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为二看人

还袁世凯一些公道 　　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

　　史家们大都会同意，在大清帝国袁世凯是个颇为前卫的人物。从1895年开始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
　　大清王朝最后10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在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袁世凯和张之洞。而兴办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今河北省）。他的精明之处还表现在吸取过往改革受制于原有官吏而失败的教训，非常重视“开官智”，把现有官吏的重新培训摆在突出地位。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直隶也走在全国前列。全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这是他努力推行的地方自治运动的成果之一。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训练三千警察进驻这个地区，维护了主权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在经济领域，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项目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中国人今天仍热情传颂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但往往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一位美籍华人史家说：“它（京张铁路）是由袁发起、提出和取得的惊人成就。”
　　袁世凯是被政治错误埋葬的。但即使在政治领域，最少有几条也是应该肯定的：
　　首先，执政第一年就制定了《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并在1913年初召开了国会。
　　其次，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
　　再次，他推行军民分治，一再下令军警不得干预政治，也是完全正确的。
　　总的看来，在1913年3月20日暗杀宋教仁事件发生前，他在制度层面的施政有可取之处，不能一概抹煞。

袁世凯的恩怨分明 举凡特殊的政治人物，一般都是恩怨分明，远一点的像法正、王猛，近现代的像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他们因此留下的一些事情的结果很是让后人品味不已。这里先说袁世凯。

袁世凯早年进京赶考，袁家虽然号称大家，但是，他父亲这一支派实际已经中落，他无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向他的妻弟暂借100两银子，然而，这位小舅子真是势利眼，居然不借，而且还挖苦他的姐夫说：“去了也没有用，不如在家住着吧，免得浪费。”最后，还是一位刘姓
的远方亲戚借了他100两银子。时隔多年以后，袁世凯发迹于北洋，小舅子找上门来，求事做，袁世凯犹记得当初的冷言冷语，不仅不见，而且放出话去：来了有什么用？不如在家呆着。硬是一分钱没给打发回去了，最后还是看在老婆的份上，给了500两银子了事，而那位远方亲戚则一次性补偿5000两银子。

袁世凯的大姨太太沈氏原是苏州名妓，袁在上海混迹的时候，与之相识，沈氏看重袁世凯不惜自己贴上银子给袁世凯使用，后来，袁世凯北上，沈氏自费赎身，苦等袁世凯，袁发迹以后，立刻派人把沈氏接来朝鲜，以后，袁的府中基本都是沈氏作主，克定、克文兄弟仰之如主母一般。

袁世凯的妹夫刘春甫是淮军名将刘铭传的儿子，袁世凯在走入仕途之时，曾经托春甫向其父
说项，但是，刘氏兄弟多是瞧不起袁世凯，经常戏弄于他，只有刘家的巡捕蒋福对袁世凯非常好，所以，以后袁世凯做了直隶总督时给蒋福的儿子办理留学日本，再以后聘请他做总统府的西席。袁世凯的父亲的旧交周馥早年帮助过袁世凯，袁世凯后来保荐周馥一路做到两广总督，不仅如此，周早年为官两广，当地官员曾经给周以难堪，此次，袁世凯帮助周馥悉加报复。周馥之后，其子周学熙被袁世凯用为民国的财政总长，一直是心腹。

至于袁世凯和徐世昌、阮忠枢的事我们后面要讲到，这里就不罗嗦了。

袁世凯始创中国现代军乐 　　前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袁世凯在天津的小站练兵，聘来许多德藉顾问，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叫高斯达的，向袁世凯建议把军队里所有的长号筒换成西洋喇叭，编制号谱，同时组织一个军乐队，招收聪慧青年数十人，加以训练。袁世凯同意了高斯达的建议，于是，中国的现代军乐有了一个简单的开端。
　　到了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零三年），袁世凯奉了慈禧太后的命令，在天津开办了一个类似学校的军乐训练机关，这个军乐学校一共办了三期，每期训练八十人，另有一个旗人队，约五十人。他们毕业以后，就被分发到当时的陆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各镇服务。每逢新年，这六个单位的军乐队还要到天津集合，参加考试，连接举行了三次。
　　袁世凯为军队的军队人数做了明确的规定。步兵营（五营）用军乐兵一百二十人，炮兵营（一营）用二十四人，骑兵营（一营）用十二人，工兵营（半营）用六人，合计一百六十人。
　　关于军乐队员的“饷章”，袁世凯也做了规定，每名军乐兵每月支“工食银五两五钱”，骑兵营则每名每月支“食乾银十一两”，多于工兵营军乐兵工食银若干两。
　　每支军乐队配备管乐器十四只，洋鼓四面，更鼓锣号各二具。
　　对于军乐兵的训练，袁世凯开始就有“按号乐总教习洋员高斯达禀呈的乐规训练”，并告戒所有的军乐兵必须遵办母违。
　　另外，军乐兵在出操，换班场合应注意的事项，袁世凯也做过若干规定。例如：“换班时，新班之官宜带领队伍击鼓吹号整队前进”“统帅到达某营，护军队应列队双手举枪，军乐队鼓号迎送…”，“骑兵军乐队练习，如是一字操步法时，号兵与二行的排头要有四步的距离。一开操，号兵即可散开…”。“行军时，领官带护勇持队旗及鼓号兵在队伍的最前列…”。“路过村庄集镇或练完操进入军营时，军乐队必须击鼓吹号，各兵托抢按步法前进。”等等。
　　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军乐的发展，的确有着袁世凯不可磨灭的功绩，从而结束了中国古代军乐延续下来的民族“鼓吹”的历史。
　　一九零零年九月六日，德国莱比锡发行的《图事杂志》，有一篇没有作者的文章，叫做《北京使馆之围》，它报导了义和团围攻使馆区的始末，文中并介绍和当时有关的几个德国人的生平及中国北洋军的实力及武器，配合这篇文章，有几位欧美人的照片，五幅北京城风景照片，二幅中国炮兵和他们的洋教练及一幅中国西式军乐队的照片。在照片下方有一幅题为“中国军乐队，由一欧人指导”。
　　图中有一个站得笔挺的洋军人，是不是高斯达已无法考证，他的右手持指挥棒，围绕他而站的是十六保中国军乐兵，乐器为短号七支，伸缩号二支，不同音域的巴雷同号三支，士巴号一支，黑里空号一支，小鼓一个，大鼓兼钹一人，另外还有轻便乐谱架十一架，架子上都放有乐谱，军乐兵都穿着清末的军棉袄……。
　　因为它是清末少数中国现代军乐队照片之一，它显示了当时所用的乐器，证实了欧洲教练的存在。并且告诉人们，这支军乐队已不只是吹作息信号的号手，而是可以视谱，听从指挥吹奏分部（大小不同的乐器）的西式乐曲的新型军乐队。
　　袁世凯的军乐除了在慈禧太后巡幸奉天时为其演奏外，还常常被调入紫禁城演奏，普在清廷担任过御前女官的裕容岭在《清宫琐记》中谈到：“有一天，李莲英对我母亲说‘五姑娘会舞蹈，让她跳给老佛爷看看\'。我母亲便问我：‘你对中国的古代舞蹈研究得怎么样了？\'我说：‘我倒是练了好个了，一个荷花仙子舞，一个扇子舞，一个如意舞，还有几个都练熟了。外国的跳舞服装，我倒是从法国带了几件，可是没有音乐\'。李莲英说，“外国音乐不成问题，袁世凯有西洋乐队，可以把他们从天津传来”。李莲英把这件事告诉了慈禧，慈禧便传旨把袁世凯的军乐队叫到北京来。
　　“五月初的那天，我在乐寿堂的院子里表演跳舞，地上铺了一张大红地毯，一连是袁世凯的西乐，一边是太监们组成的中乐。”
　　后来，袁士凯称帝，更是让军乐在中南海不停地奏响，末代皇帝傅仪在《我的前半生》一文中写道：紫金城中的早晨，有时可以遇到一种奇异的现象，处于深宫但能听到远处的市声，有很清晰的小贩叫卖声，有木轮车的隆隆声，有时还听到大兵的唱歌声，太监们把这理象叫做“响城”……响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几次听到中南海的军乐演奏。
　　“……总管太监张谦和有一次告诉我 “袁世凯吃饭的时候还奏乐，简直是‘钟鸣鼎食\'，比皇上还神气！””
　　“……军乐把我引进到耻辱难忍的幻想中，袁世凯面前摆着比太后不要多的菜肴，有成群的人伺候他，给他奏乐，煽着扇子。”
　　傅义的回忆录使我们看到了袁世凯军乐的一个侧面。后来，傅义也不得不承认：自从英国兵营的军乐队进宫演奏之后，他就列觉得中国的丝竹弦不堪入耳！……。  

袁世凯的开源之道   李鸿章的遗折，列强的讼求，使得袁世凯顺利地继承了李鸿章的政治遗产，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置。   而此时的大清国比李鸿章身前更呈鱼烂河决之势。单就财政而言，巨额的战争赔款使国家的利薮尽归列强，兵燹过后城乡凋敝本来为舀沁水的税收更有干涸之虞。志大才雄、瞻瞩不凡的袁世凯此时又值用智乘势之时。豪情满怀，逸兴飞动，练新兵、办洋务、兴学堂荦荦大端无不需财孔急；宠络士子、巴结皇室、勾通权要，还有成班妻妾、成排儿女的醉生梦死的享乐，须臾离不开金钱。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其实被金钱难倒的非英雄汉。袁世凯毕竟不同凡响，弄钱的手段也非同一般。   袁世凯在兴金融、办实业方面不但是与时俱进，而且敢为人先。八国联军洗劫过的天津，各衙门的藏银被掠一空，仅从长芦盐运使署就掠走了两百万两白银，战后的天津钱重物轻尤为严重，现银贴水率高达三分三，物价上涨两倍以上。为此，袁世凯采取了缓偿欠债、畅行钱票、设立银行、厘金恢复旧章等四项措施，“一时全津欢声雷动”，市面紧张气氛马上缓解下来了。紧接着设立银元局，铸铜钱替代制钱救钱荒，铜元进入市场后，“行销无碍，军民称便”，有效地平抑了物价。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大的收获就因为铜元少而受欢迎，使得铜重银轻，银元局利用这一点抓紧铸铜元，每年铜银差价获利高达七八十万两，直接为北洋新政提供了财源。   将官府银号进行银行化的改造是北洋金融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1902年8月之前官府征收来的税在拨用之前是寄存在官库的，系不生息资产。之后将这类库款转为存款，月息五厘，存满半年以上格外增息六毫。如此官银成为了生息资产，实业有了信贷资金。到了1910年的直隶银行，已控股多家银行，无论是规模，还是赢利能力，已然是津门银行的龙头。   至于办实业，袁世凯与他的前辈李鸿章、张之洞似乎有些不同，他的理念是，“凡办一切新政，不过由官为之模范，任其提倡鼓舞之责，要在民间风气渐开，始可普兴大利”。严格地讲，这不属官督民办的模式，而类似今天的培育投资环境，理念十分超前。与此成龙配套的组织架构是设立直隶工艺总局，籍此来规划、指导全省办实业。袁世凯办实业的成效到底如何，一大堆拉拉杂杂的数字虽然能说明问题，但过于枯燥，不妨引一段同时代实业巨子、素来瞧不起袁世凯的南通状元张謇参观了第一次全国劝业大会直隶馆后写的日记，“颇觉得袁世凯作为直隶总督之能任事，毕竟与人不同。工艺真有独特高明之处，江苏不如也”。   姑且我们从世俗之说，袁世凯是继曹操之后的历史上又一大“奸雄”。我们知道大凡“奸雄”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不可一日无权更不可一日无钱。曹操为了吞并魏、蜀，一统江山，无日不为军费伤神，法子想了不少，除屯田稍存体面外，其它的诸如授“摸金校尉”、“发冢中郎将”官职，鼓励军士扒人祖坟，其毒胜于倡盗诲淫，开罪天下士子，为同时代人不齿，为后世所诟病。相比之下，袁世凯要高明得多，虽说是征天下之饷练一省之兵，引来物议不少，但总的来说征收敛取还算有所行止。至于对中国近代金融、工业的形成发展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千秋万世自有公论，不容我置喙。   袁世凯和曹操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善于识人用人。北洋任上的袁世凯，理财有周学熙、办学有严修、划策交通有杨士骧杨士琦昆仲、外交有唐绍仪、文案有阮忠枢、治警有赵秉钧，还有人们说烂了北洋军中“龙虎豹”三杰，皆为一时之选，的确为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由理财说到用才似乎跑了题，其实不然，在办实业方面虽然袁世凯取势甚远、理念先进，但他不能没有审机甚微、躬行不渝的“搞手”，这位天才“搞手”就是周学熙，一个会试屡不售，而转攻制艺的故人之子。

袁世凯称帝的正面意义 ??要谈袁世凯，必须抛开历史课本的有色眼镜来看，袁世凯一生有三个重要的时期，在朝鲜，办新政和辛亥革命。
　　
　　在朝鲜，所谓弱国无外交，相信会在他的人生观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而日本，通过君主立宪形成的强大，也会让他对与革新前的日本相似国情的中国的出路有了一点模糊的认识。即在一个强有力的统治阶层的领导下进行于世界潮流同步的资本主义改革，而当时只能依靠汉人官僚来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的满人政府显然已经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该由什么样的统治阶层来完成这一变革？这个时期的袁世凯肯定还在考虑和观望着。
　　
　　小站练兵，是袁世凯涉足新政的一开端，但新政并不是他主导的，而是旧湘淮系崛起的官僚如李鸿章和张之洞所领导的，这一时期，是占据着中华大地绝大多数的汉人领导阶层迅速从满人的统治下攫取权利的黄金时代，这一变化在八国联军进北京这一被后世视为国耻的事件中达到高潮。当时北洋领袖李鸿章在广州正和香港的英军策划东南互保，即如果八国联军有推翻清政府的念头，则约束京津一代的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等新式北洋军队作壁上观，而远离清廷统治中心的东南各省伺机独立，以英国为保护，并看形势来夺取中国政权，南洋领袖张之洞也约束自己的故系将领的部队不得参战（当时新军的编成分两部分，即以直隶的北洋新军袁世凯部和以湖北为中心的南洋新军），所以造成了当时北京附近空有十几万装备精良的新式陆军和数倍的巡防营旧军，而清政府却只能依靠装备着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和装备落后的由甘军组成的武卫后军来抵抗的局面，迅速的失利是很正常不过的事，事后，李鸿章等看全国形势，推翻请政府的时机依旧不成熟，也不可能得到狡猾的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的洋人的支持，故出来善后。此后旋死，由袁世凯接收了其北洋势力。在这一时期，袁世凯随着对北洋新军的掌握，显然已经意识到，由占人口多数的汉人来统治中国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而当时列国环饲，都愿意用清廷来限制中国的崛起，加上很多省份还是满人控制政权，对于长期任职于中央的袁世凯来言，他是不愿意用激烈的手段来夺取政权的，因为这必然将导致国家的分裂。所以，他采用的是一种渐进式的夺权。
　　
　　辛亥革命，一日之间，中国半数土地易帜，让袁世凯不得不接受暴力革命的方式，但随着和孙文的会谈，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迅速崛起，成了一个迷茫的疑问。
　　
　　首先，中国各省用一种自发革命的方式推翻了清政权，虽然各省打着革命的旗号，但真正奉行同盟会命令的也只有江西的李烈钧，云南的蔡锷是梁的学生，主张的是君主立宪，山西的阎西山，关起门来做皇帝，湖北的黎元洪，主要是南洋新军的将领在主导，根本没把同盟会放在眼里，其他各省，甚至有很多不过是清政府的旧官僚换个门面而已。这样一个群雄割据的局面，需要怎样一种力量来统一？毫无疑问，这是需要一个纽带的，袁世凯首先想到的是同盟会，用政党的理想和凝聚力来把各省联系起来，于是，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北京之谈便出现了。  作者： 洹上钓翁 2007-3-11 19:36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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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复：袁世凯称帝的正面意义 　　然而，北京会谈，总体来讲却让袁世凯非常失望，首先，同盟会的精神领袖孙中山，本身就是一个在国外长大的假国人，除了空洞的口号，毫无能力，在个人能力上，他居然幼稚的对袁世凯说，中国的未来就在于三件事，第一是推翻满清，这一点已经完成，第二，在十年训练一百万新式陆军，来获得国家的稳定和抵御外辱，第三，修十万里的铁路，来振兴经济，因为美国就是依靠铁路。完成了飞速的国力的积累的。一百万新式陆军要多少军费？孙大炮大概觉得加加税就解决了。如果中国的民族实业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使修成十万里铁路，又有什么用处？袁世凯对孙的个人虽然在公开场合进行了大大的褒扬，但私下里，是什么想法，大家完全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组织形式上，同盟会也完全不具备一个党派所应有的凝聚力，当时的同盟会只是一种非常松散的组织，大家的目的就一个推翻满清，推翻满清后怎么做？事实证明，同盟会最后连自己控制的省份都摆不平！
　　于是，袁世凯把眼光投向了日本，小小的日本是通过什么来团结国家的上层建筑的？忠君，爱国！这是一种精神的纽带，让日本的武士和商人们放弃了个人的利益，而投身帝国复兴的大业中来的。而中国人，所缺少的不正是一种共同的精神信仰么？看看各省割据的军阀，甚至北洋派系的内部，所有失去理想的人们只能拼命的攫取经济利益，用纸醉金迷来掩盖自己精神的空虚，其实，一直以来，中国人民都不缺少爱国的精神，即使恶劣如东陵大盗孙殿英之流，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曾英勇的率领军队打过几次硬仗。被历史课本骂臭了的大军阀段其瑞，吴佩孚在下野后也都拒绝过出任日伪政权的高官，中国人，愿为国士的执拗从未缺少过，缺少的，只是一个前进的方向，所以袁世凯称帝了，妄图用君臣的孝衣来重新为中国的士人寻找一个理想。我个人认为，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完全可行的。
　　
　　既然谈到袁世凯的称帝，自然要谈到袁世凯的失败，我觉得他的失败并不象历史课本上说的那样是万人唾骂，失去民心的结果，他不是输给了革命党人，而是输给了时间。
　　
　　二次革命的胜利，除了西南几个省份，袁世凯已经完全的控制了中国的局势，事实如此，但反抗的声音并没有真正的消除，袁世凯这一点是清楚的，但他当时对自己的时日无多，相信也是体会得到的，作为中国的华盛顿，一手复兴了汉人政权，他更希望能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强大，这是一种千秋万世的荣耀，出身于士人家庭的他，当然更无法抗拒，于是他转而对军阀内部的割据势力动手，首先，他创立了北洋新军之外的模范团，并以此扩编了几个师，希望能在北洋军之外重新打造一只军事力量来做制衡，老袁是想杯酒释兵权了。北洋内部以段琪瑞为首的军阀不可能不知道，于是，私下的抵制已经开始了。段辞去了陆军总长的职务，冯国章也躲在南京观望风色，如果能再给袁世凯十年的时间，相信他一定可以把北洋那些桀骜的老家伙们卸甲归田，可惜，他和时间赛跑的游戏是无法改变规则的，为了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打造的帝国复兴，他贸然的作出了赌博，于是，他输了。护国战争中，在蔡锷那三千老弱残兵前，北洋军阀们却以一种默许的姿态消极抵抗，袁世凯吐血身亡，而中国人又一次在分崩离析中迎来了另一个黑暗的战乱年代。
　　
　　纵读那北洋时代的历史，当时的各种力量，唯有袁世凯真正能实现中国式的理想，只有在他当大总统的时期，中国是最接近统一的。也是最自主的。最有可能实现中国特色的崛起，可惜，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灾难，让我们在历史的黑夜中且哭且行。。。。

1908年：袁世凯答美国记者问 本文载于1908年6月14日的《纽约时报》，袁世凯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权力极大。这是袁世凯首次正式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面对外国记者，袁世凯回答了中美关系、中日改革的比较等问题。对比后来的称帝等行为，人们难免会对这名老牌政客的宏论打上问号。
    袁世凯审慎揽权心怀机谋
袁世凯当上大清国的直隶总督后，行动谨小慎微，并且总是随身带着双胶鞋。与此同时，他的外国军官们也在稳步扩充和训练着“北洋六镇”，或称新军。这支新军是袁世凯向慈禧太后做出担保，并因此获得许可创建的。接着发生了日俄战争，泛东方主义的浪潮开始觉醒。大清国的新生力量也开始崛起。袁世凯注意到了，他在审慎地估量着这股新生力量的强弱和走向，并给自己设想了一个可能发挥领袖作用的合适位置。然而，他同时也一直都预备好，那就是当遇到哪怕是一丝反对的迹象时，就迅速横跨一步以躲避打击。一方面，他使用着慈禧太后赋予他的权力(她曾依靠他逃脱1898年的宫廷阴谋)；而另一方面，他又在鼓励着进步的因素，并费尽心机地招揽更多有才干的人加入其中，以便让这些人为他自己的个人前程效力。
袁认识到国内外舆论会造成各种政治机遇，并聪明地利用了它。而此时，比他职位更高但却是更加胆小的官员们还在犹豫不决。袁明智地勇往直前，直到在大清国里除了慈禧太后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争锋。袁在帝国上下正形成越来越大的势力和影响。时值中国的国际处境越来越趋向危急，满族皇室需要他的足智多谋去抵抗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所以，袁被调任为军机大臣，并被任命为外务部尚书。
袁世凯的性格是很有趣的，他的素养也相当全面。他是在如下情形下来负责清国对外关系的：大清国有可能依靠其外交关系而带来国家命运的转折，也寄希望于外交关系能有助于推动清国正发生着的并切实可行的改革进一步取得进展。
     袁世凯同意接受采访
我接到一封官函，说袁阁下同意在他的官邸接受采访。我到了那里后，被领进客厅。这个客厅是欧洲风格的装饰，正像大多数清国高层人士的住宅那样。我知道袁不会讲西方语言，正在纳闷谁来充当我们之间的翻译呢？但很快，随我之后进来了一位清国人，我一时没认出他是谁，后才发现他是童凯生(译音，Tong Kai-son)先生。童188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时，他身着西装在给《南华日报》当期刊编辑。《南华日报》在上海发行，是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当我问到他衣着的变化时，童先生笑着说：“是啊，你知道，北京可不像上海那么开化，这里的人们总是比较保守一些。”
过了一会儿，袁世凯走了进来。早就听说袁非常沉溺于他那艰苦的工作，并且这工作也极大地耗损了他的体力和心神，所以我特别注意观察他的容貌，指望能从中发现一些迹象。但让我惊讶和感到满意的是，袁看上去比我上次见到时好许多。实际上，现在的袁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出了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袁说他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9点钟才休息，其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休息时间，除非偶尔有别的任务让他离开日常工作。大清国缺乏能干的官员，这是清国政治中一个最大的缺陷，也使得大清官员中有限的几位先进人物都被委以重任，并不得不过度操劳。袁自己也承认了这点，然而他似乎不以为苦，倒更像是乐在其中。

正像常常发生在清国官员身上的情况那样，袁通过询问我的近况来开始我们之间的交谈。他问我这次是从哪里来北京的？当我告诉他我刚刚到过满洲时，他就针对我在那里的情况问了一大堆问题，而这也是我非常乐意谈论的事。
      袁阁下大谈中美关系
我非常愿意与袁讨论，因为这让我有机会了解在东方危机的问题上袁自己的观点。但正当我准备记录时，袁却把话题转到了美国总统竞选上。他说虽然他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崇拜者，但同样也相当推崇塔夫脱先生。去年秋天，塔夫脱先生在上海发表了对大清国很友好的讲话，这给清国上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热切期望塔夫脱先生能有机会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并说很多清国人都有这种情感，因为他们觉得塔夫脱先生对远东的情况非常了解，并且真诚地倡导要尊重大清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作者： 洹上钓翁 2007-3-6 12:4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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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08年：袁世凯答美国记者问 谈到美国时，袁说道：“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但我觉得，尽管我们两国政府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更接近我们的体制。我已经注意到，受美国教育的清国人，比受欧洲教育的更能容易地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我们国内和管理。并且据我所知，贵国政府的基本规则也与我国政府极为相似。”
“您对中美关系怎么看？”我问道。
袁说：“大清国的政治家们，自从开始考虑我国的国际关系时，就认为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看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切，并且将来也定会继续下去。我觉得，我们需要和贵国保持友好和令人满意的关系，这种需要的程度怎么说都不过分。贵国一直是大清国的朋友，并且贵国人未错过任何机会以无私的方式表示出这一点。的确，美国一直对东方国家非常友好。如果说在不远的将来，大清国在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峻时刻必须挺身抗争的话，我们会期待并信赖美国能够为保护我们的权利而在国际上施加影响。当然我们会对所有那些友好的列强国家抱有同样希望，然而我们更加信任美国。”
“清国人民怎样看待美国舰队访华的提议？”我问道。
“我本人对于贵国政府宣布他们正在善意地考虑我们的邀请而感到高兴。并且我确信，大清国的民众也与我有同样的感觉。众所周知，大清国已经被外国武力很多次地‘访问’过了，我是说包括友好的和非友好的。然而在这件事上，甚至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任何一支外国海军舰队认真考虑过我们的愿望，或者曾友好地等待我们邀请。大清国人民能够通过美国海军的友好访问而理解到贵国对我国的友谊和重视。并且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的舰队会受到我国的友谊和重视。并且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的舰队将受到所有清国人民的欢迎。我希望不会发生什么事阻碍这个计划的实施。大清国人把这件事当成我国对外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袁世凯俨然一名“改革家”
我向袁世凯阁下保证，我自己对大清国有如下印象，那就是：“大清国的管理体制和民众从本质上都是趋向民主的。如果民主的历程一经启动，就将极大地增加帝国复兴的可能。”另外，我还就大清国的现状以及他对改革的期望向他提问。
“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袁说道，“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在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呢？”我问道。
“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真正理清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我问袁，在完成这三项改革的过程中，像日本人那样引进外国顾问以求援助，这样的做法他是否认为有益？他避而不答，而是说，他认为大清国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并且大清国将感谢任何善意的建议和忠告。我相信，事实上，袁确实认为应该引进能干的外国财经顾问和法律顾问，但是，如果在当前情况下公然迫切地提出类似建议，只能对他的政敌有利。因为时下诸如“复兴的权利”以及“大清是国人的大清”等等观点甚嚣尘上，而袁则是一个如此出色的政治家，他在表面上是不会反对这些观点的。虽然他主张他的国家能真正适应西方的观念和方法，即使清国也许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接纳它们。袁说，日本人仅仅是在时间上比大清国早一些通过某些纯物质的外来帮助方式(大清国有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人民，在各民族、各地区的内部利益调整方面也与日本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不太可能采用这种帮助方式)，取得了某些物质上的进步，但这并不能证明日本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就比我们优越，也不能证明在指导我们未来的方针上，日本人的做法从根本上就是正确的。
袁强调说：“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做法就更加聪明。日本人在完成他们国家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纯粹是由于地理和政治环境对他们一直有利，而我们的事业却比他们更加艰巨和繁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自己就不能指望达到类似于日本现在所取得的成绩。日本有外部大国的友好支援，并且在他们国土上也不存在来自列强的私欲和野心去牵制和阻挠他们。把所有这些情况详加考虑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走向所谓现代化的进步过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国在改革的具体部署上进行明确的对比是不可能的。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开明人士在这方面能够给大清国以赏识和鼓励，并能在大清国面临的改革伟业面前，给予我们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援，正像他们在一个类似的历史时期曾给予日本的一样。除非遭到某个列强大国的肆意进攻，在一般情况下清国政府并不要求更多的外来援助。但我确实认为，在评估我们的发展进程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进程的潮流之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批评得过于严厉和苛刻。”

袁用下面的话结束了我们之间的交谈。他说这是他首次正式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并且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他对美国总统及美国人民的诚挚问候。在引用袁世凯阁下的话时，我当然未能精确地遵循他的措辞，尽管童先生把袁的话翻译成了英语的习惯用语，但我仍尽量希望能保持语言和神情的原貌。当然，袁在某些话题上是有保留的，这是很自然的事，并且在这种环境下无疑也是非常恰当的。毫无疑问，袁对自己目前在大清国政治舞台上所面临的危险非常清醒，他不但非常明了这些危险的源头所在，而且也知道这些危险在他前进道路上可能会发生怎样的作用。

新闻专稿：清国铁腕袁世凯采访录(1)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1月05日 00:23

连载:帝国的回忆   作者：郑曦原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1908年6月14日

　　托马斯·F.米拉德

　　北京，4月20日讯：

　　在西方人的眼里，长期以来代表大清国形象的，只是从四万万芸芸众生中站出来而非常突出和确定的几个人而已。正是这些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或许能够开辟出一条道路，以迎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对于关注和研究远东问题的人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认真地对待这些人。大清国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仍保持着名义上的主权，并且在外来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叫嚣声中继续下去。大清国的领土组成现在处于这样一种境况:她可以全部被分割，在日本和欧洲列强之间重新分配；或者，在公正和富于同情心的外部力量鼓励和援助下，成功地改革陈旧体制，沿着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向前进，做自己民族命运的主人。然而，不管出现哪种情况，清国人本身的愿望都至关重要，而这也就引起人们对清国当代政治人物的人格和个性的关注。

　　袁世凯是这些人物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也确实在这些趋向进步的高层官员中被推认为第一。虽然他步入政界已经超过30年，但只是在过去的10年里，他才成为这个国家的要员，并且在过去的三到四年里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声望。

　　学生时代的袁世凯虽然有从政的抱负，也努力通过了各项考试，但他并不是特别有才气。其后的多年里，他主要从事军务。在大清国的所有官员里，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的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他展示出了这样的一种才能，即详尽而精当地重组和指挥了朝鲜的军队，并且在日清战争前不久，他还作为清国官员居住在汉城。他参加了这场对清国人来说可谓是损失惨重的战争，然而，他的声誉和威望并未受到多大损伤。这表明袁是一个具有异常才智的人。

　　改革的事业：李鸿章遗留下的使命

　　从青年时代起，袁世凯就受到李鸿章的鼓励和呵护。李鸿章发现了袁世凯异常的秉性，并且袁早期的进步也归结为受到这位清国著名政治家的影响。现在，袁世凯成了李鸿章的真正接班人。李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仍然隐约地发挥着巨大的影响。1901年在他去世之前，我曾和他有过短暂的谈话，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并且仍然关注着国家的未来。在生命处于弥留之际，他把一些年轻人召到床前（其中就有袁世凯），并把改革大清国的使命交到了他们的手中。当把大清国的改革与李鸿章这个人相提并论时，还会有人发出冷笑吗？

　　李鸿章和当时其他清国高官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他有一个比其他人更为宽阔的视野。当然，在他身上也有混迹官场必不能少的一些传统恶习。然而，他毕竟远远地走在了他这个时代的前面，并且预见到：他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会需要那些具有前瞻眼光和进步思想的人。据说李鸿章在临终前请求清国皇帝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结果袁获得委任担当了这个重要职位，这标志着袁世凯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开始崛起。

　　人们发现，在大清国凡是有职位的人当中，对袁世凯的评价是多种多样的。我就听说过他被称为政治家、改革家、煽动家等等，还有一些稍微不同的其他称号，而每种称号后都会跟着一大堆详细的描述。说人们对他的评价都有几分道理，这也不是不可能。不过，人人都认为他是“重要人物”，并且人们正在逐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袁世凯是大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

　　袁当然不是大清国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富有才干，野心勃勃。在李鸿章死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中，他看到了自己将成为大清国政治舞台第一角色的机遇。他也从清日战争和“义和拳”叛乱中正确地汲取了教训。他认识到，大清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巨变，但他也深深了解大清国的国情。

　　大清国的改革家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提高了他们的声音，事实上，多年来他们一直在鼓吹进步的学说。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被流放、被处决。袁在仔细地观察帝国的现状，观察北京宫廷那些胆怯和垂死的党派，观察时代发展的种种迹象，他似乎已经得出结论：在改革的大潮里，他将登上权利的顶峰。这里所说的改革并不是那种如果改革家失败了就会掉脑袋的改革，而是用大写的C开头的保守的改革，这种改革并没有激进到要立即引起新旧体制的决定性对抗，而是允许进步分子们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适当采取些行动。

袁大总统是新中国的创立者　是改革开放的缔造者和引路人 　（编者按：这是1916年6月7日美国一家报社记者采访行已下台的袁世凯的手记。它也许对我们反思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对我们展望中国民主发展进程有所帮助。）
　　
　　他明显老了，一脸的倦容，坐在太师椅上慢慢地摇晃。睁眼看到我的时候，有些突然和尴尬。屋子里灯光柔和但是有点灰暗，依稀能看到椅子上的龙垫和龙套，墙头上挂的精致的军刀。他穿的是青色丝绸长袍。1916年6月7日，在北京东城的一个胡同的深宅大院里，我采访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洪宪王朝的第一位君主。
　　
　　他其实已经在等我的到来。早就听说袁对美国记者彬彬有礼，我还是小小心翼翼地开始了我们的对话，请问怎么称呼您，皇上、陛下还是袁大总统？此时袁世凯称帝一事已经举国哗然，两个多月前被迫退位。他是河南人，在北京居住也很多年，看得出他听到我的一口京腔京韵的中文，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惊讶。“什么总统、皇上的，现在一介平民，就叫我老袁吧。”
　　
　　我的时间有限，直接切入了正题。“现在再看恢复帝制一事，如果时间能倒流，你还会再做同样的决定吗？”袁世凯一声长叹，“这事没干好，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想继续说下去却半晌无语，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眼睛还是忍不住开始有点湿润了。这正是一个将流芳百世的采访需要的情绪和气氛，但我不能让它失控，开始引导他：“为什么会想到恢复帝制，大总统不已经能号令天下了吗？”袁有点激动了：“他们都说这是民心所向，说中国国情适合君主制，说是为了中国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我问：他们是谁？袁伸出他的手指，“全国各地的劝进请愿团，包括「各省公民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女子请愿团」，甚至「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请愿团」都是一致要求「君主立宪，恢复帝制」。不仅如此，为劝进而成立的「筹安会」，请愿团还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一时间，各种请愿团云集北京，齐集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请求我‘俯顺民意，早正大位’”。袁说到激动处，“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古德诺
　　
　　写了一篇题名为《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登载在美国《亚细亚日报》上，强调中国人只宜「君主立宪」。”
　　
　　说到民意，我问他平常看哪些报纸。“有三四份报纸，主要是《顺天时报》”我追问那你读到的民意是什么？袁有一声长叹：“克定害我…….他自掏三万银元购买报纸印刷设备，每天按照《顺天时报》的固定格式印制一份“宫廷版”《顺天时报》，把反对帝制的言论一律改为歌功颂德，让我读着高兴。直到有一天我家的丫头到外面买零食五香蚕豆，用整张真版《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被三女儿袁静雪发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和他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文章调子不同，赶忙找到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大吃一惊。两张报纸的日期虽然相同，而内容却有很多都不一样。”
　　
　　做记者多年，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新闻传播业历史上只有一个读者的报纸，为中国人的创造性吃惊。我好奇地问后来呢。“袁静雪觉得很奇怪，便去找二哥袁克文问是怎么回事。袁克文早就看见了和家里不同《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说破，并鼓动袁静雪去跟我说。袁静雪把真的《顺天时报》拿给我看，我气得吐血，用皮鞭将袁克定痛打一顿。”
　　
　　我仍然不明白，既然知道真相，为什么不改变做法呢？袁说：“都到那个份儿上了，中国的事情你还不太明白，这生米已经煮成了半熟饭，这让我这个大总统也一定要煮下去。再说了，有反对意见其实也不奇怪，还有那么多支持者呢。中国的事情，是没做成时，很多人都反对，做成功了，大家就都赞成了。”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众院以一九九三票全数无异议通过请袁世凯当皇帝。于是，袁世凯在今年的元旦，穿上了用八十万银元做就的龙袍，册封了他的九个姨太太为后、嫔、妃，接受了百官「三呼万岁」的朝贺，把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当上了「洪宪皇帝」。  作者： 218.247.228.* 2007-1-27 01:2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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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袁大总统是新中国的创立者　是改革开放的缔造者和引路人 　　
　　我问他当了皇帝之后，有哪些事情意想不到？袁的脸看着由灰变黑，然后变青，嘴唇有些颤抖，“没有想到全国各地的劝进声变成了声讨和反对，我最亲信的参谋长陈宦最先在四川宣布独立，接着湖南汤芗铭独立……克定害我，克定害我！”
　　
　　这是袁世凯对他的大太子袁克定的第三次斥责了。“为什么袁克定是帝制最积极的拥戴者？”“是因为他想继位当皇帝。”我听得目瞪口呆，这中国深不可测的宫廷政治原来有些道理如此浅显，浅显得吓人。
　　
　　我看着这个只有五十多岁却显得垂垂老矣的中国政治领袖的眼睛，“你怎么评价自己的历史地位？”
　　
　　“李鸿章死后，朝纲崩弛。我是体制内渐进改革的领军人物，支持地方自治和君主立宪，任内阁总理而统领新政，既得到国内改革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人的支持，也赢得了西方的普遍支持。在我的倡导下，清廷颁布了“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一场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在全国兴起，各地纷纷成立民间的立宪团体，向民众普及宪政知识和敦促政府加快立宪进程，为后来建立民国做了良好的准备。如果我的新政渐进改革，不被体制内的保守派与体制外的激进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合力夹击所中断，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
　　
　　他的脸上露出了光芒，“即便后来革命党闹事，我是中国终结满清王朝，开辟共和的开国总统啊。从清末到民初，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推行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政策，与时俱进。兴学重教，开通民智，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前无古人。正是由于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新文化大师才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kj传；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我翻阅过去的报纸杂志，舆论普确实遍评论袁有驾驭复杂国际国内局势的能力。
　　
　　袁越来越兴奋，仿佛这不是采访，而是美国的总统竞选演说。袁世凯也不象全是自吹自擂，我的同事《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于 1908年4月采访了他，在在托马斯的眼中，袁世凯“虽然不是清国的改革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袁世凯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李鸿章的最佳传人，一直负责推动整个大清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少数可以左右李鸿章之后的大变局、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人物。他“素质全面”，具有“异常才智”且“野心勃勃”，善于利用政治时机并有能力把自己推上最高权力的宝座；他吸取了中日战争和义和团式反西方的教训，主张尽量寻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和谅解，以便推动改革。
　　
　　我没有打断他，等他停下来，我问他：“那二十一条呢？”他的声音明显提高好几度，“那二十一条，我不签字，也有别人签字。再说签字于不签字，日本人亡我之心都不死，路人皆知，以它的实力强行索要，谁能挡得住吗？这只是缓兵之计而已，这个国家就是我的，我为什么要卖？”
　　
　　为了避免他失控，我把话题叉开，在问他怎么评价中美关系？袁表现出强烈的亲美倾向：“美国一直是大清国的朋友，从未错过任何机会以无私的方式表示出这一点，……我们更加信任美国。因为美国一直对东方国家非常友好，从未显示过哪怕是轻微的军事部署要去攻击它们。大清国如果遭遇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峻时刻，我们抗争会期待并信赖美国能够为保护我们的权利而在国际上善施影响。中美关系之重要这在门户开放政策中如此，日清战争中如此，在未来也会如此”
　　
　　“您对中国未来改革开放的前途怎么看？”他看上去不愿意触及这个伤心的话题，袁世凯作为体制内渐进改革的头面人物，推动的是允许进步分子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适当采取些行动的改革，并反对引起新旧体制的决定性对抗的措施。当谈到中国民众对民主制度的态度时，袁世凯说：“我们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作者： 218.247.228.* 2007-1-27 01:2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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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袁大总统是新中国的创立者　是改革开放的缔造者和引路人 　　
　　因为它牵涉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如果给我时间再加上机遇，我能够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当前压倒一切的是稳定问题，没有稳定就什么也谈不上。”
　　
　　我又回到他的名声和地位问题，引用了民间报纸的评论：“报纸上说，你当上大总统之后，暗杀宋教仁、操纵国会、媒体、法院和选举...干尽下流勾当；你的称帝为自己留下了千古骂名，更遗留下军阀可能混战的局面，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崩溃…面对这些指责，你的回答是什么？”。我已经做好准备看到他的爆发。没想到他却平淡地笑了笑。
　　
　　“我比赵匡胤、朱元璋还是差一点啊，”他端过茶杯细细喝了一口。“在中国谁不想当皇帝呢？过去的人想当皇帝，现在的人想当皇帝，未来的人还会想当皇帝的，你还年青，可以观察中国的未来，不信就等着看吧。你刚才看到我哭了，我不是哭做错了决定，而是哭这事干砸了。中国有着出产皇帝的肥沃的土壤，天天以揣摩上意见风使舵谋生的寄生虫满地都是？“十三太保”里边有个声称最具理想色彩的杨度，称帝一事还没谱呢，不是也已经把自己想成新朝宰相赶着在巴黎定做大礼服吗？我只要使个眼色，杨度就网罗名流组织“国体研究学术团体”，到全国请愿联合会。再看看那20省区军事首长，个个都通电 “速正大位”。看看冯国璋那段词儿了：您老功德巍巍，群情望治，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的啊！中国有的是这等人才啊。”
　　
　　“那个反贼孙文，自己当总统的时候，就要总统制，我当总统的时候，就要实施内阁制。他还远未成气候的时候，就要人宣誓向他个人效忠。他也就是这辈子没有真正掌握过权力，要掌握了大权，一样是个想当皇帝的主。”
　　
　　袁显然是说到了兴头上，忘记了这是采访，他继续滔滔不绝地不容我打断。“我不就杀了个宋教仁吗，他还是个娃娃，三十二岁，去了几天日本，研究了几天宪政就觉得了不起，他懂个屁啊。现在批评的人多一点，都是那报纸杂志惹的祸，培养出一些自以为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人。要是我称帝成功了，只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就能把中国重新建设成一个文盲国家。我还是心慈手软了点，原来想杀鸡给猴看，吓唬一下其他人。我要是狠点，把他们全弄到北京，一网打尽。”
　　
　　“现在这些人骂我，要是我招安了各省将军，各地诸侯，一个一个杯酒释兵权，马放南山；到那时候，每杀一个人，都有全国人民给我叫好，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杀人是独夫民贼，那时候杀人就是伟大领袖。我们这个文化就兴这个，我也没办法”
　　
　　我原来以为很了解中国哲学，这下又被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再一次弄糊涂了，我问他：你曾经说“天下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做帝”,“万一有人要逼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从此不问国事”。袁世凯笑了笑，“嘿，这话是说给愚民百姓的，说说而已，中国的四万万愚夫愚妇会当真，你怎么当真了！”
　　
　　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去世了，也就是在接受我采访前一天。他给我留下精明但和蔼的领袖印象，多少年过去了，还能看到他隐隐约约的身影，总觉得他还活在中国人中间。
　　
　　（摘自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