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功臣、中科院院士袁承业

2018-01-02 何超群 袁氏家谱文化

袁承业，1924年生于浙江上虞，有机化学家。1948年毕业于国立药学专科学校。1955年获原苏联科学副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58年建立与领导核燃料萃取剂研究组，解决了我国国防工业的急需。上世纪70年代结合我国有色金属的综合利用研制成功分离稀土及钴镍的多种萃取剂。与合作者在大量实验数据基础上进行“萃取剂的结构与性能研究”，以后又用量子化学、分子力学、模式识别、因子分析及相关分析进行处理，从而将萃取剂化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与研究生在有机磷化学的基础研究方面获得很好的成果。发表学术论文280余篇，其中半数以上发表在国外著名杂志，获美国专利两项，获得国家级奖励6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国家发明三等奖3项。2001年获何梁何利基金奖。

采访袁承业还是2007年初春的一个早晨，阳光透过窗户缓缓洒进上海有机化学所一间几平米的办公室。83岁高龄的袁承业，戴着老花镜，潜心伏在桌上研读一本外语刊物。直到记者走到跟前，轻声问好，他才抬起头……来上海前，早就听说袁承业院士只争朝夕，至今依然孜孜不倦永攀科学高峰。

眼前的一幕，让人对这位长者肃然起敬。

“上虞的精细化工园区搞得不错！”也许是家乡记者的身份让他倍感亲切，袁承业院士一开口就说到家乡，“不瞒你们说，我自己从事这一行，所以我对上虞精细化工园区留意更多一些，不止一次听人介绍精细化工园，它是国内建设规模最大、发展前景最好、辐射功能最强的精细化工制造基地之一，真不简单啊！”

我父亲是搞化学的，自己也是搞化学的，如今家乡出了个这么有名的精细化工园区，袁承业说虽然他和父亲并没有为家乡的精细化工园区作过什么贡献，但家乡的发展让他感到由衷地自豪。

一脉相承结缘化学

说起结缘化学，可谓一波三折。伴随着袁承业院士记忆闸门轻轻启开，我们有幸聆听到一段传奇经历。

这一切都与父亲有关。用袁承业自己的话：“父亲是一位潜心科研的老化学家，勤奋的学者，一生立志科技强国。我喜欢上化学，以及我后来的人生道路，父亲给我的影响很大。”

1924年农历八月十四日，一名男婴呱呱坠落于上虞小越镇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3年后，父亲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后来去美国留学，并获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后，在南京卫生署麻醉药品处及军医学校药学系工作。他的名字叫“袁开基”，他为儿子取名叫“袁承业”。“子承父业”，这是父亲的初衷。

“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我２岁就离开家乡来到南京。”后来抗战开始，刚念完小学的袁承业随父亲迁到广州，后来又去桂林、贵阳、重庆和成都等地。

“抗战八年是我们一家人生活极不安定的时期。”袁承业回忆说，他曾念过七个中学及两个补习班。“但无论物质生活多么艰苦，父母亲总是千方百计保证我的学习。”他清晰地记得，在广州期间，住房遭日军轰炸而被迫迁到郊区。“但父母为了不耽搁我的学习，不惜高昂的学费，将我送进沙面（广州的租界）英国人办的学校读书。在重庆时，在英国安利英洋行供职的大伯父，建议父亲把我送到英国总行当练习生，减轻家庭的负担，但父母坚持要我在国内读完大学。”

受父亲的影响，袁承业自幼对化学充满兴趣。“但是父亲认为有机化学是一门实验课，而当时的大学并没有这个条件，因此并不支持我学化学。”在这种情况下，袁承业考取了当时很难考的经济系，可是一年学习后，他发现自己与经济学无缘。于是，在父亲的建议下，1944年袁承业考入国立药学专科学校。

“我遵循父亲教导，有机化学不能脱离实验，没有实验的有机化学是纸上谈兵。”虽然，当时学校的实验条件极差，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更没有煤气，但袁承业还是想尽办法完成实验：用木炭炉加热，高位槽盛井水作冷凝管的循环水，认真完成实验报告。

“当时我还有个优越的条件，就是父亲当时供职的天原化工厂化工研究所有实验室，假期我就到他那里去做实验。”也就在那时，袁承业通过实验合成了一种新的杀虫剂ＤＤＴ，化学的神奇让他从此无法释手。

造原子弹攻坚克难

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50年代中期，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为了防御，中国也要搞原子弹。”搞原子弹，要攻克三大技术难关。

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中国科学院许多研究所投入攻关，上海有机所精兵强将也首先参与第一个难关的攻克。袁承业就是其中发挥过出色作用的一员。

制造原子弹的原料是铀-235，但是一般的天然铀能作为原子弹的成分只含千分之几。首先，要把铀从矿石中冶炼出来，下一步是最重要的也是难度最大的工作，就是通过氟化铀不断连续扩散，把氟化铀-235与挥发性差异微小的氟化铀238分离和浓缩出来。这是制造原子弹的头号难关。

核燃料萃取剂是用于从低品位天然铀、钍矿石中提取能级金属铀、钍的重要原料。萃取铀、钍是研制原子弹不可缺少的环节。1958年，中科院受二机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委托，向上海有机所下达研制萃取剂的任务。有机所及时部署由袁承业研究员负责，组建以陆熙炎、徐元耀、叶伟贞、施莉兰等人为研究骨干、有60多名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参加的攻关队伍, 分几个小组多路探索几类萃取剂的研制。

从1959年开始，经过实验室研制和实验厂中试，于1963年就向二机部的有关单位提供产品。袁承业在叶伟贞的协助下，根据我国的原料特点，创制出新型的中性磷萃取剂P350和P311。尤其是P350，它的铀、钍分离系数比国外常用的萃取剂TBP高80倍，许多技术指标均高于TBP，被用于铀、钍分离。他研究的萃取剂不仅类型齐全，而且品种系列化，后来都实现了产业化生产，源源不断满足了核燃料生产的需要。为了使萃取剂的研制与使用有机地结合，袁承业和一帮研制人员还深入到厂矿现场，观察产品的使用情况。

“提取铀用的萃取剂的研究，在当时对国防建设起了关键作用，没有它就提取不出纯铀。研制成功这种特殊萃取剂的科技人员，是有机化学研究所的袁承业和他领导的小组。”中国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同志在发表的《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文章中这样评价。不但如此，当时二机部的领导钱三强对萃取剂在核燃料制备上的作用也给予很高评价。

袁承业因此获得国防科工委颁发的“献身国防事业”的奖章与奖状。1999年，作为中国科学院40名代表之一，袁承业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的接见。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在袁承业的人生历程中，有许许多多精彩的篇章，莫斯科之行就像人生的又一个新起点，让他在汲取知识养分的同时，找到了精神的榜样。

1951年９月，新中国派出第一批30名医学研究生赴原苏联留学，每人攻读一个专业，袁承业名列其中。留苏研究生送别会上周恩来总理的一番话至今响在耳畔，“你们安心去学习，三五年后回来，国家需要你们。”回忆当时的情景，袁承业满脸深情，正是这份殷殷寄语，一直鞭策着袁承业“为祖国的建设与强大多作贡献”。

“当时卫生部选派的医药专业的首批留苏学生是一个很特殊的队伍，除像我这样的青年学生外，还有久经沙场、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他们不但学习勤奋，而且态度和蔼可亲。”袁承业说，印象最深的是钱信忠、潘世征和涂通今三位同志。钱信忠学习保健组织、涂通今学习神经外科、潘世征学习普通外科。三年后，他们都获得了医学副博士学位。当原苏联人民得知这3位副博士是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老战士时，无不为之赞叹。媒体评论说：“钱信忠、涂通今、潘世征走上博士之路，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在向科学文化进军中经历了又一个二万五千里的新长征。”

“这些老大哥在生活上也特别照顾我们，我清晰地记得潘世征是我们党小组长，而钱信忠是党支部书记。星期天，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潘世征同志的厨艺较好，常常由他掌厨，十来个人一大桌菜，吃到最后，总让我来‘总结’把剩菜都吃光……”

在老大哥们的影响下，袁承业加倍努力，并得到了原苏联著名教授舍米亚金的青睐。在论文答辩时，研究所特意请著名教授舍米亚金院士作为其论文主要评审人。1955年，袁承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论文答辩，获科学副博士学位。1956年，舍米亚金院士应邀来华讲学，出于对袁承业的关心和爱护，还就袁承业的工作安排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及化工部部长提出建议。

袁承业一生热爱的就是工作，一心想为国家多作贡献。“当了院士以后，可以不受退休年龄的限制，可以继续工作，带研究生。”在袁承业看来，这是当上院士后最令他欣慰的事。

2005年6月，中组部组织一批院士专家踏上贵州考察之旅，81岁的袁承业欣然前往。“为地方发展出谋划策，义不容辞。”在贵州，81岁的袁承业院士每天不辞辛苦，上矿山、下车间，与干部职工座谈研讨，中午匆匆忙忙吃一口饭，顾不上休息，下午又继续到另一个企业考察指导。“我来就是要到厂矿多跑跑，多看看，尽我所学，多留一点东西在这里。”他质朴的话语让在场的人为之动容。

“饮水思源，祖国与人民培养我成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理应为国家的建设和强大多作贡献。”多年来，袁承业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教育他的学生。“你为什么来这里？如果为钱、为名的话就请走开，为科学就请进来。”这是袁承业为每一位投身其下的研究生出的第一道考题。迄今为止，他已培养出博士研究生15名，硕士研究生24名。