趟过历史的长河，捧读文山库海，我曾很为身为袁姓而自豪；跨越时空的距离，走近一个个宗亲，我却不得不为他们的待遇不公而郁闷。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在我脑海里萦回：袁氏身上少了什么？或曰多了什么？
令人郁闷的史实
天古奇冤，旷世不平，也不止一起两起；发生在我袁我氏身上的竟然比别的姓多。刀光剑影，死于血泊，胜败乃兵家常识；而袁氏功败垂成者，总能不令人扼腕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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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盎之死：关心宫庭事，引火上身
以前的阅读《史记》的映象中,晁错是死于袁盎的谗言的,是袁盎公报私仇,冤杀功臣的。历史的记载，用事实告诉给我们一个真实的袁盎，他不避亲疏，正直无私，而且斋心仁厚，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国为民。所以，他不是小人，而是君子，是忠臣。袁盎和晁错是搞不来的，他们两个势不两立到什么程度呢？只要袁盎在，晁错就不坐下。晁错坐在那儿，袁盎就不进来。两个人不能在一个地方吃饭，不能在一个地方说话，可谓势不两立。
晁错为什么要主张杀袁盎呢?因为袁盎原来是吴国的丞相。最初分配官职的时候，袁盎就不想去吴国。他觉得吴王这个人很恐怖，摸不清楚他是什么意思；而且吴王是跟着高皇帝打天下的大功臣，国家又强大，我袁盎去做一个丞相，如果中央政府和吴国它们两个闹矛盾，我夹在当中不是成了风箱里的耗子啊?所以他不想去。有人就给袁盎出了这么一个主意，说你反正会喝酒，你去吴国以后呢就做一件事情：喝酒。如果中央派使节来问吴国怎么样，你就报告说吴王不造反——吴王没有造反的意思。后来他被晁错找了个碴子罢了官，而且这个时候吴国造反，晁错就把他御史府的人召集起来开会，说你们看看，我主张呢把袁盎杀了，因为袁盎接受吴王的贿赂，老是报告说吴国不会造反，现在吴国造反了嘛，只要把袁盎一杀，我们就知道，他们两个搞什么鬼名堂了。结果他的下属都不赞成。这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袁盎得到消息就出去找窦婴——因为袁盎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罢了官了，没有资格见皇帝。窦婴就赶快找到汉景帝，说你应该把袁盎找来问一问，袁盎说，吴国有钱不假，有人也不假，但是吴王招募的都是一些亡命之徒，都是一些黑社会，这些人是没有义的，不忠不义的人怎么能打得过我们正义之师呢?所以说他们肯定不能成气候。
晁错的死与袁盎是有关系的，是袁盎首先向汉景帝建议杀掉晁错的，所以历史上往往把晁错之死归罪于袁盎，其实这个是有点冤枉的，因为第一：首先是晁错提出来要杀袁盎，袁盎才向汉景帝提出来杀晁错的，用现在的话说，袁盎这可以算是正当防卫，顶多也就是防卫过当。第二：袁盎向汉景帝提出的建议，是一个个人建议。因为这个时候的袁盎是一个已经被罢了官的，贬为庶民的，这样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完全是一项私人建议，而真正最后决定杀晁错，是朝廷大臣正式打了报告，汉景帝做了批示，才把晁错杀掉的。第三点：晁错被杀以后，吴楚没有退兵，但是政治上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些观望的，中立的国家，就觉得吴楚两国师出无名了，对于后来平定吴楚之乱，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观点，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往往是种二元两分的方法，斗争的双方这一方如果是正人君子，另一方肯定是小人、一定是奸臣。既然历史上肯定了晁错，就要否定袁盎，晁错是忠臣，袁盎就是奸臣，晁错是君子，袁盎就是小人，所以历史上也有很多人，用这样的小人，奸臣之类的词来称呼袁盎。但实际上不是这样，袁盎不是小人，也不是奸臣。
袁盎既是一个有侠肝义胆的人，又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这就是他最后死于非命的原因，因为他太关心国家大事，他坚决反对立梁王为储，我们知道，汉高祖刘邦建立了大汉王朝以后定了一条制度，就叫做父死子继，就解决皇位继承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皇位继承在殷商时期它有两种方式，一个叫父死子继，一个叫做兄终弟及。从周以后，就不能再兄终弟及了，因为弟弟接班是很麻烦的事情，但是由于窦太后很喜欢自己的小儿子，就是梁王刘武，多次提出来要汉景帝立梁王为储，就是汉景帝如果死了以后，就让他弟弟刘武来接班，窦太后这样考虑，一个是出于她喜欢小儿子了，再一个就是窦太后觉得自己身体很好，而她的儿子景帝身体不好，她想再有一个儿子当皇帝，她继续做太后，这个是不符合制度的。袁盎反对，而袁盎这个时候是犯不着来反对的，因为袁盎这个时候已经退休了，他觉得自己应该忠心耿耿，为国家考虑，惹起梁王刘武的仇恨，派刺客把袁盎杀了。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来杀袁盎的刺客没有杀袁盎，这个刺客来了以后，到处打听。逮住一个人就问，你看袁盎这个人怎么样？他说好人啊！你看袁盎怎么样？君子啊！请问你觉得袁盎怎么样？侠义啊！这个刺客问了一圈以后，回来以后他下不了手，于是他跟袁盎说，我是梁王派来的，梁王派我就是来杀你的，可是我下不了手。但是我告诉你，我不杀你，还有得是人来杀你，你还是躲起来吧，袁盎没有躲，终于被梁王派来的刺客杀了，所以袁盎也是死于非命，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袁盎也是死于国难。(语出易中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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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爱国御敌遭离间，千古奇冤
“抗清名将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入清后却被清政府平反。终满清之世，近三百年间，袁崇焕墓都受到妥善保护和尊重。但辛亥光复了汉官威仪后，袁墓却是日渐凋零，现在已被周围的学校逐步侵占，任凭学生向袁墓射足球，恣意侮辱。令守护袁墓三百余年的佘家后代齿寒。
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气，何来尊严？国格、人格又安在哉？”（马悲鸣《中国的“靖国神社”在哪里？》，《枫华园》9904a）
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率师千里驰救京师，以九千精兵打败十万入寇清兵于北京城下，反被多疑的崇祯皇帝逮捕入狱。第二年八月，袁崇焕被凌迟处死，血肉被愚民抢食一空，其帐下谋士佘义士（名字无考）冒灭门之灾盗出袁的首级，葬在自家院中，址在今北京崇文区第59中学校园内佘家小屋的后面。佘义士临终前遗命佘家子孙此后不许为官、不许回南方老家，世世代代为袁督师守墓。从此佘家开始了三百多年为袁督师起先是秘密的后来公开的守墓史。
满清入主中原后，清廷为安抚人心，大肆表彰史可法等抗清受节南明忠臣，但袁崇焕不属此类。一则袁与清室有杀祖之仇，宁远之战，袁崇焕以兵五千却敌十万，击伤清太祖努尔哈赤，不久努尔哈赤在气恨中不治身亡。二则袁崇焕被害的导火线，乃是皇太极从《三国演义》学来的下三烂的反间计，全国人民都还给蒙在鼓里，误以为袁是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如果为他平反，只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所以就一直拖到了乾隆初年，《明史》即将定稿，史臣在撰写袁崇焕传时，从《清太宗实录》知道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又不敢照写，最后还是乾隆帝拍板，至此袁崇焕之冤始大白于天下，这时明朝已灭亡了一百年，反清复明也早已成了历史。但《明史》只不过是披露了反间计而已，算不上给袁崇焕平反，对袁的功绩也是尽量贬低的。到了乾隆帝晚年，颇有点仰慕汉家衣冠的意思，又想起了袁崇焕，给袁崇焕和佘义士修了坟，这才算是平反了。但这时距袁之死已有150年。
清朝期间，袁崇焕始终有墓可安葬却无祠可祭祀，算不上“尊重”。民国一成立，康有为即发起在袁墓旁建袁崇焕祠，称“袁督师庙”，并亲自写了庙记及撰门联云：
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
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稳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
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曾批文指示保护袁墓，不得动迁。一九五二年，由李济深、柳亚子、章士钊等人发起，重修了袁崇焕祠墓碑。之后据说在清明时，政军要员宋庆龄、周恩来、朱德等人都曾去祭扫袁墓。
文革时神州文物遭劫，袁墓亦不能幸免，墓、祠均被红卫兵砸烂，墓园成了中学的操场。佘家第十七代长子也在这时候搬走，不再守墓了，但他的妹妹佘幼芝却坚持守了下去。文革一结束，佘幼芝即四处呼吁、集资，请重修袁墓。但那时候国内学界连岳飞、袁崇焕这些抵抗少数民族的名将是否该算民族英雄都弄不清楚了，海内外闻名的岳坟是重修了，袁墓则一直拖着，一直到了1992年清明节，袁墓才修葺一新。只是袁祠已住进了十几户人家，搬迁不易，现在还未恢复。1994年，海内外轰轰烈烈纪念袁崇焕诞辰四百一十周年，我也曾经写了篇《功到神奇即罪名》的长文凑热闹，为此通读了有关文献，对袁督师越发敬佩。其实袁遇害时，老家也被抄，兄弟妻子被流放，故居早已荡然无存，当地政府在原址围了一大块地，立了个碑，正拟建袁崇焕博物馆。
英雄墓屡毁屡修，前赴后继，这也是中国的国格。佘家十七代人为英雄守了三百七十年墓，古今中外闻所未闻，这也是中国人的人格。北京文物局曾想派专人清扫袁墓，被佘幼芝婉拒，他们宁愿自己继续守下去。老人的女儿焦颖和儿子焦平都表示会成为第十八代守墓人，接力棒从佘家交到了焦家。佘女士说：“不为别的，就为忠义两字。”这样的民气，恐非夸夸其谈者所能知。袁崇焕一介书生，投笔从戎，战无不胜，保家卫国，死而后已，以其伟大的人格征服了全军将士，被捕时全军痛哭，弃城东走，袁崇焕自狱中寄信命他们回来继续抗敌，遇害前面对千刀万剐仍念念不忘民族存亡，临刑口占云：“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这是忠义。暴君奸臣腐儒愚民残杀了本民族的英雄，佘家以世代守墓这种方式报英雄知遇之恩，以一家之力替全民族向英雄赎罪，这也是忠义。华夏族外祸内乱、历尽苦难凡四千年，未象所有其他的文明古国那样灰飞烟灭，而生生不息、一息尚存，靠的也是一股忠义之气，至今不绝。忠义之气之所以能够流传不息，是因为现实虽然总有缺憾，历史却大体还是公正；现实中得不到的，可从历史中探求，这是我们民族的仁人志士的坚定信念。袁督师《入狱》诗云：“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又云：“心苦后人知。”表达的就是这种信念。我们可以告慰袁督师的是，他的清白已在身后一百年被还清，而他的苦心，后人也终于能够知道。斯人已去，浩气长存。
（注：佘家近况据冯武勇《为袁崇焕守墓——一个延续三百多年的故事》一文）
■方舟子 1999·4·3（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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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戴了一世纪的黑帽子，现在评论才开始理性
1916年2月，袁世凯在做了83天皇帝后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底病死。袁世凯究竟是怎样“病死”的呢？《古今绝妙对联汇赏》里记载了当时一副无名氏的五言联，可以告诉世人答案：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
这副对联非常全面地讲述了袁世凯从“起病”到“送命”的前因后果。上联“六君子”，中药汤头名，这里借指杨度、孙毓筠等六人，他们于1915年8月14日组织“筹安会”，怂恿袁搞“君主立宪”，这样就使他得了“不治之症”。下联“二陈汤”也是一种中药汤头名，由半夏、茯苓、甘草组成，这里借指袁氏心腹陈树蕃、陈宦、汤芗三人。讨袁运动一兴起，他们便背袁倒戈，先后在陕西、四川和湖南宣告独立，使袁众叛亲离，失去了最后地盘。（据《古今短联趣话》岳麓书社出版傅小松／著）
学术界如何评价《走向共和》人物之袁世凯？
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紧扣从帝制到共和的发展主脉，全景式反映了近代中国深刻而剧烈的政治变迁。其中慈禧太后、李鸿章、康有为、袁世凯等人不仅是剧中的主角，也是近代中国政坛不可或缺的风云人物。无论忽视其中哪一位，我们对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解都显得片面而肤浅。就学术界而言，关于慈禧、李鸿章、康有为、袁世凯等人物的研究始终是近代史家所关注的热点。各项专题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本文仅就近十年来的研究动态进行概要描述。
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告密”问题始终是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台湾学者吴相湘、黄彰健认为，戊戌政变并非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吴相湘《戊戌政变与政变之国际背景》；黄彰健《论戊戊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大陆学者房德邻亦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政变与袁告密无关”。大陆学者赵立人与台湾学者刘凤翰则持相反看法。(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刘凤翰《袁世凯与戊戌政变》)郭卫东则另辟奚径，既不同意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回津告密是引出次日政变原因的旧说；也不接受袁世凯告密并没有引出政变而只是引出“戊戌六君子”被害的新解。他认为，袁世凯告密并非在初五日返回天津之后，而是在见谭嗣同后的初四日，袁告密是造成慈禧提前回宫发动政变的最直接原因。(郭卫东《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戴逸则从考察袁世凯与维新派的关系来透视告密真相。指出，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问一度倾向于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支持他们的密谋。并且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当事机紧迫时，他又不敢做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的冒险举动。八月初五日回天津后尚未告密。八月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戴逸《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杨天石考察了详尽记载戊戌政变前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核心史料——袁世凯《戊戌纪略》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作者认为，《纪略》情节较为可靠,而《政变记》则有意隐瞒。指出史学界长期引用的康梁有关戊戌政变资料并非全然真实可靠。(杨天石《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张华腾将戊戌时期的袁世凯与康有为进行比较，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第一，康有为“杀禄围园”计划就当时形势而言不可能实现；第二，袁世凯与康有为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第三，袁世凯是一个利禄熏心、官欲极强的人。(张华腾《维新变法时期的袁世凯与康有为》，《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4期)
袁世凯在维新运动中的表现，史学界向来评价极低，斥之为投机钻营。苏全有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袁世凯与维新运动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袁世凯作为洋务派后起之秀，其思想动向渐趋维新派阵营，处于二者之间；二是袁世凯向翁同和所提建议，同康有为相比更加切实可行；三是袁世凯之所以告密，是因其认为康有为的“杀禄围园”计划根本行不通，转而厕身后党。袁世凯在维新运动中的活动不应一概理解成投机行为。(苏全有《袁世凯与维新运动关系再认识》，《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
周建林认为，袁世凯的势力在清末新政中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得以急剧扩张，其权势已远远超过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利用新政时期急剧扩张的军事政治实力，一方面逼迫清帝退位，一方面使革命派将辛亥革命的成果拱手相让。(周建林《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势力的扩张》，《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4期)
农伟雄通过对辛亥武昌首义后国内出现的全面停火和南北议和时期袁世凯个人经历的考察，认为袁世凯“出山”是中国政坛的众望所归。此时袁已不属于封建朝廷的旧官僚，而进入“自由资产阶级政治家”行列，是刚刚从自由君主派变成自由共和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农伟雄《袁世凯与南北议和新论》，《江汉论坛》2002年第2期)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对和谈停火积极追求，并在革命党人压力下采取措施迫使清帝退位。这一阶段，袁世凯倾向共和，成为第一任总统。(农伟雄《由“君宪”到共和的袁世凯》，《安阳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杨波分析了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的原因。认为：孙中山让位的客观原因在于，一是辛亥革命后呼唤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此人非袁世凯莫属。二是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政绩卓著，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各阶层“拥袁弃孙”的一致倾向。主观原因在于，一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尚不具备掌握政权的思想准备，产生功成身退思想；二是随着中华民国成立，革命党人认为满清已经推翻，民国已经建立，只剩建设问题；三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尚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杨波《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原因探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邓亦武认为，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态度对中国政局的发展至关重要。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为使其中国利益不受损害，表面上主张对中国革命实行保持中立的不干涉政策，实际上却竭力扶持袁世凯上台主政。袁世凯上台得到了列强在舆论、和谈、财政和外交四个方面的支持。(邓亦武《刍议列强对袁世凯上台的支持》，《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何大进认为，革命派流露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缺乏稳定政局的能力,使西方传教士感到其利益受到了一定威胁,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并最终选择了袁世凯。(何大进《辛亥革命时期西方传教士对袁世凯的选择》，《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8期)
关于洪宪复辟，纪能文认为，尽管袁世凯负有明显的历史责任。但也应看到，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和过渡中，袁世凯在社会失序状态下建立政权，面临着既要恢复社会秩序，又要摆脱经济窘境；既要促进社会进步，又要对外抵制侵略的复杂课题。这一时期政治局势的失控、文化传统的失落和社会心理的混乱都对袁世凯的政治心理和政洽行为有着重大影响。洪宪帝制是当时复杂历史背景下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纪能文《从共和总统到洪宪皇帝——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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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IMB Syste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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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 type="text/css"><!--p,body { font-size: 9pt}--></style></head><body bgcolor="#FFFFFF" text="#000000"><div align="center"> <a href=http://>不良信息系统提醒您：由于您提交的内容中或访问的内容中含有系统不允许的关键词，本次操作无效，系统已记录您的IP及您提交的所有数据。请注意，不要提交任何违反国家规定的内容！</a></div>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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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剑林认为，作为清末民初特定时期的历史人物，袁世凯在某些方面确实起了消极作用，如复辟帝制等，但不应以“窃国大盗”来盖棺论定。(郭剑林《关于袁世凯评价的几个问题》，《河北学刊》1994年第6期)
(稿源：新浪观察 作者：牛贯杰) http://www.ylyz.cn/shnc/ysk/pjysk/pj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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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璟之死：几个兄弟同赴刑场，“火背”到家
袁宝璟，辽宁省辽阳市人，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拥有资产三十多亿，31岁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董事长，32岁时获得世界传媒集团举办的“世界创业者大奖”，成为我国获此奖项的第一人，被誉为“北京的李嘉诚”，在证券行业有“中国股票第一人”的名号。
2003年11月24日，辽阳警方以“雇凶杀人”为由，将袁宝璟抓获。警方调查认定，1997年，袁宝璟出资雇用汪兴杀人。此后，袁宝璟止托咨彼劳粜恕?
1996年秋天，袁宝璟、袁宝琦与被害人汪兴在北京怀柔金石山宾馆201房间，袁宝璟提出在四川成都炒期货时，自己损失九千余万元，怀疑是刘汉与证券交易所修改规则所致。汪兴便提出安排人去打刘汉，得到袁宝璟的认可。1997年以来因汪兴多次向袁宝璟借钱未果，便开始以打电话、写信要举报袁宝璟的违法犯罪事实相威胁。2001年11月15日，袁宝森持刀对从家出来的汪兴后背砍一刀，随后在二人厮打中将汪兴刺数刀后逃离现场。经法医鉴定：汪兴之损伤为重伤。汪兴被扎伤后，不断威胁、恐吓袁宝璟，因受汪兴敲诈恐吓，而雇凶杀人，由袁宝琦、袁宝森、袁宝福具体实施杀人行为，致被害人死亡。
杀人固然犯法，但试想，对付汪兴这样的无赖，拼死争口气也对。但不该三命换一命啊。
小插曲：
袁宝璟于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３日被辽宁省辽阳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１０月１４日，袁案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按照辽宁省高级法院的终审判决和执行命令，袁宝璟本应于这一天被执行死刑，但就在当天早上，袁宝璟被通知“暂缓执行死刑”。对于袁宝璟逃过此“劫”的解释，有媒体此前称，是因为袁决定向国家捐赠价值４９５亿元的石油资产而换取一命。不过，卓玛和袁宝璟的辩护人刘家众律师在１１月１日接受《公益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那是外界的误会。
“袁案的峰回路转，源于他举报了一起涉及1.2亿港币的高官经济犯罪大案，是辽阳市检察院而非法院的决定，让袁宝璟暂免一死。不过，最终的结局如何，也许有待于对这起案件线索的查证结果。”刘家众律师说。
捐赠活动：
１９９６年初，捐资１０００万元设立建昊奖学金；
１９９６年５月，捐助《行政法学》杂志社３０万元人民币；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捐助中国法官教育基金６０万元人民币；
１９９７年，向《中国消费者报》捐助消费者法律援助基金１００万元人民币；
１９９８年，支援抗洪救灾１７６．８万元；
２０００年，捐助宋庆龄基金会５０万元人民币；
２００３年，为治疗ＳＡＲＳ患者和疑似病者免费提供数千平方米房屋。作者:陈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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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http://news.qq.com/a/20051104/000822.htm
网友评论:http://comment.news.qq.com/cgi-bin/comment_show?srv=news&gid=44&page=3
案情文章：http://news.qq.com/zt/2006/ybjgxsr/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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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三袁：名著流传至今，其实并非一帆风顺
湖北“公安三袁”在明末的和其后的一段时期，在中国文坛上总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公安派不只是三个人，而是一个文学社，一个派别。但是，谁知道，清朝乾隆末期“三袁”的著作竟遭到了朝廷的“抽禁”，从清中到民国初，一禁就是200多年。
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廷下令公布了《抽禁书目》，三袁的著作均在“抽禁”之列。在中郎集的名字下面，还有这样的注明：“查袁中郎集系明袁宏道撰，其卷十九答蹇督抚，卷三十六宋六陵诗，均有偏谬语，应请抽毁。再：此本原缺十四至十八，应令各督抚再将全本查送办理。”
在《清代禁书知见录》中，“《袁中郎全集》四十卷”条载：“明公安袁宏道撰。崇祯二年刊。道光九年袁宪健刊……”，这距乾隆四十年首下禁令，又已经过了嘉庆、道光二朝。似想：如果他们不在明朝就死掉的话，到了清朝活得恐怕更难堪。
清朝的“文字狱可见一斑；同时也说明袁中郎全集屡禁不止，在民间的生命力。
好的东西的流传，不需要刻意地宣传，也不可能禁得住。
(参见旅深圳楚人李寿和先生所著《三袁传》，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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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将领袁镛：壮志未遂身先死，一家殉国泣鬼神！
袁镛，是我宁波西袁氏第五代族人，宋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中进士。当时，宋朝宗室赵孟传负责镇守宁波四明一带，袁镛与寓居四明的官员谢昌元曾有过交往。袁镛对他说:“如今形势于我朝甚为不利，想公等食君之禄，国家重臣；袁镛不才，亦出身进士。如今，为臣死忠的时候到了，幸勿忽视。”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元兵大举南进，鄞县城破，元将遗十八游骑进驻西山资教寺。赵、谢二人对袁镛说:“弟先行劝说元兵归顺我朝。我两人当率兵继之。
赵孟传投降元朝，并得到谢昌元的赞许致使袁镛失去了援军。
次日，袁镛被元军大队人马从四面八方重重围困，他自清晨一直到日落，终因寡不敌众，体力不支而被元将俘获。元将用火把袁镛须发全部烧焦，袁镛大义凛然，骂声不绝，终于壮烈殉国。
他为国尽忠之日，正是清明节日，全家正在扫墓。听到袁镛殉国，全家十七人全部跳水赴死。后人为纪念袁镛，在月岛湖心广福寺，俗称湖心寺的后进大殿附袁公祠，立祠奉祀。
按说吧，一个尚未赴任的进士，“丁优”在家，可以不谋其政；但作为一个英雄，一身的正气他只能选择为气节而活；并且因为他有气节而带动全家17口都能在生与死的重大问题上毅然做出正确的选择！这就是袁氏人的气节和正义！
(故事选自袁飚供稿的《宁波西袁家谱（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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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造就的不公
我氏暴露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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