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兴化戴窑袁氏家族

鲜为人知的兴化戴窑袁氏家族

    历史文化名城兴化位于江淮之间，苏北里下河腹部，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明代初年，大量江南移民迁入兴化，带来了南方先进的文化及民间工艺。延至明中期，客帮商人进入兴化，兴化城的商铺、商行、手工作坊增多，出现了70多个门类300多家商号和手工作坊，形成“金东门”、“银北门”商业街区。同时，兴化地区涌现出一大批文化、艺术人才和清官名宦。而兴化的商号、庙宇、牌坊、府第众多，需要制作大量匾额用以装饰。兴化的商号、庙宇、牌坊、府第在明、清有数百家之多，因而匾额制作有了较大的市场需求，袁氏匾额制作应运而生，发展为兴化手工工艺的一大特色，成为当今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兴化袁氏匾额制作，源远流长。据《树德堂袁氏宗谱》等史籍记载，明洪武初年，袁氏始祖袁正德从苏州阊门迁居兴化县东小海场（今大丰市小海镇）。二世后陆续西迁戴窑、第五代一支迁入兴化安丰、第6代再迁兴化城。明万历年间，袁氏油漆牌匾坊始祖居住南门袁氏宗祠，以制作牌匾油漆为生，将传统的漆器工艺制作用于牌匾的制作，为兴化及周边地区商号、牌坊、府第等制作牌匾。由于手艺精湛，生意兴隆，后人袁起萱（第5代传人）于清乾隆五十九年在市中心武安街购置了十几间营业用房，挂牌“袁万隆油漆牌匾坊”。

    兴化袁氏匾额制作工艺世代相传，至今已有13代，达400多年之久，历经4个朝代，为兴化及周边地区制作的匾额数不胜数。

    兴化四牌楼始建于明隆庆、万历年间，悬有匾额47块，旌表兴化籍历史人物75人81人次，上自南宋“开科第一”时梦珙，下迄民初“仁寿之征”康龄，跨越5个朝代，其中包括历史名人明代三位宰辅高谷、李春芳、吴生生和文学家宗臣、美学家刘熙载、书画家郑板桥等。遗憾的是，四牌楼在“十年浩劫”中被毁，匾额大多散轶。在四牌楼47块匾额中，有37块匾额出自袁氏传人之手。最后一块“仁寿之征”，便是第12代传人袁桐安制作。

   袁桐安胞弟袁桐生也是兴化袁氏匾额制作工艺的杰出传人。袁桐生早年继承祖业，在兴化制作牌匾，后一度流寓上海等地。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即今之国务院）部署抢修首都北京的名胜古迹，向全国招聘能工巧匠，袁桐生被北京市第一建筑公司录用，安排在公司油漆工程队做一名油漆工。当年，袁桐生年方20多岁，在维修故宫围墙工程中立下了功劳。故宫的红围墙很长，工程量大，在粉刷过程中往往出现褪色现象，造成前后色差。在此情况下，袁桐生向队领导建议按自家祖传工艺配料制作，被领导采纳。具体方法是将红土浸泡水中，经若干次清洗，去除杂质并烘干，用桐油熬制粘合剂，与红土搅拌，然后粉刷墙体，结果颜色一致，且保持多年不变色，从而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袁桐生的精湛手艺被领导发现后，得到器重，先后参加了人民大会堂、天安门、故宫等若干名胜古迹的油漆制作。

    袁桐安的儿子袁桂宏是兴化袁氏匾额制作工艺的第13代传人，在工艺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袁桂宏12岁随父学手艺，14岁能独当一面，20岁时完成兴化城区一大批文保单位牌匾和商业招牌的制作。其中，有李园、郑板桥故居、拥绿园、施耐庵故居、刘熙载故居、海光楼、上方寺等。

    值得一提的是，复建后的兴化四牌楼匾额制作，凝聚了袁桂宏许多心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在兴化市委、市政府的倡议下，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捐资，1987年重建四牌楼。其所悬匾额按照《兴化县续志》（李志）记载内容，邀请全国40位著名书法家重题。袁桂宏按照传统的漆器工艺制作40块新匾，复制7块旧匾，力求每块匾额的制作方法和表现形态多姿多彩，使匾额的书法艺术与漆器工艺做到珠联璧合。这样，复建后的四牌楼不仅是反映兴化历史文化的文物，而且是当代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也是兴化袁氏牌匾漆器工艺的展览。

    为了取长补短，提高技艺，袁桂宏于2002年至2005年在北京学习了彩绘匾、雕梁画壁、油漆叠字等工艺，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兴化袁氏牌匾工艺，参与了“北京大学”、“天趣园”、“一得阁”等一批匾额的制作和修复。袁桂宏学成回到兴化后，在祖辈旧址武安街10号挂牌“袁氏油漆牌匾坊”，使兴化袁氏匾额制作工艺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发展。

    兴化袁氏匾额制作工艺名闻遐迩，外地如泰州、高邮、宝应、上海、福建客商纷纷前来兴化求制牌匾。2001年，泰州东方红装潢公司找上门来，要求袁桂宏为福建“麻姑寺”制作4.86米×1.38米的高档门匾，制作要求高，表现的内容很复杂。匾的走边要求由二龙二凤组成，而板面则由99个“发”字和99个“寿”字衬底。匾额为黑底板、红色“发”字、“寿”字和大宝贴金字“麻姑寺”。袁桂宏用半年时间赶制完成，受到客户赞赏。当初，扬州漆器厂报价10万元，未能接下此业务，而袁桂宏仅以6万元报价完成，达到理想效果。

   兴化袁氏匾额制作工艺复杂，仅前道工序即有过腻子、打磨、上布、上麻等几十道。在制作时，用瓦灰、瓷灰与猪血相拌，加糯米汁、桐油、生漆（南方称国漆，北方称土漆）勾兑，涂刷牌匾表面，待干后，用锤熟的麻丝剪成1寸左右长掺入灰中，用夏布夹糊至匾额上，一般4至6层，再用碾子压实、晾干，等牌匾漆膜光彩饱满后再制字。明代需二布（夏布）、九麻（麻布）、多层灰；清代一般为一布、二麻、多层灰、一纸（棉纸），经多次上灰、刷布、打磨。上乘的牌匾需耗时1年之久，一般也需3至6个月才能完成。

    字形的制作方法有凸字、凹字、走边字，分大阳、小阳、大阴、小阴、大宝、小宝和各种形体的花边字。工匠在雕刻字形时需把握好书法的虚实、重轻、间架结构，所以好的工匠都有一定的书法功底和对书法的理解。制作宝字工艺要求较高，必须用竹签浸入桐油，再经过高温蒸煮，打入字体部分，用瓷灰加桐油、糯米汁、生干面打漆。然后，经若干次的上料、打磨，最后上色。上色的颜料以天然矿物质和植物汁为主体颜料，辅以金属

    材料，如金、银、铜等。后来，逐步发展为金、银箔。其它则有用玉石、象牙、石骨、竹签等加工字形。一般的牌匾也用螺钿（或河蚌）代替。

    牌匾制作形式主要为牌、匾、联、额、屏等，根据其安置的地方而定。按制作材料和加工工艺的不同，匾额分堆漆匾、螺钿匾、贴金（银）匾。其制作方法有包漆法、罩漆法、描漆法、描金法、堆漆法、填漆法、雕漆法、螺钿法、犀牛法、剔红、剔犀、款彩、钅仓金、百宝嵌等十多种。因此，油漆匾额是传统的工艺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色配丹青夸艺术，恩施膏泽助髹工”。兴化袁氏匾额制作工艺传人遍布北京、上海、台湾等地，影响颇大。目前，兴化袁氏第13代传人袁桂宏仍从事匾额的制作，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是，由于历史上民间工艺制作素有“传男不传女”的陈规，加之资金等方面的限制，兴化袁氏匾额制作工艺缺乏新一代传人。但我们相信，有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疾呼，有民间艺人的执著坚守，民俗文化的薪火必将不绝，匾额制作这一宝贵的民族传统工艺必将传承下去，惠泽子孙后代。

    戴窑乃千年古镇，文邦璀璨，商贸繁荣，袁、陈、朱、韩、史等氏族为旧时的世家大族，曾经都有族谱传世，随着朝代的更迭，人为地破坏，如今只有韩氏家族<<韩氏族谱》》一枝独放。袁氏家谱修于明末，据载，袁氏先人为江南人，明初迁兴化东境小海场，入灶籍，二世后陆续西迁戴窑（上世纪五十年代戴窑白涂河北袁家舍曾出土明知州袁一海墓志铭两块很能说明问题）、安丰（今安丰袁家舍仍有修于清代中期的袁氏家谱存世）、兴化城。袁氏族谱所记止于清末，毁于建国后的土改时期。

    当古老的白涂河流经戴家窑地界时，连续拐了几个弯，再静静地向东流去，流入串场河，百河归一、奔入大海。在这几个弯口的沿河两岸聚集着几个古老的村庄，袁家湾、袁家舍、东古庄。而这几个村庄的袁氏居民其实是同一祖先繁衍而来。四百多年前的明代中后期袁氏一族曾经出了几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袁孟龙、袁应祺、袁应黻、袁应辰。翻看兴化的历代方志可知，明代兴化城南门内曾立有一牌坊，即表彰袁氏父子兄弟科第的“树德坊”。袁孟龙字子云，嘉靖十九年举人、知滨州、著有《士鉴录》，今已不传，卒后葬白涂河北三禹庄，即今舍陈禹庄村。袁应祺字肖海、万历二年进士、著有《浮玉山人集》，今已不传，官至昌平道，四牌楼有匾“名宦传芳”旌表，卒后葬白涂河北袁家舍。袁应辰，万历七年举人，著有《五岳山人集》，今已不传，葬地无载。袁应黻字成燮，万历已丑武进士，著有《仲子集》、《雍奴稿》今已不传，只有一首诗《郑司马入秋歌》因录入《明诗综》而得以传今，官至守备，卒后葬白涂河南邰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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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万历间户部主事袁应琪立“名宦传芳”匾，是源于永乐初年的“孙关保案”。

　　孙关保，如皋人。明初潜居兴化，占据兴化大片粮田。以不籍兴化为由拒纳粮赋，引起兴化粮户吴淑广等人不服，发生讼司。孙关保败诉后，怀恨报复，乃诬告整个兴化县欺隐田粮。引起户部重视，派主事相某到兴化踏勘。孙关保不惜重金，上下买通关节。胥吏在实地丈量时，缩短弓尺，虚出亩数。主事相某又将兴化七湖五溪六十四荡五十二河及盐场、滩涂全部丈算成粮田。诳报朝廷后，永乐帝大怒，于是在兴化正额漕米三万二千多担外，复加二万多担。又将兴化土籍八百户数万人分两次强行迁徙至良乡（今北京南）、涿州（今河北省），以作惩戒。

    自此，兴化苦不堪言。后虽经嘉靖间知县傅佩、隆庆间知县李戴等多次吁请减赋，终未能解决。
　　
    万历十七年（1589），湖北潜江进士欧阳东凤宰令兴化。十八、十九、二十年，西水破堤，兴化顿成泽国。欧阳东凤屡请州府赈灾蠲赋，上官不应。欧阳东凤焦虑万千，乃就商于乡绅，邑人刘应轸等自告奋勇，愿入京疏通。
　　
    时兴化袁应琪在京为官，司理京兆。袁应琪，字肖海，知州袁孟龙子，万历二年（1547）进士。时在京兆尹任上，从刘应轸口中得知兴化灾情，心如火燎，即叩求吏部尚书李戴、礼科都给谏王三余。李、王曾于隆庆、万历间任过兴化县令，都曾是口碑极佳的父母官，对兴化感情极深。二公不敢怠命，力言于部科，上奏朝廷，俄尔颁入部议，并移咨抚按，查实再报。袁应琪又致书淮扬海道副使张公及扬州知府徐公，恳求他们念百姓之苦，据实上奏，并减赋赈灾。恰于此时，袁应琪改任户部主事，兼职昌平粮道。任上，著《叩阍录》，力陈兴化孙关保案加重赋额的始末以白于户部尚书。
　　
    因周旋年余，兴化饿殍遍地，仍不见朝廷动静，知县欧阳东凤忍无可忍，乃“自甘斧钺”，泣恳圣恩，直接上疏。这篇疏文写了两件事，一曰灾深，二曰赋重。
　　
    出身寒门的欧阳东凤怀着极大的同情叙述了兴化水灾的惨状：
　　
    今受水三月矣，偏观乡村，周遭二百余里，竟成湖海。而横目之民尽成鱼鳖。即有仅存孑遗，或移居城头，或借栖佛舍，或结葑水面而叫号波涛之中，或系舟树杪而熏蒸风日之下。欲刈草而无草可刈，欲罟鱼而无鱼可罟。欲卖儿而谁买其儿？欲鬻田而谁受其田？有屋者拆屋卖其薪，有牛者杀牛卖其肉。医创剜肉。苟延旦夕，今日如此，明日何以为策？今月如此，来月何以为生？妇子相泣，莫必其命？此何等光景！
　　
    接着他又以郁忿难平的笔调诉述了兴化赋重之困苦：
　　
    兴化非独苦水也，又苦粮重。夫扬州一府为州县者十，而兴化突居其一。概府升科，每倾不过六斗，而兴化独至二石二斗；概府额粮不过二十万六千担有零，而兴化则五万二千担有余。是总论额，粮则居一府四之一。专论漕粮则居一府三之一矣。
　　
    又云：
　　
    税粮偏重，则其苦已十倍于江、仪、高、宝等处。
　　
    因而，“臣所谓痛心疾首，欲默不能也！”
　　
    时主事袁应琪见有欧阳东凤疏至，即不避嫌疑，极力游说，力请户部尚书准如欧奏。结果议准，因“孙关保案”所加兴化的浮粮二万余担改为折银一万两（外加火耗一百两），并“永为例”。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也能“民困稍苏”了。
　　
    袁应琪因此声名大播，兴邑一片颂扬之声。后袁应琪擢升为昌平兵备道，未任卒于京。灵柩回邑，按旧例不可入城。古人迷信，说是棺若入城，必大歉三年，于是柩停城外三十里处。邑中父老闻之，相顾而泣。于是城中官吏士民，手捧香楮，出郭三十里，扶柩痛哭，并且以最隆重的礼仪，迎柩入城。将棺柩高悬于三丈高的城上，由城头进入城内。开吊日，城乡举丧。后归葬于白涂河北袁家舍。
　　
    欧阳东凤因“越奏”受到“停俸”的处分，兴邑父老立了“欧公祠”纪念他。欧公祠圮废后，移于拱极台“遗爱祠”，今犹存。欧阳东凤后官迁南刑部郎中，平乐知府、常州知府。在常州与顾宪成成挚友，建东林书院。事载明史顾宪成传。
　　
    兴化又为袁应琪建遗爱祠于南城内，立“树德坊”（又名“父子兄弟科第坊”）于城内南大街，并立“名宦传芳”匾额于四牌楼上。


    文革遭毁，1990年全市人民集资重建，今匾系按旧匾原样复制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