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叙事散文）
（原创）袁资友

    人，再老都有妈；而小时候百分之九十的故事都是从妈妈口中听来的。但是，关于我们家的故事，却是等到我快要步入花甲之年时，才向妈妈打探来的。我姊妹兄弟八人，我排行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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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姓黄，1935乙亥年生于雅安，上有一姐秀华，下有一弟治成。母亲说我外婆最不看好的当数自己，不善巧舌，不喜抢功，结果自然挨打多的是自己，好吃好穿的轮不到自己。母亲有个伯父是跑码头生意的，1945年，伯父看到自己在家没事干挺可怜的，就介绍到成都的朋友家做保姆。雇主曾姓，成都一大户人家，被照看的小孩叫曾前英。母亲说曾家雇主对自己很好，逢年过节买新衣，吃的喝的跟曾家小姐待遇一样。经常带着曾家小姐一起逛公园、看大戏、进幼儿园。母亲没有上过学，但能识文断字，会唱几段川戏，解放初的现代歌曲也会不少，主要都是得益于这段经历。1947年，曾家人要搬家到外地居，想叫母亲随行，被外婆阻止了。返回雅安家里，又没有了好待见，重新过上了苦日子。1951年和父亲结婚，1953年进成都发电厂。1958年下放川西森工局，1960年到汶川铁矿。1962年迁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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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乳名银娃子，字传运，名先述。1926丙寅年生于襄阳谷城县西乡黄龙沟保劈柴沟。1942年16岁被抓壮丁先到宜昌前线当通讯兵，1944年随军入川原系国民党陆军通讯中士，1949年12月在四川参加邓锡候部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武字第00212号），随后定居成都自民路小草坪18号，摆水果生意为生。由于父亲和姨父李绍华是战友关系，父亲和母亲的相识也就是自然的事了。1951年父亲和母亲结婚，母亲16岁。长兄袁群祥1952年壬辰年生，生后多病，天天夜里哭闹不止，吃药不计其数，约三岁夭。
    1952－1955年，父亲跑码头贩黄豆，跟牛市口等豆腐坊打交道，生意挺好。1956－1958年父亲在成都搬运公司任18大队队长，年年被评为先进（参见本人作品《不曾停止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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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58年大办钢铁开始，家里的生活就开始苦了。长兄虽然没了，但老二玉祥、老三金莲、老四红莲分别于1953、1956、1957年出生。大小上班，小班经常自己照顾自己，偶尔走丢或赤脚在地上跑去找爹妈也是常事。在森工局工作和在汶川铁矿期间，父母们都是电工，常年在配电房工作，职责就是看电表，据说就是吃的不习惯，在成都都是细米白面，做生意也不缺零花钱，到川西山里就不一样了，那个饿饭的年代，有粗粮吃就不错了。1962年，国家实际了“精减压缩”下放政策，我们家也在其中。按照当时的情况，被精减的职工多数无处可去，过了三个月，又都陆续回单位上班去了。1983年父亲也曾回到川西林业局（森工局）去找过当时的单位，回答两点：一是当时没走的回单位了就回了；二是当时这批下放属于政策性精减压缩下放，不属于冤假错案。于是回城就没了戏。
    这里有个小插曲。1952年老家里堂兄启发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从前方寄来了一封寻亲信，经过成都小草坪派出所查询，转交到了父亲手里，这样，从1942年被抓壮丁到1952年收到侄儿来信，十年音讯渺茫，终于和老家有了联系。到1962年国家精压政策实施，又是十年沧桑巨变。父亲便想到了问问家乡农村的情况。当时堂兄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颇受重用，任谷城县南河电站前线总指挥。接到父亲的来信自然高兴，描述了人民公社的繁荣景象，不愁吃穿，如果回来，住也不成问题。于是，1962年阴历十月，举家五口便从川西抵重庆，坐轮渡下宜昌，汽车转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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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阴历冬月，在辗转千里之后，从受天然之气场于四川却茫然降生于湖北。本队里老年人都知道，我是从四川回来的第二个月生的，晚饭后大家都坐在火笼堆旁摆龙门阵哩，我出世了。
    从四川回到劈柴沟，并不象堂兄信里描写的那么好。家里全部家当都挑着哩，挑子里还坐着三姐和四姐。300元钱堂兄拿去张罗着买木料帮我家盖房，据说木料没买着，钱也没返回来。老人们说，我家暂在铁路下边生产队的小场屋（后来成了牛屋，再后来就倒掉了），这便是我的出生地（参见本站本人作品《房子的故事》）。1965年家父在窝棚沟里盖了三间草房，1995年大哥搬家到谢湾住，这房也许废弃了，2010年就倒塌了。
    当时的家境肯定很差，本队老人们说我家连洗脚盆也没有，就在地上挖个坑洗脚，我想有些夸张。但可以肯定的是，床不够睡，垫稻草在地上哈过地铺睡觉。几件家具全是亲戚们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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