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 山 的 祠 堂
祠堂，是古代村落由一个家族逐步繁衍发展而来的，这种浓缩本土文化色彩的“原生态古村落”，记录了家族制度的沿革和变迁，具有强烈的宗族色彩，因此可以说，祠堂是所有镇、村中最灵动的部分。在以血缘为坐标的宗族关系中，祠堂是尊祖敬宗的联结点，假如认识了祠堂，也就读懂了祠堂文化，乃至民俗文化的真谛。让我们慢慢地亲近这块浸透先祖血汗的土地，细细解读这里的一街一巷、一河一塘乃至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使我们懂得该继承什么、珍惜什么、放弃什么和保护什么，以及应该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
祠堂，古时被称为“祠庙”或“家庙”，多建于墓所，故又称为“祠室”。在《周礼》中有规定：“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庶人祭于寝。”按《礼记》规定，只有帝王、诸侯、大夫才能自设宗庙祭祖，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他们祭祖先不能设庙，而只能在自己家里祭祀，这种制度沿袭到宋朝，当时一些官吏纷纷设立家庙祭祖。到了明朝中叶，朝廷才准许庶民也可以设立家庙。故“祠堂”之名最早始于汉，但真正在明朝的中叶以后，祠堂的建筑才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明嘉靖年十五年（1536），礼部尚书夏言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夏言上疏中说：“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庙制亦未有定制，天下之为孝子慈孙者，尚有未尽申之情，……乞召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召天下臣工立家庙”嘉靖皇帝下诏“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于是各强宗望族纷纷建祠立庙，宗祠遍布天下，呈现了一派充满浓厚宗族文化色彩的景象。我镇据不完全统计建有祠堂189间，现仍保存下来的宗祠、家祠、家庙等还有82间之多。单是南社一条古村落，宗祠、家祠、家庙、庙就多达30多间了。朝廷虽允许百姓“联宗立庙”，但在规格和尺寸上有着其极严格的规定，比如通常祠堂的面宽只能为三开间建筑，除非家族中出了显赫的人物或者有人得到比较大的功名，经过朝廷特许，才可以在建造上打破等级制度的官式模样建筑，如厦朗袁氏宗祠、增埗塘边和沙墩刘氏宗祠，就是五开间三进的宗祠。
祠堂多建于家族的聚居地或其附近，早期由于族群尚不多，便先置祠于宅中，随着族丁的繁衍，便开始专门建起了宗祠乃至支祠、家庙。祠堂是古建筑的一种，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它风格古雅、气势宏大、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祠堂建筑，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一种重要表征。没有祠堂，仿佛就没有了历史。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也许只能从祠堂中寻得答案。如南社村谢氏宗祠写着“来自会稽我祖之传已踰廿世；居于南社大宋而后又历三朝。”；粟边村游屋楹联上写明 “始祖宋朝福建蒲田来立地；冀公一世东莞员山后发枝。”更把来龙去脉交代的一清二楚。
我国的宗法制度，一直是支撑历代统治者的社会支柱。中国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法意识的农业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构成中国社会基石的，始终是以血缘为纽带维系着宗法性组织—家族。《白虎通·宗族篇》称：“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
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到了明清时期，宗族势力进一步加强，宗族组织更加繁盛，统治者十分强调“祠堂族长的族权”，于是祠堂也就成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与具体象征。同时，由于我国长期受儒家“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而宋、明理学又强化了这种伦理道德观念，视“孝为百行之首”，对祠堂推崇莫置。“祠堂”更是被视为高于一切、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认为“举宗大事，莫最于祠。无祠则无宗，无宗则无祖。”
一、 族姓祠堂的建筑
茶山的祠堂主要以姓氏祠堂（即族姓祠堂）为主，有“总祠堂”和“分祠堂”之别。“总祠堂”是全宗族的祠堂，通常称之为“大宗祠”，亦叫“祠堂”，大宗祠是合族纪念始祖的场所。“支祠”属于族中“分祠堂”，也叫“少宗”、“某某祖”和“家祠”，分支祠堂则是各房自立门户后的支系。据老人回忆，茶山的祠堂之多可说遍地都是，同一条村里，同姓的至少有一个宗祠，有多少个姓就有多少个宗祠；有的地方，祠堂并排而立。无论建造“大宗祠”或“少宗”“家祠”，都是为了追祖德、报宗功，敦睦族谊，加强宗族的凝聚力，并更好地传承血脉、延续荣光。有人将祠堂的地位和社稷相提并论，足可见祠堂地位的重要性。
茶山的姓氏祠堂最大的特征是：三进三开间，第一进为门厅；第二进称享堂，供族人议事的地方；第三进名寝堂，供置着祖先的神主牌，而且龛前都有香炉、烛台等祭器。
祠堂在地方文化中别具意义。由于它是最重要的建筑形式之一，往往集中了一族人最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智慧，因而成为所有建筑艺术和各种工艺艺术的精华标本，是蕴涵丰富内容的珍贵文化遗产。在独特的祠堂建筑上，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宗教观念、宗族制度、伦理道德，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和审美趣味方面的许多特点与个性。
祠堂它以规模宏大、豪华壮观而闻名于世，或以历史悠久、风格古朴而备受重视，或以独特造型、精湛工艺而令人赞叹，五花八门、花样繁多的宗族祠堂建筑，不仅对中华民族长期承袭的宗法制度起到了重要的维系作用，而且也为中国建筑文化的发展与人文景观的创立，开辟了一片独特的天地。
茶山祠堂建筑大都是坐落在风景秀丽、依山傍水的村野乡间，以建在村庄的前面（俗称：围面或围面前）为多。宗族祠堂多数是在当地民居基础上整修、翻建的深宅大院，琉璃瓦当，一般出檐较大，屋脊两角翘起，屋脊两边立有灰塑的鳌鱼（现因在重修时已改用琉璃瓦鳌鱼替代），屋脊大梁上多为灰塑图案装饰，有鱼、龙、花、鸟、人物等吉祥物。祠堂可以说是民居建筑，典型的如南社的新社田公祠，就是在其原来的住宅上改建而成。从平面上看，祠堂属合院式布置，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厅堂与两侧的廊屋组成前后两个四合院。中央是天井，规模大者为三进厅堂，中间两个天井，前为门厅，中为享堂，后为祀厅。规模小者只有二进，中间天井，前为门厅，后为享堂兼祀厅。
一般常见的祠堂为二进二开间、二进三开间、三进三开间，三进五开间等。其形式为民居式的祠堂为主，以其“隔而不断”，以间为基础，既相隔而又相通。屋顶常见的是两面坡悬山式、硬山式，清水墙。木构建筑屋顶，用素瓦，檐口多用琉璃瓦当（瓦筒）。木雕工艺多饰于梁柱、斗拱、雀替、檐板等处，图案也多是祥云、瑞兽、人物等。石雕多见于门框、门趸石、牛臂石、柱基石上。墙上多有绘画，画图多为人物典故、山水风光、花乌虫鱼，画面上人物、景致协调完美，由于年代久远及被“文革”所谓“破四旧立四新”的影响下，绘画被定为才子佳人，也不能逃过刧难，大多被石灰水涂抺过，现只能在残存的痕迹上可见其一斑。
广东省考古所的古建专家尚杰这样分析：祠堂是典型的民间建筑，除非家族中出了显赫的人物或者有人得到比较大的功名，经过朝廷特许，可以建造打破了等级制度的官式模样建筑，比如通常祠堂的面宽只能建三间，但是有些建了五间，如果没有得到允许应该不敢这样做。建筑结构上的斗拱、柁墩和替手，以及龙、凤、麒麟、瑞兽等，是有极高身份的人才可拥有的东西，我们在一些祠堂中都可以看到，它同样违反清代工程则例。这种情况同清代嘉庆以后出现“礼崩乐坏”现象有关系，茶山很多祠堂建筑根本不理睬规定，龙、凤、麒麟、鳌等皇族宫殿才可使用的形象，在茶山的祠堂中到处可见，总之是怎样气派就怎样做，根本不管什么僭越不僭越了。这就是为什么从清乾隆年间以后，古村落的建筑越来越好，从制砖、砌墙到石雕、木雕、灰塑、砖雕等等工艺，都极尽奢华以期光宗耀祖。而到了清朝末期，兴建或修建村庄的现象才渐渐停止，这一切都同当时的经济发展有关。
檐板的雕刻：中国建筑屋顶的出檐依靠从枋大上挑出的木椽支撑着屋面，为了保护这些伸在檐口的木椽头免受风吹雨打，日晒雨淋而遭腐朽，所以在木椽头上封上一长条木板以资保护，这长条木板称为“挂檐板”或简称为“檐板”。因为檐板位于屋檐的最前方，位置比较显要，所以有时在木板上做些彩绘等装饰。而在茶山祠堂乃至民居，这种檐板受到特别重视而成为充满木雕的一条装饰板了。而且为了保护它自身的雕刻装饰，竟不顾原来保护椽子头的功能作用而而退到木椽后面去了。檐板变为纯粹装饰构件，因它的华丽而被茶山人称之为“华板”或“花板”。
通常华板上布满木雕花饰，有人物、动物、植物、器皿、花果组成连续的图案，疏密有致，华板下面多用小花组成连续的边饰。为了装饰效果明显，板上多做起伏较大的深浮雕，有的还加绘彩色，从这些木雕的精细程度上仍可以明显地看到古代匠人所表现出的艺术才华和他们所倾注的心血。
梁架上的装饰：中国建筑的木结构总体上可以分为下部的支柱和上部的梁架，上部梁架承托屋面的重量，组成为房屋的屋顶部分。下部的支柱承受着全部屋顶的重量并将这些负荷传送到地面。为了使室内空间显得美观，工匝们多对这些梁架进行艺术上的加工，但这种加工都以不损害它的结构功能为原则。如我们常见的将梁枋做成中央稍稍拱起，两扇下垂如弯月状，故称“月梁”。这种月梁既符合承受上面的圧力的力学原理，又在视觉上比较美观，所以在木结构中常被应用作梁枋的形式。又如立于上下两层梁之间的小立柱，因加工成瓜形而称为瓜柱。横向梁、枋与柱子相交的出头，也将它们加工成各种动植物或几何形体，因而被命名为蚂蚱头、菊花头、麻叶头、六分头等等，使呆板的出头富有美感。梁架本身虽没有雕刻，但你只要注意观察，会发现在梁头、梁底、梁间柁墩、梁下雀替、檩间斜撑等部位上都有布满木雕，既有将整个构件做成雕刻品的，又有透雕、高浮雕、浅浮雕的装饰。有些雕刻还上了色彩，有些还用金箔镶裹，越是接近现代，越是精细。
墙檐：所谓墙檐就是房屋墙体的上部，接近室外屋檐或室内屋顶的部分。这部分装饰是东莞地区乡土建筑上常见手法。这种装饰多呈横向条状，在屋檐的长条形范围内进行彩绘或灰塑造形，内容多为植物枝叶与花卉、鸟兽、乡间蔬果、人物故事、诗词和多种形态的几何纹样蘷纹。在色彩上，有黑底白色花纹，有的将花鸟、人物故事敷以颜色，形象鲜明、生动。
1、谢氏大宗祠：它在茶山的众多祠堂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建造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其后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宣统元年（1909年）、公元1996年分别进行了四次整修，但从谢氏宗祠的平面布局、各厅堂的大木构架、主要装修等方面它仍旧保存着明代始建时的面貌。它为面阔三开间深三进的建筑。祠堂前后共三进厅屋，两处天井，长25.5米，宽12米，占地306平方米。它头进为门厅，大门安放在正中，门下有巨大的门枕石，门框上方悬挂着“谢氏大宗祠”的门匾。门前两边为柱廊（茶山俗称“炮台”），形成凹斗式大门。进门后，迎面的是格扇门，安在中央开间的两根柱子之间，形成屏风作用。此门平时不开，除了本族中人高中名锡，才可大开中门。入大门后由两侧绕行至天井，在第一进天井两旁为廊屋，天井后为正厅，亦称享堂，它前檐敞开，不安门窗，中央有两根八角形的红砂岩石头檐柱，是一座空间高敞的厅堂，是族中人用来议事和祭祀的地方。后檐两根立柱之间安有格扇与后天井相隔，格扇平日也不开，格扇前放有长条几案，格扇横樑上高挂“崇恩堂”堂匾，红色底金漆字。厅内柱子与两边墙上悬挂着楹联，楹联上的文字记载了南社谢氏家族的历史，使前厅在神圣气氛中增添了人文底蕴。绕过格扇就进入后天井，也是祠堂的最后一进——寝堂了，后天井两旁也有廊屋。寝堂的后墙上设有神龛，龛内分层供奉着数十位谢氏家族历代先祖的牌位，龛前设有几案供祭祀之用。
整座祠堂，从门厅、享堂、寝堂到两侧廊屋，都采用抬梁式木构架，但是，在厅和廊的左右两侧不用木构架，而将屋顶部分的檩子直接搁在墙上。这种结构的好处是节省了两排木构架，缺点是，使两头的墙也成了承重结构，失去了中国建筑木结构“墙倒屋不塌”的特点。
谢氏宗祠门厅的正脊上，巍然高耸着琉璃瓦烧制的各种装饰物有屋宇、人物、鳌鱼等栩栩如生，正脊中央部分排列着亭、阁、廊、屋，这些廊屋顶上装饰着各种花卉，屋里屋外有端坐、侍立、交谈、迎送宾客等各种姿态的人物四十余位。所有这些廊屋、人物、花卉、鳌鱼、夔纹色彩缤纷，在屋顶上组成为一条长达十四米的彩带，虽是新烧制的琉璃瓦，但都仿照以前的图案制成，富有强烈的装饰效果，形象地象征着谢氏家族的繁荣昌盛。垂脊檐角不翘起，较为沉稳。享堂的檐角就与其不同，翼角翘起并坐有瑞兽狮子（茶山人把其称为鳌鱼狮子，在茶山所有的祠堂建筑装饰工艺中是必不可少的）。
在谢氏大宗祠里正厅最下面的大梁和前檐廊的短梁都被加工成月梁，月梁两头下方有雕花的雀替相托，月梁之上与上面的梁之间有雕花的柁墩相垫。屋面下各条檩木之间都有经过雕饰的弯木相撑，尽管这些梁坊构件都没有五彩缤纷的色彩，却也显得很华丽。相对来说，门厅和祀厅就显得简单了，梁都保持平直，只在两头加工成植物花卉形状，各层梁枋之间用瓜柱相支。
2、百岁坊：这是一座坊与祠相联的建筑，与茶山的祠堂有很大的差别，它前为坊，后为祠。明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1592-1598年）当时东莞县令李文奎批准为南社村四位百岁老人建立了这座百岁坊祠。他们是谢彦庆、谢实斯、谢彦眷之妻叶氏、谢振侯之妻黄氏。
从平面上看，百岁坊是立在祠的门厅前廊上，百岁坊的四根立柱代替了祠堂门前的廊檐柱。百岁坊为四柱三开间二进，上面有三座屋顶，中央高，两侧低，中央屋顶为四面坡的庑殿顶，两侧为歇山式屋顶，但它们的后半部屋顶即为祠堂门厅的坡屋顶，使坊与门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百岁坊四根八角形的石头立柱，上面穿插木料梁坊与斗拱，承托着三座屋顶。1996年重修时在屋顶铺上绿色的琉璃瓦，屋脊上立着行龙、狮子、鳌鱼，将百岁坊装饰得相当华丽。百岁坊规模不大，前后二进，中间一天井。面阔9.3米，纵深16.2米，面积180平方。门厅进深不大，从门中柱到后檐柱仅2.2米。天井与天井之间横堵着一面影壁，只有从影壁两边的墙门才可进入天井两侧的廊屋。影壁下的红石基座石雕和影壁上的灰塑，个别部分仍保存完好，可见当时的精湛手艺。
正厅中央六根立柱，两侧为山墙，柱上抬梁式结构，使正厅空间高敞，在正厅的后墙上安放着神龛，在正厅的前面隔着天井是影壁，这座影壁与左右廊屋在正厅前围合成一个封闭型的内院。（根据楼庆西《南社村》一文摘录）
3、家庙：建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家庙是谢氏族人谢遇奇家庙，它座落在东方村的中心，紧邻谢遇奇住宅。谢遇奇、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中武举人，同治四年（1865年）武进士，随清军在西北甘肃、新疆一带作战有功，被朝廷赐为忠勇之士，官至副将、总兵、封为建威将军，为谢氏宗人中地位最高的人物。告老归乡后，建住屋，兴家庙，其住屋规模也是村里至今留存的住宅中最大的。
家庙面宽13.2米，纵深21.2米，占地300平方，它分前后两进，前厅和后厅，加上两侧的廊屋围着中央的小天进。前厅相当于谢氏大宗祠享堂的高度，从而使家庙的门脸高大。也是凹斗式大门，门前有柱廊，显得比其它祠堂有气魄。进大门后还有一道屏门，平时起到对内院、正厅一种遮挡的作用，只有祭祖时才打开。正厅比门厅更显得高敞，后墙设有神龛，龛内也摆放着先祖的牌位。
家庙虽只有两进建筑，前为门厅，后为祀厅，梁架上的装饰主要集中在门厅的前檐廊，横梁之下有雕花的挂落，梁之上设有多层雕花柁墩和斜撑木。一眼望去，红色的椽板木檩与斜撑，组成屋顶梁架的上部，黑色的梁、柁墩、斗拱、挂落组成梁架的下部，这些构件上的装饰又都采用金色敷设与勾画，装饰效果华丽而不浮躁，使家庙呈现出一种高贵而凝重的气氛。祀厅内最高脊檩近8米，红色的椽板加檩木，下面是黑色梁架。没有月梁，不设斜撑，只有少量柁墩，在柁墩与梁头上用金线稍做装饰，使整座祀厅充满着一种神圣的气氛。
4、下朗袁氏宗祠：下朗袁氏宗祠，乃横江、下朗二村之始祖祠，原建在医灵庙左侧，堂曰“追远”，明正统十四年（1449）毁于兵祸，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由十六世粤侗、凌江二公倡议重修，并建于下朗现址，改称“雄绪堂”，祠虽清雍正二年（1724）重修过，但还保留了明代的风格，是《茶山志》记载的五大宗祠之一。祠堂建筑面宽20.6米，进深43.9米，面积907.34平方，为三进五开间硬山顶建筑，由门厅、天井、牌楼（垂花门）、享堂、天井、寝室组成。门厅由四条红砂岩石柱把宗祠分为五开间，中间高两侧低，两边第二根柱横梁下各悬一根垂莲柱，此为北方特有的建筑装饰，在茶山的祠堂建筑中也仅此一间；门额上原来悬挂“袁氏大宗祠”匾，现已没有，两边长联写道“系本汝南鹤洞桐山绵世泽，派宗宋将文经武玮振家声”，把横江（鹤洞）、下朗（桐山）是兄弟俩，本是袁氏一族（汝南堂）交代的清清楚楚；门枕石为虎爪形青石雕刻，门厅左侧镶有“重修宗祠记”，记载着雍正二年（1724年）重修宗祠的经过，右侧镶着“裕后良规”石碑，“裕后良规”是其祠本族的族规，早在清雍正三年时，下朗、横江两村已对本族人的言行举止作了较详细的规定，规定上到犯何事被革出祠，下到祭祀的要求，都作了详尽的说明。
转入大门后写有“历朝科甲”的牌楼（垂花门）迎面而立，气宇堂皇。牌楼为四柱三间，中间是青石为柱特别高，两边为红石柱矮一载，把天井隔一为二，牌坊的四根柱上明显留有壶瓶牙子和抱鼓石及门坎的痕迹。牌楼的各个翘角均有琉璃烧制的狮子坐守，更显得祠堂的威严。
享堂两边用红砂岩石雕刻成栏杆，围于两侧，这也是区别于其它祠堂的不同处，也尽显该族先祖在社会上的地位。享堂高挂“雄绪堂”上刻“赐进士出身朝列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叅议前奉勅督理学校广西按察司佥事户部云南司员外郎十六世孙昌祚题，承德郎四川行都使司断事十六世孙秋书”字样。享堂梁柱粗壮，屋顶前部分为卷棚式，后部分为梁架式，中间用青石凿有一条水槽，把前后两部分连接起来，并把雨水接走，更显示族人的财智。
寝室已在1958年拆毁，但在周圈还残存着旧的墙基和余下的柱石、台阶。现已被定为“东莞市不可移动的文物”将其保护下来。
5、增步村塘边刘氏大宗祠：刘氏大宗祠为三进五开间硬山顶建筑，门厅前排列六根青石柱，中间四根稍高，两边稍之势。大门上方高悬“刘氏宗祠”之匾额，门联书道“彭城世泽，藜阁家声”，中间由格扇门隔开，门厅左侧坐有福德宫（土地），转入门后为天井，天井两侧为游廊，正面为享堂，堂匾为“敦睦堂”，享堂亦由格扇门隔开，成隔而不断之势。后为天井，再到寝室，寝室悬挂由香港书法家刘周世聪书写“木本香源”四字横匾。祠内联文年年添新意，岁岁不同文，亦非常雅趣，如左廊贴着“一蒸二煮三炒四五味味味迎春接福，六炖七炆八焗九十围围围添丁发财”；右廊书为“鼓声歌声鸡啼声声声报喜，乐事家事慈善事事事呈祥”。该祠基本保持完好，公元2003年已被定为“东莞市不可移动文物”将其保护下来。
茶山本来还有一些面积比较大的宗祠，象《茶山志》中提到的五大宗祠，由于各种原因，有些已拆毁，如卫氏大宗祠，原座落在茶山粮食管理所内，据年长老人回忆，是茶山祠堂首屈一指的，还有茶山村吉街陈氏宗祠，现虽已大门、牌楼部分已改建或拆毁，但享堂、寝室依在，全栋墙基仍还保留，它面宽为20.23米，进深44.18米，占地面积893.76平方，又如林氏宗祠，虽门厅部分已拆毁，但后二进依然完好，据测算为1.1亩，郡能祖（袁氏宗祠）面积1.08亩谨次于林氏宗祠。
在旧中国的社会中，一些大姓家族由于人口兴旺，族群庞大，免不了会产生分支，故在总祠堂之下又往往会产生分祠堂的形式。有些家族因某些原因而迁移某地居住数年后，由于人丁众多，便会从原住地的祠堂中分出一支，另立族谱和另建祠堂。这从我镇大多数自然村保存下来的祠堂就可以考证，如南社村虽现存有30多间祠堂，但由于他以谢氏族人为主，故宗祠只有一间谢氏大宗祠，其它的都为家祠。如下朗村、横江村、茶山村的袁屋边、大朗苍头的袁姓本为一族，由于人多之故，便从原住地分迁，另立族谱，在下朗袁氏宗祠《裕后良规》的碑文中可见其踪。又如上元村，本和茶山圩大巷袁姓为一族，但也由于以上原因分迁，并从上元村简庵袁氏宗祠大门对联“祥开秋水，派衍卢墩”上得到证实，如南社新東園公祠“三房衍派，四沼朝宗”也把自己是谢氏三房第四代交代的清清楚楚。又如林芦山公祠“挹秀向離明日临南国琼枝茂；溯源资坎始派衍西河玉水长。”也把自己是上步林西河祖派衍而出交代的明明白白。
祠堂是家族系统的一种硬标志，是一个宗族的精神核心、宗族的精神家园。茶山的祠堂主要功能就是祭祖或缅怀先贤，而祭祖或缅怀先贤实际是强化人们不忘根本、回报根本的一种教育手段。它让茶山人“孝”字当前，一代“反哺”一代。如沙墩刘氏宗祠、刘黄刘氏宗祠享堂的墙上都镶刻着广传公训语曰：“骏马骑行各出疆，任从随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早晚莫忘亲命语，晨昏须顾祖炉香，苍天佑我卯金氏，二七男儿共炽昌”的碑文。
宗族祠堂是一种为了祭祀家族中的祖宗而建立的场所。正如南社村樵谷公祠的一副楹联所言“聚子姓于一堂，为穆为昭万世羹墙如见；祀祖宗于百代，报功报德千秋俎豆生香”。上元袁氏宗祠寝堂前柱上写道“上元荔林碧云天 珍顺后裔记宗贤；卢墩秋水连福地 简庵堂前怀祖恩。”又如上周塘杨氏宗祠享堂联上“仲亲楝宇重新母怠母荒集腋成裘修祖庙；贵族门闾光大乃文乃武承先启后建宗祠。”都说明了其中原因。
祠堂也是一所规范族中人行为的场所，为了更有效地把同一血缘的人们紧紧团结起来，巩固宗族管理，还必须有一整套政治、经济组织措施，下朗袁氏宗祠就有《裕后良规》的族中规条，族规规定：“男子十六岁方得入祠随班行礼，百行以孝为先，百恶以淫为首，倘不孝不弟丞无道，一经鸣投或经首报证之，什僯询之父母、兄弟，果得实，迹即革出祠，以惩恶也。”；“祭祀先宜斋戒沐浴，尽敬竭诚，不得过午放炮，凡三初炮列几筵品物，二炮长幼斋集中堂，三炮封门行礼。祭毕序尊卑别，长幼两旁对面齐挹后唱，各分签后至者，不分胙以期整肃也。”；“元旦（新年）日，两房家仆义男，凡年十六岁为家主者，俱要率领至祠，俟众主行礼后，各义仆先向祖先三叩首，次向众主叩，叅然后各令回家，以明主仆也。”以此来规范族中人，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族中之清规戒律非常严谨，以敦促族人的言行举止。
茶山祠堂的外观，就像一座庭院式的住宅，门口为第一进。祠堂门口的上方，都会悬挂“某某某宗祠”之类的扁额，大门口会贴有一副对联，对联一般都是描述祖宗的迁徒或历史、荣誉。因茶山各族人群大多是从文明发达的中原，迁徙到闭塞落后的岭南，移民对祖先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视为精神归宿。尤其是南宋以来，南迁者越来越多，每个最先来到的人，就成了这一族的开山始祖，这一特点我们在各家族祠堂的对联中可以明显见到。如增埗村卢屋卢氏宗祠称“骆前今姓氏，河北旧家声”；下朗袁氏宗祠谓“系本汝南鹤洞桐山绵世泽，派宗宋将文经武玮振家声”； 寒溪水村罗氏宗祠表明“系由蓈底，绩着南昌”；刘黄村黄氏宗祠“岭南骏族，江夏鸿宗”；京山村叶氏宗祠“系原大埔，派衍京山”；骆氏宗祠“勋高总马，派衍义乌。”等，从联文上足以证明了自己的世系。但同是一个姓氏的对联也不尽同，如增埗村沙墩刘氏宗祠门口对联为“燃蔾世胄，籫杏名家”；增埗村塘边刘氏宗祠对联写着“彭城世泽，黎阁家声”；刘黄村刘氏宗祠为“彭城世德；禄阁家声”；坣头村刘氏宗祠“彭城世泽，天禄家声。”冲美村刘氏宗祠“彭城世泽，汉室家声”；塘角村陈氏宗祠“太邱门第，颖水家声”； 粟边村陈氏宗祠“颖川衍派，巽水朝宗。”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茶山的宗族祠堂，第一进中间部分通常是用格扇门档着大门入口的，在格扇门柱上有些贴有对联，如南社晚翠祖格扇门柱上就贴有“中正巍峨昭日月，居然屏障卫山河”；刘黄村的黄氏宗祠格扇门上贴有：“入其门必恭敬止，由是路惟孝友于”；横江旭和家墪格扇门贴着“入其门必恭敬止，行正道熟悉中庸”；林蘆山祠格扇門上写着“舉步中規中矩；趨庭聞禮聞詩。”格扇门的设立，这与风水学“冲”有很大的关系，用格扇门档一下，使气两边分流，这也体现了道家的思想在民间的潜移默化。入内则有廊、天井等建筑，中间宽敞、高大的厅堂，多是用来议事的地方。中间靠后部分，多为用一扇格扇门隔着。大厅的墙上或四周的柱上，大都挂有楹联。祠堂的楹联内容多是对祠堂主人或先祖品德、情操的赞颂，或交代先祖的来龙去脉。如南社谢氏大宗祠就有一副楹联写着“随父宦以至南雄想当年冠服翩翩玉树家声荣追两晋，避宋乱而迁东莞迨四传孙曾勃勃乌鸡神梦兆报五雏。”“乐业安居，开基独识南畲蓢；间关越险，寄迹先从芦荻墩。”说的是当年南社始祖谢尚仁初来茶山，开始落脚的地点是在茶山的芦荻（芦葭岭）墩，由于在当地不能安身，后寻得环境幽旷，山水奇秀的南社安居下来，当时的南社还称南畲蓢。另一副楹联写着“祖德久难追，由周代祥开，历宋元明，宝树根深和蒂固；宗支分亦合，自弋阳系出，联东增博，陈留源远永流长”。说的就是谢氏的历史。刘黄村刘氏宗祠中堂柱上刻有“惇一本以笃宗盟仁率祖义率春继继绳绳勿替陶唐谱谍，叙十伦而崇祀典左为昭右为穆跄跄济济无忘稿洛章程”；有些在两旁的廊屋或厢房会陈列碑刻、书文、字画等各种文物。如下朗村七世祖宗祠就刻有《重修七世祖》和《修围序》的碑文；刘黄村刘氏宗祠摆放有《十排义渡》碑记，记述了刘黄村民摆渡工刘贵与土豪陈泽上等人打官司的情形。为了缅怀和追忆先贤，不论古代还是现代，功成名就人士的后代，往往在祠堂内为其前辈悬挂各种牌匾，以彰显家族的荣耀。这些牌匾大都质地考究，或显得凝重肃穆，或显得金碧辉煌。如南社村就将其本村文武进士的牌匾高挂在中堂上，以得后人敬仰；孙屋村孙氏宗祠挂有“奉旨钦赐翰林（孙仕登）”；“柱国元勋”。享堂中，各姓堂号也不同。茶山圩上步林氏宗祠“世享堂”、下步林氏宗祠“如在堂”、刘黄村黄氏宗祠“惠时堂”、刘黄村刘氏宗祠“惇叙堂”、超朗上围钟氏宗祠“敦睦堂”、超朗上围胖庵宗祠“心广堂”、超朗下围钟氏宗祠“报德堂”、超朗叶屋叶氏宗祠“叙伦堂”、超朗麦屋麦氏宗祠“爱慤堂”、超朗孙屋“”、横江村坑口袁氏宗祠“乐儒堂”、 增埗村塘边刘氏宗祠“敦睦堂”、沙墩刘氏宗祠“敦睦堂”、增埗村卢屋卢氏宗祠“流庆堂”、上元村袁氏宗祠“笃叙堂”、上元村上周塘杨氏宗祠“时思堂”、下朗村袁氏宗祠“雄绪堂”、孙屋村孙氏宗祠“振业堂”、粟边村陈氏宗祠“德星堂” 粟边村游屋游氏宗祠“承德堂”，许多祠堂还悬挂着“解元”、“恩赐翰林”、“文魁”、“监察御史”等牌匾，就不一一而述。由于茶山祠堂融入了许多地方传统文化的精髓，自然成为人们牢不可破的精神纽带，尤其是族中优秀人物的人生轨迹、才识德范，往往成为激励后代奋发向上的动力。
祠堂是一个宗族的圣殿，许多大事都要在此议决和进行，到祠堂举行祭祀仪式是家族的一项重要活动。祭祀的目的，大概是让活着的人和祖先在精神上得到沟通，同时，也增强宗族成员的同源意识，促进团结。
祠堂的后进为寝堂，均有神龛摆放，是供奉“神主牌”（祖先神位）的地方，气氛显得较为神秘、肃穆，与前殿、中殿的格调大不相同，使人有种阴森感。但也挂有不少楹联，如沙墩刘氏宗祠寝堂神龛上写着“堂成有幸思元老，孝道无亏敬祖先”；塘边刘氏宗祠寝堂后柱贴有“神力永扶丁财旺天清气朗佑我山河成锦绣，祖德常育子孙贤日丽风和定要塘边变桑田”；横江旭和家墪寝堂后柱贴着“昌鸿启运图敢云学仰莞沙累世式型敦气节，远谋垂燕翼惟愿芳流茶峤千秋俎豆奠馨香”；坑口袁氏宗祠寝室联“奉典礼以格先露温霜肃，议大夫之崇陛山高水长”。这些楹文示它以血缘为基石，以亲情为纽带，穿越漫漫时空隧道，保持着后人与祖先心灵的沟通，是连接后人与母体文化的血缘脐带。祖宗祠堂在，先贤牌位在，人们寻根的客观环境就存在，缭绕的香炉青烟就不会断。这就是“根”的意识，祠堂象征着祖先和家族心灵的“长城”，是子子孙孙一条永走不完的乡恋之路。
祠堂作为一族圣地的象征，虽然存在一定封建族权思想和封建迷信思想，不能与时俱进，但它却牵动每一位游子的心。当远居海外的赤子回到故乡，头一件事便是到祠堂向祖宗告知其平安归来。从这一点意义上讲，祠堂具有维系海内外血脉亲情和加强海外乡亲同祖国联系的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因此也可以说，祠堂又是一条中华民族“根”的纽带。许多华侨为了本宗的荣誉，都会不遗余力地投身于建设家乡的各种公益事业中去，充分体现了海外宗亲爱国爱乡的赤子情怀，他们的义举深深印证了“同宗同血脉”这种说法。祠堂的封建色彩已逐渐褪去，越来越成为单纯的民间活动场所。不少宗亲遇上红白喜事，都喜欢选择在祠堂里摆酒设宴。更有不少棋曲同好，经常聚集在祠堂里开展各种富有意义的活动。不少祠堂，已成为老人的乐园、曲艺爱好者的聚集地，每个人都仿佛沉浸在祥和而愉悦的情境中。
二、 名人祠庙
茶山族姓祠堂数量之多，除了具有浓厚的封建家族血缘色彩的宗祠外，还有两种与宗祠形式非常接近，但又并不完全等同宗祠，它们也像宗祠一样，也是古人举行某种宗教祭祀的活动场所，只不过祭祀的对象不是祖宗而是他们信仰和崇拜的人，那就是圣贤祠和神庙。
崇拜圣贤是中国古代人们宗教信仰中又一种重要表现，圣贤崇拜不是虚构的神灵，而是有一定传说根据或实有的人物。这些人物有因政绩显著、为官清廉、英勇抗敌、为国捐躯等原因而受人们的崇拜，有的则是因恪守忠孝、品德高尚、才华横溢、心灵手巧而受人们敬仰，他们死后，大都被人们神化为半仙半人式的圣贤受人歌颂，人们就建立了各种祭祀形式和纪念场所，这些场所就是圣贤祠了，所谓圣贤祠，是指以某个先贤人物为祭祀对象的祠庙。
神祠亦即神庙，是指以某个神仙形象为祭祀对象的祠庙。神庙的产生，与古人的崇拜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远古时代，人们不但对自己祖先有着强烈的敬畏感和崇拜感，而且对于各种神灵鬼魅和圣贤先哲也同样有着敬畏感和崇拜感。当时缺乏科学知识，认为世界上的万物万事都是由神灵支配的，神灵的喜怒哀乐，不但决定整个世界，也会主宰世间所有众生的前途和命运。因此，中国古代被视为神灵形象的，几乎涉及到自然万物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对不可解释的自然现象统统归纳为神的所为。故中国历史上迷信风气广为盛行，鬼神思想严重泛滥，明清时期到了无村不设庙、无村不立祠、无家不拜神的情度。
茶山建有纪念名人的祠庙也非常多，如建在茶山圩卫屋和城门头的“三忠宫”、在林屋上下步的“姑白庙”、建在北门外纪念钟黄山的“慕德祠”、也建有祈祷神灵保佑的“东岳庙”、“关帝庙”、“洪圣庙”、“康王庙”、“观音庙”、“大王庙”、“康王庙”、“文武庙”、“金花庙”、“医灵庙”、“吕帝庙”、“张王爷庙”等等。
1、三忠宫：茶山圩就有二处，现已拆毁。一处在原卫屋（现环城路旧电子厂处），一处在原城门头（现文化路茶山茶楼处），都是为纪念南宋大臣文天祥、陆秀夫、张士杰而建的，他们三人是南宋抗元三杰，最后都以身殉国，茶山人因大多数都是避南宋战乱而迁居到此处安身的，故建祠以作纪念。
2、姑白庙：茶山圩也是有二处，一处在下步林为老姑白庙（现环城路密封件厂旁，顶盖已拆，四周墙还残存，门口依在），另一处在上步林称嫩姑白庙，已拆毁。茶山人称姑白庙，实则是妈祖庙、天后庙，因林姓氏族是从福建莆田迁徒而来，妈祖原是都巡检林愿之女，名默娘，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殁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享年二十八岁。林默娘初生时，红光满室，异气氤氲。由于生而弥月，不闻哭声，故名之曰默娘。林默娘八岁就塾读书，喜烧香礼佛。十三岁得道典秘法。十六岁观井得符，能布席渡海救人。升化以後，有祷辄应。自宣和以后，两宋间先後敕封达九次。其封号，南宋光宗绍熙(1190年)由「夫人」进爵为「妃」，元世祖时又进爵为「天妃」，清康熙时再进爵为「天后」。至清嘉庆年间，妈祖的封号已经累积到二十八字。太上老君封妈祖为「辅斗昭孝纯正灵应孚济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所以林氏族人称其为姑白，姑白庙的出处就由此而来。
3、东岳庙：东岳庙又名东岳行宫，历史悠久，建于何年何月已无可稽查，最早的记载是明正德九年重建。庙中现保存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由里人国子监五经博士林光（即林南川）撰写的“重修东岳行宫记”石碑也已证实其事。
该庙虽经明、清、民国多次重修，但在原址上还基本上保存原貌。庙为三进五开间，有前殿、香亭、正殿。前殿为硬山顶、硬山搁擅式结构建筑，香亭为重檐四角亭，正殿施如意斗拱。山门开有三个圆拱门口，中间为大，两边为小侧门，山门前立有8根红石柱来支撑瓦面，颇有些像小宫殿模式，所以有茶山建庙建成皇帝殿之传和刘孔武想造反当皇帝之诈。大门上方悬挂着“岱宗灵贶”四字牌匾，由原广东文联副主席李曲斋先生题写，两边挂“选胜敞祠宫顾八百里山河皆海岱色；祝厘虔俎豆期十三坊人物尽鲁邹风”的长联，据说原匾和长联是由进士袁昌祚所题写，由于已毁坏，故由后人重书。庙内供奉着东岳大帝、十殿阎君和十二奶娘，民间传说东岳大帝掌管人间生死，所以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东岳庙，陈设基本也是大同少异而已。乡人多误为该庙由刘孔武所建，但据石碑碑文记载与所建人发绩时间相差堪远，故不能定为刘孔武所建，这是后话。
4、关帝庙：南社关帝庙，始建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占地350平方。因文人举子祭祀孔庙（文庙），武人举子祭祀关帝庙。关帝庙又称关王庙，因关羽是忠义勇武的象征。由于关羽的忠义，后被人神化尊为“关公”、“关帝”，关羽从英雄列为圣贤，从将军成为帝王，从中可知人们崇祀的是忠孝节义的精神。该庙前为门厅，后为正厅，中间天井，左右各带耳房，为三开间二进硬山顶建筑。大门上方悬挂“武帝庙”，门厅为抬梁式结构，梁架上布满了木雕装饰。天井中央设方亭，成为“香亭”（拜亭）。两侧耳房由于有象小庭院式装饰，显得雅致。这样的布局不同于祠堂，更有别于其它古庙，显示出这座关帝庙的特征。
茶山的祠堂，它在社会的发展史上扮演过不少角色，它在经济发展中起过不少作用，可以讲功不可没。在建国初期百业待兴时，几乎所有的村一级行政机构和学校、工厂均在祠堂内办公、上课和生产，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如中心小学就设在“五袁祠”、中学创办时也设在“林氏大宗祠”和“叶祠”、寒溪水小学设在“罗氏宗祠”、下朗桐山小学设在“七世祖”；初期的茶山乡人民政府也设在“叶祠”、茶山大队部设在“景福堂”、增埗大队部设在“约亭”、下朗村委会现还在“七世祖”办公；粉厂、副食厂设在“林氏大宗祠”、化肥厂、综合厂、成衣厂设在“袁氏大宗祠”（均临祖）、农械厂设在“林氏宗祠”、油厂设在“梁氏宗祠”、茶山粮食管理所设在“卫氏大宗祠”（卫大宗）等等也录之不尽。
祠堂的建与毁，迁与修，记载着故乡的沧桑变幻。记载着人间的沉浮，历史的春秋，文化的传承。古老的祠堂，其命运随着中国的政治运动而变化，在文革期间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在哪动荡的年代，一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因为祠堂的年代久远，曾经具有封建社会色彩，就定它为封建“四旧”产物，对祠堂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等视而不见。他们打着“破四旧、立四新”的旗号，把祠堂里最具中国建筑特色的雕饰品肆意破坏、拆除，有些甚至到了无法修复的地步，至今只剩断墙残垣。有些祠堂则被彻底拆除，或用祠堂改作他用，或用拆祠堂的砖木建设村里的谷仓、猪屋等等。如今，未经修缮的旧祠堂有的已经荒废了，但仍留着破“四旧”造成的累累伤痕，老一辈的村民、外出谋生归来的游子都抹不去对祠堂的情愫，偶尔向后辈述说祠堂里发生的一切一切……。
三、 木本清源，族谱记传
词堂的功用是敬祖睦亲。敬祖睦亲和维系宗族间的秩序，还需要有具体的方法，要有相应的文本记载和一定的经济基础支撑，族谱和义田（俗称白公田地或公偿）正是祠堂建设的基石。
据传清代黟县县令孙维龙诗道：“祠堂高耸郁云烟，松柏苍苍不记年。最爱土风犹近古，苏公族谱范公田。”诗后加注曰“邑中族姓俱有祠宇，以为岁时俎豆之地，捐义田以济贫族婚葬之用。宗谱家置一本，询其支派，虽村愚亦能历历数焉。”故此，族谱是祠堂中最重要的文本，也是最灵动的部分，它记述了本族人的迁徒、生活、生卒、兴衰和成败。
茶山祠堂作为族人敬祖睦宗之地，其立族之本在于修订族谱。有些在族谱中写明“立族之本，端在修谱。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国无史不立，族无谱不传。”宋儒士朱熹说：“三世不修谱，当以不孝论。”“谱者，家之大典。”
茶山村钟屋重修族谱序言道：“家不可无祠，族不可无谱，无祠则无以奉先灵，无谱则无以昭世系。”超朗村麦屋族谱曰“窃维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家谱所以记宗族世系之尊卑，其事虽殊，而所以赖留后世。”骆氏族谱序中记述“国有国史，族有族谱。族谱，是姓氏之谱，记载着一姓的血缘关系。”
族谱，是国家宝贵的文化遗产中极待发掘的一部分，它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是民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国史、方志和宗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
一个中华民族的裔孙，不管是留居祖地还是迁徒四方；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名人显宦，而都要编谱入册，列名门墙，祭祀祖先缅怀先祖开拓之艰辛，希望后代事业之发展，乃是共有的心愿。这种殷切寻源追根之愿望，是家族姓氏祈求团结和睦、奋发图强、繁荣昌盛的民族团结奋进意识的表征。
雍正皇帝在阐述《圣谕十六条》时说：“立家庙以荐烝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庄以瞻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故宗祠、家塾、义庄、族谱，都是宗族祠堂中族人合力必办的大事。
巨家大族，雕板刊印族谱，寒微之族，沐手恭抄族谱，使千年血脉不断，千载谱系井然。从现有的族谱来看，林氏族谱保存的为最好和齐全，由始祖至今，洋洋万字，达十本之多，一尺之厚。钟氏谱族虽为复印本，也有八本之多，手绘地形图非常接近实地。
族谱，虽在十年浩刧中烧毁和散失了不少，但现在不少村中长辈在暗中收集各有关信息，并准备修谱。
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中国历史悠久，国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各民族殊风异俗，形形色色，蔚为大观。对于中国民俗，古无专书记述，惟方志及古人著述中略有涉猎，但古籍卷帙浩繁，非人人所能尽读，亦非人人所能实地考察。而了解中国民俗，小至立足社会，为人处事，达到人生奋斗目标；大至熟悉国情民情，移风易俗，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人们往往是注重兴修国史、盛世修志，忽视了对祠堂文化以及族谱家乘等谱牒文化的研究，放弃了有利于提高国民道德修养和素质的优秀治家格言、家训和族规的教育，忽视了祠堂文化中忠贞爱国、为国家、为民族英勇献身精神的继承与弘扬，使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古老的祠堂文化及其载体—祠堂建筑已成凤毛麟角。
外出谋生的乡亲往往把祠堂和故乡同样看重，把祠堂看作根之所在，富足后的村民对祠堂的怀念也有些膨胀了，所以，近年许多乡村的村民和海外乡亲合资把破旧的祠堂翻新修复，在原地仿照原来的规模建起了新的祠堂。长辈们对祠堂眷念之情得以慰藉，晚辈们得一娱乐场所，村中又多了一处公众活动的地方，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祠堂，在此太平盛世，国强家兴的今天，被赋予了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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