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面御史”袁可立
2018-01-05 孙墨焓 袁氏家谱文化
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28岁的袁可立赴任苏州府推官。“专掌刑名”的推官是司法的七品芝麻官。到任之初，袁可立恰遇恶少当街欺侮一名弱女子。袁可立上前怒喝制止，恶少一方人多势众，袁可立只带两三随从，反被对方拿下。
为羞辱袁可立，恶少强命一路人掌掴袁可立。路人害怕不敢，袁可立说声“我自己来”，抬手扇了自己几耳光。
接应官员赶到后，将恶少一干人等收押。随从不解他为何自打耳光，袁可立说：“路人受胁迫打我，按律法会受惩治。我自己打自己，则可让他免受惩罚。”
袁可立，睢州(今睢县)人，是明代著名的能臣廉吏，为明熹宗帝师，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是“四朝元老”。晚明时，他和袁崇焕、袁应泰并称“武三袁”。
袁可立官声卓著，在苏州和登州两府名宦祠被祭拜数百年。在苏州名宦祠，他和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清官并列，是明清五百年间入祀苏州名宦祠唯一的七品官员。
晚明国势日颓，外有敌寇虎视眈眈，内有阉党操控朝政。袁可立因做事干练果断，被熹宗评价为“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
在推官任上，袁可立一干就是七年，“打虎”“拍蝇”，平反了许多冤狱。苏州是江南重镇，豪强遍地，百姓好讼，官场水深。“水深”，在于时任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和礼部尚书王锡爵都是苏州人，苏州的一举一动，牵动着朝廷的视线。袁可立初涉官场，连他的老师、熟谙官场的陆树声也不禁为这个得意门生倍感忧虑。
然而，这个以“强项”著称的豫东汉子偏不甘于随波逐流。当时，主政苏州的一个是应天巡抚李涞，一个是苏州知府石昆玉。1591年，为官清正的石昆玉因整治地方豪强而触怒李涞，李涞反诬石昆玉有罪，上奏弹劾并将石昆玉逮捕入狱。由于李涞的靠山是礼部尚书王锡爵，官场上下没人肯站出来为石昆玉说话。
两人的冲突，袁可立洞若观火。他上书为石昆玉辩诬并担任主审官，按律依法为石昆玉洗雪冤情。真相大白后，袁可立书写案牍，当着李涞和苏州一众官员的面大声诵读，使李涞羞愧难当举屏自障，自请去职。
小小的七品推官，推倒了四品大员，一时成为苏州坊间热议的话题。
1594年，袁可立还审结了一起轰动朝野的重案。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董范之变”。董范之变，与豫剧《七品芝麻官》情节非常相似。
湖州乌程有两家权贵，一为曾官至礼部尚书的董份，一为嘉靖辛丑科状元，曾官至国子监祭酒并当过万历帝师的范应期。两人虽赋闲乡里，却纵容子孙和家奴侵夺百姓田产，鱼肉乡里。监察御史彭应参出巡湖州，董、范“怨家千人”拦轿告状。彭应参接状后，责成乌程知县秉公查办。在彭应参的支持下,乌程知县抓捕了范应期等人，上演了一出“芝麻官审状元”的戏码。
范应期不堪受辱，在狱中上吊自杀。范妻跑到京城告御状，万历皇帝大怒，将彭应参削职为民，并流放了知县。朝廷的举动激怒了当地百姓，冲入董、范两家进行打砸。两厢矛盾相激，大有酿成民变的危险。一时间，大小衙门没有哪个敢接这个“烫手山芋”。
案子让浙江主政官员非常头大，经商议决定征召袁可立处置。袁可立到职后做了两件事，一是把百姓揭发董、范的诉状分发各县审理，表明官方“不私袒护”的态度，并在查实董、范两家侵占民田的事实后，责其退还；二是对百姓一方参与施暴闹事的为首者“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其余不予追究，使这一轰动朝野的事件很快平息。
办了这么多大案，袁可立的名声传到几十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耳中，他将袁可立提拔为山西道监察御史。袁可立离苏之日，苏州百姓箪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绝。
当上御史后，袁可立巡视京都西城，发现时常有太监仗势杀人，文武百官都不敢问。袁可立将杀人太监的罪行张榜公布时，恰又有作奸犯科的太监撞到枪口上，袁可立将其拿下问罪时，有人拿重金找到袁可立说情，袁可立勃然大怒，说：“杀人偿命是国家法律，我只知道头顶三尺有神明，管他是谁的红人！”将说情者赶出门外。
皇帝见软的不行，就绕过内阁下旨豁免这个太监。但袁可立并没有给皇帝面子，毅然坚持将太监正法。由此，京城人称其“铁面御史”。
书画大师董其昌与袁可立是同窗至交，曾题《袁可立像》曰其：“忠诚干国，正直立朝”，撰写《节寰袁公行状》四册传世，并作山水画《疏林远岫图》相寄。
董其昌凝神作画时，远在河南的袁可立已溘然长逝，终年72岁。
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节目，曾以《疏林远岫图》为题，讲述了董其昌与袁可立终其一生的千古高谊……（来源：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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