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七载县令考述》之初为溧水、江浦令

摘 要：袁枚于乾隆七年至十三年出任江苏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县令，显示出仁爱之心与非凡的吏才；但亦饱尝“俗吏”之苦，并因“风流”遭人非议，从而导致日后辞官。

袁枚自乾隆七年(1742)外放，先后于江苏溧水、江浦、沭阳、江宁任县令七载。他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亦不乏仁者爱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思想，所以七年来确实为百姓干了些好事，颇有政绩，以致“市人至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清史稿》袁枚本传)">，显示出袁枚出众的吏才。他称得上是一个清官、好官。

一、初为溧水、江浦令

袁枚离京后先至金陵拜谒长官，谒毕心情抑郁，作《谒长吏毕归而作诗》二首，其一有“书衔笔惯字难小，学跪膝忙时有声。晚脱皂衣归邸舍，玉堂回首不胜情”之句，其二有“偶参转运庭，伛偻趋而左。黯然神始伤，县令乃是我”之句。为自己不能不对长官卑躬屈膝、降低人格而感到痛苦。但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故而暂且委曲求全。

袁枚外放首先是任江苏溧水县令。溧水在南京东南百馀里，是一个偏辟的小县。袁枚于五月份的一天抵达溧水，次日即与前县令交接，听罢前县令介绍溧水情况，深感“人世”之艰难。袁枚有诗记云：

县令为我言：江南最难作。皇帝爱民心，民奉为孤注。借此群号呼，饥黎争欲赴。妇女攀轮辕，呵官相抵牾。帑金虽百万，顷刻宁得富？食者未覆盆，饿者已前仆。更闻二麦伤，秋来弥足惧……（《途中寄金二质夫》）

溧水县生产落后，百姓生活贫困，又导致社会治安不好。前县令束手无策，故朝廷派袁枚来扭转局面。袁枚一介书生，初次任令就面临这样的局面，不能不感到巨大压力，以及身为“父母官”的沉重的责任，一时竟产生“惴惴殊自怖”的畏惧心理。但袁枚毕竟是有上进心的人，是有仁爱心的“儒生”，他还是暗暗表达了改变溧水现状的愿望：

愿持吟咏怀，弦歌安士庶；愿持编摩手，搜剔除奸蠹。幸宽大吏嗔，冀免乡人恶。

袁枚决心转换其人生角色，即由吟诗作赋的书生文人变为安民除奸的行政官员。这是客观现实与主观责任感逼迫袁枚作出的抉择。

袁枚很快就适应了县令的角色，并抓住了治理政务的关键。孙星衍尝记云：

枚尝言为守令者，当严束家奴吏役，使官民无壅隔，则百弊自除。其为政，终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讼狱，立判遣，无稽留者。（《故江宁县知县前翰林院庶吉士袁君枚传》）

袁枚认为“为令”之道，其一是民主为政，尽量清除官民之间的隔阂，彼此沟通，使民情能及时上达，法令能及时下传；其二是以法治县，这与他自幼受其擅刑名之学的父亲袁滨的影响有关。后一点在袁枚看来尤为重要，故除了及时处理讼狱之外，更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法治措施，以整顿社会治安。孙星衍记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