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原创]袁家倜：饱受磨难并快乐着

她是袁世凯四儿子袁克端的女儿，出生时袁氏家族已经没落，小时候起常常挨人骂，历史课都不敢去上。

    与她的兄嫂著名科学家袁家骝教授、吴健雄教授夫妇关系密切。

    特殊的家庭背景让她文革时期饱受磨难，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境况才得以改变，但她即使在最困难最无助时仍然保持乐观。改革开放后，年过60的她，闯深圳，69岁时又开起了餐厅。

    她就是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海外联谊会理事、和平区侨联顾问、“苏易士”西餐厅总经理袁家倜。今年81岁高龄的袁女士依然很“活跃”，本文是袁女士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演讲节选。

    69岁用第一桶金开西餐厅

    1987年，我还是决定去深圳打工，我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已62岁，拼搏的思想超过了一切。在深圳6年，我参与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度假村香密湖酒店及小梅沙度假村建设，成为深圳市第一批创业者。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我吃在工地，住在工地。好在我有农村8年(文革期间)艰苦经历和锻炼，在工棚吃饭已经觉得很好了。

    在深圳虽然吃了不少苦，但开阔了眼界，学到了深圳人建设特区那种执著、拼搏、奋斗的精神以及他们先进的管理理念、经营策略，同时也使我积累了创业的资金。6年以后深圳的发展的形势已经很好了，我觉得我可以回天津了。在深圳我买了一些原始股票，加上工作工资所得，赚了70多万元。当时深圳不让汇款，我就用皮包把钱装着带回天津。

    1992年，我回到天津市，这时我完全具备了坐享清福的资本及尽享天伦之乐的条件，而且也到了那个年龄。但我又似乎忘记了自己已经是一个69岁的老人，决心要干一番事业。

    开始我准备办一家房地产公司，但遭到兄嫂反对，袁家骝教授建议我开西餐厅。开始我想不通，袁世凯的孙女开餐厅会让人笑话。等我决定开餐厅时，我的堂兄、堂姐又来批评我，可我这时有种信念，就是不管什么事，只要我认为对的就坚持。那时候对我支持最大的就是堂兄袁家骝。他说，你不要听别人怎么说，在西方开餐厅才是最高档次。他又分析道，天津是中国最早的开埠城市之一，天津人做西餐、吃西餐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西餐厅并不多。天津市要建成国际大都市，外国人会越来越多，开一家高档次的西餐厅很有前途。

    我觉得有道理，就听了他们的建议，利用我在成都道自家的小洋楼，建起了一家西餐厅。兄嫂得知后很高兴，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专程来天津，亲手为西餐厅题写匾额。这块匾额十分珍贵。经常有人请袁家骝先生题写匾额，他很少应允，“苏易士”匾额是袁家骝先生在中国大陆写的唯一一块。我的餐厅至今有13年了。香港《大公报》，美国《华人日报》都有“苏易士”的报道。袁家骝先生每次回国都住在我的西餐厅，前后有7年时间。“苏易士”在天津逐渐成为一个名牌。

    创业初期还是很辛苦的，我们只有八张餐桌，包括经理、会计、厨师、服务员在内仅有7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建立了各种制度、店规，其中为约束子女、职工，我们建了三条制度：一是所有子女、亲属来餐厅吃饭一律付现金，不许签单；二是餐厅男职工不得有越轨行为，一旦发现，立即开除，不再录用；三是对顾客热情服务，但不允许苟言苟笑，正确对待要求，不许和顾客争吵。13年来，靠着严格的管理、奖罚分明的店规，以及地道的西餐风味和良好的服务、幽雅的就餐环境，使“苏易士”越来越红火，现在已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名餐厅。从开业到现在，这儿十几年的老顾客都有，因为我们菜品好、价位低。

    我的兄嫂袁家骝、吴健雄

    说到我的成功，还要感谢两位令我崇敬、对我后半生有巨大影响的人，那就是我的兄嫂，袁家骝先生和吴健雄女士。

    袁家骝先生从小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出国的时候口袋里二十块钱都不到。到美国之后给人家擦过皮鞋、洗过碗，相当艰苦，靠奖学金读完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可是他在最艰苦的时候没有气馁，每天晚上只睡四个小时，就这样拿到了博士学位。

    嫂子吴健雄教授也是一样。在开展雷达研究的时候，三年不许回自己家。因为研究原子能，吴健雄教授在三千公尺的地下做试验，稍微不注意就会闷死在里面。

    我与堂兄袁家骝感情很深。当年他出国留学，我与姑母为他收拾衣物，送他上船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自1987年我第一次陪同他们去深圳，至2003年袁家骝先生去世。近20年来，他们经常往返于美国、中国之间，只要回国他们就到我家。我跟随他们夫妇参加、出席国内各种重大活动及会议，照顾他们的生活，我成了他们的“内务”和“外务”大臣。

    尽管成就斐然、声名显赫，但袁家骝先生的生活却异常节俭。袁家骝夫妇的生活水准简直低到极点，午饭常常就是方便面。他们去实验室几天也就带几个面包，带瓶矿泉水。他们不懂得享受。袁家骝先生第一次到我那儿去，所有衣服都是我给换的，他穿的睡衣、袜子居然都是破洞和补丁。他们把毕生大部分的储蓄500万美元捐赠给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吴健雄女士的母校，建了一个最新式的、设备齐全的学校。

    袁家骝还将最好的古玩、字画、家具以及他们获得的奖章、奖杯等捐给嫂子曾经就读过的东南大学吴健雄纪念馆。袁家骝、吴健雄夫妇的孩子18岁时就独立了，最后只留给儿子30万美元。他们用200万美元成立了袁家骝基金会，每年聘请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来中国讲学，促进中美两国学者互访。

    美国人非常尊敬吴健雄教授，在她去世时，送葬的车队在纽约市绕了两圈，她的骨灰运回中国时，飞机又在纽约上空绕了两个圈，而且还盖着美国国旗，由美国政府交给中国的外交部。袁家骝、吴健雄夫妇的好朋友、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亲自审定他们的墓园设计方案，墓穴前用透明板隔开的两个直径达60厘米，由意大利进口蓝珍珠花岗岩加工制成的石球，象征着两个左右对称的钴核子。

    袁家骝、吴健雄夫妇最初从美国回到国内，什么东西都不许带，甚至连一张纸片都不行。他们去一些高校讲课完全是凭借记忆，晚上写，白天讲。2003年袁家骝先生去世时，中央电视台让我介绍袁家骝先生和吴健雄女士的事迹，我最后引用了一句袁先生自己的话，他说：“我不愧为一个中国人！我是爱国的！”





(袁家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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