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于12月中旬到杭州进行燮公后裔寻根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为子孙者，其可眛其所本乎。新昌袁尚节：字彦秉，县令公之七世孙。念亲党散居，恐来者不知所本，而命子：汝和，汝玉述为谱图。得九世。请升于端。按县令公讳：元，字昌年，汝南人。宋咸平进士，来为是邦。生田，田生宠，遂居天岳山下。宠五子：满，彀，毂，方，阑。彀，毂徙四明。方徙奉化唐奥。阑徙五部湾。满生五子：履，楠，思，寅，辰。满次子楠，楠子琼生尚节。辰又徙上虞，生书库大使评。七世矣。夫新昌割台分剡为山邑，乃能习於诗礼，其俗盖未大化。貽石氏礼，程伯子於家塾，薰蒸六艺，得圣人之蕴。其戚袁氏，克守先芬诗礼之风盖振。创梅庄书院於龟山。坐余西席课诸子及乡之俊秀。因知其尊祖敬宗而不忘所本者：唯袁氏。子孙为甲，虽有散居，其庆弗生死之礼不废。彦秉又处心合议，凡邑之有益於官而利於民者，莫不捐私帑而为之由。是人人呼为长者。况庭训敦切子孙，皆佩服无违以求至乎。敦亲睦族而兴孝敬之道者居多焉。何则盖县令公深仁厚德之泽。不因世而斩也。斯谱之作诚不忘所自出祖，收其祖属，分其远近至祥。若彦秉父子皆可谓能光宗者乎。若承前继后可合。又在乎后人自勉。 大宋乾道二年丙戍岁姑洗月哉生明。

上虞小越袁氏：宋乾道丙戍袁氏始修宗谱序本文源自上虞论坛：http://www.0575bbs.com/read-htm-tid-1450128.html

传世家谱及我村始祖

家谱也称家乘谱牒和宗谱的。袁氏传世家谱现存的很多，浙江、湖南、四川等地都有发现。其中浙江有东安袁氏宗谱十二卷，钱塘袁氏家谱二卷，石门袁氏宗谱一卷和上虞《小越袁氏宗谱》等等......。此外，有民国枭雄袁世凯家族宗谱的，以“汝南宁声旧，舜裔世泽长”自诩，其家谱经历两次修撰。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袁氏族人为聚族睦亲，又新修了一些家谱。。。。

至于我们招龙桥的袁氏由来和家谱，经本人多方查访，家谱原来是有的，可惜的是据说在文革中被作为“四旧”而烧毁。至目前为止还无法找到。

最近从老人袁铨苗那里得到一份《袁氏宗祖排行》的史料。这是一份先辈前人袁仁千在世时，他鉴于原宗谱被毁，心怀可惜。在文革后，他参写“宗谱”的内容的总纲进行回忆笔录。通过查看这份回忆笔录还可了解村里家谱的大体眉目。

笔录所述：“袁安公第一世至三十二世，袁元（字昌年，新昌县令）第一至十三世至招龙桥，即袁瞬公也”，据此，可知道，招龙桥的袁氏是从新昌袁元发展而来，头代太公该是“袁瞬”了。依次是九四、昔善、宗六、正五、恢六、、颜一、高九、德华......。到现在的“尊”字辈止，经历大约三十来代，据此推算，袁氏始祖到招龙桥居住至少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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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城：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王钱俶纳土归宋，杭州复降为州。同年，从杭州划武康县还属湖州，划桐庐县还属睦州。太平兴国四年改钱江县为仁和县。太宗淳化四年(993)，分全国为10道，杭州属两浙道，次年罢道，并改杭州镇海军节度为宁海军节度。太宗至道三年(997)，设路、州、县三级，分全国为15路，杭州属两浙路，为路治所在。州辖钱塘、仁和、余杭、富阳(富春县复名)、於潜、新城(新登县复名)、盐官、临安(安国县复名)、昌化(吴昌县改名)9县。 　　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高宗避金兵自扬州南渡至杭州，以州治为行宫，升杭州为临安府，亦称行在所。高宗绍兴二年(1132)，分两浙路为东、西两路，浙西路治临安府。绍兴八年，南宋正式定都临安。临安府治所钱塘、仁和两县升赤县(京都)，辖余杭、富阳、临安、於潜、新城、盐官、昌化7县为京畿县。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即宋恭帝德祜二年)，元军攻占临安府，没两浙都督府，不久改为安抚司。次年改临安府为杭州。至元十五年，又改为杭州路，置总管府。至元二十一年，自扬州迁江淮行省治于杭州，次年改称江浙行省，杭州为省治始此。杭州路治钱塘、仁和县，辖钱塘、仁和、余杭、富阳、临安、新城、於潜、昌化8县和海宁州(由原盐官县改建)。

新登古城：
新城古城的五座城楼，下为城门，上乃城楼，飞檐翘角，蔚为壮观。城楼正前方有三个窗口，可向远方眺望。背后仅一小窗口，向城内。城楼二侧均有小门，通连城墙雉堞内侧通道。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飞机炸毁城墙数处，为防鬼子空袭，便民疏散，驻军和新登县政府召集民工将古城的城楼和雉堞全部拆除，把城墙的墙砖搬到东岳庙去修筑忠烈祠。由于民众较强的反拆呼声，仅剩下西门城楼未拆。 1945年春，国民党第79师驻防新登，在城内外构筑了数十座碉堡，都是拆下城墙砖修筑的。自此，新登古城墙矮了四五尺。 十年动乱期间，有些人在城墙脚外围占地搭建棚屋，以“破四旧”为幌子，肆意将城墙砖石拆去建房，如此就引得一些人效仿，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撬拆城墙，运去别处建私房打墙脚，竟无人敢问津。更有甚者，为推扩私宅道地，擅自将近城墙一侧的城河石坎向外挪移，进一步缩窄城河宽度，并在城河上铺设路道，乃至封盖城河，借城河面上的空间为自家道地。短短几年，新登古城的西北、东北的二段城墙，被撬得满目疮痍。拨乱反正后，有关部门及时制止了拆城墙歪风。 1980年，富阳市人民政府将新登古城墙城河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后，政府多次拨款责成有关部门维修管理，而今，城垣环圈完整，惜五门均无城楼，石块城墙之上没有雉堞女墙。 一千一百多年的古城，至今仍基本保存完整的，这在全省，连同新登就二处，因此，新登古城的历史意义和文物价值绝非一般。 对于新登镇古城保护新登镇党委政府相关重视，在镇人代会上已经提出对于古城保护的若干建议，现在，我镇已经委托上级城建和文物部门进行《新登镇古城保护的规划》的编制，同时我镇正积极要求市级有关部门加大对新登古城的保护力度，特别是在财政投入等方面。进一步保护新登古城。

凤凰山：
凤凰山齐国古城堡，是齐内长城（南长城为辘轳岭长城）的战略要塞，它似巨龙，盘曲蜿蜒于沟壑 、山颠，古朴浑厚，雄伟壮观。据考，该城约建于春秋时的齐景公（公元前547-489年在位）时期，它是齐长城的三个最大城堡之一（其余为杜家庄和大弁山城堡）。山巅平畴数里，青色巨石垒砌成巨大边墙，城内断垣残垒点缀着苍松翠柏，城外千亩草甸，怪石扑卧，显得古朴苍凉。游人至此，探齐国之文化，赏草甸之风光，夜餐露宿，触景生情，遥想当年齐国将士，矛戈撞击的军队演练，夕阳秋色，落木潇潇，思古之情油然而生，惬意舒畅，别有一番情趣凤凰山雄浑的山体，拱起浑圆的绝顶，山上松柏万株“蟠屈掩翳，望如翠屏（见《康熙临朐县志》）”。南望壁立千仞，北眺漫延开阔。自南麓，登千余级连云栈道，过南天门，可达峰顶。山巅桧松掩映，遮天蔽日，千年古木，千姿万状。风畅日丽，清幽宁静，时见松鼠戏斗，雉鸡啾鸣。松涛徐徐，淡香扑鼻，大气清新。登绝顶远眺“二水（指大石水和玉泉水）燕尾之交，委曲容于其下，仿佛巫峡寒江矣（明朝进士傅国评玉泉山语]）”。长城逶迤远去，似龙腾虎跃，壮观异常，游人至此如入仙境，流连忘返。

隋开皇九年（589年），文帝杨坚灭陈，结束了东晋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中国再度统一。隋朝废除钱唐郡，设置杭州，钱唐成了杭州的属县。杭州之名从此出现于史书。不久，州治从余杭迁至钱唐，又把原来的新城（今浙江富阳县新登镇）、海盐也并人钱唐，扩大了县境。隋朝统治时间虽短，但对杭州正式成为一个城市，却起了奠基作用。这表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开皇十一年（591年），大臣杨素调发民工依凤凰山筑起州城，周围三十里九十步。城垣的兴建，有利于都市的安全与经济的发展。第二件是隋场帝大业六年（6l0年），以杭州为南端终点的京杭大运河竣工通航。运河全长四千多里，北起啄郡（今北京），甫迄余杭（今杭州），构通了海河、淮河、黄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对我国南北航运的畅通有重大的贡献。远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已经开凿了连结长江与淮河的邓沟。晦烦帝发动民工对柑沟进行疏浚与加宽，加外又从京口（今江苏镇江）江苏州，嘉兴至杭州，开凿了一条江南运河。运河长八里里，河宽十多丈，可通依舟，沿岸还设置驿馆，专供皇帝巡幸时葱息之用。其中自嘉兴经淄院、崇德、塘栖，到达杭州；另一条运河北追，由平望往西，经乌镇、新市、塘栖，到达杭州。宋元以后，正追河身逐渐浅狭，船只大多从北遣行驶。大运河的通航，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为杭州的发展与都市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了唐他杭州始属江甫东道，后隶浙江西道。肃宗时，又在杭州设立了浙东防御使，昭宗时升为大都督府。

其中两次提到百丈村，一句‘恨不知东安百丈村今何如焉’“地之相去不及千里”很是让人无限惆怅。
新登袁氏(含龙羊地区)的主要支脉：(1)湘主袁氏，系袁公富这一支，在其孙袁仁甫时迁居新登镇湘主山阴坞(今石桥头)，现有人口约70余人；(2)新登袁氏，系袁公贵这一支，是新登袁氏中最大的一支，亦是最早从桐庐分水迁居富阳的袁氏，到了袁窥云的孙子时期，袁氏这一支又一分为三(即袁景年、袁嵩年、袁永年)，其中袁景年的后代，在孙子这一代时，袁均亮迁徙萧山楼家塔居住，袁奇辅、袁奇保迁居渌渚镇百前村的百丈、沃口居住，有近500人；袁叔高迁居新登镇上塔山，约有70余人；袁叔仁迁居渌渚镇杨袁村的上袁家、下袁家居住，有250人左右。袁嵩年这一支在其孙时，袁彦荣迁居南新蓼源居住；袁叔义、袁叔信迁居新登镇城区西门居住成为新登袁氏的主流。 (3)广陵袁氏，系袁公性这一支，在袁凌云时入赘广陵孙氏，到其子袁义甫时，定居大老坞口，成为广陵袁氏的始祖，目前主要分布居住在洞桥镇三溪的袁家、菖蒲袁家、枫瑞等村，有1000余人。 (4)胥口袁氏，有胥口镇垅坞塘下(里坞)还居住着袁枢另一支后裔，有100多人,会不会是先祖朝思暮想的百丈村

东安袁氏(即新登袁氏)来源于汝南袁氏，其发展分二个时期：第一时期，南北朗时刘宋尚书袁氏第十一世祖袁粲随司马渡江南迁，遂举家迁居浙江东安(今富阳新登)，唐末避乱于桐庐桐君山，之后迁居分水桐江侯浦。第二时期，东安袁氏至南宋淳熙年间，礼部尚书袁枢的孙子袁窥云由桐庐侯浦迁居胥口高傅山。至元末战火，宅居毁尽。平息之后，袁窥云的曾孙袁叔高分支迁居塔山下许家巷，袁东叔的儿子袁均亮迁居萧山市楼家塔，袁卯三的儿子袁奇辅、袁奇保迁居渌渚明前衬澳口创业，袁叔信、袁叔义兄弟迁居新登镇城西郭，袁彦荣迁居南新蓼岸，袁叔仁迁居渌川(今渌渚杨袁、百前)，袁叔礼从军在外。此外在新登境内，还分布着袁枢的长孙袁公富的一支，在袁仁甫时迁居湘主三山村石桥头山阴坞；在胥口拢坞塘下还分布着另一支袁枢的后裔；在三溪的袁家、枫瑞、菖蒲等村，还分布着袁枢的儿子袁公性的一支，到袁枢的孙子袁凌云入赘广陵孙氏，其子袁义甫定居大老坞，成为广陵袁氏的始祖。之后几百年间，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达，文化素质的提高，人口的增多，迁居异国他乡的数不胜数，但是东安袁氏家族后裔，大多仍散居在富阳境内的新登、龙羊地区。

新登袁氏(含龙羊地区)的主要支脉：(1)湘主袁氏，系袁公富这一支，在其孙袁仁甫时迁居新登镇湘主山阴坞(今石桥头)，现有人口约70余人；(2)新登袁氏，系袁公贵这一支，是新登袁氏中最大的一支，亦是最早从桐庐分水迁居富阳的袁氏，到了袁窥云的孙子时期，袁氏这一支又一分为三(即袁景年、袁嵩年、袁永年)，其中袁景年的后代，在孙子这一代时，袁均亮迁徙萧山楼家塔居住，袁奇辅、袁奇保迁居渌渚镇百前村的百丈、沃口居住，有近500人；袁叔高迁居新登镇上塔山，约有70余人；袁叔仁迁居渌渚镇杨袁村的上袁家、下袁家居住，有250人左右。袁嵩年这一支在其孙时，袁彦荣迁居南新蓼源居住；袁叔义、袁叔信迁居新登镇城区西门居住成为新登袁氏的主流。 (3)广陵袁氏，系袁公性这一支，在袁凌云时入赘广陵孙氏，到其子袁义甫时，定居大老坞口，成为广陵袁氏的始祖，目前主要分布居住在洞桥镇三溪的袁家、菖蒲袁家、枫瑞等村，有1000余人。 (4)胥口袁氏，有胥口镇垅坞塘下(里坞)还居住着袁枢另一支后裔，有100多人。

新登，古称东安。新登袁氏与潘、罗、方、周并称东安五大望族，自袁枢后裔迁居新登以来，也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据民国《新登县志》人物传记载的袁姓名人就有22人，其中有礼部主事袁璞、职方员外郎袁不约、青州知府袁英、萧县知县袁应碱等4人是进士出身，其余分别为廪生、贡生、举人、教偷、诸生、监生、监察御史、兵部主事、训导、教授、知县、州同、商人等。现代新登袁氏也同样人才辈出，有国家建委建筑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袁又成、北京市住宅建设总公司高级工程师袁迪生、沈阳军区无线电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袁尚、广州中医院教授、主任医师袁浩、美国佛罗里达核电厂高级工程师袁森泉、北京市城市建设规划处副主任、高级工程师袁也利；还有为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而捐躯献身的革命烈士袁洪春、袁士中和为抢救落水儿童而献身的袁中军等等。

清官袁应碱，字理卿。清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进上，历任江苏溧水县知县、安徽萧县知县。萧县地处险峻，民多劳倦，事繁难治。袁应碱到任数年，政通人和，士民乐业，治绩推为第一，被世人赞响为“勤政为民的清官”。

支持北伐的袁镜吾、袁仲林、袁纯阳、袁纯佩四兄弟，在孙中山领导北伐战争和辛亥革命时，他们共同支援国民革命，当北伐军抵达新登时，他们就为北伐军供给军粮，因此，孙中山为他们四兄弟积极支持北伐，参加国民革命及为地方办善事，特赠匾额，“彤管长春”以示表彰。

高级工程师袁又成(1915—1981)，新登双联村上柴场人。**战争时期毕业于国立西湖艺专(时在贵州)精于美术装潢和建筑设计，解放前就从事多项工程设计工作。建国后又来到了新中国首都北京，先后在中共中央直属修建办事处、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和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参与北京火车站、北京机场候机大楼、北京饭店及中国农业展览馆等重点工程的设计。六十年代初为了改进我国建筑小五金等构配件的质量，提高室内设计专业水平，参加卫生陶瓷和水暖五金新产品的研究和改进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受到同行的称誉。

骨科专家、名老中医袁浩，1926年出生，洞桥镇三溪人，广州中医学院教授。在骨科和骨髓炎等疾病的治疗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被病人称誉为“白求恩式的好大夫”，特别在为好军嫂韩素云治疗骨科疾病中，攻克了被常人认为难以医治的顽症，获得成功。这一事迹经全国各大媒体披露报道后以及电影《好军嫂韩素云》在全国各地的播映，袁浩的医德、医术、医技也为世人所知，被世人所传颂。

新登袁氏，对富阳市特别对新登、龙羊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并具有自身的特色：(1)崇尚教育，注重读书。这是新登袁氏的优良传统。据《东安袁氏宗谱》(严寿堂编)记载：袁昌浚在清光绪帝实施改革科举制度，允许民间办学时，就率先在家乡办起了袁氏小学，供子弟及邻里学童就读。光绪末年，同盟会会员袁镜吾在新登圣庙(新登中学所在地)创办了简师培训班，从而开创了新登办师范教育的历史。可见，袁氏祚具有远见卓识。据民国《新登县志》人物传记载的22个袁姓人物中，有进士4人。解放以来，袁氏子孙祟尚读书的风气更加浓厚。仅据1995年严寿堂编撰的《东安袁氏宗谱》记载：袁氏子孙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有470余人，其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有43人，可见族中重学之风气。现今袁氏子孙通过读书求学，成为专家、学者、教师、企业管理人员、行政领导和军事将领者，不胜枚举。1982年新登袁氏后裔，现旅居美国的袁森泉还在台 湾交通大学设立“袁蔼如纪念奖学金”，资助成绩优异，家境清贫的学生完成大学教育。(2)著书立说，文章传世。新登袁氏历来重视文化建设，著书立说者较多。据新编《富阳县志》记载的古代著作目录中，新登袁氏就有9位作者，有15种著作，具体是唐代袁不约的《袁员外郎集》，明代袁时亿的《文笔山房集》、《观文集》、《历代统系》、《训蒙要语》，袁纯的《精忠录》，清代袁之龙的《临诚杂咏》、《怡我集》、《怡云集》，袁度的《四书补略》，袁朝的《嚣嚣野吟集》，袁攀风的《平山诗稿》，袁震的《性里注解》、《四书讲义》，袁知的《次立斋诗集》。(3)重工商，办实业。据《东安袁氏宗谱》记载：新登袁氏对发展新登地方工商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早在**战争期间，时任新登商会会长的袁镜吾就集资创办了新生电灯公司兼大有米厂，同时，致力发展致和酒酱作坊和商店。曾担任过副乡长的袁益三由于青年时代接受过西方工商业知识的教育，在嘉兴秀州中学高中部(美国教会学校)肄业后接管家庭工商业业务，与新登同仁创建茧行并被推选为董事长。同年，又自购柴油动力机办起了碾米厂。1947年袁益三和袁镜良、曹杰生、洪简秋合伙在松溪创办东海化学公司，生产丙醋酸、木馏油。现今，新登袁氏的后裔经商办企业的甚众，据《东安袁氏宗谱》记载：袁氏后裔中有20多人担任企业的厂长、经理。
早在**战争期间，时任新登商会会长的袁镜吾就集资创办了新生电灯公司兼大有米厂，同时，致力发展致和酒酱作坊和商店。曾担任过副乡长的袁益三由于青年时代接受过西方工商业知识的教育，在嘉兴秀州中学高中部(美国教会学校)肄业后接管家庭工商业业务，与新登同仁创建茧行并被推选为董事长。同年，又自购柴油动力机办起了碾米厂。 有误！
新生电灯公司--应为新兴电灯公司1926年，柴油发电并提供动力，1927年并入大有米厂（电灯用户太少）股东大体为致和（1904年成立）股东9人，以项康年为首。项康年妹嫁袁氏，袁姓外甥女嫁曹氏，曹氏女嫁项氏。项、袁、曹从世交成姻亲，并成为新登商团的核心。
1904年，康年以父名“项义记”入股与七位友人创办新登致和酱园，业务逐渐扩大。致和酱园民国六年、十五年两度增资扩股，成为新登县最大的工业企业（大有电米厂为致和投资厂）。康年是最大股东（1904年控股22.2%，经过二次增资后，1926年控股37.8%）
1891年，项义执（项康年之父）和陈村于阿有、袁亦陶、曹景福在洞桥开“大有南货店”，洞桥大有。
1874年，新登受太平天国战乱摧毁严重，各业亟待恢复。义执承蒙新登行商袁阿满及同乡汪士芬的支持，集资入股到新登开设同裕布庄（股东六人，每人一百两资金，义执资金不足，部分由他人帮忙垫资），并被推为门店经理。
1892年，项义执邀同裕老股东五人，以及新登曹景福、袁福青三人，富阳余子瀛一人，共十人十股，于同裕布庄内进开设恒裕钱庄，由义执为经理。
民国初年，因医疗与卫生条件不足，新登婴儿死亡率较高。1910年代后期项康年捐建育婴堂（富阳首家中西医公益医院，后为新登人民医院，最早是西式妇产和婴童病患治疗，旨在降低婴儿死亡率，非赢利性；也是收养弃婴的孤儿院，与当时新登基督天主教会合作。在抗战中医疗队转移到胥口，房舍被炸毁，抗战后在原医疗队基础上项墨庄组建新登医院1946），1923年重修新登孔庙（即新登高小，原址建新登中学），一年后竣工，使庙堂面貌一新，壮观逾昔，知县颁《尊师重道》文匾，以彰其德。
详见富阳县志（90版9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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