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其实也保了密

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的告密真相 　　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旧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又由林旭带出第二道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
　　八月初三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劝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此后事情的发展传统说法是:袁世凯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八月初五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疑雾缭绕的袁世凯告密之说

　　1.上谕中为何不捉拿谭嗣同。八月初六慈禧实行政变，如果是袁世凯告密导致，则政变上谕中必定指名捕拿谭嗣同，因谭是前往说袁世凯围园劫持太后的人，属于“逆首”。但上谕中只命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而且上谕中康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名较轻。
　　2.荣禄不可能乘火车连夜赶回北京。袁世凯在八月初五上午觐见光绪后，即乘火车回天津，袁赶到荣禄处告密，已在夜间，万难在当夜赶去北京，把消息反馈给太后。而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却在初六上午，可见太后的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
　　3.疑点重重的袁世凯《戊戌日记》。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并未讳言自己告密，并且他告密是积极的、主动的，回天津后立即找了荣禄。可是《戊戌日记》存在几个疑点。第一，初三夜，谭嗣同找他密谈，提出围园杀太后之谋，袁世凯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初四便应在北京告密，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第二，据袁世凯说，初五返津见荣禄，即要告密，“略述内情”，忽有客人叶祖入座，因此欲言又止，只好等明天再说。此是何等大事，谭嗣同已募勇士数十人在京，事态一触即发，慈禧有旦夕之祸，却因为座上有客人，把此事延宕一天，不合逻辑。第三，八月初六上午荣禄来访，袁世凯和盘托出围园杀太后之谋，按理荣禄应立即行动，驰京报信，但荣禄听到这样紧急的消息，并不马上向北京报告，却在那里和袁世凯商量如何保全光绪的安全，白白又耽搁了一整天，实在蹊跷。
　　

两名亲信的记述颠覆传统说法


　　1.袁世凯的亲信张一麟的记述。张一麟1903年入袁世凯幕府，长期随袁工作，为袁亲信，他在《心太平室集》所记:袁初五返津，隔一天后，杨崇伊来天津，向荣禄报告训政的消息。但袁告密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知政变消息。且“令卫兵夹道罗列”，这三点很值得注意。
　　由于袁世凯刚从北京回津，受光绪帝封为侍郎，荣禄也心存疑虑，故而见袁时“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一定吓坏了，害怕康有为供出初三夜谭嗣同访袁于法华寺，密谈兵变围园之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密谋，和盘托出，故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的举动。这样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已听到西太后训政消息之后，怕受连累被惩罚，被动告密。如果袁是积极主动告密，那就不会有“卫兵夹道罗列”，不会有“杨崇伊在座”，也不会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因此，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
　　2.荣禄的亲信陈夔龙的记述。陈夔(kui，音魁)龙在《梦蕉亭杂记》中所记与张一麟有几点符合:一是袁世凯告密在杨崇伊到天津之后，荣禄已知太后训政，但“佯作不知”；二是袁世凯当时受到很大压力，虽未记“卫兵夹道罗列”，但荣禄对袁世凯已怀疑；三是张一麟记“袁乃跪求荣为作主”，而陈夔龙记“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陈夔龙在戊戌政变后不久，即调到荣禄幕府，是荣禄的亲信，他和袁世凯不睦，消息来源应是从荣禄处来，但两人所记袁的告密情形却很相似。  作者： 洹上钓翁 2007-3-6 12:0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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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的告密真相 　　从张、陈二人所记，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是在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怕受到牵连，故而告密，这是他的保命之计。这告密消息又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守旧派才知道兵变围园的密谋。八月初九遂有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由于袁世凯告密，事态扩大，继续搜捕，并不经审讯于8月13日处决六君子，8月14日宣示罪状，有“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这道谕旨说明袁世凯的告密已反馈到了北京。　
　

袁世凯与维新党的关系

　　慈禧太后起始时认为袁世凯是维新一党，由于荣禄力保，袁才能够保全官位。应该说,慈禧把袁世凯认作维新党人是有道理的。事实上袁世凯与维新党人联系密切,1895年夏,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都察院、工部不肯代递,袁世凯曾帮助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不久,强学会成立,袁世凯积极参加,是发起人之一。后来袁世凯奉派赴小站募新建陆军,康有为等为袁设酒饯行,康有为对袁的印象也极好,认为: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
　　1.袁世凯的越级提升是由于维新党的大力举荐。袁世凯与维新派建立了联系。维新派要借重袁的兵力,而袁则想通过维新派的荐举,升官晋爵。袁世凯通过维新派的荐举,越级提升。袁对维新派感激不尽,他们之间的关系拉得更近了。维新派内部议论的机密事,也不避着袁,而且袁表示支持。八月初三日,当光绪帝的密诏带到康有为那里,语气紧迫,有朕位且不能保的话,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商议救光绪的办法,其中竟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在内。
　　2.袁世凯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曾写道: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这分明是愿意执行极危险的任务,袁写信时不一定知道要围园劫后,但必定已知道康有为要借重他的兵力,去对抗守旧派。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八月初三维新派核心人物谋救光绪时,会有袁的代表徐世昌在座,正因为袁世凯已做出十分肯定的承诺，维新派才会对他完全解除戒备。他们请徐世昌一起看密诏,就是要说服徐同意进行兵变,围园夺权,但实行兵变的关键人物是袁世凯,于是就有当夜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与袁世凯面谈之举。因此,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就不是一桩突然的、冒失的行动。如果袁世凯事前没有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的承诺,谭嗣同必定不会冒失从事。尤其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中把谭嗣同写成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气焰凶狠,类似疯狂，“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并非事实。这样的描写只是袁世凯为了掩盖自己和维新派的密切关系而编造出来的。
　　3.为保全自己,袁世凯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党。袁世凯虽早已参与维新派的谋划,并承诺要支持维新派,但八月初三提出了杀荣禄,调兵入京围颐和园劫持太后之谋,袁世凯犹豫了。因为执行此计划极其冒险且难度很大。袁军虽精锐,但周围有聂士成、董福祥的军队牵制。且袁军驻扎小站,离北京二三百里,要长途行军,突破阻拦,奔袭颐和园,成功的把握实在太小了。袁提出到天津阅兵时,光绪帝走入袁营中的设想。这一计划可能维新派与袁世凯早已商量过,袁主张实行这一计划,成功的可能性较大。袁世凯握精锐之师,有天子在营中,以静制动,谁敢有异言？但当时形势已迫在眉睫,维新派知道等不到天津阅兵,慈禧太后就要下手了,对袁世凯表示失望。故八月初四康有为即奉旨离京,留在北京的谭嗣同、梁启超等没有想到袁世凯告密,而事实上袁亦并没有立即主动告密。
　　荣禄一直在窥测事态的发展,袁世凯被召进京,封为侍郎,荣禄很紧张。谎称英俄在海参崴开战,大沽口外,战舰云集。故调动军队,把聂士成军调到天津,把董福祥军调到长辛店,以防不测。并写信给袁世凯,催他赶快离京返津,袁世凯回到天津,并没有像他在《戊戌日记》中说的那样与荣禄会谈，荣禄只是把他留天津,未让他回小站营中。并且对他严密防范。袁世凯听说北京发生政变。慈禧太后再出训政,捉拿康有为,吓得魂飞天外,以为密谋已经败露,故大哭失声,长跪不起,向荣禄表示忏悔,并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和盘托出。
　　4.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写于荣禄死后。荣禄是守旧派中极有头脑的人,他认为袁世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一心想笼络他。而且袁供出了围园劫太后的密谋,给守旧派提供了进行镇压的借口,故而宽恕和庇护了袁世凯,从此袁便死心追随慈禧太后和荣禄。
　　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重要史料,一是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一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梁启超讳言围园劫太后的密谋,称此为守旧派的诬陷,其实维新派确有此密谋,最近发现的毕永年（梁启超密友，参与了八月初三夜里的密谈）《诡谋直纪》是不可辩驳的铁证。但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所说亦非事实真相,他隐瞒了和维新派往来的事,讳言曾参与了密谋,而且诡称自己告密在前,听到政变的消息在后。可能因为当时社会上有戊戌年袁世凯与维新派勾结兵变的传言,袁世凯为平息传言,洗刷自己,写了《戊戌日记》,证明他一直忠于慈禧太后。
　　从上述现存史料中，我们得出如下看法：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一度倾向于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与闻和支持他们的密谋。并且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当时机紧迫时,他又不敢做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的冒险举动。八月初五日回天津后尚未告密。八月初六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袁世凯的告密真相及他和维新派的关系即是如此。   作者： 洹上钓翁 2007-3-6 12:0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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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复：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的告密真相 　　2.荣禄的亲信陈夔龙的记述。陈夔(kui，音魁)龙在《梦蕉亭杂记》中所记与张一麟有几点符合:一是袁世凯告密在杨崇伊到天津之后，荣禄已知太后训政，但“佯作不知”；二是袁世凯当时受到很大压力，虽未记“卫兵夹道罗列”，但荣禄对袁世凯已怀疑；三是张一麟记“袁乃跪求荣为作主”，而陈夔龙记“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陈夔龙在戊戌政变后不久，即调到荣禄幕府，是荣禄的亲信，他和袁世凯不睦，消息来源应是从荣禄处来，但两人所记袁的告密情形却很相似。
　　从张、陈二人所记，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是在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怕受到牵连，故而告密，这是他的保命之计。这告密消息又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守旧派才知道兵变围园的密谋。八月初九遂有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由于袁世凯告密，事态扩大，继续搜捕，并不经审讯于8月13日处决六君子，8月14日宣示罪状，有“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这道谕旨说明袁世凯的告密已反馈到了北京。　
　

袁世凯与维新党的关系

　　慈禧太后起始时认为袁世凯是维新一党，由于荣禄力保，袁才能够保全官位。应该说,慈禧把袁世凯认作维新党人是有道理的。事实上袁世凯与维新党人联系密切,1895年夏,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都察院、工部不肯代递,袁世凯曾帮助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不久,强学会成立,袁世凯积极参加,是发起人之一。后来袁世凯奉派赴小站募新建陆军,康有为等为袁设酒饯行,康有为对袁的印象也极好,认为: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
　　1.袁世凯的越级提升是由于维新党的大力举荐。袁世凯与维新派建立了联系。维新派要借重袁的兵力,而袁则想通过维新派的荐举,升官晋爵。袁世凯通过维新派的荐举,越级提升。袁对维新派感激不尽,他们之间的关系拉得更近了。维新派内部议论的机密事,也不避着袁,而且袁表示支持。八月初三日,当光绪帝的密诏带到康有为那里,语气紧迫,有朕位且不能保的话,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商议救光绪的办法,其中竟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在内。
　　2.袁世凯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曾写道: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这分明是愿意执行极危险的任务,袁写信时不一定知道要围园劫后,但必定已知道康有为要借重他的兵力,去对抗守旧派。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八月初三维新派核心人物谋救光绪时,会有袁的代表徐世昌在座,正因为袁世凯已做出十分肯定的承诺，维新派才会对他完全解除戒备。他们请徐世昌一起看密诏,就是要说服徐同意进行兵变,围园夺权,但实行兵变的关键人物是袁世凯,于是就有当夜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与袁世凯面谈之举。因此,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就不是一桩突然的、冒失的行动。如果袁世凯事前没有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的承诺,谭嗣同必定不会冒失从事。尤其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中把谭嗣同写成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气焰凶狠,类似疯狂，“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并非事实。这样的描写只是袁世凯为了掩盖自己和维新派的密切关系而编造出来的。
　　3.为保全自己,袁世凯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党。袁世凯虽早已参与维新派的谋划,并承诺要支持维新派,但八月初三提出了杀荣禄,调兵入京围颐和园劫持太后之谋,袁世凯犹豫了。因为执行此计划极其冒险且难度很大。袁军虽精锐,但周围有聂士成、董福祥的军队牵制。且袁军驻扎小站,离北京二三百里,要长途行军,突破阻拦,奔袭颐和园,成功的把握实在太小了。袁提出到天津阅兵时,光绪帝走入袁营中的设想。这一计划可能维新派与袁世凯早已商量过,袁主张实行这一计划,成功的可能性较大。袁世凯握精锐之师,有天子在营中,以静制动,谁敢有异言？但当时形势已迫在眉睫,维新派知道等不到天津阅兵,慈禧太后就要下手了,对袁世凯表示失望。故八月初四康有为即奉旨离京,留在北京的谭嗣同、梁启超等没有想到袁世凯告密,而事实上袁亦并没有立即主动告密。
　　荣禄一直在窥测事态的发展,袁世凯被召进京,封为侍郎,荣禄很紧张。谎称英俄在海参崴开战,大沽口外,战舰云集。故调动军队,把聂士成军调到天津,把董福祥军调到长辛店,以防不测。并写信给袁世凯,催他赶快离京返津,袁世凯回到天津,并没有像他在《戊戌日记》中说的那样与荣禄会谈，荣禄只是把他留天津,未让他回小站营中。并且对他严密防范。袁世凯听说北京发生政变。慈禧太后再出训政,捉拿康有为,吓得魂飞天外,以为密谋已经败露,故大哭失声,长跪不起,向荣禄表示忏悔,并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和盘托出。
　　4.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写于荣禄死后。荣禄是守旧派中极有头脑的人,他认为袁世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一心想笼络他。而且袁供出了围园劫太后的密谋,给守旧派提供了进行镇压的借口,故而宽恕和庇护了袁世凯,从此袁便死心追随慈禧太后和荣禄。
　　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重要史料,一是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一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梁启超讳言围园劫太后的密谋,称此为守旧派的诬陷,其实维新派确有此密谋,最近发现的毕永年（梁启超密友，参与了八月初三夜里的密谈）《诡谋直纪》是不可辩驳的铁证。但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所说亦非事实真相,他隐瞒了和维新派往来的事,讳言曾参与了密谋,而且诡称自己告密在前,听到政变的消息在后。可能因为当时社会上有戊戌年袁世凯与维新派勾结兵变的传言,袁世凯为平息传言,洗刷自己,写了《戊戌日记》,证明他一直忠于慈禧太后。
　　从上述现存史料中，我们得出如下看法：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一度倾向于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与闻和支持他们的密谋。并且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当时机紧迫时,他又不敢做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的冒险举动。八月初五日回天津后尚未告密。八月初六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袁世凯的告密真相及他和维新派的关系即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