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袁氏

宋•袁采 ——《袁氏世范》共三卷，分《睦亲》、《处己》、《治家》三篇，内容非常详尽。《睦亲》凡60则，论及父子、兄弟、夫妇、妯娌、子侄等各种家庭成员关系的处理，具体分析了家人不和的原因、弊害，阐明了家人族属如何和睦相处的各种准则，涵盖了家庭关系的各个方面。《处己》计55则，纵论立身、处世、言行、交游之道。《治家》共72则，基本上是持家兴业的经验之谈。本书论述立身处世之道不同与一般著述，其语颇有见地，且深入浅出，极具趣味，极易领会和学习。《四库全书》在《袁氏世范》提要里讲：“其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覆详尽。”又说：“大要明白切要，使览着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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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世范　袁采
　　《袁氏世范》是中国家训史上与《颜氏家训》相提并论的一部家训著作，作者为南宋学者袁采。
　　袁采，字君载，衢州人，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初为县令，官至监登闻鼓院。袁采自小受儒家之道影响，以儒家的“修”、“齐”、“平”、“治”等信条来砥厉自己，颇有长进，才德并佳，时人称其为“德足而行成，学博而文富”。步入仕途后，袁采颇能以儒家之道理政，以廉明刚直著称于世，而且为官一任，很重视教化一方，时人赞之“爱人之政，‘武城弦歌’不是过矣”，在他任乐清县县令时，感“昔子思论中庸之道，其始也，夫妇之愚皆可与知，夫妇之不肖皆可能行”，于是撰写此书以“厚人伦、美习俗”。
　　《袁氏世范》原名《训俗》，作于宋孝宗淳熙戊戌年，当年刚刚上任的隆兴府通判刘镇为此书作序，通读此书，发现此书义理精微，“敦厚而委曲，习而行之、诚可以为孝悌，为忠恕、为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认为此书不仅“可以施乐之清”，而且“达之四海可也”；不仅“可以行之一时”，而且“垂诸后世可也”，于是建议将此书改为“世范”，《袁氏世范》由此而得名。自此，《袁氏世范》声誉鹊起，而其内容亦诚如刘氏所言，于国于民确有大益，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淳风俗”、“美教化”、“达人情”的家训经典。清朝《四库全书》收录了此书，并加按语云：“其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覆详尽”、“大要明白切要，使览者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将其与《颜氏家训》相提并论。
　　《袁氏世范》共分三卷：即睦亲、处己、治家。内容多涉及读书修身、敬业、重贤、尊老爱幼，治家理财、人伦之道、处世之道等多方面，娓娓道来，如话家常，其目的是营造一种和睦安宁的家庭氛围和社会氛围。其实，能做到这一点天下就承平无事了，因而《袁氏世范》虽不大谈为政治国之道，只就睦亲、处己、治家而论，却于为政治国有大补作用。全书虽然以儒家之道为依据，却也思想开明，富于哲理。袁采认为人性是影响一切的重要因素。
　　无论修身、齐家、处事，必须首先看到每个人的个性，要承认人的个性的差异，并尊重这种客观存在，“性不可以强合”，人性有缓急、刚柔、轻重、收放、动静、大小之分，若必欲强合必导致纷争不和睦，所谓“江山易移、本性难改”就是这个道理。即使是最亲的父子兄弟之间，若做父兄的不通情悟理，而要求子弟“惟己是听”，也会产生不和之情，甚至终身失欢。同样，做子女的见到父母有了错误，更要耐心给予改正的时间，才不失尊重长辈的美德。这些见解出自一个生活在封建礼教社会里而又身为朝廷命官的人，不能不说是思想开明了。他在“恶事可戒而不可为”这一节里，说：凡人做不好的事而不成，这是“天之所爱”，终无后患，更不用怨天尤人；见人做不好的事而称意，不用羡慕，那是“天之所弃”，待其积恶深厚才重重处罚，不在其身就在其子孙。这些见解都颇富哲理，意味深长。《袁氏世范》也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即对某一问题不停留在已有的成见，而善于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和看待。他在“子弟当谨交游”一节里，批评世人惟恐子女年幼，血气未定而在外面沾染恶习，就禁止出门，断绝交游，结果反而将子女变成了愚昧无知、不近人情的人。袁氏认为年轻人“情窦初开，如火燎原，不可扑灭”，即使关在家中，也会因为无所用心而密为不轨之事，因而作为家长应因势利导，让其选择时间外出，有条件地交游，增长见闻，自然也就能识破善恶黑白。纵然稍染恶习，也不至于愚昧不尽人情，全为小人操纵。这对今天的家庭教育也很有借鉴意义。在另一节里他又谈到“人生世间，自有知识以来，即有忧患不如意事”，即使大富贵之人，天下之仰羡以为神仙，而其不如意处各自有之，与贫*人无异。只是其所忧虑之事异耳”，而且“人无足心满意之时，能知此理而顺受之，则可少安”。这些内容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可以将其作为立身处世的信条。
　　《袁氏世范》内容实际，近于人情，前人说读《袁氏世范》如同事在眼前，不觉得半点说教，堪称“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者也”。如“父母不可妄憎爱”里讲：人之有子，多在儿时爱得忘其丑恶，任其所求，任其所为，无故叫喊，不知禁止，而归罪于保姆；欺侮别的孩子，不知警告，也归罪于他人。日积月累，养成恶习。孩子长大，父母的爱有所淡薄，一遇孩子做错事或不合己意，便愤怒不止，在亲朋面前历数其错，并加罪名为“大不孝”，弄得孩子灰心丧气。父母须知“教子当在幼时”，幼而分辨是非，长则无作恶之患；幼而遵守礼节规矩，长则无悖慢之心。孩子大了，违背己意，也不可深憎之。“大抵所爱之子孙未必孝，有的早亡。而晚年之依托及身后葬祭，多是所憎之子孙。世上常有此事，请以他人之已验之事观之”。诸如此类的事都好像发生在自己的身边，所以读起来往往有袁氏不愧为“留心风化之士”的感叹。
　　全书文字通俗，语言文白相间，稍有文化知识的人都能读懂此书。文风朴实无华，然一字一药，堪称金玉良言，足以警醒世道人心。《传世名著百部》收录此书，其目的是让广大读者通过阅读此书，取其精华，特别是取其对我们这个时代社会有用的东西，身体力行之，必定能营造出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社会氛围，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氛围和社会氛围，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

《袁氏世范》浅说 《袁氏世范》是宋人袁采写的博采众长的家训格集，初名《训俗》，寓意破除世俗之念。当时的府判刘镇读后推崇备至，并为其改名为《袁氏世范》，意即可为“万世之范”。《四库全书》收编该书时，把它与著名的《颜氏家训》相提并论，称之为《颜氏家训》之亚。
　　《袁氏世范》全书不乏警语灼见。作者深沉厚重的人生态度，成熟的生活体验，无不闪烁着哲人的智慧灵光。它传承儒家思想而不迂腐僵化，劝慰人们修身立品并智慧处世，追求安祥平和与心胸豁达的人生境界，汇聚了中华文明教子治家、育子成才的成功经验，具足今人借鉴。
　　《袁氏世范》阐明了立身处世、治家之道的普遍规律。论述极为详尽，见解明白切要，言辞也很笃诚。其中《睦亲》一门，凸显一个“和”字。主要阐明家庭成员怎样和睦相处，分析了家庭不和失欢的起因、弊害以及解决的途径与方法。诸如“处家贵宽容”、“背后之言不可听”、“人必贵于反思”、“教子当在幼”等论述，句句真切，字字药石。《处己》一门，备述修身处世之道，正确对待人生中必然遇到的生老病死、旦夕祸福，荣达沉浮。推崇“人贵信笃敬”、“厚于责己而薄责人”、“君子有过必思改”等。《治家》一门，论及士大夫持家兴业、宅居安全以及厚遇佃人、积善公益的经验。强调重名节树家风，“邻里贵和同”、“礼不可因人分轻重”，这些内容具有普遍的意义。
　　《袁氏世范》思想开明，颇具平等超前意识。历来的家训大多带有较为浓厚的“家长”意识。而读《袁氏世范》，一种平等意识力透纸背。袁氏首先将父子兄弟等置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指出人有各种不同的性格特点，要想家庭和睦，就要宽容大度，体谅别人的个性特征，于异中求大同。袁采没有过分强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主张如果有些人没有读书的天赋，也可以干一些贾商、农夫之类的工作。袁采最痛恨的是一些人既读不了书，又不愿意去凭自己的本事谋生，却甘愿沦为乞丐、强盗，并认为这种人生不如死。以上袁采提倡的是一种以人性为本位，尊重各自人生权利的新颖的家庭关系，摆脱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名位思想，读着这些情真意切、寓意隽永的忠告之言，令人觉得仿佛正在聆听一位忠厚长者的谆谆教诲，让人感受到一种心悦诚服的教化力量。在近千年以前封建意识极为浓厚的宋代，袁采能有这样先进的思想，确属难能可贵。
　　《袁氏世范》文字通俗，返朴归真，生活气息浓厚，对人们的行为方式有实际的指导作用。此书意在训俗，尽力做到“使田夫野老、幽闺妇女皆晓然于心目间”。旧时家塾也往往用作训蒙之书，在农村流传极广的通书，在客观上都起到了“形之一时，垂诸后世”的作用，其影响之大、流传之广，的确可以与《颜氏家训》相伯仲。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袁氏世范》中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安分守己、因果报应等观念是有悖现今风气的。但是，传统道德并非都是封建道德，批判地继承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咀嚼中华文明传统，升华做人品格才是明智的选择。

《袁氏世范》的伦理教化思想及其特色  
作者：陈延斌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江苏徐州
　　【内容提要】被誉为“《颜氏家训》之亚”的《袁氏世范》，在中国家训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袁氏世范》包含有丰富的家庭伦理教化和社会教化思想，在许多方面都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和训俗的内容、方法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研究《袁氏世范》，对我们今天的道德文明建设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 正 文 】
　　自北齐颜子推的《颜氏家训》问世直到宋明时期最受世人称道的家训名篇中，毫无疑问地应该包括《袁氏世范》。《四库全书》的编校者在该书的《提要》中，对《袁氏世范》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颜氏家训》之亚”。本文仅就其伦理教化思想及其特色作些分析和评价，以求能为我们今天的家庭德育和社会教化提供一些借鉴。
　　一
　　《袁氏世范》写于南宋淳熙五年，即公元1178年，作者袁采。据说，此人秉性刚正，为官廉明，颇有政绩。
　　宋代以前的家训，虽数量不少，但大多意求“典正”，不以“流俗”为然。而南宋官吏袁采的这部家训，却一反前人，立意“训俗”。故而书成之后，他将其取名为《俗训》，明确表达了该书“厚人伦而美习俗”的宗旨。后来，袁采请他的同窗好友、权通判隆兴军府事刘镇为自己的家训作序，刘镇在序中谈到袁采的这部书，“其言精确而详尽，其意则敦厚而委屈，习而行之，诚可以为孝悌，为忠恕，为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刘镇《袁氏世范序》，《丛书集成初编》第974册， 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下引《袁氏世范》，只注篇名）。 他认为这部家训不仅可以施之于袁采当时任职的乐清一县，而且可以“远诸四海”；不仅可以行之一时，而且可以“垂诸后世”、“兼善天下”，成为“世之范模”，因而更名为《袁氏世范》。
　　二
　　《袁氏世范》共三卷，分《睦亲》、《处己》、《治家》三篇，内容非常详尽。《睦亲》凡60则，论及父子、兄弟、夫妇、妯娌、子侄等各种家庭成员关系的处理，具体分析了家人不和的原因、弊害，阐明了家人族属如何和睦相处的各种准则，涵盖了家庭关系的各个方面。《处己》计55则，纵论立身、处世、言行、交游之道。《治家》共72则，基本上是持家兴业的经验之谈。下面仅就其中的伦理教化思想作些分析阐述。
　　（一）《睦亲》篇
　　在《睦亲》篇中，袁采不是说教式的提出一些条文要求，而是从人的不同性格、性情的分析入手，深入剖析造成家庭失和的原因。他认为只有弄清症结所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不睦。按他的解释，即使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其“人性”也是不同的，“或宽缓、或褊急、或刚暴、或柔懦、或严重、或轻薄、或持俭、或放纵、或喜闲静、或喜纷拿，或所见者小，或所见者大，所禀自是不同”。既然人的禀性有如此差异，假如做父亲的硬要儿子的禀性适合自己、做兄长的硬要弟弟的禀性适合自己，那么对方未必心甘情愿。这样“其性不可得而合，则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合之根源也”。况且临事之际，有的认为是，有的认为非，有的认为应该先做，有的认为应该后做……这样每个人各持己见，都想让对方服从自己，必然会发生争执。一次次争执的结果，就会使彼此不睦乃至“终身失欢”。
　　如何解决这个导致家人不和的根本问题，袁采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性不可以强合。为父兄和为子弟者，居家之道应该是尊重对方的人格和禀性，而不是要对方“同于己”、“惟己之听”。二是善于反思自己。袁采提出为父者和为子者如果都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处理双方的关系，待人如己，这样的家庭没有不睦之理。三是处家贵宽容忍让。袁采认为，自古以来，人们的道德水平就有高低之分，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这就要父子、兄弟、夫妇“宽怀处之”，互相忍让。
　　袁采在《睦亲》篇中还提出了许多调适家人关系的行为准则。比如，在父母与子弟的关系上，他提出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父慈子孝；二是父母爱子要“贵均”。这两个方面，前人的家训中虽也曾论及，但袁采的道理讲得更为入情入理、细致周到。他指出：“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这样，就“无偏胜之患也”。在父母对子女的憎爱方面，袁采以自己的经验体会，加上对当时社会民风的观察，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做父母的往往偏爱幼小的子女，特别关心怜恤子女中的贫穷者，而做祖父母的则不同，他们偏爱的往往是长孙。这固然是人之常情，但弄不好会成为兄弟不和的原因。故而做长辈的一般情况下应该对子弟一视同仁，不可偏憎偏爱，否则“衣服饮食，言语动静，必厚于所爱而薄于所憎。见爱者意气日横，见憎者心不能平。积久之后，遂成深仇，所以爱之适所以害之也”。因此，做父母的应该“均其所爱”。不仅如此，为人父母者还要避免对子弟的“曲爱”、“妄憎”两种错误倾向；要注意教子宜早、宜正，“子幼必待以平，子壮无薄其爱”。只有这样处理父子关系，家庭才能和睦。
　　在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睦亲》篇也提出了不少准则。如：分配财物要公平，不必斤斤计较；兄弟子侄同居“长幼贵和”，“相处贵宽”，“各怀公心”，不能私藏金宝，不可听背后之言；对亲戚故旧贫穷者要随力周济，收养年老而子孙不孝的亲戚，当虑后患；对孤儿寡母要体恤照顾；因亲结亲，尤当尽礼；收养义子，应当避免争端；父祖年高须早立公平遗嘱，以免家人争讼……
　　（二）《处己》篇
　　《处己》篇里，袁采对家人子弟立身处世的教诲，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处富贵不宜骄傲，礼不可因人分轻重。袁采从宿命论立场出发认为，“富贵乃命分偶然，岂能以此骄傲乡曲”？如果本身贫寒而致“富厚”、“通显”，也不应“以此取优于乡曲”；若是因为继承父祖的遗产或沾父祖的光而成显贵，在乡亲面前耍威风，那更是可羞又可怜。尤其可贵的是，袁采批评了一些势利人的做法。这些人“不能一概礼待乡曲，而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见有资财有官职者，则礼恭而心敬，资财愈多，官职愈高，则恭敬又加焉。至视贫贱者，则礼傲而心慢，曾不少顾恤。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
　　其二，人贵忠信笃敬，公平正直。袁采认为，忠信笃敬、公平正直是做人最重要的品德，是最重要的“取重于乡曲之术”。但是，他对忠信笃敬的解释与传统的解释很不相同，尤其是“忠”。他说：“盖财物交加，不损人而益己，患难之际，不妨人而利己，所谓忠也。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所谓信也。处事近厚，处心诚实，所谓笃也。礼貌卑下，言辞谦恭，所谓敬也。”
　　其三，严己宽人，过必思改。袁采认为，对忠信笃敬、公平正直这一做人的重要准则，应该自己首先做到，然后才能要求别人做到。所谓“勉人为善，谏人为恶，固是美事，先须自省”。他认为，人不能无过，但过必思改。同时要宽厚为怀，以直报怨，不要计较人情的厚薄。若“处己接物，常怀慢心、伪心、妒心、疑心者，皆自取轻辱于人，盛德君子所不为也”。他还告诫子弟，要见得思义，以礼制欲。
　　其四，谨慎交游，近善远恶。在社会交往方面，袁采要求子弟近君子而远小人，但不赞成有的人家为防子弟从事“酒色博弈之事”而“绝其交游”的做法，认为这样不仅会使子弟缺乏社会阅历，“朴野蠢鄙”，而且一旦“禁防一弛，情窦顿开，如火燎原，不可扑灭”，会干出更大的错事。不如“时其出入，谨其交游，虽不肖之事，习闻既熟，自能识破，必知愧而不为”。这种积极疏导而不是消极防备的方法，可以不断增强年幼子弟对不良行为的抵抗能力。
　　其五，处事无愧心，悔心必为善。这是袁采对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的见解，他说：“今人有为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见不闻，安然自肆，无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聪明不可掩。凡吾之处事，心以为可，心以为是，人虽不知，神已知之矣；吾之处事，心以为不可，心以为非，人虽不知，神已知之矣。”这种见解尽管是唯心主义的，但却以朴素的语言，通俗地阐释了在中国道德修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儒家“慎独”思想，因而更能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接着，袁采进一步表述了活到老修身到老的思想，这就是常具“悔心”，不断反醒自己，长善救失。他指出：“人之处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识，其贤德之进，所谓长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古人谓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者，可不勉哉！”
　　除了上述待人处世的重要原则之外，袁采还告诫子弟家人注意日常举止、言谈乃至服饰方面的小节。诸如：言谈和颜悦色，不可“颜色辞气暴厉”；经市井街巷、茶坊酒肆应举止端庄，遇到醉汉宜即回避；衣饰应整洁干净，“不可鲜华”、“异众”。
　　（三）《治家》篇
　　《治家》篇所论家政管理几乎涵盖家庭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里仅举部分，便可窥见袁采治家训俗的良苦用心和可贵的人道情怀。
　　家庭安全方面。从安居才能乐业出发，袁采将家庭的安全放在家庭治理的首位加以强调。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袁采指出四点：一是宅舍坚牢。墙垣要高厚，藩篱要周密，门窗要牢固。二是山居须置庄佃。若是住在山谷村野僻静的地方，要在附近盖些房屋，请一些人口多的朴实人家居住，以便有个照应。三是防盗防火，多加巡视。四是家人尤其是年幼子弟的人身安全。袁采嘱告家人，不要让小孩戴金银首饰，以免被贼人图财害命；不要让小孩单独到街市上去，以免被人诱拐而骨肉离散。至于其他一些危险的地方，都要注意，“人之家居，井必有干，池必有栏，深溪急流之处，峭险高危之地，机关触动之物，必有禁防”。
　　奴婢和佃户的管理方面。一般有家训传世的，大都家道富殷，至少也是中产之家，故而都雇佣奴婢供其使用，土地也租给佃户耕种，这就牵涉到对他们的管理问题。对此，袁采花了不少笔墨谈论。他认为雇佣仆人，要选那些“朴直谨愿、勤于任事”的，不要用“异巾美服、言语狡诈”的轻浮之人；雇用奴仆最好是本地的，外地的要问清来历，并经过中间人签订契约。对待奴婢要宽恕，有过错要多教诲，不可动辄鞭打辱骂，即使犯有奸盗等罪，也要送官府治罪。要关心奴婢的生活，“衣须令其温，食须令其饱”；奴婢的住处要经常检点，“令冬时无风寒之患”；奴婢有病应送外医治。雇用女仆年满要送还其家人。袁采深知佃户的辛苦劳动是自己的“衣食之源”，因而要求家人体恤他们，视同骨肉，“遇其有生育婚嫁，营造死亡，当厚周之。耕耘之际，有所假贷，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亏，早为除减。不可有非礼之需，不可有非时之役”。
　　乡亲邻里关系方面。袁采提出邻居间要和睦相处，平日多加抚恤，有事相互照应。不要让自家的小孩损坏邻居的花果树木，不要让自家的牛羊鸡鸭践踏、啃啄邻居的庄稼。乡里有造桥修路的公益事业，要尽力予以资助。
　　其他家政管理涉及伦理教化的方面还有：置办田产，要公平交易；经营商业，不可掺杂使假；借贷钱谷，取息适中，不可高息；兄弟亲属分割家产，要早印阄书，以求公正免争；田产的界至要分明；尼姑、道婆之类人等不可延请至家；税赋应依法及早交纳，等等。
　　三
　　袁采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僚、士大夫，所论睦亲、处己、治家之道，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不可能不带有阶级的偏见。《袁氏世范》中的缺陷和糟粕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富贵命定的人生观。袁采认为“富贵自有定分”、“死生贫富，生来注定”，都是造物主的安排。世事的变更，家族的成败胜衰都是“天理”的规定，“人力不能胜天”，所以人应当顺应天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
　　其次，主张因果报应的轮回说。袁采宣扬善恶报应的观点，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在其身，则在其子孙”（《处己》）。虽然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但从劝人向善、增善少恶的目的看，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尽管袁采是个有神论者，但他同时认为，如果人做坏事而祈求神灵的庇佑，也照样要受到神的惩罚。由此也可见其劝善的良好愿望。
　　再次，鄙视奴婢下人。袁采毕竟是地主阶级的官吏，他的家训中尽管要求对仆人多加关心，但始终认为他们是愚笨的下等人。他说“奴仆、小人就役于人者，天资多愚，作事乖戾背违”，他们“性多忘”、“性多很”（《治家》），因而不能委以重任。他要求奴仆当使饱暖，还是为了“此辈既得温饱，虽苦役之，彼亦甘心”（《治家》）的自家利益；他要求不可鞭挞奴仆，也是怕出意外。尽管如此，比起那些不将下人当人看的吝啬、凶狠的地主来，袁采还算是比较开明和人道的。

收藏！我氏1947年五修族谱中收有《身世敬言》，注明是“宋袁采汇”，这样看来应是汇编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