熙四先生”弘扬后,盛极一时,以致“朱文公之学行于天下,而不行之四明,陆象山之学行于四明,而不行于天下。” [32]至南宋末年,以黄震、王应麟、史蒙卿为代表的朱学又取代陆学在四明占优势。在袁桷的直系亲属中,袁韶是最为显赫的一位,他年轻时奋发读书,对袁氏家族的振兴有先导之功。袁桷的直系亲属中没有出现比较著名的学者,但袁氏的另一支族和陆学有较深的渊源,袁、袁甫都是当时陆学的代表人物。袁桷是王应麟的门人,与史蒙卿[33]都曾求学于王应麟。袁桷对朱陆之争产生了自己的见解,并提出朱陆会同之说。他敬重朱熹的学识,但对当时学子们膜拜朱子,空谈性理的浮躁学风大感不满。故而在文集屡次痛斥朱学的不良风气。他对陆学也有看法,称“晦庵先生晚岁每言陆文安公之门人多得践履,是盖深忧其徒之学邻于上达,后百余年党同恶异,空言相高,其弊有甚于昔。”[34]所以他以旁观者的态度,主张扎扎实实做学问,认为“陆子与朱子,生同时,仕同朝,其辩争者,朋友丽泽之益,朱陆书牍具在。不余百年,异党之说兴,深文巧辟,而为陆学者不胜其谤,屹然墨守,是犹以丸泥而障流,杯水以止燎。” [35]
    五、翰林书风,贯通鉴赏
    在清以前,我国书坛中真正可称为书法重量级人物,宁波人屈指可数。除了唐代的虞世南、宋代的张孝祥、明代的丰坊,就数元代的袁桷。元代翰林书风中坚袁桷。
    元朝的时间虽短,但是书法人才依然倍出。赵孟以学古法思想为指导,各体都有所成就,尤以行楷书影响深远。受其影响的有邓文原、周驰、张雨、俞和、王蒙、虞集等。直接学晋唐有所成就的如康里、袁桷、仇远、白、鲜于枢等,形成元代翰林学士派的秀逸圆润书风。  
    袁桷的书法从晋、唐中来,尤得力于柳公权、米芾,遒媚劲健,顿挫分明。存世书迹有《雅潭帖》、《和一庵》《同日分涂帖》、《旧岁北归帖》。其中《雅潭帖》,师法米芾,行笔自然得体而具法度,颇有米氏沉着痛快之致。
    元朝虽短,但书画人才依然倍出。袁桷在元朝书坛也享有名声,与邓文原、周驰、张雨、俞和、王蒙等人以行楷书风走创新之路不同的是,袁桷、康里、仇远、白、鲜于枢等人为代表的,崇尚复古,直接宗法晋、唐而少创新,形成元代翰林学士派的秀逸圆润书风。现今存世的《黄华帖》等袁桷的代表作。袁桷本人未必善于做画,但对字画收藏鉴赏堪称大家。《宝绘录》卷十三《袁清容集四大家》介绍了袁桷与赵孟、黄公望、王蒙、倪瓒的金石之交。《袁清容集四大家》是四位画家所写的题跋,道明做画原委,简要地介绍了他们与袁桷的交往情况。袁桷仰慕赵孟[36]的才华,他在二十岁时在杭州与赵孟相见,两人吟诗做画,甚为投契。十几年后,他们共事元廷,往来频仍。孟善画,袁桷为其书画作了很多题跋,赋了许多诗文,《清容居士集》中存有《题子昂击磬图》、《题彦敬子昂兰蕙梅菊画卷》、《题子昂书灵宝经》、《子昂墨萱扇为湖南扬晋母作》、《题伯庸所子昂竹石》、《子昂枯木竹石图》、《子昂兰竹墨戏》、《子昂逸图》、《子昂控马图》、《祭赵子昂承旨》、《题子昂浴图》、《子昂寒枯槎图》、《子昂风林牧图》、《子昂人马图》、《子昂双木竹石图》、《子昂墨竹》等。赵孟书画鉴赏能力也很高,袁桷经常和他切磋技艺。延六年,赵孟致仕,在归家途中,管道升夫人病卒,袁桷“远贷厚奠”,并寄诗来缓解子昂的哀痛。第二年,袁桷归里期间,特意到吴兴去看望赵孟,子昂“喜而不寐”。后来,俩人都在翰林院为官,关系更是非比寻常。
    王蒙是孟外孙,以袁桷为尊长,也会为袁桷做画。黄公望曾在京师做过官,和袁桷也应该相识,又因袁桷有收藏唐宋名人真迹之癖,志同而道合。袁桷和倪瓒似乎不太熟悉,倪瓒称“先生(袁桷)为时名卿,令闻广誉,博雅好古”,故而为之做画。
    袁桷和皇室的关系也很融洽。英宗的姑母鲁国大长公主,非常喜爱汉地文化,经常召集汉族文士聚会,袁桷就是常常被邀请的一个。泰定元年(1324),五十九岁的袁桷在大都为鲁国大长公主题画,鉴赏公主收藏的四十一件古书画。其中,袁桷为名画《松风阁诗卷》作跋:“谓松有风松不知,谓风入松风无形,声繇形始成,言六书者取焉。于无名,入于有名,万化之始。吾来始以妄听,松动风动,当于混沌以前得之,斯可矣。翰林学士袁桷敬题。”。
    六、服勤乡里,携助晚生
    七年初,袁桷因身体健康状况不堪重负,辞官归家。延七年正月,仁宗病逝。当时的袁桷在家乡主持编撰了《延四明志》。延七年,他主持编撰了《延四明志》,集中反映了他对于礼仪之因革、官阀之迁次、士大夫之族系、九流诸子之略录,悉能推本原委的才能。他对经学也有造诣。五十五岁,与王应麟之孙王厚孙合修《延四明志》,共二十卷,现存十七卷。其间,袁桷女卒,中途退出《延四明志》的编撰工作。王厚孙[37]是王应麟的孙子,袁桷是王应麟的弟子,故王厚孙比袁桷低一辈。王厚孙与袁桷合作甚为融洽,后袁桷因女儿亡故而退出,厚孙又接替袁桷主编之职。
    袁桷是当时四明地位显赫的人物,加之他的祖业也非常丰厚,故在做官期间,几次归里,对家乡比较有作为的后生晚辈扶持、关心视为自己分内之事。如袁桷甚为器重的奉化人董复礼(1294-1326),字秉彝,。“其父晚得末疾,老母、弱弟、姊妹之未有家者,居处、服食、婚嫁之须一资于秉彝,而后具。”[38]全祖望称:“元之初,大有文名于时者曰董复礼,容先生所最倾挹者也。”[39]袁桷与董复礼相差28岁,袁桷应是以长辈的身份,培养、资助家乡优秀而贫苦的后生晚辈。董复礼后来因读书过于勤勉,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卒于泰定三年,年仅三十三。袁桷与其他的乡人帮助董家料理后事。再如,宋末大儒黄震的两个儿子黄叔雅[40](1267—1320)、黄叔英(1273—1327)[41],袁桷与兄弟俩人关系都很好。黄叔雅与袁桷年龄相仿,常有诗文往来,袁桷曾作《戏赠黄仲正》、《再用韵答仲正》、《闻仲正新得掌珠道中奉寄》等。黄叔雅去世后,袁桷很悲伤,撰文《黄仲正墓志铭》、《祭黄仲正》悼念,袁桷称:“有若吾黄仲正甫之贤明经博,闻卒,不能启口以告于当路。呜呼!今亡矣,果使无传,则诚有罪矣。”[42]黄叔英曾言:“今天下文章巨工知我者,惟伯长,伯长必先我死,我死子(黄)其铭我。”[43]他独视袁桷为知己,可见两者相知之深。袁桷曾为黄叔英作《戆庵记》,称他“智通于事物,行几于古人。视今世之戆者,吾能言之草野。”他对黄叔英的了解,在这篇文章中尽显无余。
    七、人生寂寞 清容自居
    袁桷从未做过地方官,一直在中央的翰林院、集贤院供职,所以他生活的空间主要在家乡四明与大都。
    袁桷一生也是寂寞的。他的妻子在大德二年(1298)去世,那时的他才三十三岁,之后他没有续弦,也没有纳妾。泰定三年八月,袁桷任江浙乡试考官,但由于他的儿子袁突然去世,袁桷只好中途归家。在京为官时,他的子女都留在四明老家,袁桷开始在集贤做官时,已经五十三岁,身体多有不适,命第二子袁瑾来大都服侍。直到延五年(1318)他身体不适时,他的儿子袁瑾才来到大都服侍他。回归故里后,在佛教比较发达的四明地区,袁桷喜欢与圆至、商隐、昌上人、噩上人[44]、砥平石长老、德芬、妙明、日温等四明附近寺院的主持或高僧往来交好。所以,袁桷似乎在刻意地营造着一种孤独的意境,在这种环境中求学、问道、修身、养性,享受其中,毫无苦意。
    经过二十几年的仕宦生涯,疲劳、厌倦地回归故里。此时的他已是垂垂老者,视功名利禄为过眼云烟,只想安心的做一些考据工作,可由于他声名远扬,当地繁琐的文章事务还不断地叨扰他。在归隐的几年中他和当地的官员僚属很熟悉,替他们撰写了许多公文。晚年的他在家中绝大部分时间潜心读书,作《易说》、《春秋说》两部书,但最终没能完成。在泰定元年后,归里期间他作《易说》、《春秋说》若干卷,未脱稿而身故,遂不传于世。
    袁桷十九岁时,戴表元为其书斋命名“清容斋”。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二《清容斋记》载:“今夫袁生生于万石之家,而躬寒素之操,处未弱冠之年,而志丈夫之事。日取古圣贤之言味之,而学其道,而求其清焉。……道未有清而不能容,亦未有不能容而得清者也。” 戴先生去世后,袁桷深念师徒情义,向元朝皇帝上疏刻印戴先生遗文,当即今所见《戴剡源先生集》。泰定元年正月壬寅,在为道士薛玄曦作《小领水亭记》中,首先出现了“清容居士袁桷记。”的题款,似有归隐之意。泰定四年八月三日,在归隐的第四年,袁桷病逝家中,终年六十二岁。袁桷没有赶上忽必烈重用南士的时代,他的生命也没有延续到元文宗兴建奎章阁,文士雀跃之时,他正好夹在中间,对一个元朝的南士来说,所追求的理想、尊严不可能真正实现,不可避免会有生不逢时之叹。袁桷按照士人标准完成了学业、出仕、交游,循规蹈矩地走完了一生。
主要参考文献
    袁桷《清容居士集》
    袁桷《延四明志》
    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宋元四明六志本。
    王应麟《困学纪闻》,
    程端礼《畏斋集》,四明丛书本。
    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民国商务印书馆线装本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赵孟《松雪斋文集》,民国商务印书馆线装本四部丛刊初编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点校本。
    苏天爵《袁文清公墓志铭》及参考《上虞小越袁氏宗谱》,
    全祖望《鲒亭集外编》
    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
    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

    [1] 孔齐《至正直记》卷二《别业蓄书》载:“四明袁伯长学士,承祖父之业,广蓄书卷,国朝以来,甲于浙东。”,收于《宋元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2]胡三省(1230-1302),宁海人,字景参,改字身之,号梅。宋宝四年进士,官终朝奉郎。入元隐居不仕。奉父命刊正伪托的海陵本刘安世《资治通鉴音义》,依陆德明《经典释文》例为广注九十七卷,著论十篇。景炎元年(1276),流亡新昌时丧失原稿,后再购他本重注,并加考异,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制度之沿革均为之注,至元二十二年(1285)完成。
    [3],字叔和,南宋孝宗淳熙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与丞相史弥远有隙,被劾罢,后起知温州。曾师事陆九渊,学者称为斋先生。
    [4]袁甫字广微,嘉定七年进士第一,为秘书正字,迁秘书郎,后官至兵部尚书、兼吏部尚书。
    [5]袁商字清夷,嘉定十六年进士,官至宝谟阁直学士。
    [6] 王应麟(1223—1296) ,字伯厚,号深宁居士,一号厚斋。淳进士。正直敢言,对南宋后期用人不当及各项弊政,多批评建议,先后触迕丁大全、贾似道、留梦炎,屡遭罢斥。官至礼部尚书,后辞职而回乡,专事著述二十年,宋亡不出。所著有《困学纪闻》等二十余种,约六百余卷。
    [7]舒岳祥(1217-1301),宁海人,字景薛,更字舜侯。宋宝四年进士,以文学师表一代。入元寓居奉化,戴表元从之学。大德五年卒,年八十五。
    [8] 戴表元(1244-1310),奉化人,字帅初,一字曾伯。宋度宗咸淳进士,文学家。“其文清深整雅,蓄而始发。” 力主改革宋季萎蔽的文风,因而名重东南。门人甚多。入元后长期不仕,有《剡源集》。
    [9]圆至(1256-1298)字天隐,号牧潜,又号筠溪老衲。高安人(今属江西)。俗姓姚。十九岁出家为僧,元初主建昌能仁寺。曾于入元后遍历荆襄吴越,禅理之外,颇能读书,刻意为古文,笔力崭然。
    [10] 《至正直记》卷四《四明厚斋》。
    [11] 徐天民自称瓢翁,酒酣好作草书,袁桷在三十六年后观先生遗墨,作《题徐天民草书》。
    [12] 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二《送袁伯长赴丽泽序》
    [13] 王龙泽,字潜渊,一字及翁,浙江义乌人。宋咸淳十年进士第一,官南台御史。
    [14] 丽泽书院,原名丽泽堂,亦称丽泽书堂,位于婺州(现在的浙江金华)宋朝大学者吕祖谦创建于乾道初年(约1165年-1166年)。吕祖谦曾先后邀请当时的著名学者朱熹张栻陆九渊陆九龄薛季宜叶适陈亮等前来书院讲学。吕祖谦并且为书堂制订了学规,以“孝悌、忠信、明理、躬行”为基本准则,学生中如有“亲在别居、亲没不葬、因丧婚聚、宗俟讼财、侵犯公财、喧噪场屋、游荡不检”,即勒令退学。
    [15]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进郊祀十议状》
    [16] 《元史》卷十八《成宗纪》
    [17]赵与?(1242-1303)字晦叔,号方塘,台州黄岩(今属浙江)人,宋宗室。咸淳七年进士,翰林学士。
    [18] 《清容居士集》卷三十三《师友渊源录》
    [19] 程钜夫(1249-1318)本名文海,避武宗讳,以字行,号雪楼,又号远斋,建昌南城(今属江西)人。授翰林应奉,进修撰,历秘书少监、集贤直学士,奉诏访贤江南,除南台侍御史,历福建、湖北两道廉访使,仁宗即位,拜翰林承旨,谥文宪。
    [20] 阎复(1236-1312)字子静,号静轩,高唐(今属山东)人。世祖至元八年(1271)得王磐荐,为翰林应奉,至元十六年迁翰林直学士,进侍讲,二十八年出为浙西肃政廉访使,因撰桑哥辅政碑文,免职。大德元年(1297年),为翰林学士,大德四年拜翰林学士承旨,十一年请归老。
    [21] 《元史》卷一百七十二《袁桷传》
    [22]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九《书虞伯生送周南翁序后》
    [23]《清容居士集》卷三十三《西山阡表》
    [2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七《清容居士集提要》
    [25] 《滋溪文稿》卷九《袁文清公墓志铭》
    [26] 王构(1245—1310)字肯堂,号瓠山,东平(今属山东)人。历授翰林编修、修撰,翰林侍讲学士、学士、翰林学士承旨。至元十三年,王构入江南保护了南宋皇家的图籍与礼器等。袁桷与王构诗文唱和频繁。在《清容居士集》中有《天禄砚滴歌(为瓠山参议作)》、《饯王参议以风帆目力短江空岁年晚为韵》、《谢王参议送练春红二枝》、《次韵酬王参议》、《寄王参议》、《泊支家口望瓠山仅一舍复寄》。
    [27] 王士熙字继学,东平(今属山东)人,王构长子,著《王陌庵诗集》二卷。王士熙赴河南为官,袁桷作诗《送王继学御史分司汴省》相送。
    [28]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邵庵,抚州崇仁(今江西抚州)人。早从吴澄游,大德六年荐授大都路学教授,太常博士,迁集贤修撰,除翰林待制,拜翰林直学士。文宗立,除奎章阁侍书学士,领修《经世大典》,文宗崩,谢病归。至正八年卒,年七十七。
    [29]《东山存稿》卷六《邵庵先生虞公行状》。
    [30] 《道园学古录》卷十九《郑夫人墓志铭》载:“翰林待制袁君丧其配郑夫人十七年,恒独居不更娶。君子以为难,或问之,曰:先妻相我、事先君无违礼,其死也,前先君之卒八日,以是念之,不忍亡。……大德戊戌月,卒年二十九。子璋早夭,次,次(有误,应为瑾)。女四,长适余姚州同知赵孟贯,余未行。……翰林仕于朝,四迁至待制,长兼史事,瓘珖方向学,夫人皆不及见。”
    [31] 同上
    [32] 方回《桐江集》卷三十一
    [33]史蒙卿(1247-1306)字景正,号静清,鄞县人。宋咸淳元年进士。“著书立言,一以朱子为法”,有《易究》十卷。入元不仕,侨居天台,讲学不辍,从者益众。大德十年卒。史蒙卿是袁桷的母舅辈。
    [34]《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跋山经德堂记后(象山先生作)》
    [35]《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一《龚氏四书朱陆会同序》
    [36]赵孟(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士,浙江湖州人,宋宗室。他所创立的楷书“赵体”,与唐楷之欧体、颜体、柳体并称四体,成为后代规摹的主要书体。仁宗即位,除集贤侍讲,累迁翰林学士承旨,追封魏国公。
    [37]王厚孙(1300-1376)字叔载,晚号遂初老人,鄞县人,王应麟之孙。历郡学训导、直学,迁象山教谕,梓行祖父王应麟遗书,又续成袁桷《延四明志》。
    [38] 《金华黄先生集》卷四十《董秉彝墓碣》                                                                              
    [39] 全祖望《鲒亭集外编》卷四十六《答董愚亭兄弟论董氏宗谱书》
    [40]黄叔雅字仲正,慈溪人,家居不仕,延七年卒,年五十四。
    [41]黄叔英字彦实,慈溪人,黄震季子,叔雅弟,历晋陵、宣城、芜湖三县教谕,和靖、采石二书院山长。
    [42]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九《黄仲正墓志铭》
    [43]《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三《黄彦实墓志铭》
    [44] 噩上人即昙噩法师(1283-1373),字无梦,号梦堂、酉,生于慈溪。至元五年(1339)住鄞之延庆寺。
    《雅潭贴》
作者:徐建成   来源:林俊燕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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