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出来的中德“留住农民”试验
村庄里，工业区、文化区、生活区被柏油化的街巷自然分割，道路两旁立上了路灯和垃圾桶。
这是一个位于青州市北部平原地区的小村。让它闻名的不仅是产值位居青州前列，更是一场进行了17年之久的试验。
1989年起，山东省与德国巴伐利亚州在南张楼村合作进行了一次“城乡等值化”试验，力图通过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减少农民涌向城市。
今天，有4000余人的南张楼村流出的人口不超过100人，初步达到了“留住农民”的目的。
这是一个“吵”出来的结果
“我们与德国人之间经常吵架，合作是在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下一步步推进的。”原南张楼村支部书记、该合作项目经理袁祥生说。
尽管与德国专家最初的设计不尽相同，但由于这一试验指向的正是大多数农村的现实问题，南张楼村引起的关注也超出了当初试验者预料。
中央今年进一步明确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后，几乎每天都有到南张楼考察、参观、学习的人。
城乡等值化试验
南张楼处于寿光、昌乐、青州、临淄四县区交界处，当时离村庄最近的一条公路是15公里外的杨林路，出门很不方便。没有铁路，不靠大海，离村最近的海湾———渤海莱州湾有200公里。
那时村里也没有什么商业，有几个上世纪70年代建的纺织厂和机械厂。
时任村支部书记袁祥生说，南张楼那时的人均收入在2000元左右，在山东省不算穷也不算富。
收入中等，没有资源，不靠交通要道，南张楼的这些先天条件正是中国多数农村的典型条件。这正成了南张楼最后入选“城乡等值化试验”的理由。
“当时，德方提出的要求是找一个‘不要太富也不要太穷’的村庄。”山东省国土资源厅科技与外事处处长陈春德回忆。
试验由德国的汉斯·赛德尔基金会提供支持，这是一个以教育作为工作核心的基金会，1966年成立。1987年8月，还是山东省测绘局测绘工程师的陈春德在德国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基金会。
“我们是去学习他们成功的土地经验。”陈介绍，在二战结束以后的欧洲，特别是德国，曾出现过与中国当前相类似的农村问题：医院、道路等基础设施缺乏，大量人口涌入城市，造成农业凋敝和城乡差别拉大。而汉斯·赛德尔基金会提出的“等值化”试验，实现了“在农村地区生活，并不代表可以降低生活质量”的目的，明显减少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的涌入。
由于山东省政府和德国的巴伐利亚州刚于1987年结为友好省州，陈春德被安排在巴伐利亚，师从巴伐利亚州粮食农林部土地整理司村庄革新处负责人马格尔等人，马格尔的另一身份是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教授。
“1987年底，我回国时，马格尔就告诉我希望在山东搞一个土地整理的试验。”陈春德说，1988年，巴伐利亚州经济交通部访问山东，试验项目被提上了日程。
1989年，双方正式选定了南张楼村作为试验基地，1990年开始实施。
被误当作投资
“大伙以为在这儿试验就是给钱。”时任村支部书记的袁祥生说，村民按照基金会的要求对村庄的发展进行讨论时，所有人都提到钱的事情，要买汽车，要买拖拉机，要盖房，要修路。
“德国人听了我们的要求只是笑，并没有表态，估计明白了大家都在要钱。”袁祥生说，这些要求最后都被拒绝了。
这一误解并非村民所仅有。“政府部门也认为这是个投资项目。”陈春德说，当时的山东省外经贸厅等五个部门都希望能主持项目。
项目选定后，尴尬的事情出现了，没有部门出钱，因为都认为基金会会出钱的。
最后还是青州市拿钱将通向村口的道路修好了。
实际上，德方的想法是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改善生产条件建立一个安乡守土的农庄来留住农民。
项目开始后，首先从土地入手，根据德方意见，农村必须要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将村里废弃的高地削平、洼地填平，一下子增加了600多亩土地。
然后，又将村内267块小片土地和这600多亩土地集中起来，统一划为300米宽350米长的57个大方，方与方之间修了公路，播种机、收割机可以直接开过去。
每户村民家的土地也由过去分散几处集中成一块大田，集中到一个大方之内。
“这样做的目的是便于耕种。”村民袁崇宝说。
在德方做出的规划图中，村东为大田区，村东南为工业区，村北是文化教育区，村中心是生活区。
基金会对这个项目并没有具体的定量目标，表示需要花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但对办厂没有投资一分钱。
到目前，用在南张楼的投资已经有8000多万元人民币，各级政府投资了3000多万，村集体投资了3500万元，基金会投资了450万元，主要是用来进行规划村庄和发展教育。他们的希望是，农民能提高知识和技能。
双元制教育的停止
张振祥介绍，1993年开始，基金会开始组织学校的老师到基金会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培训机构进行培训，主要是木工和金工的技术，为的是能在南张楼试验“双元制教育”。
这种教育模式是德国职业教育的最大特色，以职业学校的理论学习，并与之平行的企业实习实训为主要内涵。
“不可能每个孩子都会上大学”，这是德方提出的推行这种教育的一个理由，他们还在1994年为南张楼中学配备了20台电脑。
但南张楼的家长并不认可这种教育方式，“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谁不希望孩子能考大学呢？”直至现在，村民张向福还觉得双元制教育用途不大。
2000年开始，德方没有继续提供培训，而南张楼村也没有继续投资。双元制教育在南张楼就此停止。
“我们跟人家的国情不一样。”袁祥生认为，双元制教育不适应我们国家的教育制度。
“德国想要做的事情是兼顾经济、社会、生态的综合的目标，但在中国的行政体制和现实情况下是很难的。”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原山东省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林泉说。
他是该项目验收时的中方专家，“德国人的思维和想法比较超前，而中国当时还没有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提法。”
工业区选址之争
随之而来的另一次争论，发生在工业区的选址上。
在村庄西边约500米处一条宽阔的马路两侧，聚集了南张楼村工业区。南行28公里是青州市区，向北12公里是我国蔬菜大市寿光市。
道路两侧的厂房排列有序，整齐划一，共分布了95家个体、私营企业，其中废旧塑料加工有50多家。
“但设立这个工业区时，我们跟德国人经历了长达三个月的谈判。”袁祥生说。
根据德方的规划，南张楼的工业区设在村南边。袁崇宝等人希望将工业区建在西边的路边上，这里是通向城市的要道。
袁祥生动了改变德方规划的念头。但遭到了马格尔的反对。
“德国人要的是‘田园牧歌’式的乡村。”袁祥生说，德方认为在西边进村的地方就看到一片工业区不符合他们对乡村的设想，这里规划的本来是大田区，而且当地常刮西北风，德方认为，这样的选址更符合环保要求。
那年春天，袁祥生、袁崇宝等人跟马格尔谈了将近三个月，有一次就在地头，马格尔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对工业的关注远远大于教育，又为什么不把钱投在地里呢？”袁崇宝的回答是：“投在农业上见效太慢了。”
“每次谈不出结果，马格尔就会摇头。”袁祥生说。
最后，德方终于同意了，1995年秋天，农民将地里的庄稼收割后，工业园开建。
袁崇宝看到的是收益的提高。靠这95家企业，南张楼村2004年3.5亿总产值中工业产值2.5亿，上交税收500万元，占何官镇上交国家税收的90%。
与德国专家的期望不相同的是，目前，“白天进厂，下班种地，农闲上班，农忙下田”，成了大多数南张楼人的生活节奏。
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南张楼村流向城市的人员是8人，回村人员26人；1998年流向城市的是5人，回村38人；到了2001年，流向城市的是2人，回村的是45人。
“村里有这100多家厂子，说到底，留住我们的还是这些企业。”村民说。
“建筑垃圾”
村西入村的道路两边一共有20套别墅，原村支书袁祥生说，2001年青州以及潍坊都兴起了建造欧式建筑的风潮，村里打算在道路两边搞开发，一楼做生意，二楼住人，后来由于其他原因，开发区暂时没有建成。
一个细节是，搞这个开发区时村里没有跟德国的基金会打过招呼。
在南张楼村民看来，这两排别墅是最能体现村庄的现代化水平的，是村里的面子。
但这遭到了马格尔教授的指责，将这些斥为“建筑垃圾”，他认为中国的农村就应该有中国的特色。
“村里建医院时，德国人说要保持农村的特色，连瓷砖都不让贴。”袁祥生说。
早在2000年，村里建了一个南张楼文化中心（左图），但欧式立柱和欧式颜色同样被德方指责为没有中国特色，也被说成是建筑垃圾。
“马格尔问为什么农民要学城里人，我回答说，中国农民的固有观念是城里比农村先进。”2003年，张林泉与马格尔在北京相遇时，发生了一场跨国界的问答。
马格尔不明白的问题还有很多，休闲用地为何利用不起来，以前建在外面的厕所为何一定要建在室内。“德国人是想按照他们的家乡来建设中国的农村。”张林泉说，但两国的国情是不一样的。
南张楼经验
十几年来发生了这样巨大的变化，证明了巴州农村土地整理和促进农村地区发展的经验、方法与理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适用。
南张楼的建设是否成功了？德方的答案是改造农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但这场试验带给我们许多新的启示。”袁祥生说，南张楼的下一步发展要将环保和生态问题重视起来。
■名词解释
城乡等值化试验
上世纪60年代起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实施，又被称为“巴伐利亚试验。”该计划由赛德尔基金会提出，倡导“城乡等值化”理念，它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方式，实现了“与城市生活不同类但等值”的目的，使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得以平衡发展，明显减弱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的涌入。这一计划已成为德国农村发展的普遍模式。
在田（据《新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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