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家训中的女性形象 ——以《袁氏世范》为中心

摘要：在现存众多宋代家训中，《袁氏世范》对宋代女性形象的塑造最为集中和典型。基于此，文章以《袁氏世范》为中心，从男性笔下完美的女性、为上层阶级服务的婢妾以及作为反面教材的恶妇三个方面对宋代女性形象展开分析。通过对三类女性群体的对比分析，进而揭示宋代士大夫追逐德妇的原因：她们维持家庭稳定、维护宗族繁盛；她们是重建稳定的社会性别秩序以及伦理秩序的重要一环。

以往关于宋代女性形象的研究成果多从墓志和文学的角度展开，如《宋人墓志中的女性形象解读》、《女无外事？一一墓志碑铭中所见之北宋士大夫社会秩序理念》、《论<夷坚志>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妇女观》、《论采桑女形象在宋诗中的新变》和《宋代笔记小说中的妇女形象》等。本文则从具有社会规范意义的家训入手，以期获得对宋代女性的另一种认识。与前代相比，宋代家训的数量、种类都大幅增多。社会伦理秩序的沦丧是唐末五代以来混乱社会的根源，社会秩序的混乱不堪导致人们追逐利益并毫无羞耻之心。新王朝成立后，建立新秩序迫在眉睫。而家训的书写和传播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它可以重新树立起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性别制度和人们“忠、孝、节、义”伦理观念。作为社会细胞的夫妇秩序的建立是父子、君臣秩序建立的基础。在现存众多宋代家训中，袁采撰写的《袁氏世范》对宋代女性形象的塑造最为集中和典型，本文就是想透过典型案例来分析典型形象。虽然并不能对宋代女性形象进行完整的囊括，但是却能够对其中的女性窥探一二。

一、男权社会下的完美女性——德妇形象的塑造

在男权社会中，德妇是男性笔下和他们心目中完美理想女性的群体。不仅温柔贤良、聪慧有识，而且能够教育子女、孝事公婆、为夫守节、打理家事。这样的女子就成为了男性笔下贤妇的理想代表。而袁采的这本家训中拥有这样品质的女性自然也会存在。

1、贤妇。贤妇之于丈夫的顺从、于舅姑及父母的孝顺、对于家庭的管理支撑，对封建社会的家庭至关重要。她们会遵从三从的社会认知：

大率妇人依人而立，其未嫁之前，有好祖不如有好父，有好父不如有好兄弟，有好兄弟不如有好侄；其既嫁之后，有好翁不如有好夫，有好夫不如有好子，有好子不如有好孙。故妇人多有少壮享富贵而暮年无聊者，盖由此也。凡其亲戚，所宜矜念。

她们要在两个家庭之间转换，不仅要以孝事父母，还要以孝事舅姑。袁采指出“凡人之妇，……性行不相远，而有小姑者独不为舅姑所喜。”但即便如此，“然为儿妇者要当一意承顺，则尊长久而自悟。或父或舅姑终于不察，则为子为妇无可奈何，加敬之外，任之而已。”

贤良淑德、能使家庭和睦，处理大小事务，维持家庭的运营，才是理想的女性。“中年以后丧妻，乃人之大不幸。……故中年再娶为尤难。然妇人贤淑自守，和睦如一者，不为无人，特难值耳。”这里说的是中年娶妻的标准，更加直接的表达出了对女性贤德的要求。“妇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务，计算钱谷出入，人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与其子同理家务，不致破家荡产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养其子，敦睦内外姻亲，料理家务，至于兴隆者，皆贤妇人也。……惟妇人自识书算而所托之人衣食自给，稍识公义，则庶几焉。不然，鲜不破家。”贤妇也需要一定的知识和才能，能“识书算”、“识公义”，“料理家务”。

2、慈母。母亲是几乎每一个女性要扮演的角色，对此，书中当然也有对母亲这个形象的阐述。“父母于其子婴孺之时，爱念尤厚，抚育无所不至。……父母方求尽其慈，子方求尽其孝。”“父母见诸子中有独贫者，往往念之，常加怜恤，饮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献，则转以与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为怨，此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贫，父母必移此心于我矣。”在这两条材料中，慈母的形象已经鲜明的呈现出来了：母亲在子女年幼之时对其爱护有加，于成人之后仍然心存记挂，为其打算。

总而言之，作为德妇她们柔顺事夫，孝行卓著，贤惠持家。《列女传》中也有多例：有为夫守节的张氏、朱氏，崔氏、丁氏等；孝女朱娥、彭列女、郝节娥等以及支撑家庭的朱氏、陈堂前等。如袁采所写：“人家不和，多因妇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辈。盖妇女所见不广不远，不公不平。又其所谓舅姑、伯叔、妯娌皆假合，强为之称呼，非自然天属。故轻于割恩，易于修怨。”这其中德妇周全大局，调节并解决问题，促使宗族成员和谐相处促进宗族繁盛。于整个社会而言，是建立起以男权为中心的稳定的社会性别秩序的基石。

二、底层女性的无奈与痛苦——袁采笔下的婢妾与婢仆

由于封建社会的阶级性，另一种群体也随之而生，那就是婢妾。这其中有婢妾和婢仆，前一种需要为主人提供性服务，后一种只是进行体力劳动。

1、婢妾。《袁氏世范》中的婢、妾大都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婢妾可以接近主翁，有机会对家庭造成伤害。“凡人之子，性行不相远，而有后母者，独不为父所喜。父无正室而有宠婢者亦然。此固父之昵于私爱，然为子者要当一意承顺，则天理久而自协。”由于后母和宠婢的原因使得父子之间的关系疏远。婢妾的负面形象还不仅如此，由于其与主翁的亲密关系致使其可以对主家之子造成影响：“人有婢妾不禁出入，至与外人私通。……往往有于主翁身故之后，自言是主翁遗腹子，以求归宗。”或者为一己私利混淆后嗣，在被置于别宅之时“反与外人为耳目以通往来，而主翁不知，至养其所生子为嗣者。又有妇人临蓐，主翁不在，则弃其所生之女，而取他人之子为己子者。主翁从而收养。”

2、婢仆。婢仆为主人家进行各种体力劳动来换取自身的报酬。《袁氏世范》作为家训，对于婢仆这一群体大都以如何管理出发，由于“妇女之易生言语者，又多出于婢妾之间斗。婢妾愚贱，尤无见识，以言他人之短失为忠于主母。”而“使主母与人遂成深仇，为婢妾者方洋洋得志。”正因如此，对于他们认为“愚贱”的婢仆，若有小过则：“不可亲自鞭挞……惟徐徐责问，令他人执而挞之，视其过之轻重而定其数。虽不过怒，自然有威，婢仆亦自然畏惮矣。”但当其过较大时“婢仆有顽很全不中使令者，宜善遣之”即将其赶走。“婢仆有奸盗及逃亡者，宜送之于官。”

较之于婢仆，袁采对婢妾更为深恶。由于与主翁的特殊关系，婢妾会比婢仆有更多的机会对家庭造成伤害，于是袁采将婢妾的行为警示后人：“凡婢妾不可不谨其始，亦不可不防其终”，“世俗所宜警此，免累后人”。但对于婢仆，袁采只是认为其无远识，喜欢搬弄是非求得主人的信任，并无过多的否定。

三、士大夫心目中的反面女性——《袁氏世范》中的恶妇形象

女性中既有德才兼备，温柔娴静的理想完美形象，也有与其相反的另一种形象——恶妇。她们被士大夫所耻，用她们作为反面教材告诫自己的后代。

家庭中的女性她们喜欢搬弄是非，会经常引起家庭失和：“凡人之家，有子弟及妇女好传递言语，则虽圣贤同居，亦不能不争。”因为子弟和妇女喜欢在背后传递话语，大凡普通人的家庭都会引起争斗。“人家不和，多因妇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辈。盖妇女所见不广不远，不公不平。又其所谓舅姑、伯叔、妯娌皆假合，强为之称呼，非自然天属。故轻于割恩，易于修怨。”而后妻和妾她们往往以自己在主翁面前的影响力来离间父子的关系，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如劫于悍妻黠妾，因于后妻爱子中有偏曲厚薄，或妄立嗣，或妄逐子，不近人情之事，不可胜数。”“凡人之子，性行不相远，而有后母者，独不为父所喜。父无正室而有宠婢者亦然。”

另一类恶妇包括了几种行业的妇女：“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妇人以买卖、针灸为名者，皆不可令入人家。凡脱漏妇女财务及引诱妇女为不美之事，皆此曹也。”

对于恶妇，袁采持一种非常贬低的态度，在对这类女性的描述中，往往伴随着这样的文字：“如劫于悍妻黠妾……皆所以兴讼破家也”，“有子弟及妇女好传递言语……两家之怨至于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言不听”，“彼兄弟之贫者，虽深怨其妇女……盖由见识见识高远之人不听妇女之言，而先施之厚”等等。袁采以此告诫后人，不能对恶妇的行为听之信之，否则就会“兴讼破家”。

四、结语

在《袁氏世范》中，描写最多的是德妇群体。她们“婉娈闺房，柔顺静专”。在对以上三类女性形象的对比中不难发现，在袁采这样的士大夫眼中，德妇无疑就是他们笔下的完美女性形象。

宋代的性别秩序并不像汉代以前一样稳固，古风的《中国婚姻小史》中就以沈括等为例，认为当时大臣普遍惧内；包括古风在内的多位学者认为宋代改嫁的妇女增多，社会观念并不以改嫁为耻贞节观念淡薄。统治者急需重新建立起以男权为中心的稳定的社会性别秩序。而从政治角度而言，伦理秩序的建立则是以社会性别秩序为基础的。唐末五代的伦理秩序的缺失，使得人们多于对利益的追逐而丧失了对于伦理的崇拜。夫妻、父子、君臣秩序的重建对于新建立的王朝的稳定性给予了由下而上的加固，这对于在混乱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宋王朝">有着非常的意义。就像罗斯书中写到的“它们（礼仪）是把民众束缚在一起的契约；一旦解除契约，民众便陷入混乱状态。”由此，礼仪秩序的建立对于社会秩序以及政治稳定是不可或缺的。

来源：百度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