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黄梁一梦成真 袁可立小鬼对白应验

董其昌黄梁一梦成真 袁可立小鬼对白应验

  睢阳（河南睢县）的袁可立比云间（上海松江）的董其昌小八岁，但董其昌又总是对袁可立谦称自己为“弟”，而且两者的家乡相距两千里之遥，但两人却能同窗共读成为同年进士并成为知交，这个故事至今在袁可立的家乡睢县一带盛传不衰，成为千古美谈。而他们在少年时代谶语成真的传说也一直成为中国命相和阴阳五行家们所苦苦探寻研究的题材。
  王溢嘉先生在《中国人的心灵图谱》一书中引述清代王椷的《秋灯丛话》时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述：“睢州（这个记载当是王椷老先生的误记，应为华亭，即今天的上海市松江区）有一位老儒生（即董其昌），屡试不第，心情郁闷。有一天晚上，忽然梦见神人前来告诉他说：‘你要等待袁可立和你同考，才有希望上榜’。他梦醒后觉得非常奇怪，于是到各地学堂中去逐一查访，但都没有找到袁可立这个人。有一天，他到外地闲游，走累了在一个村塾里休息，看到了一个少年容貌颇为奇特，他便好奇地向塾师请教这位少年的名字，塾师说：‘他是袁家的孩子，名叫可立’。老儒生听了，又惊又喜，在知道袁可立家中贫穷恐无力上进后，他就将袁可立带回家，亲自课读。到袁可立二十岁（实为二十七岁）时，两人一起参加考试，结果在乡试和会试中都同时上榜。”  
  在睢县的邻县民权县花园乡吴老家村，袁可立的十世孙媳董氏老太太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从袁家祖上世代相传的故事：袁可立幼年时，一日夜里，漆黑异常，袁可立秉灯入厕，却没有放灯的地方。忽然身后有声音说：“侍郎爷侍郎爷（明天启中袁可立曾任兵部侍郎），请你把灯放到这里吧”。袁可立好生奇怪，借着昏暗的灯光看到了一个光头小鬼，他拍拍小鬼的光头就把灯盏放上去，然后问道：“小鬼小鬼你好大的头呀”。小鬼答：“侍郎爷侍郎爷你好大的胆呀”。幼年的袁可立感到诧异，又问：“小鬼小鬼你为什么这样称呼我？”，小鬼说：“我是受人之托告诉您，有一位姓董名其昌的文曲星老爷转世，等着您前去同读共考呢，来日将有侍郎爷的名位等着您呀”，袁可立起身取过灯盏，随后那小鬼便消失在黑影中。董氏老太太还说，当年与袁家结亲时，就知道董袁两家祖上是世交。
  这两则故事出处不同，一个记载于清代笔记小说，一个出自口碑，但二者异曲同工，胡为印证。透过这种迷信的神秘主义，实际上体现了袁可立和董其昌两个人年轻人对新世界和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向往，甚至于用我们今天的观点可以理解成二人在少年时就树立了很大的志向倒不无借鉴意义，因为毕竟谶言是中国古代神秘（迷信）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而且袁可立和董其昌在知道这是神明向他们泄露的天机后，并不是是消极的等待，而是都不辞劳苦地去努力奋斗，最后皇天不负苦心人，让他们都能如愿以偿，先后在乡试和会试中同科考取了举人和进士，成功的兑现了两个年轻人各自所窥见的“天机”。
  透过董其昌和袁可立的事业勋名及其个人交往，相关的史书记载也从不同角度为上述两则故事留下了很好的注脚和印证，这反而更增加了故事的神秘性。   
  董其昌在《袁伯应诗集序》中写道：“余与伯应（袁可立子袁枢字伯应）尊公少司马（即袁可立）同举于兰阳陆先生之门”。“陆先生”即陆树声，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与董其昌同乡，官至礼部尚书。这个记载至少说明袁可立确实去上海和董其昌师从陆树声学习过，看来故事中董其昌“将袁可立带回家，亲自课读”的说法也并非无米之炊。
  中国道教经典著作《道藏辑要·在陆肇祥》在记述袁可立的别墅建筑群袁家山时这样写道：“淮（袁可立父名淮）甫晤而立生一生。（袁可立）文章事业董宗伯，其昌志载甚详。”董其昌官至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袁可立官至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后以子袁枢官河南参政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也与董其昌官阶相当。
  在今天的山东蓬莱阁避风亭内袁可立的《海市诗》九方刻石上，仍然留下了二人在事业和官运顶峰时期的合作之笔“睢阳袁可立题、云间董其昌书”的字样，董其昌在尾跋中称颂袁可立的“大作雄奇”，“弟以米家法书之”等语，世人将此称为珠联壁合之珍品，至今为海内外所重。
  崇祯六年十月，袁可立的儿子袁枢去北京上疏省亲，顺路探望年伯董其昌，董其昌触景生情，想其退休在家多年的故友袁可立，随作山水画《疏林远岫图》相寄赠。该图现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题曰“癸酉十月之望，年家袁伯应司农上疏归省尊人大司马节寰（袁可立号节寰）年兄”。张庚《国朝画征录》：“枢博学好古，精鉴赏，家富收藏，工书画，为华亭董宗伯，孟津王觉斯所推许”。袁枢能成为明末著名书画及收藏家，与年伯董其昌的提携有很大的关系。董其昌卒后，董一生最喜爱的“四源堂”四幅名画都悉数归袁枢所有，至今尚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16幅《董其昌纪游册》，为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罕见，也是睢阳尚书袁氏家藏旧物，每幅都钤有“袁赋谌印”（袁可立长孙袁赋谌），由此可窥见董、袁二人关系绝非一般同年。
  崇祯六年冬，袁可立病逝于睢州，八十一岁高龄的董其昌在退休归程的路上以悲壮的心情写下了《兵部左侍郎节寰袁公行状四册》。款云：“明崇祯八年六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特准致仕驰驿归里邻治弟华亭董其昌顿首撰并书。”
  二人在仕途上也同样坎坷多艰，几起几落，休戚共生。明万历中都遭贬回籍，又都是泰昌皇帝同时启用的那批旧臣贤能。在魏忠贤横行的天启末年，两人都受到阉党的排挤和迫害，董其昌是“深自引远，请告归”（《明史》），袁可立是“珰以可立有意远已，於是加尚书衔致仕”（《睢州志》）。两人一个成为旷世书画大家，一个成为一代廉吏和抗清名将。五百年即将过去，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有此佳话相传，不惟成为玩家茶余饭后的佐谈之资，更是史家和传统文化研究者所永远乐道的话题。      （睢阳 长美yhq8509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