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平 来源:光明日报
袁世硕,1929年生于山东兖州。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现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出版小组成员、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古典学学会会长。多年从事元明清文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师从袁世硕先生已有二十几个年头,从先生处获益实在太多太多。袁先生大学毕业时便被著名学者冯沅君教授指名推荐留校,并师从冯先生修习中国古代戏曲。经过半个世纪的辛勤耕耘,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培育出了满园桃李,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最具权威的学者之一。袁先生常以自己老师的八字箴言“工夫要死,心眼要活”传授给诸多弟子。而我则深深感到,袁先生之所以能够取得骄人的成就,就是因为他自己正是这八字箴言的身体力行者。
所谓“工夫要死”,就是要博学强记,旁搜远绍,治学谨严,一丝不苟。在学术界,袁先生素以考证谨严而著称。无论是六十年代初的《孔尚任年谱》,还是八十年代末的《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都始终如一地体现着这一精神。初版的《孔尚任年谱》,虽薄薄的不足二十万字,却以大量文献为坚实基础,凝聚着著者的数年心血。多部《中国文学史》都曾援引其中提供的资料,作为评论《桃花扇》的立论依据。该书出版后,袁先生并未终止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而是继续留心有关文献的发现,斟酌原来的记述是否确切。二十余年后的1987年,增订版《孔尚任年谱》面世,更加清晰地展示了孔尚任一生的升沉荣辱及其创作《桃花扇》和因之被罢官的政治底蕴,不仅丰富深化了对孔尚任的认识,而且启示人们应当从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深层的社会思潮去进行分析和评论。同一研究课题,竟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其工夫不可谓不“死”。
对清初另一位著名小说家蒲松龄的研究也同样如此。从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初,袁先生就参与了山东省文化界系统整理蒲松龄著作的工作,十年动乱被迫中断。“文革”一结束,袁先生便立即重新投入到了这一课题之中。为了广泛搜集、深入挖掘有关文献资料,他骑着自行车往来于山东省图书馆和山东省博物馆之间,利用教学之余暇数次探访蒲松龄的故乡淄川,又据全国几家大图书馆的书目提供的线索,设法索取到有参考价值的书籍的复制件,还东渡扶桑,阅览了东京庆应大学的“聊斋关系文库”的文献图籍。由于下了这样一番苦功,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得到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其中既有蒲氏的多种手稿,也有其亲友诗文的稿本、抄本,以及《聊斋志异》的多种抄本。在此基础上,袁先生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两项研究工作,一是对蒲松龄一生的行迹、交游、著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对这位著名文学家的了解,基本上搞清了其创作《聊斋志异》的过程和若干情况;二是对几种早期抄本和传世不广的早期刊本,做了较为具体的考察,基本上搞清楚了它们各自的年代、篇章存佚、抄主情况,以及与手稿本的差异程度。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辑成《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出版,立即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赞誉。
所谓“心眼要活”,就是要触类旁通,勤于思考,不拘成见,有所发明。即以上述考证性的成果来说,袁先生绝不做毫无意义的繁琐考证,也更不会为考证而考证。他考察蒲松龄的交游情况,并不以了解蒲氏与何人交往为终极目的,而是以此了解蒲氏的为人处世以及《聊斋志异》的创作动机与创作过程。如在考察蒲氏与孙蕙的交游始末时,发现了一位女性顾青霞,并由此深入下去,理清了蒲氏对她的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从而可以得知《娇娜》、《连琐》、《白秋练》之所以写得那样动情,那样优美,乃是因为其中饱含着作者个人的情感体验。袁先生勤于思考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他不肯囿于前人的已有结论,而总是根据掌握的资料得出新的、更符合实际的见解。如许多研究者认为《聊斋》的故事素材多来源于蒲氏的友人,或来源于此前的志怪传奇小说。袁先生经过认真思考指出,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多是作者自行结撰,体现出神道意识及其思维模式转化为审美方式的文学特征。
袁先生在治学中尤善于抓住关键、有所发明。收在《文学史学的明请小说研究》中的许多论文大都不是对一部作品的全面系统的分析、论述,而是就几部小说名著中有争议的问题表述自己的见解,匡正评论中出现的偏颇或误解。在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第八编由袁世硕先生任主编,他的许多真知灼见也融入到了这部全国统编教材之中。
袁先生虽已年过古稀,却依然思维敏捷,精神矍铄,继续着他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数十年来,他的弟子遍布各地,“工夫要死,心眼要活”这八个字也必将成为不熄的薪火而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