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植与彭德怀的生死情谊
2017-11-05 马 臻 袁氏家谱文化
袁 植
一、同道中人，生死之交
袁植，字彝波，1891年出生于平江县钟洞乡。他家境清贫，但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曾就读于明德中学，后考入湖北陆军中学学习，一年结业后，又考入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二期生，由于是正宗军校出生，领兵打仗精明干练，在湘军中升职很快，被视为英才。1923年遇害，年仅32岁。彭德怀的出身则更为清贫，《彭德怀自述》中讲到他父母早丧，家人靠乞讨为生。彭德怀从十岁开始，给地主放牛、做工，自己曾做过煤窑矿工、堤工等，处境都十分悲惨。实在难以糊口，于1916年参加湘军，当时和袁植同在湖南陆军第二师三旅六团。最开始，袁是见习军官，彭是二等兵。后袁升为营长、团长，彭德怀则一直在他手下做事，有勇有谋，正直慷慨，颇受士兵拥戴。
袁植出身贫寒，靠自己苦读、实干出身，加之在军校受过现代化的军事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因此，为人比较正派，有爱国心肠，且较能体恤下层人民和一般士兵的疾苦。比如当时军阀混战，物资贫乏，渠道不畅，军队里常常拖欠士兵的军饷。有时甚至拖欠到两三年之久，不堪忍受的士兵们往往联合起来“闹饷”，致使军队失去控制。袁植等人同情下层士兵，据彭德怀回忆，面对士兵闹饷，袁的反应是：“营长袁植、连长周磐的态度是只要不扰民，对士兵代表行动表示赞成。”
又如，彭德怀等进步青年军官在军队内部成立了“救贫会”，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但这一组织在当时的军队内部是受到打压的，彭等人出于朴素的正义感和强烈的反抗精神，冒着生命危险来干这一项事业。袁植对此是什么态度呢？彭德怀有一个有意思的回忆：
我们三人和郭老倌及他的小孙子一块吃晚饭。还剩十多元钱，我就带回家了。还谈了救贫会情况，他们都同意第一次会议的四条原则，希望写成正式章程，更具体些。他们希望我回部队。张说：“看看袁植、周磐对你的态度究竟怎样再说。”他们都驻在湘潭，因此表示以后郭老倌的生活由他们照管，要我不必管了。我说那好吧！第二天即回家种田去了。
文中的“郭老倌”，是救贫会的创立人员之一郭得云的父亲。郭得云当时因病突然去世，留下老父弱子，无人赡养。救贫会的成员彭德怀等人都只是些刚能糊口的下级军官，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帮助他们。走投无路时，彭德怀等人想到了上级袁植，想看看袁植的态度。结果，袁植听说之后，爽快地“表示以后郭老倌的生活由他们照管”，并要彭德怀以后不要管这事了。彭德怀当时已经脱离了军队回家务农，且坚决不愿回到军队，和袁植没有什么利害关系。而袁植依然如此照顾，并出于正义感来照顾郭得云的老父弱子，其立场可见一斑。
彭德怀从小家境凄凉，在辗转求生的艰辛岁月里，早早地发现了这个世界的残酷与不公，天生就有一股为下层贫民打抱不平的反抗精神。投入湘军之后，为人刚正，截然不同于当时的兵痞乱流。也许是共同的出身，再加上共同的生命气质，使得两人都互相欣赏对方，虽然当时他们是上下级关系，但彭总说他们两人“气味相投”（《彭德怀自述》），建立了一种深厚的情谊。当时，一些进步军人黄公略、李灿等（后来皆为红军著名将领），都与他们关系亲密。
袁、彭二人之情谊，可以称之为生死之交。1970年，彭德怀元帅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专案组红卫兵们的审问：袁团长为什么那样关心你？彭总在《自述》中回忆了两个场面：
一九一八年春二三月，在衡阳渡过湘江时，我奉命为后卫。全军退过右岸时，袁（营长）还在该地，他问我都过江了吗？我说，我是走最后的。话刚完，发现敌一部已经迂回到我和袁站处侧后千米。我说：赶快沿河走，我在这里掩护（约一班多人）。待他脱离危险，我才撤退的，敌也未猛追。会合时，他说，今天好危险，几乎做了俘虏，没有注意侧后。再在向张敬尧部进攻时，在宝庆战斗中，因选择攻击点不适当，钻入敌人火力集中点，我率一个排（连长周磐）向另一点进行佯攻，转移敌人火力，袁植负轻伤得救，这两次他可能有感激之心。
彭总在烽火硝烟的战场上两次救过袁植的命。而袁植同样也两次救过彭总的命，一次是彭德怀当年杀了恶霸地主欧盛钦，袁植奉命逮捕了彭德怀，但因他与彭德怀“气味相投”，便暗示抓彭德怀的士兵，放走彭。在押解途中，有士兵为彭德怀松了绑，彭德怀趁机逃脱，押解的士兵只是朝天放枪，并不追赶。中央军委组织专家编写的《彭德怀传》一书中分析道：“彭得华（彭总原名）能跑得脱，也和袁植无意穷追有关”。袁植第二次救彭德怀的命，在《彭德怀自述》中没有讲到，但据袁植的后代回忆，彭总在新中国成立后与袁植后人多有往来，曾与他们提及：袁十分信任彭总，将驻守湘江河岸为官盐局收取过往盐船关税的重任委派给他。彭出于公义，私下挪用公款接济士兵委员会的地下活动，被上级发现，命袁植查办处决。彭总又一次处于危险境地，而袁植则再一次冒着风险鼎力相助，让彭总躲过了这一劫难。
二、慧眼识才，着力提携
袁、彭二人气味相投，情谊深厚，但当时是上下级关系，因此，这种情谊也体现到他们的工作关系上来了。袁植慧眼识才，多次提携、帮助彭德怀，促进了彭德怀的成长，为彭以后成为一名著名的军事家、革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彭德怀为人正直，对当时军阀混战、兵匪横行的社会现实十分厌恶，对部队里面的腐败糜烂的现实也深感厌倦。他是一个有军事天赋而有敢做敢言的人，有时候也难免得罪上级。因此，在旧式军队中，彭总曾有卸甲归田、回家务农的想法。幸亏袁植开导，才留住了这位军事奇才。《彭德怀自述》中曾讲到：
过了两天，到黄公略处，恰遇袁植，他问及连中病人情况，我说很严重，有时担任警戒都成问题。袁说：“听说你要消差呀（官叫辞职士兵叫消差）！”我说是的。袁开导似的说了一番。第二天满腔爱国热情的公略来到我处说：“营长不准你消差，以免影响别人，忍耐一点吧。”我说：“上星期一个中学生李灿来当兵，现在第二班。”并把李灿介绍给他，从此，我们三人就成了亲密朋友。
事实上，袁把彭德怀留在军队并加以提携，远远不止这一次。1918年，彭德怀还是湘军中的一名普通士兵，驻浣溪圩集训时，袁植兼任彭的语文教官。他对出身贫寒，文化素养和文字功底并不十分见好的彭多次鼓励。据彭德怀回忆：
我有两次作文，听公略说袁是满意的，打了百分，而且送给刘铏（团长）看了。一篇题《爱惜光阴》。内容现记得有：“大禹圣人爱惜寸阴，陶侃贤人尤惜分阴，况吾辈军人乎！欲为国负重任者也，岂不勉哉……”等，不满三百字。一篇题《论立志》。内容大意：“志不立，吾人无可成之事，国亡家亡，灭种随之。覆巢之下，岂容完卵？弱肉强吞，莫此为甚。吾人生逢斯时，视若无睹，何异禽兽为伍。……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飘荡奔逸，何所底乎？……”亦不满三百字。
彭德怀后来说自己“当时，不懂标点符号，也不懂作文格式，什么叫论，什么叫说，到现在也还不懂。”但却得到了袁植的大力赞赏。作为气味相投的上级和朋友，这样的鼓励，提高了彭德怀学习的兴趣和意志力。
另外一次，是彭德怀杀了恶霸地主欧盛钦，逃亡回家务农。后来，欧盛钦之兄因贪赃枉法被撤职，他们部队也调换了防地，通缉捉拿彭德怀一事，便也无人追究。许多朋友开始开导彭德怀，希望他重新投入军队，有一番做为。但彭因为厌倦军阀混战，不想当炮灰，执意留在家中务农。袁还是想办法，让彭德怀出山。彭德怀回忆：
端阳节前，驻在湘潭的六团军需正胡子茂（民国五年，我入伍时的老连长）来信说，袁团长知道我回了家，他要办工厂，要我替他雇请几名织毛巾袜子、织布缝衣等的技工来厂当师傅。我也想去长沙打听一下劳工组合的情形。到长沙未找到劳工组合门径，遂到湘潭替他找了几名技工，到胡子茂处交代清楚。胡说：“团长有意要你帮他办工厂。”我说：“不内行，还是回家种地。”我当天晚上就走回家了。
彭德怀此时似乎心灰意冷，厌倦了毫无意义的军阀战争。彭深感当时的现实黑暗无道，与之格格不入，他说：“很多士兵和少数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迫切向共产党找出路，但是找不到门路，自己又没有办法，我也是当时这类人之一。” 找不到出路的如果他真的从此在家务农，那么中国现代史上，就缺少一位“横刀立马”的军事奇才了！
袁植以及其他关心彭德怀的朋友，并没有死心。1922年8月，他们作了彭德怀好几次的思想工作，终于让彭德怀重新燃起了奋斗之心。彭德怀答应报考湖南军官讲武堂。当时彭德怀并不是军官，按理说是不能进入讲武堂的。但团长袁植为帮助、提携彭德怀，安排了一个措施，彭回忆：
给彭德怀安置一个军官职位并提供薪俸，这保证了彭德怀能够安心、顺利地入学。彭德怀离开家乡前往就学时，曾对自己的家人谈起过此事。据他当时的妻子刘坤模回忆，“临走之前，我听得他父亲在家里说：‘袁团长惜才，得华（彭德怀原名彭得华）上讲武堂是袁团长（袁植）帮忙送去的’”。（见刘坤模《在和彭德怀同志相处的日子里》）彭德怀也有强烈的上进心，他感到自己文化基础不够，于是提前来到长沙入学，刻苦攻读。近一年的严格训练与勤奋学习，让青年彭德怀成长颇大。彭是在复杂的军事斗争中慢慢成长起来的青年军官，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但缺乏现代化的军事理论素养和军事训练。这次为期将近一年的学习，为彭德怀奠定了坚实的军事理论素养，弥补了彭德怀在知识和训练上的某些不足，为彭德怀后来成长为一位著名军事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翻读《彭德怀自述》和《彭德怀传》等较为权威的历史资料，不难发现，青年彭德怀的成长，与袁植的多次帮助、提携密不可分，这也是彭总数十年之后回忆起这位老友，依然流露出一种感激和赞许之情的缘故。
三、英年遽逝，肝胆相照
古人说患难见真情。朋友处于患难之中、落魄之中，最能考验一个人心中友情的真挚程度和情感分量。如果朋友死后还能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份情谊，为朋友的后事出力、为朋友的家人尽心，则更是难能可贵了。袁植与彭德怀的生死情谊，在袁植死后方才真正彰显。
袁植在军阀混战中，精明善战，因与其上司鲁涤平倾向不合，为鲁所忌惮。1923年10月13日，鲁涤平召开团长以上军事会议，袁植赶来参加，竟被鲁的下属杀害。当时彭德怀与袁植不在一处驻防。彭得知消息后大吃一惊，立即赶往团部营地会商。当时无人敢前往鲁涤平的师部探知情况。大家知道彭德怀英勇机智，且与袁植关系很好，因此托彭德怀前往鲁涤平驻地探知被杀真相，并探听鲁涤平下一步的军事动向。彭德怀翻身上马，单枪匹马奔赴鲁涤平的驻地。据彭总1959年写的《庐山笔记》记载，彭德怀赶到师部时，袁植已经入殓，灵堂上悬着鲁涤平亲笔写的挽联：“生为我官，死为我殡，同僚十载，英雄流热血；……”（下联不清）。鲁涤平在接见彭德怀时表示：袁植的遇难，实在是出于误会，他是我军的杰出人才，哀君不幸，是全军的损失……
自己所钦佩的上司、好友的英年早逝，当时对彭德怀触动颇大。彭总曾自述：“在姜畲杀袁团长，对我刺激太深。”袁植当时是少数能影响彭德怀的人之一，若非袁英年早逝，彭德怀的人生轨迹很可能会变得不一样。
袁死后，彭德怀料理后事，甚为出力。据袁植后人回忆，袁去世后，彭处理了袁生前办的纺织厂的财务，并将这些资金返还袁氏后人，作为袁植母亲及两位遗孀和六个儿女的生活费用。1924年初，因袁植母亲坚持要携儿孙回到故乡平江去，彭德怀与平江钟洞乡的一些乡亲们又帮忙购买大宅院安置他们。此后，历史风云激荡、时代迅速变迁，彭德怀在血雨腥风、金戈铁马的战争中越走越远，与袁氏后人切断了联系。但袁氏后人一直知道自己的父亲有这么一位重情重义、值得托付的生死之交。在困难时刻，他们总会想起父亲的老友彭德怀。
差不多30年后，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的五十年代初，袁氏后人知道彭德怀已经成为了中共赫赫有名的大将领。这个时候，袁氏后人因为阶级成分问题，遭到了种种歧视，生存压力很大。他们开始给彭德怀写信。
据袁氏后人回忆。早在五十年代初期，袁遗孀童氏就曾给彭总写信。彭总当时指挥西北野战军，纵横在广袤的西北地区，得知情况后，他写信要袁植的两个儿子来西北，跟随他参军报国。因为交通很不方便，袁植的儿子迟迟难以到达西北。不久，彭德怀即被任命为抗美援朝总司令，袁植的二儿子袁显参军，前往朝鲜抗美援朝。
1955年2月8日，彭总给袁植长女袁淑回信，鼓励和安慰袁淑，希望袁淑将保存的一些他与袁植来往的信件寄给他看，并寄人民币三十万元作为生活小补。1956年5月22日，彭总又给袁淑书信，耐心细致地做袁淑的思想工作，鼓励她，帮助他疏导家庭婚姻问题。并寄四十万元作为生活小补。此信在文革中遗失了一页，现存内容如下：
袁淑女士：
四月一日来信收到，知道你孩子多，生活有困难，想介绍一两个孩子进工厂，请先将年龄、体格、照片函告，以便向工厂交涉，如能勉强维持学费，最好候他们在初中毕业。你父亲一九二四年遇害姜畲时，我在湘潭市，相隔数十里，详细情节不大明白，但当时……（遗失一页）你被迫离婚，儿女拖累，犹能努力学习，希望继续坚持。你对离夫不道德行为，表示气愤，虽属人情常事，但必须从根本上去认识，这是旧社会的产物，只有正确认识了它是社会原因，才能找到病根，才能更有勇气更坚决地去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同时才有可能树立新的风气，建立新的道德，才能逐渐消减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些不道德现象。因离婚而引起你对婚姻法有了些疑问，我认为你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婚姻法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这些是完全正确的。否则就要承认一夫多妻、强迫婚姻等制度是合理的，当然是不能承认其为合理。那么你们离婚是否应该？这是一个具体问题，要看你们双方具体情况，不能勉强任何一方，如果过于勉强男方或者女方其后果都不会好的。我的意见，这一问题已经过往了，不必再去想它，还是照毛主席指示的三好——工作好、学习好、身体好，把这三好密切结合起来，准备长期坚持下去，克服困难，光明已经在前面。
顺祝
你好！
另寄人民币四十元整希查收作为生活小补。
彭德怀 一九五六年五月廿二日
彭总在百忙之中，仍让能对数十年前的故人之女如此细心地开导、照顾，其情义深重，可谓肝胆相照。袁淑后来被安排到湖南省人民银行工作。袁植的二女儿袁紫东也曾给彭总写信，彭总也回信了，并给平江县委致函，“请查明袁紫东情况及斟情介绍工作”，并寄给袁紫东人民币三十万元。袁氏其他的后人也不同程度受到过彭总的接济与关照。
此外，1956年夏，彭德怀还接袁植遗孀童氏及儿媳、孙子等人来北京国防部招待所相聚。彭总见一老一小不方便，便派秘书及专车接送，让袁氏后人在北京各景区游玩了一段时间。当时老人和小孩身体常常不好，彭总还多次抽空看望。据袁氏后人回忆，彭总每次前来都非常随和亲切，谈笑风生。此后，彭总安排袁植儿媳到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袁植遗孀一家得以在长沙安顿下来。
彭总一生重情重义，正直刚烈，为下层百姓讲了一辈子的话。对故友的后人，常常记挂在心上。彭总生前的机要秘书孟云增在《彭总在中南海》一书中写道：“彭总生活节俭，经常救济烈士的遗属……有一次彭总外出视察工作前，再三嘱咐国防部办公厅，一定要在春节前赶寄30元给袁淑，让烈士家属过好春节。”
故友逝去已有30余年，彭总却依然情谊深重，肝胆相照。这一段友情，在袁植死后依然赤热。（作者单位：长沙市明德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