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尚书袁氏资料

睢阳尚书袁氏资料 [ 2005-11-23  18:04:51 ]  
睢阳尚书袁氏始迁祖袁荣明洪武二年（1369）随明太祖征伐至睢，以军功仕睢阳卫百户，世袭，遂家于睢。八世孙可立举明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为睢阳望族，世称“睢阳尚书袁氏”。《睢阳尚书袁氏家谱》载：“吾家自胜国（明朝）以来，谱牒散天涯，约略大支凡四：一北平、一夏邑、一鄢陵，睢阳又其一也。四支之中，睢阳为盛”。天启四年春，袁可立在山东蓬莱阁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观海市诗》，至今为国人所重。晚年建袁家山，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世袁枢，为明末著名书画及收藏鉴赏大家，所藏《潇湘图》、《萧翼赚兰亭图》等品，至今为国内外知名博物馆收藏。二公风流儒雅，为董其昌、钱谦益、王铎等名士所推重，奠定了睢阳尚书袁氏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



袁荣，睢阳尚书袁氏之始迁祖，安徽凤阳府颍州（今阜阳市）人。元末为陕西行枢密院知院，明洪武二年（1369）随明太祖征伐至睢，积有战功，仕睢阳卫百户，后代世袭其官，遂家于睢州(今睢县）。八世孙袁可立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世称“睢阳尚书袁氏”。公元2001年，因睢州大道拓宽工程，袁荣墓被睢县人民政府迁葬至袁家山东坡。（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汤之旭《袁僴墓志铭》）               袁可立（１５６２－１６３３），字礼卿，号节寰，又号闲闲居士，睢阳卫籍，睢州城内人。举明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后以子袁枢官河南参政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历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皇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万历十九年，当其初出苏州府推官之时，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称，按治豪横而忤巡抚，巡抚反诬其罪，可立百辩雪其冤，巡抚羞愧自劾归。万历二十三年，太宰上其事，擢可立山西道监察御史，巡视北京西城。时有皇帝弄臣杀人，有司不敢问，可立重捶抵罪，即有人持重金至可立门上，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将弄臣正法于市，万民呼“袁青天”，以是触怒权贵。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万历二十三年九月，京师地震，景德门遭雷击，可立连续上疏针砭朝政，触怒神宗皇帝，于万历二十四年正月被削职为民达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史称“震门之冤”。泰昌元年（１６２０）沉冤得以昭雪，起袁可立尚宝司司丞，历太仆寺少卿，升左通政。皇帝嘉奖道：“一朝抗疏，二纪归田。口不言事，耻汉人部党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毁家之风”（钱谦益《牧斋全集》）。天启二年（１６２２），封疆多事，辽阳、广宁相继失陷，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熊廷弼革职，辽东巡抚王化贞逮捕论死。朝野震动，京师戒严，人人视关门为死地，百官噤口以图自保。袁可立却在此时大胆提出七项建议，为天启皇帝一一嘉纳。天启二年（1622）四月十四日，加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他上任后，锐意规划，练兵用戚继光“水军先习陆战”之法。当其之时，“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袁可立）幕下”（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他运筹帷幄，指挥大将军沈有容、节制悍将毛文龙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扰，取得了夜袭金州、智取牛毛寨等战役的胜利。其“联络诸岛，收复旅顺，海上为之宴然”（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天启三年二月，袁可立亲自设奇策反收降了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女婿刘爱塔，这是明清战争史上明朝诱降清朝级别最高的将领，为辽东间谍战之著名战例，至今为研究明清战争史者所称道。袁可立抚登三载，厉兵秣马，积有战船四千艘，组成了一支四万余人的水陆师军队，与枢辅孙承宗、侍郎毕自严戮力策应，形成“百里棋布，鼎足传烽”的犄角之势，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带的平安，并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对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力。天启皇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董其昌《天启诰命卷》）。继有朝鲜废立之事，袁可立陈请出兵讨伐，并指斥其款通倭寇，这引起了朝鲜君臣的忌恨。直到康熙十五年（1676），朝鲜国王李淳还在康熙皇帝面前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并辩解道：“日本即小邦先世之深仇，而隔海之外种也”（王士禛 《池北偶谈·朝鲜疏》）。随后又因核查毛文龙战报一事而为毛所忌恨，可立七上疏辞官得告。天启四年（１６２４）五月二十一日，袁可立在登州公署中看到了数年难得一遇的海市蜃楼:“岛下先涌白气，状如奔潮，河亭水榭，应目而具，可百余间，文窗雕阑，无相类者。中岛化为莲座，左岛立竿悬幡，右岛化为平台，稍焉三岛连为城堞，而幡为赤帜。睢阳袁可立为抚军，时饮楼上。忽艨艟数十扬帆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顾错愕。急罢酒料理城守，而船将抵岸，忽然不见，乃知是海市”（详载方以智《物理小识》、赵吉士《寄园寄所寄》）。遂诗兴大发，在蓬莱阁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观海市诗》，字由董其昌代笔，成珠联壁合之珍品。公元1994年睢县文物部门将这一珍贵石刻复制于睢县袁家山上，使其得以回归故土，传为睢阳文化佳话。天启五年，边事告急，任袁可立兵部右侍郎，六年七月，改左侍郎。十一月，廷推袁可立为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兵部尚书，因得罪大太监魏忠贤，遂致仕，特授兵部尚书，诏加太子太保，特准驰驿归。诰封三世，父如子官。崇祯六年（１６３３）十月十一日，袁可立卒，七年春大宗伯董其昌言于帝，帝谴使至睢州祭葬，并在尚书府第前街衢之中修东西临街二石坊，左曰“三世司马”，右曰“宫保尚书”，（《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可谓盛典矣。袁尚书墓在州城东南，载《河南通志》。著作有《弗过堂集》、《抚登疏稿》、《评选古唐诗》。于其别墅“陆园”中仿蓬莱阁体制建袁家山，又称“小蓬莱”，2000年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子袁枢，字伯应，号环中，又号石愚，为明末书画及收藏鉴赏大家，曾藏有董源《潇湘图》（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夏山图》（今藏上海博物馆），巨然《萧翼赚兰亭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层岩丛树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秋山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王维《山阴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宋《淳化阁帖》（今藏上海博物馆）。董其昌为其父所绘《疏林远岫图》（今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袁节寰大司马像》（藏商丘），及王铎为其所写《赠袁枢诗册》（今藏美国杨思胜处）、《雪景竹石图》（今藏山东济南市博物馆）等名画珍品都在海内外流传有序，其他流散天涯不为世所知者殊多。（〈参见台湾文献丛刊黄道周《节寰袁公传》（《黄彰浦文选》）、董其昌《兵部左侍郎节寰袁公行状》（《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五、《中国美术年表》）、倪元璐《袁节寰大司马像赞》（《四库全书》）、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拟山园选集》）、《辽海丹忠录》、《明实录》、《国榷》、《归德府志》、《睢州志》、《蓬莱阁志》、《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睢阳尚书袁氏家谱》等。）               
袁枢（1600—1645）字伯应，号环中，又号石愚(原字为上“寓”下“心”,今姑用别字代)。以父兵部尚书袁可立荫户部郎中，官至河南布政司右参政、大梁兵巡道。崇祯乙亥（1635），袁枢为其父可立在家守孝，遇流民攻城，睢阳卫不堪一击。枢破家散财两千金募勇杀敌，擐甲登陴，力战七昼夜，至目生疮，睢州城得以保全。五十二年后的康熙三十六年春天，应睢州全城父老所请，由河南巡抚李国亮报呈清朝庭特批崇祀乡贤祠。其诗文韵致甚高，与钱谦益、王铎、张缙彦等相唱和。钱谦益曾盛赞其“负文武大略，博雅好古，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著有《袁伯应诗集》。山水画工巧，家富收藏。为华亭董其昌、孟津王铎所推重。所临僧巨然《萧翼赚兰亭图》气韵冲胆，卓有古趣。张庚《国朝画征录》卷首为之列传。品丝弹竹，艺靡不工。赵震元称其为“一代巨公，三吴妙品”（河南省图书馆藏《松青堂文选·为袁石愚复开封太府》）。书法出入楮遂良、米芾之间。袁枢为明末书画及收藏鉴赏大家。崇祯十五年（1642），袁枢奉旨榷浒墅关，王铎曾在袁枢家里避难数月，所留题跋甚多。袁枢曾藏有董源《潇湘图》，上有袁枢跋一，钤“袁枢私印”、“袁枢之印”、“睢阳袁氏家藏图书记”、“明袁枢鉴赏书画印”等，自跋“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得于董思白年伯家，原值加四帑焉。”（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夏山图》中缝钤“袁枢收藏印记”（今藏上海博物馆）；巨然《萧翼赚兰亭图》钤“袁枢之印”（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层岩丛树图》钤“袁枢收藏印记”，上有王铎为袁枢所作跋语（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秋山图》上有王铎跋语，钤“袁枢明印”、“石愚收藏印信”等（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王维《山阴图》上有王铎为袁枢所作跋语(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宋《淳化阁帖》（2003年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从美国回购收藏，见王铎《跋淳化阁帖》）。董其昌为其父可立所绘《疏林远岫图》（今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袁节寰大司马像》（今藏商丘），及王铎为其所写《赠袁枢诗册》（今藏美国杨思胜处）、《雪景竹石图》，《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已收录（今藏山东济南市博物馆）。这些名画珍品都在海内外流传有序，其他流散天涯不为世所知者殊多。子赋诚、赋谌、赋諴。（部分资料参考了高文龙先生《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及济南市博物馆赵智强先生《雪景竹石图》的成果资料，在此并致谢。另参考书目有钱谦益《牧斋全集·袁伯应南征吟小引》、王铎《拟山园选集》、张缙彦《录居文集·袁石愚饷边》、《怀陵流寇始终录》、董其昌《容台文集·袁伯应诗集序》、张庚《国朝画征录》、台湾《中文大辞典》、日本《大汉和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河南历代名人辞典》、《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等）                      袁赋诚（1617—1680），字一倩，一字与参，号楚雄，小字东居。明袁枢长子、袁可立孙。崇祯十七年（1644）拔贡，授融县知县。顺治二年（1645）任吴县教谕，丁父丧去官。顺治六年（1649）补确山县教谕，期间变卖家产修葺学舍，以治行优异迁山西沁源县令。在沁七年，用家资代民完逋赋，大司马家产为之尽。招集流民还乡，鼓励农耕生产，所至以清约勤敏著称。顺治十七年（1660）升广西新宁州知州。康熙二年（1671）补云南楚雄府通判。康熙十二年（1681），袁赋诚进京师朝觐，值平西王吴三桂起兵云南反清。袁赋诚因是前明大臣遗子，终为清庭所排斥，遂投牒归里睢州。居家“论古今，商诗文或品评书画”。著有《袁赋诚诗集》。（《河南历代名人辞典》471页、田兰芳《逸德轩文集·袁赋诚墓志铭》）             袁赋谌（chen）（1633—1689）字仲方，号信庵。袁枢子，袁可立孙，国子监生。赋谌尤蕴籍，为诗彻夜不眠，与同里田兰芳、孙坊谈诗论画相唱和。汤斌《睢州志·袁枢传》称“袁氏自司马至赋诚、赋谌三世矣，诗学尽其家传云”。著有《理齐诗》。由于长兄赋诚长期为官在外，赋谌实际上留守了司马家的传世文物。“性高简，罕与人接。垂帘一室，杂陈鼎彝、书画。……余为仲方友，盖二十余年矣。每一见之，则浮鄙为之俱尽，谓可想见先辈风流焉”（田兰芳《袁太学传》）。其富有的家藏，吸引着南北各地的收藏大家。至今尚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16幅《董其昌纪游册》，为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罕见，每幅都钤有“袁赋谌印”、“袁赋谌鉴赏印”，足可见睢阳尚书袁氏家藏旧品之精良。（田兰芳《袁赋谌墓志铭》、《睢州志》）




              袁家山，又名吕祖庙、小蓬莱，位于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睢县城东南隅，公元2000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一处全国罕见的船形园林式古典建筑，它的建造很有气势，前有山门，中有纯阳宝殿，后建望月台，台上有八仙亭，台下有纯阳洞，洞中置吕洞宾木雕卧像，形象栩栩如生。数百年不减雄伟壮美之色，引无数名人学士兴诗作赋。明代的董其昌、王铎、钱谦益、孙承泽、方以智、侯方域，清代的汤斌、宋荦、田兰芳等名人学士都曾在此把酒待月，登高作赋。有诗赞曰：“金缕歌终撒瑟期，露盘丹炉几迁移；蓬莱盛事原难纪，但录当年待月诗。”。王铎于崇祯六年曾在此作《甘露台》诗一首而为此山增色。 袁家山为明代兵部尚书袁可立所建，建于明天启六年（1626）。明代的袁家山与后面的两个“袁尚书大石坊”及“袁尚书府第”恰在一条中轴线上，十分威严壮观。明天启二年，明皇帝派袁可立巡抚山东登莱一带，招募水师“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明代抗倭名将沈有容在此充任总兵官。时有日本侵入琉球群岛，袁可立奉旨出海平倭（见马洪申《睢州史话》、尚起兴《商丘史话》及原商丘市文物处处长阎根齐《历史名城话商丘》等）（另有出海平辽之说），途中突遇狂风恶浪，兵船险有倾覆之危，昏暗中恍惚吕洞宾现身于袁尚书面前，袁尚书急忙祷告保佑，煞时风平浪静，一仗取胜，袁尚书以为是吕祖显灵相助，归朝后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袁尚书为还所许之愿，归里后在睢州南城之一汪碧水自己的“陆园”中大兴土木，建吕祖庙以纪念，以后世代香火不绝，明清两代为远近闻名的大道场。由于建在水中，地势颇高，因称“袁家山”。又仿山东蓬莱阁体制而建，称“小蓬莱”，依山旁水，就高临下。远远望去，恰似一艘船荡漾水中,与周围碧水构成一派山水园林景象,列为睢州八景之一,曰“仙峰滴翠”。经典著作《道藏辑要》以“在陆肇祥”为题录入道经：“襄邑有袁家山，明兵部尚书袁可立在陆园地也。四围林树高耸，岩壑水水，木清华景逾濯锦。上建纯阳宝殿，额曰‘梦觉迷津’。后供吕帝阖目睡像，趺坐胡床前，设丹炉。最后高亭四敞，豁达清虚。上供长生大帝及八洞仙祖圣像，皆飞现云中。……隐寓丹诀之秘，至今灵应昭然焉”，于是袁家山在道界名重日高，从此名闻海内外，至今每年不断有大量台湾及海外同胞来此进香祭拜。清道光二十九年睢州知州范阳询曾大修袁家山，事成州中名士各撰联题额，有诗赋曰：“花明柳暗兮恍是仙源，吹笛鸣剑兮鹤唳青天；神其醉止兮洞中高眠，佑我苍生兮亿万斯年”（《重修袁家山吕祖庙碑记》拓片存河南省文物局）。近年来，河南省人民政府曾投入巨资进行维修，然当地一些人不顾文物保护法的三令五申，在其重点保护范围内竟劈去袁家山山基的后半部，使主体建筑暴露无疑，已严重危及到主体建筑物的安全，不能不是游山拜道者的一大遗憾。据悉河南省人民政府已于2005年10月1日公布实施了《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相信治理工作不会拖延太久。                      袁尚书府第，《河南通志采访稿》称“袁尚书可立故宅”，郑廉《豫变纪略》称“袁园”。清代，“旧洛学书院”与“睢州公署”先后居于其内，直到民国“睢县行政公署”仍相沿袭。原睢县人民政府住地，为其故址。民国以前，历为袁氏家祠住地。为明兵部尚书袁可立所建，始建于明万历间。原为三进院落，后经改建、扩建，达房屋数百间。与南部之袁家山及东西对峙之双牌坊恰在一条中轴线上，十分威严壮观，成为睢州城最辉煌豪华的宅第。中有“弗过堂”、“石仙堂”、“藏书楼”等著名建筑。“弗过堂”之名是有其深意的，袁可立因建言被贬官回籍，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错，寓此名以自励，堂额为华亭董其昌所书。“石仙堂”为袁氏堂号，堂额为“孟津尚书”王铎书，匾额高六尺，阔杀其二。田兰芳《逸德轩文集·两堂问答》记：“袁司马石仙堂、李当阳秋堂为吾州二胜，远迩妇孺皆知之”。其中后院“藏书楼”为河南总兵刺杀南明大将高杰处，史可法闻讯长叹曰：“中原事不可图矣”，直到民国年间楼上仍不设棚板，以纪念这一著名历史事件。（郑廉《豫变纪略》卷八、《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               袁尚书大石坊，又称袁氏双牌坊。在《睢州志》、《河南通志采访稿》等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崇祯皇帝御旨建造，为表彰睢州兵部大司马袁可立“三世尚书”封典而建。明崇祯七年（1634）春天，袁可立卒，帝令户部“致水衡钱”，御祭葬并修“袁尚书大石坊”。工程由京营总督李襄城、杞县状元刘理顺监工营制，著名书法家礼部尚书董其昌书丹而成，有“四朝元老、五世恩荣”等字样。袁氏牌坊分列故睢州公署（本为明袁尚书可立府第）两旁，左曰“三世司马”，右曰“宫保尚书”。双牌坊过街而立，为三间四柱五楼式建筑，规模宏大，雕工精巧，楼檐下兽斗花拱，狮子云龙，其造形之精美，为明清两代睢州城牌坊之冠，有“一两清石一两银之说”。清光绪十七年，知州王玫谬信袁氏牌坊挡了他的官运风水之说，借故将袁氏牌坊强行拆毁，袁氏后人上控京师数年，有《王玫砸牌》一戏流传于世。王玫在自己主修的《睢州志》中特列“袁尚书大石坊”一条进行自辩。睢县文物部门在文物普查中发现由董其昌书丹的坊额为袁氏后人保存完好，睢县政府暨袁氏家族遂于2001年将这一艺术珍品复修于袁家山山门之前。（《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袁尚书大石坊》、王玫《睢州志·公署·袁尚书大石坊》）         袁尚书墓，在睢州城（今睢县）东南五里袁坟村南。崇祯六年（1633）十月十一日，袁可立以病薨于睢州。明年（1634）春，大宗伯董其昌言于帝：“故尚书可立勤于砥身，不衍不渝，以畀祭葬。”崇祯帝曰：“俞哉！”遂令户部“致水衡钱”拨款祭葬。墓前原有高大建筑及石祭台，石牌坊、石望柱、石人、石马、石狮、石羊等。郁郁的松柏掩映着长长的墓道，有御祭碑、诰命碑数通。碑刊“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袁节寰墓”，碑高丈余，上蛟龙，下龟趺。行状碑为董其昌所书，神道碑为王铎所书。（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国榷》卷九十三、《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陵墓》、雍正《河南通志·陵墓》、《睢州志·袁尚书墓》）

顿首拜撰  睢阳 袁家山 yhq85092@163.com 13213002820 QQ82575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