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将分类推进

原标题：延迟退休将分类推进
本报记者王晓慧北京报道
被争论数年的延迟退休年龄终于从“谣言”变为现实。


11月12日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报如期而至，“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仅被一语带过。
不过3天后，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全文明确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及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五大有关社保的重大问题。
“一下子出台这么多有关社保的重大决策看似意外，但在我看来却在情理之中。因为如今养老金的压力太大了，已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特别是延迟退休年龄涉及面比较广、影响比较大，更需格外谨慎。”11月19日，一位接近人社部的人士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延迟退休年龄的定调是“小步慢跑”，希望在充分发挥可利用人才资源的同时，解决社保资金问题。
而有公开数据表明，退休年龄每延长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公职人员先行
毫无疑问，延迟退休年龄已成定局，但究于其对不同群体所造成的不同影响，此改革暂不会全面推开。
“小步慢跑分几种形式，首先，从范围上来讲，不会全面开展而是分类开展，比如按领域、按区域或是按群体，哪个群体最适合哪个就先开展；其次，就延长时间而言，不会一下子跨越很多年限，顶多延长到65岁，但这中间同样需要掌握尺度。”上述接近人社部的人士认为，高技术脑力劳动者或会成为延长退休年龄的先行者，这部分人也大多希望延长退休年龄，而且还可以给社会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
而在较前发布的清华版养老方案中也提出，50岁左右的困难女职工和艰苦岗位职工这两类困难群体被剥离出延迟退休方案，依然延续之前的退休年龄和方案。
“虽说延迟退休是必然选择，但还是要以社会成本最低的方式进行，早起步才能慢速度。”11月20日，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具体延退方案应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划定出不参与延退的“老人”范围；第二，给出预告期和时间表，但要严格禁止扎堆行贿办理提前退休；第三，分类实施，公务员按照统一规定退休，事业单位先行推迟，残疾人按照伤残程度随时退养，重新核定艰苦岗位，统一规定提前退休年限；第四，规定最低领取全额养老金的缴费年限，建立提前领取部分养老金，推迟领取超额养老金的激励机制，增加缴费年限是引导延迟退休的措施。
由此可见，无论是官方还是专家，公职人员先行似乎已达成共识。因为这不光有利于减小延迟退休年龄的阻力，同样可以为全面推开延迟退休总结经验。但对于延迟退休年龄的规定，是一步到位65岁还是以逐年递增的方式，尚待细则出台之时才可揭晓。
“相关细则应该有大概的雏形，不过不会在《决定》后很快推出来。”上述接近人社部的相关人士表示。据他判断，明年两会或许会推出相关细则进行讨论，公开听取一下各方的意见。
改革环环相扣
虽然《决定》全文关注度最高的是延迟退休年龄，但是社会保障提及的却是多个方面的问题，布局的是一盘棋。
“《决议》提出的‘分配秩序、透明预算、城乡整合、精算平衡、降低费率、减免和延期征税，国企红利用于社会保障，以及完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经办机构’等一揽子政策，从资金来源、基金管理、待遇支付三个环节，实现社会保障的公平性、持续性和流动性。”杨燕绥表示，延迟退休年龄是代际公平和制度持续性的表现，结束碎片化状态和短期行为特征，从而中国社会保障可以进入体系建设。
很明显，《决定》中的每一项决策均是一环扣一环，每一个改革也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养老金制度不并轨则很难实现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基础养老金不进行全国统筹终将导致各地养老保险基金收支与结余不平衡，从而引发缴费负担不公、责任分担失衡、基金余缺并存、运行成本居高不下、基金贬值风险持续积累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无疑又会加剧养老制度的碎片化程度。
同时，推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势必涉及到“并轨”，养老金制度一旦并轨势必会涉及到建立职业年金等补充养老保险，而这无疑有利于构建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最终达到提高各类职工退休之后养老保障待遇水平的目的。
“建立合理的养老金结构是最难和最关键的环节。一是实现基础养老金全统筹，为养老金并轨打开了通道。具体路径可能是实现职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机关事业单位统筹、城乡居民统筹，建立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这就是国民基础养老金的雏形。二是完善个人账户，保护受益人权益。这需要用国企红利弥补个人账户空账，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公平的。”杨燕绥建议，除此之外，还需要建立受托人制度、规范资本市场、制定合理的投资策略，实现保值增值目标，让养老储蓄者分享经济进步的成果。
据记者了解，此次《决定》已明确提出，2020年，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将提至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此之前，央企上缴比例分为五类，最高比例是20%，最低是不上缴。
本报记者了解到，根据三中全会《决定》对社保方面的规定，人社部已将延迟退休年龄、养老金的统筹、养老制度的并轨、社保缴费费率的调整、社会保障基金的补充5方面的问题纳入下一步社保改革的重要内容。
在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中，社会保障改革的布局已初步显现。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sbjszqh/pinglun/detail_2013_11/21/31440625_0.shtml

八O九O后就业难，还延迟退休，顾头不顾尾。想延迟退休的多为舍不得放权的利益集团。

权利 利益者皆如此 退休就意味这这些将丢失

别让“延迟退休”吓坏老百姓

中国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会逐渐偏大。但延迟退休年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且只会使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更加偏大。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放开计划生育。

1月24日，据媒体报道，人社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延迟退休年龄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

延迟退休的问题，从2004年讨论至今，已有整整10年。人社部反复地试探，反复地提出。在谈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时，孔子的一句名言常常被引用：“不患寡而患不均。”实际上，这样引用并不完整，因为后面紧跟着还有一句：“不患贫而患不安。”一个社会，要可持续发展，就要消除不安定因素。而在所有的不安定因素中，是否能够看清未来，或者说对未来的可预期性，实在很重要，但这一点却不常提及。

延迟退休

解决不了“新增劳动力减少”

现在常见的延退理由中，“新增劳动力减少”算是一条。中国16~25岁的新增劳动力其实从2004年开始就逐年减少，但这不是“老龄化社会的加速”造成的，而是长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新增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是使老龄化社会加速的原因之一，有关的高层官员显然是把因果倒置了。

还有一个社会背景，这就是中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目前正处于峰值，有9亿多，而且这个规模将一直会延续到2025年。到2035—2040年，中国老龄化最高峰时，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仍然有8亿多。所以，就绝对值而言，与中国的经济规模相适应，中国可能并不缺乏劳动力。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用大白话来表述：就是少用人。同时，有研究表明，中国目前有将近1亿人处于失业或就业不足的状态，经济学家专门为此创造了一个新词，叫做“总量性失业”。如果劳动力总量减到8亿，正好可以缓解严峻的就业问题。所以，退一步说，中国将来会不会缺乏劳动力？何时会缺乏劳动力？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的劳动市场能否容纳这么多劳动力？今天看来，至少还是一个“悬案”。

当然，按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国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会逐渐偏大。但延迟退休年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且只会使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更加偏大。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放开计划生育，仅以常识而言，显然只有提高生育率将来才会有更多的新增劳动力。现在放开，还来得及，按照中国社会的法律和惯习，16年就能养成一条“好汉”，而到老龄化高峰，至少还有22年。

百姓为何产生不信任感

如今在延退问题上，广大人民群众是“尚未被蛇咬，已然怕井绳”。只要是与退休养老相关的事情，几乎第一反应就是质疑。如最近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事业的意见》中提到“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到媒体上就变为“以房养老”；继续发酵，在坊间就以讹传讹地变成“政府要打老百姓住房的主意”。相关部门再三解释，但人民群众依然报以疑虑惶惑的眼神。

2013年年底人民网[-1.25% 资金 研报]的调查结果显示，将近70%的受访者反对“延迟退休年龄”。其中，外企工作人员反对声最高，达79%；党政机关中也有53%的人不赞同。

更重要的是，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所提供的仅仅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资金和服务。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得到的仅仅是政府给予的一个保底的承诺，为什么有了这样的制度社会就会安定？实际上这与社会心理有很大的关系。公众的社会心态永远是一面凸透镜，常常不会“如实”地反映社会现实，不是放大就是缩小。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本身是利用社会心态的放大作用，把对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放大为一张可期待、可依靠的安全网。现在，部分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一再强调“社会保障安全网”不可靠，使公众的社会心理向“不可预期”的方向逆转。加上中国人的国民性“不患贫而患不安”，最终是否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乃至动荡？

顶层设计要

如今，经过“十连调”，中国的大多数退休人员拿着2000元左右的养老金，过着不那么富裕的日子，但他们却是中国社会最安分守己的一个群体。

他们安贫乐道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女性，退休生涯的第一选项就是帮子女带孩子，在怡儿弄孙中享受天伦之乐。孙子上学了，他们又将服侍上一代老人和老伴视为己任。也有一部分人，自己在生活中找乐，拉着老哥们儿老姐们儿扭秧歌、唱大戏、跳舞唱歌，下棋打牌，写字画画，忙得不亦乐乎。也有人把健康长寿作为目标，把锻练身体、听健康讲座当作每日功课，乐此不疲。老年生活的最高境界应该就是旅游，逛逛名山大川，看看异国情调。

这样一个自得其乐的社会群体，虽不富裕，但与世无争，令从7岁起就要为学业、为工作疲于奔命半个世纪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年人好生羡慕，总想着能够早日加入其中，一舒身心。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有些官员和学者就不能理解和体谅中国人的这份心情，非要打破他们的好梦，非要让他们既患贫、又不安呢？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给公众的印象不应是千方百计地想多收钱、少发钱。另一方面，中低收入者，尤其是50—70年代出生的那几代人受到的影响会更大。因此，学者也好，官员也好，考虑问题应当从养老保险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出发，譬如社会保障的“刚性”原则，譬如社会保险的“三方筹资”原则。这对于社会保障理论来讲就是基本常识，圈内的官员、学者都可以倒背如流。不要违背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和常识去进行顶层设计，不要开口闭口美国怎样、欧洲怎样、日本怎样，但实际上又是选择性地对国际经验采取“拿来主义”。如今，从某种意义上说，养老保险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万万不可等闲视之。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218/11677191_0.shtml

这是趋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