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说袁世凯

综说袁世凯

主办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

主讲人：骆宝善（广州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袁世凯研究专家）

    袁世凯于1916年6月去世，至今刚刚百年，但有关他的史事大都已被演义化、鬼化和妖魔化了，相去真实史实甚远，这是从他生前到死后逐渐积累而成的，尤其在“窃国大盗”的历史定位形成之后，更被理论化、系统化了。所以说，评价袁世凯，首先应厘清史实，然后才谈得上客观和中肯的评论。

    除了前几讲提到的袁世凯所谓四大历史污点——戊戌告密、辛亥窃国、二十一条拱手卖国和洪宪称帝等时代大事存在许多史实谬误外，他个人经历也存在许多误传。

    例如有书说他“少年无行”：在嗣父去世后携巨额家产赴京，想要捐官不料受骗，家产被挥霍一空，于是叔父袁何恒要他去找徐世昌谋事，又不成，落魄回籍，然后无奈去山东投奔了吴长庆云云。这些内容出自一本伪书——《袁世凯家书》，后来袁世凯之女又引用其中内容写回忆录。近年，多家出版社翻印，于是被当做信史。然而此书伪造手段甚为拙劣：第一，书中竟然称袁是彰德人；第二，当时袁徐尚不认识，更谈不上交往；第三，书中袁世凯致妻、子的信等均不符史实。事实是，袁世凯在嗣父死后，赴京读书，叔父管教严格，袁世凯在这期间大有长进，由浮华少年而走上科举之路，至于投军以及后来的结果，是有心栽花与无意插柳的结局。

    还有传李鸿章死后有遗折举荐袁世凯，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此说源自李氏遗折起稿人于式枚，著文于1912年，被权威史家奉为信史，后来证实遗折中并无此话后，又说此论出自夹片。事实上，举荐一说并不可信，应当是后来为袁世凯任总统“抬轿子”的说法。
再有，史传袁世凯在洹上隐居期间秘密架设电台联络亲信，昼夜机声不断，就连袁世凯之女的回忆录中也这样说。然而这些说法都已有历史证据来反驳。总括一句，所有对袁世凯作为、行动的伪造，都是意在鬼化、妖魔化袁世凯，是违背史实的。可悲的是，这些抄撮无据的编造竟然写成亲历亲闻的“回忆录”，误人误己，并在特定的历史时代成为划清界线、站稳立场和赎罪的表现。由此，更可以感到袁克定“一言不发”尚存的一点牛气之不易！

    晚清十年进行了新政改革，在这段改革中，袁世凯是朝廷忠臣，权倾朝野，几乎每一件事情他都有参与，如创办中国近代陆军，倡导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推行实业建设，在立宪运动兴起时是举国公认的立宪领袖。他是这十年改革的倡导者和厉行者，是晚清新政的中坚力量。新政十年，社会进步速度之快超乎预期，预备立宪的实行更是启动了政治改革的实际步伐，而且同样速度甚快，这从制度上真正地动摇了专制制度的基础。

    辛亥革命和平地结束清王朝，和平地建立新的共和国，袁世凯是这事件当中的主导力量。改朝换代而能得到和平解决，避免血流成河，避免国家受到严重破坏，这是具有开创性历史意义的，这种意义历经越久，越见其深远。

    今年是袁世凯逝世一百周年，也是他的洪宪帝制告败一百周年，可以说袁世凯是君主立宪不成功的试验者。洪宪帝制，闹剧一场，乏善可陈，然而他的初衷肯定不是如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共和制度闹得不如人意，君主立宪为何不可一试？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在制度上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而且在当时，有西方的德国、东方的日本成功的先例，珠玉在前，中国自然亦可一试。威廉皇帝与日本天皇的无上权威，德国与日本的称雄世界，袁世凯眼馋心热，艳羡得很，可时不我予，当然十分遗憾。

    今年也是梁启超提出“开明专制”之说110周年。梁氏曾多次向袁世凯建言实行“开明专制”，但袁世凯未采纳，走了君主立宪的形式。此后，“开明专制”作为一种政治学说，似乎式微了。然而，纵观二十世纪后半叶，世界上、尤其是东方一些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崛起并迅速获得成功或成效，似乎大都得益于“开明专制”（及其各种变种）这样一种政治模式，而并非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就连孙中山倡导、蒋中正实行的“训政时期”，又何尝不是“开明专制”的内涵，只做而不说而已。来源：信息时报（广州）

应当还原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