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嘉谷(1872—1937),字树五,又字澍圃,晚号屏山居士,男,汉族,石屏县人。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取二甲第62名进士;同年取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名魁天下。人称“经济特元”,或称“云南独一无二的状元”。自此,省城聚奎楼改名“状元楼”,悬挂总督魏光焘榜书“大魁天下”匾,石屏城东门城楼也因是此匾。五屏城内袁氏故居悬大学士孙家鼐题赠“国朝第三人”直匾。
同年,袁授翰林院编修,次年奉派日本考察政务和学务,任云南留日学生监督。三十一年回国,先后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国史馆协修长,国史功臣馆纂修,《皇清奏议》纂修,宪政馆咨议官,廷试外国留学生文华殿第一襄校官,进士馆毕业襄校官,实录馆协修官,东陵扫青官等职。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奉敕出任浙江省提学使;十二月,兼布政使。辛亥革命爆发后回云南,被举为云南国会议员,两度进京议事。民国3年再回云南,居昆明玉龙堆,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任省图书馆副馆长、馆长。民国12年云南创办大学,应校长董雨苍聘请,兼任国学教授。
袁平生嗜学成癖,才学渊博,著籍甚富。他在史学、经学、文学、教育和书法艺术等方面有很高成就,对文化、教育事业有重大贡献。
“梅花香自苦寒来”,袁自幼刻苦勤学。5岁从父读《千字文》、《三字经》,6岁读完《四书》,7岁随长兄嘉乐读经史,随仲兄嘉漠学诗赋、联语,12岁随叔兄嘉献学书法、作文,13岁,从学于彭文杰举人。袁从少年时代起,就深受志取功名思想的熏陶,立志“要读尽天下有字书”。他好学不倦,置身书斋,便觉其乐无穷。他的‘读书乐”士律诗首尾联正是少年刻苦攻读的写实:“恒于勤苦见从客,坐拥书城兴未墉,“夜半高楼谁是友,诸天寺里一声钟”。由于他“恒于勤苦”,应试屡夺冠军。他以高材生选人经正书院,从学于许印芳、陈荣昌等,有“课五”之称。光绪二十年(1894)乡试,举亚无,二十九年,名魁天下。
从科举成名至清王朝灭亡,袁做了八年清官,在京中以才华、廉洁获学部赏识;在浙江有德政。辛亥革命后回到云南,则成就了他的学术造诣,完成了大量的著述。
在史学上,袁主张“写国史要真”,不要“虚饰妄托”,他先后参与编写《清史稿》、《新纂云南通志》,主纂民国《石屏县志》;以及其它史志达百余种。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开端,应以《书经》、《易经》、《诗经》、《史记》的记载为准,从伏羡、神农、黄帝、尧舜开始。对各个历史时代,对各方面杰出的历史人物,都要“慎而考详列之”。诸如开物成务者,有功德于民者,安内攘外者,并育万物者,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者,都要写入历史,以达到“行善诛奸”、“人心自责”、“世界日进”的目的。这些主张,在他所编著的《云南通志大事记》、《滇绎》及《卧雪堂文集》等著述中得以力行。
在诗歌、联语创作上,袁有《卧雪堂诗集》、《卧雪堂诗续集》、《卧雪堂联语》。他的诗歌、联语深受海内外士林称颂。他的诗充满爱乡爱国之情。勿论古体、近体,其内容大体分为三类:一是歌咏祖国山川的写景诗;一是咏育地方风物的叙事抒情诗;一是亲友往来唱和的应酬诗。形式上各体皆备,有五言、六言、七言、律诗、小令、长篇等,各体技巧熟练,音律技巧特高。袁好诗成癖,不仅写出了大量好诗篇,而且对诗论亦有独到见解。他的《卧雪堂诗话》是随笔体的诗歌论说集。他认为。诗言志”,。立品尚志”,要想写出好诗,须有好的思想品质和情操。他说:“诗之为数,实天地之中声,人生之元音。”他主张诗的意境要自然,不必运典,不必争奇,使之不落俗套,诗味自深。如他的《昆湖泛秋》二首:“白马庙前天绿,碧鸡关下云青。一棹浮沉何处,鸥鸟招我前汀。”“山头小雨凄凄,水畔杨花荡堤,泊到高山回首,烟波飞上城西。”诗句出于自然,朴实而老练,意境优美,诗中有画,诗味无穷,脸炙人口。他平生推崇唐代李白、杜甫、韩愈,宋代苏拭、陆游,金朝元好问,明代高启,清代吴伟业等诗人,有《诗家八公咏》。此外还推崇云南钱沣、乡先贤朱丹术、许印芳、朱庭珍等诗家。
袁对中国历史上的儒家经典有深研,从汉学、宋学到宋明理学以至清代考据学,都有专攻。他先后著述《经说》、《尚书二十次异同表初稿》、《论语弟子章衍义》、《孔氏弟子籍》、《诗经古谱》等,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对清代经学家崔述、陈海楼“考而后信”的观点极为赞赏。
教育上, 袁认为“天下之治,由于人才,人才之兴,基于教育”。他以自己所学,授于人,笔于书。期望他日人才蔚起,大用大效,小用小效,有益于国家民族。教学上,他主张并力行因材施教,学生可以自选专题学习、研究,不拘一格。考试或作业出题多种,亦由学生自由选择。他主张学生勤学多思善记,曾对学生说:“读书之法,以记忆通悟为主,所以致此,莫善于笔记,笔记多则记忆强,而通悟广。”他平易近人,对学生循循善诱,耐心教导。他在大学授课,或专题演讲,听众座无虚席,受益深刻,终身难忘。他谦虚待人,严于责己。在昆宅堂屋书挂“杨在卢前于心有愧,楷见广后觉言之烦”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甘作人梯,心爱好学上进青年,深信后人可畏,后来居上。有学生遭劫难、遇不幸,他不辞辛苦,想方设法予以救护。他从教十余年,授业千余人,一言一行,均成楷模。
文化上,袁继赵藩、陈荣昌之后,编纂《云南丛书》数百卷,集成《滇南金石萃编》、《滇南书画集》等。书法艺术上,袁享有盛名,被载人《中国书法大辞典》。他早年学欧阳洵,后学王羲之,旁通米芾、颜真卿、褚遂良,而自创一体。陈古逸评他的书法说:“以王欧为本,兼有褚褚体,以俏拔俊秀获胜,人称‘袁家书’”。大江南北,名山古刹,乃至远及日本、欧美多有他的墨迹。
袁一生处于社会大动荡时期,他的大半生用在读书、做学问上。虽无轰轰烈烈的壮举,却有硕果累累的成就。到晚年,他看到帝国主义列强肆意掠夺和人侵中国,国难四起,民不聊生,感到“障深慧浅,因而闭门念佛,穷研释典,清修梵行,栖心净土,手书佛经。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22日病逝于昆明,终年6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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