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保护袁盎”的制度环境
2017-09-03 林水 袁氏家谱文化
导语：
袁盎是文帝时期的老臣，楚人，太史公评价其“仁心为质，引义慷慨”。事件始末
汉文帝的皇后窦漪房，也就是景帝时期的窦太后，为文帝生下了两男一女。大男立为太子，少男立为代王，后迁到梁地，称为梁孝王。窦太后是重情之人，有时溺爱子女未免过分，分不清家事国事的界限，对于小儿子梁孝王，更是“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也许正是揣测了太后的心思，汉景帝和弟弟一起喝酒，承诺“千秋万岁后传于王”，梁孝王虽然辞谢不受，但因为当时汉景帝并未立太子，心中还是窃喜的。
梁孝王并非等闲之辈。汉景帝三年，吴楚等七国反叛，梁孝王镇守雎阳，与吴楚联军对抗三月，立下赫赫战功。七国之乱后论功行赏，梁国扩大了地盘，成为“居天下膏腴地”的大国，北到泰山、西到高阳，四十余城多为大县。于是筑城、造宫殿，一切仿照天子格式，大肆招揽四方豪杰，暗地里制造兵器弩弓矛“数十万”，府内金钱百巨万，所藏珠玉宝器比皇帝还多。因为太后溺爱的缘故，梁孝王每次来长安入朝，都不受诸侯王滞留都城的礼仪规定限制，“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与皇帝一同出入，还能在上林苑打猎。就连梁孝王的随从也能够频繁出入天子殿门，和朝中大臣无异。
“(汉景帝七年)十一月，上废栗太子，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后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关说于景帝，窦太后义格，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辞归国”。
窦太后要求立梁孝王的理由是“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意思是商朝王位传给弟弟，周朝传给嫡长子，其实都差不多。于是，景帝召集大臣议论此事。史记中记载了袁盎“关说”不能立梁孝王的理由：第一，商朝质朴，敬天事鬼，亲其所亲，所以立弟，周朝主文，崇尚土地，尊重本始，所以要立嫡长子以延续后嗣。汉代效法的是周朝，所以不能立弟，要立子。第二，商朝也不是一概而论，太子死后才立弟。第三，立弟为继承人容易引起混乱，比如弟弟死后，国家应该传给谁呢?传给兄之子，弟之子必然要争，最后酿成祸患，反而搞得家破人亡。春秋时期宋宣公不立子而与弟，弟死之后传回给兄之子，最后弟弟的儿子不满，结果刺杀了兄之子，这叫“小不忍则害大义”。袁盎等人把这个理由陈述给了窦太后，太后毕竟不傻，一听就明白了，将梁王遣送回国。
袁盎的担当
袁盎是文帝时期的老臣，楚人，太史公评价其“仁心为质，引义慷慨”。早年因兄长袁哙推荐入朝为中郎，当时绛侯周勃为丞相，志得意满。文帝问袁盎对周勃印象，袁盎直言其是功臣而不是社稷臣，诸吕作乱而不能匡扶汉室，只是侥幸立功，现在面有骄色，应该好好敲打。周勃愤怒地说：我与你大哥那么熟，你小子竟然当廷毁谤我。袁盎不以为意。但是周勃罢相之后，国人上书告他谋反，满朝文武都不敢说话，只有袁盎力陈周勃无罪，最后周勃得释。
袁盎并非腐儒，也并非与宗室有仇。他在汉文帝时期上书建议削减淮南王封地，避免其野心膨胀，文帝不听，后来淮南王果然谋反被抓。袁盎又劝阻文帝不要用囚车押送淮南王入蜀，怕路途遥远、身体出现状况而落下杀弟的罪名，文帝不听，果然淮南王病死道中。为挽救人心，袁盎又提出将淮南王土地一分为三封给淮南王三子，一举平息事端，从此名重朝廷，也为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埋下了伏笔。汉文帝在霸陵游玩，要求马车急驰下坡，袁盎就骑马赶上并排拉住辔头，认为“圣主不乘危”，皇帝不能自轻。汉文帝宠幸慎夫人，袁盎就有意不让慎夫人与帝后同席，劝文帝吸取戚夫人宠幸于高祖生前、高祖死后却被吕后做成人彘的教训。在吴国为相，他别的事情都不敢做，每天饮酒，就是不断上书劝吴王“勿反”而已。袁盎不论是争礼仪还是建议政策，始终是在为汉家的长远考虑，为皇室、诸侯王谋划长久。
在劝说景帝收回成命的时候，袁盎其实已经处于半赋闲状态，每天在闾里小巷沉浮，斗鸡走狗，不太过问政事。只因他是前朝老臣，景帝常常向他请教国策。袁盎所讲不能让梁孝王继位的理由充足，既是替汉王朝的稳定长久考虑，也是从景帝、梁孝王两兄弟后人的福泽平安出发，可谓言之凿凿、推心置腹、情真意切、深谋远虑。纵观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很多，《古文观止》的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讲的就是郑庄公的母亲宠爱小儿子共叔段，甚至策划要弟弟推翻哥哥取而代之，最后导致母子、兄弟反目成仇的故事。而吴国的兄弟四人，倒是酣畅淋漓试了一把，长子诸樊传位给餘祭，餘祭传餘眜，餘眜想传给季札，结果季札发扬风格，逃去国外当闲云野鹤，于是吴国人推举餘眜的儿子王僚即位。结果诸樊的儿子阖闾不干了，认为要么传给叔叔，叔叔不干了应该是自己即位，轮不到王僚，于是找了刺客专诸刺死王僚，自己即位。季札回国后面对内乱的局面大哭一场，不无哀怨地说了一句“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这就是兄终弟及无法克服的制度短板。再联系赵武灵王在儿子之间搞平衡最后活活饿死、宋太宗继承宋太祖皇位后对太祖后人的迫害，不得不承认嫡长子继承制才是封建王朝家天下条件下风险最小、成本最低的制度，而袁盎是真正理解悟透了制度的精神后挺身而出加以维护的。
袁盎的悲剧
徒法不能自行，最终要靠人来执行和维护。然而吊诡的是，历史上很多维护制度的忠臣，却得不到他们忠心辅佐对象的保护。袁盎的下场就十分令人寒心。梁孝王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当年抗拒七国之乱，梁孝王踞城苦守，派兵求援，太尉周亚夫出于全局考虑没有派兵援助梁孝王，虽然最后获胜，但从此埋下嫌隙。梁孝王每次上朝都和太后讲周亚夫的坏话，导致景帝对周亚夫越来越生疏，最后听信谗言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送入狱中，一代忠臣名将绝食而死。梁孝王对待挡自己天子之路的袁盎，更加不会客气，很快就派人去刺杀袁盎。袁盎的声望和风度让前几拨刺客不忍下手，直到最后一批刺客到来，袁盎自报姓名，从容赴死。刺客的剑留在了身上，有司勘验过后发现是新铸之剑，在长安的匠人中查访，很快得知是梁孝王的属下来铸的剑。于是景帝派人搜捕凶手，主事的两个属下公孙诡、羊胜逃到梁王宫中藏匿，最后实在保不住，梁孝王就令他们自杀，把责任推到了两人身上。景帝从此讨厌和疏远了梁孝王，但碍于母亲三番五次哭闹，也无可奈何，最后梁孝王病死，窦太后还埋怨景帝，说“帝果杀吾子”，甚至赌气不吃饭，直到景帝把梁孝王的五个儿子都封为王，才高兴地恢复了饮食。而忠心耿耿的大臣袁盎，自然就算是白死了。
也许是联系到自己因李陵之事因言获罪，而兴起身世之叹，太史公对这一段历史的感慨议论颇多。他引用前人的观点指出：梁王之所以野心膨胀，固然是窦太后偏心、景帝懦弱的缘故，但袁盎以外更无一人是男儿，那些尸位素餐的大臣们又何尝没有责任?最早景帝当着太后说要传位给梁孝王的时候，太后喜悦，但连窦太后的侄子、身为外戚的窦婴都看不下去了，大声说道：“汉法之约，传子适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乎!”义正言辞，说得汉景帝哑口无言，太后下不来台。倘若朝中能多一些窦婴这样的忠臣，正言力争而不阿谀上意，也许早就能打消梁孝王幻想，也不会发生后来袁盎案的悲剧。
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好的制度要收到好的效果，不光要除恶务尽，增加坏人被发现的概率和付出的成本，也要有对好人的保护、申诉、救济机制，尽力避免因坚守正义而招致不幸，如此才能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惩恶扬善、移风易俗，使人见贤思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