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震--吴晗夫人，河口袁冲人

标  题: 万金难买生死情
发信站: 生命玄机 (Sun Mar 15 15:50:00 1998) , 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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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晗的道德、文章，世人广为传颂，但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崇高品格却
少为人所知。吴晗、袁震夫妇患难与共、至死不渝的高尚爱情，为年青一代树
立了优秀的榜，也使老一辈亲友缅怀钦敬不已。
    袁震十来岁就在故乡湖北老河口市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年考入武
昌女子师范，学校在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等革命先驱的影响下，接受了先
进思想。1922年，袁震为湖北女子参政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1925年以优
异成绩考入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因交不起学费，只得到女子师范充当职员，
学校当局又说她是个“危险人物”而解聘。1930年她又考入国立清华大学，读
到四年级时得了肺病，被迫停学。正在她身患重病又不名一文的时候，吴晗来
到了她的身边。当时她已27岁，吴晗25岁。吴晗对个缠绵病榻的姑娘一往情
深， 非常钦佩，坦率地向她表示了爱慕之意。袁震不愿意拖 累这个才华出众
的年青 人，没有接受吴晗的爱情，但吴晗仍然不断来找袁震，真是祸不单行，
袁震肺 病之外，又加上了骨结核病，被一幅石壳固定在病床上，饮食起居不能
自理。 感情稍不坚定的人，对这样一位朝不保夕的姑娘，早已避之不及，这时
候，也 正是吴晗青去得各的当口，他同时得到了当时学术界两位名我－－胡适
和蒋廷 黻的青睐，在他毕业时，争相要把吴晗罗致门下，胡适再三要吴晗到北
京大学 任教，蒋廷黻就破格提升吴晗为清华大学的教员。像他那样一位学有专
长的青 年学者，要找一位富家的美女易如反掌，但吴晗精诚专一，绝不旁骛，
他到袁 震的病塌前的次数更多了，交谈的时间更久了。由于袁震被固定高高的
病床上， 吴晗只有立着才能同她交谈，但他毫无倦意，一谈就是一、二个小
时。袁震要 喝水，吴晗就把一根玻璃管递她，替她捧着水杯，喝了水又谈。他
们谈些什么 呢？绝大部分是对理想的的探求，时势的分析，学问的研究。由于
袁震较早地 接受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加上她的博闻强记，思路开阔，因
而在各方面 都能发表清新意见，尤其在吴晗专攻的历史学领域，袁震依据历史
唯物义义观 点往往能理出刎到的见解，这一切使吴晗非常佩服。记得有一次讨
论一个学术 问题，吴晗引证了他当时募新生的“适这先生”的观点，但这个观
点却被袁震 驳倒了，吴晗也心悦诚服，认为难得。袁震笑着说：你怎么老是在
胡适面前矮 三尺呢？”吴晗哈哈大笑，说：“那么，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一丈
！”对吴晗倾 向党、倾向革命、皈依马列主义，袁震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
当年的她却是 一个失学失业、贫病交迫的姑娘。
    吴晗在北京找了一位瘫痪在床的姑娘做未婚妻，急坏了家乡的老娘。母
亲立即驰书北京，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吴晗婉言奉禀，楹力称赞袁震的人品学
识。母亲心急如焚，千里迢迢从浙江义乌乡下赶到北京，她要亲眼看看使儿子
如此眷恋情深的姑娘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吴晗深知，这种不愉快的见面只会加
深双方的痛苦，他只得违心的专用乐，袁震的健康大有起色，刚刚动身到外地
疗养去了。母亲只好带着满腹疑虑回乡下去了 。
    袁震也是别具慧恨，识英雄于莘莘学子之中。她同吴晗认识之前，中学
时代就坚决废弃了同一个家财万贯的独养公子的婚约，接着又谢绝了清华大学
教务长、一位年轻的留美博士的追求，而把自己的纯添的爱情，献给了尚未成
名的吴晗。
    后来，吴晗学问日增，声誉日高，他对袁震的爱情也愈笃。1937年“芦
沟桥事变”后，吴晗应云南大学的聘请到了昆明，袁震还被固定在病床上，只
得留在北京治病。两地书信不绝，安慰鼓励，情词真切，互相增加了在逆境中
奋斗的勇气。
    纯洁的爱情是强大的精神力量。吴晗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著
作。袁震也在吴晗执著爱情的鼓舞下，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终于可以从病床上
下地行走了。吴晗关山万里把袁震接到昆明。吴晗母亲这时也到了昆明，她老
人家心地善良，她在袁震面前强忍悲痛，好言相慰。但她对儿子如此固执地对
待自己的终身大事，非常伤心。她痛苦流涕地对吴晗说：“这个姑娘端庄大
方、 彬彬有礼，是个好姑娘，但她已病成这个样子，又不能生育，你怎么能同
她结 婚。只要你答应不同她结婚，我可以把家乡的房屋、田产全部变卖了替她
治病， 替你尽心！”吴晗满含热泪地对母亲说：“您完全错了！我们相爱，是
因为我 们今生今世不可缺少，我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我，这种同生共死
的感情， 是一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忠贞之士，金石之言，真是万金也难买
的生死情！
    袁震的身体虽然有好转，但行走仍要人搀扶，日常生活还不能自理。吴
晗当时已是西南联合大学的著名教授了，然而，他还是满怀喜悦地照料着袁
震， 做饭、洗衣、挑柴、担米，都是吴晗亲自动手。他当时既要看书，又要写
作， 还要从事党交办的工作，奔波劳累，紧张异常，唯一的休息就是在晚饭后
扶着 袁震在乡间的小道上散步。晚上，他把袁震扶上床之后，又挥笔著述了。
    在吴晗的精心照料下，袁震慢慢地可以自己走路了，慢慢地可以料理自
己的日常生活了，慢慢地在脸上有了些红润。1939年10月，他们在昆明结婚，
一双患难情侣，终成眷属。
    袁震康复后，仍然充当吴晗的好助手。可以说，在吴晗发表的每一篇文
章中，都有着袁震的心血。国内外许多人都知道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吴
晗的大名，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他的身连有这么一位学渊博、见解独到的“家庭
学术顾问”。
    全国解放后，吴晗参加了北京市的领导工作，有一次北京市军管会几位
的领导人一起饮酒，吴晗大醉而归，第二天还不能同袁震一起商定一篇文章。
袁震在批评了吴晗饮酒误事之后，心想其他领导同志也应该注意类似的问题，
于是，她提笔给军管会主任聂荣臻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从吴晗饮酒误事的
建议。聂总看了信很高兴，称赞吴晗有位好夫人！这是袁震同吴晗结婚后唯一
的一次“干预外事”。
    1969年，吴晗夫妇先后不幸去世了，两个人去世的时间前后只隔六个月！
他们结合于颠沛流离之中，死亡于沉怨未白之时，真是同生死的患难夫妇，言
之令人泣下！
    吴晗和袁震在恋爱、婚姻上表现的高尚情操，代表了中华民族崇高的精
神。古往今来，在神州大地发生了多少万代传颂的忠贞爱情故事！吴晗、袁震
夫妇与前人相比，不但毫无逊色，而且还闪耀着前人所没有的共同为共产主义
事业奋斗终生的光辉！
　

吴晗的爱人叫袁震，出生于我的家乡——湖北省光化县（今老河口市——抗战时期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驻地）袁冲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
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袁氏家族是袁冲第一大的姓氏。袁震的家族是袁氏里面最大的一支。袁震的祖父袁邦濯系前清的绅士，知书达理，正直宽厚，是有名的绅士。父亲袁理堂——吴晗的岳父，16岁就考中了秀才，成为当地人人传颂的少年才子，他的一生献身于教育事业，亲自创办了光化县第一所女子中学，交任校长，还曾任过县教育局长，在我们家乡很有口碑。叔父袁书堂很早的时候就走上了革命道路，与董必武、林育南都曾经并肩战斗。后来牺牲。家乡每一年的清明节全乡的各个学校都会组织扫墓纪念。姐姐袁溥之更实在了得，奉中央命令。在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姐夫就是解放后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陈郁。
家庭良好的教育使得袁震从小就反对缠足，成为一个追求民主、追求进步的新女性。袁震十来岁就在故乡湖北老河口市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年考入武昌女子师范学校，在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等革命先驱的影响下，接受了先进思想。1922年，袁震为湖北女子参政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192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因交不起学费，只得到女子师范充当职员，学校当局又说她是个“危险人物”而解聘。1930年她又考人国立清华大学，结识吴晗订了终身。不幸在文革中，自己的丈夫被迫害。随后文革急速扩大，吴晗袁震一家的悲剧逐步的扩大成为中华民族的悲剧。文革慢慢的升级。
随着批斗《海瑞罢官》、打倒“三家村”的深入，文革全面展开，“红卫兵”逐渐出现。我曾经接触了一些当年红卫兵头目张承志、卜大华在文革后写的反思的书籍。根据这两个人的回忆，“红卫兵”一词的出现最早是在清华附中。张和卜都是清华附中的学生，当时文革中以他们为首的学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写了许多的大字报。后来就把所写的大字报的统一的署名为“红卫兵”，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红卫兵”三个字的后边有100多人签了名， 卜大华名列其首。不久以后北京的其他的高校，都在自己的大字报上署名“红卫兵”，并在这三个字的前面加上某某高校，以示区别。后来，全国都纷纷效仿。慢慢的，“红卫兵”就成了一个以广大学生为基础的团体的名称。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红卫兵”这三个普通的汉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一幕幕复杂纷纭的人间话剧。“红卫兵”被推上政治舞台中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必然性。可以说是政治斗争的产物。
我们知道从1956年召开中共 “八大”会议开始，毛泽东决定退居二线。1959年他正式将国家主席职务移交给刘少奇，由刘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但是，从1961年起，毛泽东似乎改变了主意。他渐渐对中央第一线失去了信任，从各种蛛丝马迹中分析，判断得出“一线”正背着他在干一些事。并且他认为“一线”正慢慢的架空他。
其实，就我们现在的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大学生来说，根据目前所能够接触到的资料来看，很难判断当时的实际的情形是怎样的。根据现形的一些资料来看，当时是毛泽东太过的敏感，杯弓蛇影。不过，政治上的事情通常是最为复杂和难测的。文革结束以后，对于文革评价的基调是邓小平定下来的。而文革中，很大的程度上，“刘邓”是一个概念。只是这个“刘邓”已经不是建国前的那个“刘邓”了。
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螺旋式上升的。它有时候会以隐瞒的方式来昭示真相，而有时候又会以真相的方式来融解假相。历史是可读的，但往往都是真真假假的。连真理有时候都是相对的、多元化的，何况是历史呢？
不过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一场挽救中国的运动是必须的了，终于在1966年他动手了，以他独特的方式。先是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它“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 本质上是剥夺了中央政治局、 书记处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权力。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党，政府，甚至法律之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这也还不够，不仅仅是中央，全国上下都需要。这个需要可以说是红卫兵的催化剂。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四个月里连续八次的接见，红卫兵走向了高潮。
但是后来，红卫兵逐渐的偏离了当初的那种“需要”。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首先，红卫兵成立的当初，就已经分成好多的派别。这是文革中上层政治斗争在学校里的曲折反映。虽说都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但其实，无论内部的思想还是社会大环境都极为混乱。这样的混乱当然在迎合“需要”的时候不免会发生一些偏差的。再者，随着文革的进一步的深化，许多的问题出来了，很多的现象与红卫兵当初想的都相去甚远。所说他们是头脑发热，不大不大小的学生，但毕竟是会思考的。最后的就是，中共高层领导的梳理和引导。分歧的扩大和政权的斗争逐渐的白热化和透明化。刘少奇向一些高校所派驻的工作小组和毛泽东明确的反对，这些都只是一个缩影。
更重要的是文革之初，最先揭竿而起的是北京市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一拨老红卫兵——即“老红卫兵派”，成员家庭出身多为干部和红五类，以高干子弟为核心。例如最先喊起“红卫兵”名字的清华附中，就是一个著名的“太子党”学校，其中中央领导的子女为数很不少。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向学校党委和工作组率先发难。这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一次浪潮。这次浪潮以毛泽东“8·18”接见红卫兵为其鼎盛时期，以“联动”被取缔为谢幕的日子。
“联动”标志着是“老红卫兵派”的谢幕。文革运动迅速波及老干部，在1966年11月“老红卫兵派”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其中部分人便组织成立跨校际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喊出“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的口号。到处贴出标语“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矛头直指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响公开抵抗文革运动的第—枪。这不是毛泽东当初支持红卫兵的初衷，对红卫兵很不满意。后来江青等人下令捣毁联动据点，逮捕其领导人员，关押在国家公安部。由于老红卫兵派在文革初宣扬“血统论”。当时有一幅对联是“血统论”的真是写照：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再加上他们执行极左路线，打、砸、枪和迫害大量平民，已丧失人心，所以“镇压”一至，立即受到整个社会的孤立、反对。
但是，红卫兵运动并未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这次浪潮的主体是“造反派红卫兵”，即使通常所说的“造反派”。其中的红卫兵领袖的骨干多是些文革前受压抑、受排挤的知识分子以及平民子弟。他们不计较家庭出身，更为看重的是个人表现。但是在阶级斗争的长期影响和社会压力面前，他们也往往推举几个出身红五类的红卫兵进入领导圈子。造反派红卫兵宣称：“我们红卫兵以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行动上，造反派红卫兵都要比老红卫兵走得更远。他们普遍热衷于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符合了毛泽东的“要求”，也是江青一流的需要。最后得到了大力的扶植。成为了中央文革的“铁拳头”，迅速取代“老红卫兵派”的地位而红极一时。
1967 年夏季以后，全国真正“天下大乱”了，毛泽东感到局面难于控制，屡屡给造反派红卫兵打招呼。但是，热昏之中的造反派红卫兵仍然热衷于冲击“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利用有利于自己的一部分毛泽东指示，继续争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毛泽东由希望变为失望，又由失望变为恼怒。后来，毛泽东断然派出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从而结束了他曾寄予过厚望的红卫兵运动。宣传队和当初刘少奇的工作组差不多，毛泽东用刘少奇的方式来结束自己发动的旨在打倒刘少奇的红卫兵运动。
1968年7月28日， 红卫兵的祭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间小会议室召见了红卫兵五大领袖：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滨。自此以后，红卫兵运动已成强弩之末，红卫兵运动的浪潮从此渐渐平息下来。在全国各地，虽然还有零散的红卫兵组织继续活动， 但作为一个整体，红卫兵渐渐消亡。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毛泽东的指示拉开了中国文革史上另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知青运动的序幕。无论是什么派别，现在的路都是一样的。迷茫、惶惑中的红卫兵，将其巨大的革命热情转移到了知青运动之中。
或许是临别前汽笛的一声长鸣，或许是幼小的心灵就将要承受别离亲人和家乡的苦痛，也许那一刻，很多孩子的心里都是潮湿的，那一天在他们的眼里一定是一个雨天。
深夜，凉风，异域的月光，清亮又清凉。三三两两，河滩上，，草坪上，，山丘上，吉它，口琴，还有那支最心爱的歌曲：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哭泣，眼泪，曲不成曲，调不成调——青春已逝，岁月无边。别了，青春；别了，红卫兵。
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夜晚过去了，历史的长河依旧流淌，留下的是模模糊糊早已干涸的河床，见证着一个干枯的时代。那干涸的河床就像那些老照片一样，就像是风干的记忆。可惜这样的记忆太少，太珍惜。幸好，还有一个李振盛。他为我们的记忆见证了许多许多。
在被《美国摄影》杂志评为2004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的《红色新闻兵》里，李振盛记录了文革中人们集体疯狂的非理性画面，以不加修饰不加剪裁的原生态构图的手法将一段真实的历史呈现给我们。真的，从中我了解了好多好多，对文革的观念也改变了好多。
我们在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文革的看法都有很多的片面性，包括我自己。有一些人极度的“怀念”文革，出于他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希望再来一次文革。有的呢是文革窥觅狂。为搜集到一点儿非官方的资料而欣喜若狂，在窥视文革景象的过程里得到自己不知出于什么心里还是心理目的的满足。还有一种人是若智若愚型。认为文革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其中，充满了混乱、权术、欺瞒、哄，还有利用、悍勇、斗争、血腥。感觉自己参透了一切，看破了红尘。一切就那么的简单。　　　　　　　　　　　　　　　　　　　　　　　　　　　　　　　　　　　　　　　　　　　　　　　　　　　　　　　　　　　　　
   李振盛感觉文革没有那么的简单，但是他换了一种方式去诉说。李振盛用他冷静而公正的眼睛记录着文革中荒谬、残忍的一幕一幕，但是同时，李振盛也用他热爱生活的眼睛记录下了那个在我们今天看来动乱的时代里温馨而可爱的一幕一幕，学习的热潮，满身是奖章的劳模，和父老乡亲们感情甚笃的上山下乡的年轻人……他会告诉你那里面也有激情，也有热情，也有不争的生活。看着照片，或许你会为那个时代的蒙昧和无知而羞愧，为他们轻轻的摇头。是的，摇头，因为我们没有辩解的勇气和底气，因为事实情况如此，甚或更甚。
李振盛是公平而公正的，但是我感觉他还是稍稍有些偏袒我们的祖国，最丑陋的一面并没有完整示人。《红色新闻兵》是从李振盛40年前拍摄并珍藏的5万多张底片中挑选出285张照片汇编而成。我不知道那没有公开的四万多张里边是不是有很多这285张里面所没有的东西。或者有一些是因为颜色太“黑暗”，不宜展出而删掉的。
我家在文革的时候也深受打击。根据我父辈们的讲述，我感觉文革比李振盛那285张照片要严酷的多。或许，还有更多的是在那剩下的四万多张中。不过，这285张给我的已经是太多太多的了。以前我只是听父辈们口述的那种种的情形，喷气式飞机，高高的帽子，愚昧的看客，狂热的人群，失控的秩序，在这里，我很容易就得到了一个生动的比照和对应。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里给了我父辈没有给我的一些东西。年轻的红卫兵，飒爽的英姿，学习毛主席语录的热情，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大碴子饭，大通铺，老乡。真的，有很多的情，在时空里面都是相通的。
李振盛自己都说，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停不下来，我们不能让周围的人觉得自己不够革命。有很多的东西是无可奈何的，也是现在很不能理解的。对于文革，感觉很复杂。那段历史太过的厚重，每一次的浸入之初都无比的谨慎心境，每一次的退出都感到疲惫身心。这一篇文章，我考虑了一个下午，敲了整整的一晚。
来到阳台，伸伸懒腰。楼下的路灯撕扯着黑暗，放眼远望，依然是厚沉的夜色。有点儿想家，但是望不到远处的故乡。
其实，所有的故乡原本不都是异乡吗？所谓的故乡不过是我们的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脚的最后一站。
　　　　　　　　　　　　　　　　　　　　　　　　　　　　　　　　　　　　　　　　　　　 杨明：《我以为有爱》
　　　　　　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
　　　　　　　　　　　　　　　　　　　　　　　　　　　　　　　　　　　　　　　　　　　 泰戈尔：《采思集》
历史没有故乡，只是在漂泊的旅程之中。每一段的历史都是一个人类团体上的留驻。“既然是留驻，那么，每一次的留驻都不会否定新的出发”，那就让我们开始新的旅程。历史没有永久的旅馆，终究是要出发的。

   文革，一个很特殊的词汇。那里面，有风有雨，有血有泪。当然，它的全称应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于1966年发动的。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文革的导火线，点燃了一个长达十年的全民运动。首当其冲，吴晗与邓拓、寥沫沙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三家村札记”是三人一起在一张报纸上所开设的一个专栏名称，主要的是一些针砭时弊的杂文。后来，邓拓留下了两份分别给党和妻子的遗书，被迫自杀，成为文革的第一个牺牲品。吴晗相继也被迫害致死。寥沫沙也遭到残酷的迫害，幸运的是他熬过了文革，在79年得到了平反，后来于1991年逝世。其实当时的目标不是他们三人，他们在某些人的眼里只不过是“小虾米”罢了，真正的目标是彭真，是刘少奇。不幸的是，他们的目标最后都达到了。有幸的是，历史最后给了公正的审判。
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那里有两句关于他们三人的话。第一句是“武汉的灯泡质量差”，这是他们名字的谐音，很容易的就记住了三个人的名字。这也实在是不敬了，不过那只不过是时代深深的烙印。往者已役，处处青山，现在不会有人这么叫的了。第二句是全国各地都在传唱的童谣“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这一句政治意味就已经是很浓的了。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对他们三个很熟悉，也不光是我，我家乡很多的人都是很熟悉他们的，尤其是吴晗，很多人都很感激他。原因是吴晗是我们家乡的女婿，而且他出资修建了至今依旧在使用的自来水厂。我的父辈人都是喝着那自来水长大的。
  文章来源：http://blog.voc.com.cn/sp1/wangrui/080626167554.shtml  王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