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在家谱研究中的作用

　　史料在家谱研究中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现了一种众声喧哗多元化的语境。从国内来看，由于所有制的多元化，导致了社会经济成分和利益群体的多样化，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多样化，所以发表任何意见都越来越不容易取得共识。
　　从国际大环境来讲，近些年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世界范围兴起。中西文化价值观念的碰撞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事情。比如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为本位，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西方人受神话传说影响，把龙视为邪恶的象征，而中国人却以“龙的传人"自居。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的确有极少数西方反华势力企图通过价值观念的输出对中国发动一场“软战争”即政治作战，在社会主义国家搞一场无声无患的“颜色革命’’。这也必然在一部分人中造成了观念的混乱。
　　不过，多元化的语境虽然在某种特定的历史阶段使人们莫衷一是，但这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消极现象。不同人观念的差异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允许差异，尊重不同声音，是我国在民主化进程中取得长足进步的生动表现。更何况通过不同言说相互批评和制约，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在不同观点的撞击中，有时也能进发出真理的火花。
　　既然在多元化的语境中难于取得共识。判断是非曲直在很大程度上就要依赖于史料，也就是“让事实说话"o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史料可能比意识形态更具说服力o
　　1898年的6月11日至9月21日，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百日维新”。在这103天当中，光绪皇帝采纳了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发出了几十道改革令，如废八股，办学堂，开银行，设译局，精兵简政，广开言路等等。“百日维新”虽然没有动摇清王朝的体系，却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先河，自有其进步意义。但近来却有些文章和著作揭露康有为，说他抬高身价，欺世盗名，特别是所谓“公车上书’’，可以说是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大欺骗，因为康有为的这份万言书根本没有呈递给光绪皇帝。但大量史料证明，从1 888年至1898年，康有为百折不挠，曾经七次上书给皇帝。第一次上书被当政大臣截留。1895年他组织了一千多个应考举人联名上书，即“公车上书”．也没有到达皇帝面前。“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原来联名的举人们纷纷离散，但康有为仍然以“公车上书”的呈文为基础，以个人名义第三次上书，终于递到了皇帝手中，并使皇帝深受感动。这就为1 898年的维新运动奠定了基础。如果史实如上所述，虽然康有为在自己的著作中有夸张和神化自己的成分，但把他说成“骗子”肯定是不合适的。
　　让史料说话，也包括替历史上的反面人物说话。根据流行说法，慈禧太后挪用清朝海军军费三千万两白银为自己修行宫颐和园。后来又有人说挪用了四千万两、五千万两乃至六千万两。但当年颐和园主体建筑如佛香阁、大戏台的建筑费用．清单保存至今，统计下来大约是6O0多万两，说明“纣虽不善，未如是之甚也”。
　　我是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深感在这个学术园地上史料的作用也在加强，近年来多次召开了史料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过去有人说，沈从文1949年3月9日自杀跟两件事有关：一是郭沫若的批判文章《斥反动文艺》，二是丁玲会见沈从文时态度冷漠，“俨然身居要津的人．物”，使沈深受刺激。(刘祖春：《忧伤的退思怀念沈从文》，《新文学史料》1991年1期)但史实是：沈从文自杀时丁玲远在辽宁沈阳，完全无法跟沈从文见面，直到当年6月8日下午丁玲才抵达北平，此时距沈从文自杀已有三个月。去年，在故宫博物院的人事档案中还发现了1955年11月22日丁玲致刘白羽、严文井信，内容是转达沈从文想调动工作的请求。凡了解当代文艺运动史的人都知道，当年9月6日，丁玲已错定为“丁陈反党集团"头目。在逆境中，她仍为处境比她好的沈从文操心，可见有些人在沈从文问题上对丁玲的批评是欠公正的。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很多理论著作被译介到中国。这些著作提供了不少新的观念和研究．范式，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改变了过去单调僵化的思维模式。但也有些学者和学生唯西方的马首是瞻，对这些著作的局限缺乏清醒的认识。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美籍华人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的著作就被一些人奉为圭臬，亦步亦趋。今年6月13日，《文艺报》在“理论与争鸣’’版对这些著作进行了批评，其特点就是从史料入手，让事实讲话。比如，当年让李欧梵一炮走红的著作是《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去年9月由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
　　但这本书中错讹甚多。这本书说，在民国的头十年(1912年至1922年)里，刊登哀情小说的杂志有<月月小报>《小说林><小说世界><绣像小说>《小说时报》等，发行量都很大。事实上，《月月小说》《小说林》《绣像小说》在清末均已停刊，而《小说世界》直到1 9 2 3年才创刊。这四种杂志在民国头十年怎么可能发生广泛影响?李欧梵的男一本书《现代性追求》200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说南社创立于1903年，而实际上成立于1 9 0 9年1 1月1 3日；说南社拥有一千余名会。员，实际上只有8 2 5人；说包天笑是南社的活跃成员，而包实际上只参加过一次南社雅集。从史料角度进行批评，避开了意识形态的纠葛，又破除了“洋迷信”，帮助读者对这些舶来书籍树立正确的阅读态度。
　　要充分发挥史料的作用．首先要对史料的真实性进行鉴别。即遵照周恩来对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指示，做到“去伪存真"。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文史领域作伪的情况屡见不鲜。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密令军警查抄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革命者；事后公布了苏联“阴谋’’之证据《致驻华武官训令》，指控第三国际唆使中国共产党人制造“南京惨案”，成为当时反苏反共逆流中的一张王牌。半个世纪以来，一些海外历史学家一直信以为真，有些国家还将这一《训令》收入本国政府的外交档案。现已查明，这份《训令》是在张作霖授意下，经奉系官员密谋，请一个叫米塔列夫斯基的白俄记者伪造的。前些年有人编造毛泽东到北京八道湾拜见鲁迅的神话．，经有关部门组织专人进行广泛调查，也已证实纯属伪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又有人散布周作人出任伪职系中共派遣，以及中央负责同志要为周作人摘掉汉奸帽子的政治谣言。正直的文史工作者义正词严地谴责了这种作伪的行为。直至去年2月2 1日，参与编注毛选的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发表了《毛选注释上的周作人》一文，这场历时二十年的风波才暂时平息。
　　需要说明的是：作伪并非“新潮产品"，而是古已有之。自古以来，我国就有辨伪辟谬的优良传统。  <汉书·艺文志>对伪书注明“依托"、  “似依托”字样。隋僧法经著《众经目录>，别立“疑伪"一门。唐李德裕作《大和辨谤略》，  旨在为周至唐遭受谗谤的忠臣贤士辨诬，一惜此书今佚。一宋、入疑古最勇，司马光对《孟子>、欧阳修对<易·十翼>、朱熹对《周礼》、郑樵对《诗序》都提出了疑点，开后世辨伪学先河。清．乾嘉时代，中国辨伪学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又出现了“古史辨学派’’。作伪更不是华夏特产，类似的伪作在西方更是屡见不鲜。因此，西方评论家将伪件制作称为“第十女神”。跟掌管文艺、音乐、天文等九位姊妹神相比，她显得更为忙碌。恩格斯在《<爱尔兰史)的片断》中指出：“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73页)。  

　　除开要百倍警惕作伪．还应充分注意到另一种情况，即在某些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或出于某种需要和考虑，可能出现夸大、删削或改写原有史料的情况’。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振奋民心，鼓舞士气，可能对某些战果进行了渲染性报道。据杨奎松《关于平型关战斗史实的重建问题》一文介绍，在平型关大捷中，被消灭的日军并不是万人，而是不足千人：也不是坂垣师团的精锐，而大多是他们的辎重兵。(《社会科学论坛》2()06年第1期)最近,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黄源楼适夷通信集》，分上、下册，细读一遍，发现从原件中抽下了一封1981年9月29日黄源致楼适夷信，因为信中涉及了巴金对某名人之后的看法。这种删削名人书信或日记的做法并不罕见．其后果就是使原作者的观点无法得到全部彰显。文史工作者如果对上述情况毫不了解，就会从中作出片面乃至错误的结论。
　　文史资料中有一个重要分支，叫口述历史。  《红旗飘飘》  《星火燎原》  《文史资料选辑》中的不少篇什即属此范畴。海外华人从事这一工作取得卓越成就者有唐德刚。他先后整理了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均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其重要性不可低估。但对口述历史同样应该鉴别。因为口述者有记忆失真，记忆偏差，记忆扭曲，记忆选择，而访谈者立场的客观性有时也可以质疑。在口述者与访问者的互动过程中，口述者有可能被访问者误导。
　　前些年，关于鲁迅被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暗害致死的说法广为流传。有人引用周建人的一段回忆：商务印书馆有一位叫赵平声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讲过，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周建人听了就对鲁迅．讲，并建议现在中日关系紧张，还是谨慎些不找须藤医生吧。鲁迅当时犹豫了一下，说：  “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这段回忆的失真是显而易见的。所谓“一·二八"即1932年1月28日的上海战争。当晚日军由租界向上海北站、江湾、吴淞等地进攻，驻扎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日。赵平声的警告是在“一·二八前”，那应该是1 931年，而鲁迅跟须藤医生联系是始于1 932年10月20日，目的是请他为儿子看病，并不是为自己看病。这一情况鲁迅日记中记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须藤医生为鲁迅本人看病始于1 934年1 1月7日，这时离一·二八战争已经两年了。这位名不见经传的赵平声先生．为何在须藤为鲁迅看病的两年之前，就能预测到须藤要对鲁迅下毒手，而医学知识如此丰富的鲁迅却对性命攸关之事毫不警觉呢?
　　除了鉴别真伪，对史料的正确解读也是对文史工作者才、学、识的一种考验。比如，1 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拍发了一份电报。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录的电文，内容是决定调1 2个师于10月1 5日开赴朝鲜．宣布进入战争状态。而在俄罗斯解密档案中．电文的内容却是要斯大林耐心一些。中国暂不出兵，建议朝鲜开展游击战，并派周恩来、林彪赴苏洽谈此事。这两份电文的内容如此矛盾．反映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派兵援朝问题上的犹豫。有些党史专家认为，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的那份电文并未发出。与此相类的还有另外两份电报。1 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经奥尔洛夫转给斯大林一个电报．根据当时国内形势和国际经验．考虑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让民主党派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实行一党制。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复毛泽东电，主张让这些民主党派长期存在，并参加将来的联合政府。2001年2月，  《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根据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译载了这两份电报的全文。
　　由此产生的疑问是，中方的档案中并没有这两份电报的记载。而且，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文中的观点，跟他在公开和内部讲话中的观点并不相符。比如，1 947年1 O月10日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头一项内容就是联合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组成统一战线，进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叉重申了上述观点，并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可·见．绝非斯大林的复电改变了我党对民主党派的政策。    。
　　中共党史研究家龚育之对上述矛盾作出了解释。他说：  “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按：指1947年11月6日民盟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之下宣布解散，此前青年党、民社党又已依附蒋介石政权)，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同反对美蒋的民主党派合作的同时．是不是根据从多方面考虑和比较的原则．也设想过将来要不要、能不能也像苏联和南斯拉夫(实际上)那样实行一党制，探讨过这样做有什么利弊．这样的可能性是不必排除的。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要试探一下苏联的意见，试探一下苏联能不能赞成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民主党派的政策，会不会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策，这样的可能性，更是不必排除的。”  (《党史札记》第6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龚育之的上述解释．是迄今为止最令人信服的一种观点。
　　文史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但又是平凡琐细的，常常被某些以理论家自诩的人藐视，也不可能获取丰厚的报酬。所以，在当前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文史工作者尤需发扬一种淡泊名利、甘于寂寞的精神。报载，俄罗斯数学家格里戈里·佩雷尔曼1996年拒领1 00万美元的数学奖金。今年又拒绝出席在马德里举行的第25届国际数学家大会，拒领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茨奖"。美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1 995年破解了费马大定理。为此，他十多年全力以赴，拒绝参与一切与此无关的事情。他们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很值得文史工作’者借鉴。
　　全国政协委员  陈漱渝      作者单位：鲁迅博物馆

转载此文的目的有二：
1、家谱研究要大胆向史料挑战，以去伪存真，正本清源；
2、口述历史是家谱研究的一条重要方法，不要奢求家家户户都有有文字可查的“家谱”。

干一行爱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