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四明袁氏十分重视教育，在族谱中不断地强调“读书不可废”
袁氏重视教育，在其族谱世训中强调“读书不可废”，并代有人出，形成了一支精干教育队伍，积极参与地方教育建设，对宗族及地方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一、促进宗族发展
（一）培养人才后备队伍
宗族的长兴不能只依赖于一两个族人，需要有优秀的人才队伍作为保障，他们是宗族成为望族的关键所在。袁氏宗族能维持望族近200年，其良好的教育为族内持续培养了一支人才后备队伍，其学缘结构、知识结构、年龄层次合理，能形成代际关系的梯队。他们从小在族内接受蒙学教育，或从多位名师学。
及长，以各种途径试举业，入仕途，重交游，袁氏在政坛、文化界都能不断有代表人物出现，保持了宗族在地方各方面的社会影响力。
（二）加强宗族文化建设
有研究者认为世家与文化的互动形成了文化—仕宦—世家—文化的轨迹。确实，一个宗族尤其是文化型的宗族要成为望族，必须要有持续的文化活动、文化成果来彰显。这就要求宗族除了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其内部需要有推动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的动力，比如有一定的激励机制，创造足够的条件，营造浓厚的氛围，等等。
而教育是这些内动力产生的基础和保障。袁氏宗族认识到世家经营的长期性，教育又是关键所在，对宗族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袁氏族人通过教育提高族人的整体文化素养，培养其中的文化精英（这支教育队伍本身就是文化精英）获得社会认可，或及第显贵，或治学有成，参与地方文化活动。
在地方获得一定的文化资源，维持宗族在地方的文化地位，带动宗族内部的文化活动。此时，通过教育，文化精英获得的社会认可就可转化为族人的精神激励，成为族人子弟学习的目标，促使下一代文化精英的产生。
如袁氏族人在书院的授讲，面对的是较高层次的学员，和同道的士人（他们都是名士、官僚的后备力量），有利于积累更广泛的人脉资源；至于受邀讲学，那更是名望、学识的认可。
因此这种形式不仅可以激发族人的自豪感，加强宗族的凝聚力，更是社会对宗族、个人的社会影响力的认可。因此，在袁氏文化世家的发展过程中，教育是文化成果的推手，也是文化成果持续产生的造血机制。
（三）帮助族人获取功名
宋代科举向寒门放开，无论什么人只要书读得好，又能适应考试的需要，就有可能由科举踏上仕途，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教育又是登第扬名的必要途径。袁氏对宗族教育的重视促进族人在科举上有了收获，特别是较同时移民来四明的家族，袁氏族人的成绩显得十分突出。
二、促进地方文化
以“庆历五先生”为代表的教育者的出现，直接带动了四明地区的教育发展。袁氏族人参与到四明地方教育中，教授学生多，且学生大多有成就。他们继承了五先生学术与教育并重的路子，边教学边从事学术研究，成果丰富，使教育与学术的发展进入良性互动的状态。在他们及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四明地方教育发展势头良好。
（一）科举成绩提高
从上述内容可知，宋元地方政府、民间在教育上的投入逐步增加，书院数量逐渐增加，随着教育的普及，教育机构自身建设规范化，从学生徒也在上升中。教育质量高，其最显著的指标就是在科举上的成绩，其中自端拱二年（989）至宝元元年（1038）的半个世纪里，四明才出了16名进士。
而庆历到元祐的半个世纪里，却出了51名进士，比北宋初期增加了3畅2倍。如统计到北宋末，前后不过80年时间，四明出进士108名，比北宋初期增加7畅4倍。
把数据的纵向考察与政府对教育的支持对应起来，可以发现，自庆历兴学以来，四明地方的科举成绩是在提高中的。此后出了2432名进士、12名状元、数万名举人和数十万名秀才童生。
撇开对数据的纵向考察，作横向对比的话，又可以看到教育对四明科举应试成绩的推动。据日本学者近藤一成在《宋代科举社会的形成——以明州庆元府为例》一文中所统计的，北宋初年明州的科举成绩跟其他两浙路各州相似，应试成绩很低，除了政和八年（1118）勉强达到两位数，其余平均只有每届3名左右。
进入南宋，从孝宗朝开始逐年增加，到理宗朝达到高峰，而同期的湖州、常州却表现为递减。这一及第人数逐年递增的现象跟南宋后对教育的投入递增是相似的，也能说明兴教育产生了成效。
科举成绩的提高是显性的。它把一代代越来越多的四明士子推向了各地，这些士人入仕后在地域这条纽带上互相呼应，往来交游，组织起更为宽广的人际关系网，他们对故乡往往能作出反哺。而这种反哺可能是隐形的、长期的，无论是同乡情谊的互助，还是对后进提携、地方政策的倾斜，等等，都是对地方建设的促进。
（二）吸引四方名师
四明教育在宋代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得到扶持，官学有足够的稳固的资金保障，可以延聘名师教学，且对员官有食钱，设等级。这些政策可以吸引有文才但仕途不得意的士人。
书院等自由讲学、以学会友对士人、官僚同样有吸引力。且随着教育的发展，在师资延聘、生源招收上已经形成良性循环，以地方学校为中心聚拢了一批名师，吸引了各地学子。先有“庆历五先生”教化，后有“淳熙四先生”讲学，如王应麟所评述的那样：
宋庆历建学之初，杨（适）杜（醇）二王（王致、王说）楼（郁）公以道德文行，师表后进，或授业乡校，或讲道闾塾，衣冠文献益盛以大，五先生之功也。淳熙之沈（焕）杨（简）袁（燮）舒（璘）诸公以尊德性求放心为根本，阐绎经训，躬行实践，学者知操存，持养以入圣贤之域，四先生之功也。
另有大批名师如郑锷、高闶、高元之、沈炳、张虙、王撝等，以及庆历五先生及淳熙四先生的门人、后学，都曾经执教于明州各书院或私塾，从学者多，且不乏优秀士子。四明知名学者或官员大多出自名师或其门人后学。
（三）推动文化发展
张如安在评说庆历五先生的教育贡献时认为“王安石和庆历五先生开始进行了成功的地方教育改革，为本地区培养出了一批富有真才实学的儒学人才，大大改善了四明地域的文化环境，初步扭转了本地域智力支出在人力构成中的显著低落的局面”，这个结论也同样适用于袁氏宗族，袁氏教育队伍为社会培育了一批文化精英。
这支社会精英是新儒家思想的接班人，他们的活动又推动了新儒家思想的更大范围传播，在地方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单是袁燮的弟子，见于《宋元学案》的就有朱元龙、胡谊、朱震、徐愿、舒衍、孙枝、朱介、魏榘、洪扬祖、傅正夫、郑节夫、邵叔谊、袁韶等13人。在昌国，袁燮就有高足徐愿（字恭先，以诗文入太学），登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进士，史书记载其任福建提举时神勇平乱事：
适黄勇变起，帅漕皆束手退避。独公晏然无惧色，身撄其锋，温辞抚谕，乱卒列拜于前曰：“提举，活佛也。”乃密诣授虎翼都统周喜者歼其渠，一方遂平。入为司农卿兼都曹。人谓公政事，文学出于絜斋（袁燮）。
另有朱介，由举首成进士。许孚，字止斋，隐德不耀，引翼后进。魏榘，字方真（一作）方直，岱山布衣，读书尚义，为乡里师表。许定曾为书院山长。朱绪曾赞叹杨简、袁燮的教育之功：“杨袁教泽尚如新，道岸茫茫孰问津，不乏名儒如许定，岂无好义魏方真。”
（四）形成学术繁荣
从庆历五先生的讲学开始，四明地区教育步入发展兴盛的轨道，并形成了教育、学术的良性互动。前有五先生的拓荒，后有四先生的继起，薪火相传，推动了教育和学术的共同进步，也逐渐确立了四明为浙东学术主要基地之一。南宋时“四明学派”聚集形成，高闶于长春书院，杨简于杨文元公书院，沈焕于沈端宪讲舍，袁燮于城南书院。
另有迂斋楼舫讲舍，其弟子郑清元建甬东书院。陈卓在梅墟建菊坡书院，陈埙讲学于宝幢，称陈侍郎讲舍；山东人焦媛讲学于大涵山麓，称焦微君讲舍。四明书院成为文化教育的主要民间机构，并为学术讨论、学派切磋提供了平台，这是陆学在四明最兴盛的时期，也是袁氏宗族在四明文化界声誉最响亮之际。
清人程璋在《柳汀义学记》中也说：“鄞在宋庆历、淳熙间大儒迭兴，率处隐约，以教诱里子弟，使东海一变为邹鲁，故至于今学者颂诸先生之功弗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